一、命相與廢相
太祖自下集慶後，自領江南行省平章與元帥府元帥，時猶以一官自處。元至正二十四年，太祖為吳王，始定官制，仿元制設中書省，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吳元年，至正二十七年。官制尚左，改善長為左，達為右。達方連年統兵，平漢平吳取中原，實不與省務。洪武元年，改相國為丞相，直至四年，皆由善長獨相。四年正月，善長致仕，以汪廣洋為右丞相，徐達以左丞相仍統軍，旋為大將軍西征，廣洋獨相。至六年，左遷廣東參政，而胡惟庸代之，惟庸獨相。至十年九月轉左，仍以汪廣洋為右丞相。至十二年十二月，以御史中丞言劉基為惟庸毒死，帝問廣洋，對曰：「無有。」帝怒其朋欺，貶廣南，尋賜死。十三年正月，惟庸以謀反發覺，誅，遂罷中書省，定制不置丞相。明之有相，惟李善長、徐達、汪廣洋、胡惟庸四人任之，其理省事者實止善長、廣洋、惟庸三人。善長自太祖略地滁陽時迎謁，與語大悅，留掌書記，俱攻滁州，既下，即任參謀，預機務，主饋餉。太祖威名日甚，諸將來歸者，為太祖察其材，而布太祖款誠，並調護其齟齬。郭子興中流言，疑太祖，欲奪善長自輔，善長固謝弗往。太祖師行所克，取郡邑，善長預書榜禁戢士卒，民不知兵。軍機進退，賞罰章程，有所招納，則為書詞；自將征討，則命居守。定榷鹽、榷茶諸法，制錢法，開鐵冶，定魚稅，饒益國用，而民不睏。又裁定律令，奏定官制，帥禮官定朝野禮儀制度。又監修《元史》，編《祖訓錄》、《大明集禮》。祭祀、封建、爵賞，事無鉅細，悉委善長，與儒臣謀議之，為功臣第一，比之蕭何，為真宰相。富貴既極，帝稍厭其驕，以病致仕，恩禮尚隆，復以公主歸其子。洪武十年，與李文忠並命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議軍國大事。十三年，胡惟庸伏誅，善長以與相厚，他坐黨死者眾，而善長以功大，免，又十年，卒誅之。廣洋依違無大建白。惟庸始以才當帝意，曲謹市寵，獨相數年，大為奸利。徐達、劉基均以為言，會基病，帝遣惟庸以醫往，遂以毒中之。與善長相結，以兄女妻其從子佑。善長耄年，竟以惟庸謀反牽染死，遂結千餘年中書柄政之局。洪武間四大獄，連坐動至數萬人，惟庸獄最早發，延十餘年，其獄始竟，不可不稍詳之。
洪武初，帝有厭李善長意，欲易相，《史·劉基傳》：「初，太祖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基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太祖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為之，且立覆。』及善長罷，帝欲相楊憲，《明通鑒考異》以此文為史有誤，憲被誅在三年七月，善長罷相在四年正月，帝欲相憲，當在其前。谷氏《明紀事本末》以為劉基論相在二年十月。《基行狀》敘帝責善長、基論相，皆在元、二年間。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帝問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憤轅也。』帝曰：『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後憲、廣洋、惟庸皆敗。」
《基傳》又云：「明年，洪武四年賜歸老於鄉。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剛嫉惡，與物多忤。至是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人茆捨，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其韜跡如此，然究為惟庸所中。初，基言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南抵閩界，為鹽盜藪，方氏所由亂，請設巡檢司守之。奸民弗便也。會茗洋逃軍反，吏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其事，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挾前憾，使吏訐基，謂談洋有王氣，基圖為墓，民弗與，則請立巡檢逐民。帝雖不罪基，然頗為所動，遂奪基祿。基懼人謝，乃留京不敢歸。未幾，惟庸相，基大戚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疾作。八年三月，帝親制文賜之，遣使護歸，抵家疾篤，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又謂次子璟曰：『夫為政寬猛如循環。當今之務，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聯絡，我欲為遺表，惟庸在，無益也。惟庸敗後，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在京病時，惟庸以醫來，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拳石。其後中丞塗節首惟庸逆謀，並謂其毒基致死雲。」子璉，字孟藻，有文行。洪武十年，授考功監丞，試監察御史，出為江西參政。太祖常欲大用之，為惟庸黨所脅，墮井死。
按誠意之歸隱韜跡，非飾為名高也，亦非矯情也，蓋懼禍耳。《歷朝詩集·劉誠意小傳》云：「公負命世之才，丁胡元之季，沈淪下僚，籌策齟齬，哀時憤世，幾欲草野自屏。然其在幕府，與石抹艱危其事，遇知已效馳驅，作為歌詩，魁壘頓挫，使讀者僨張興起，如欲奮臂出其間者。遭逢聖祖，佐命帷幄，列爵五等，蔚為宗臣，斯可謂得志大行矣。乃其為詩，悲窮歎老，咨嗟幽憂，昔年飛揚硉矹之氣，澌然無有存者，豈古之大人志士，義心苦調，有非旗常竹肓可以測量其深淺者乎？嗚呼，其可感也！」本此眼光讀公遺著，可知大人志士，惟在亂世為有意氣發舒，得志大行則皆憂危之日。其不知憂危者，必為胡惟庸、藍玉之流；知憂危者，則公及漢之張良是也，而公猶且不盡免禍，讀史誠可感矣。然以國家全體而論，當開創之後，而無檢制元勳宿將之力，人人挾其馬上之烈以自豪，權貴縱橫，民生凋敞，其國亦不可久也。功臣遭戮，千古歎漢、明兩祖之少恩，其實亦漢、明開國之功，所以能速就耳。公《史·本傳》又言：「基虯髯，貌修偉，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帝察其至誠，任以心膂，每召基，輒屏人密語移時，基亦自謂不世過，知無不言。遇急難，勇氣奮發，計劃立定，人莫能測；暇則敷陳王道，帝每恭已以聽，常呼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數以孔子之道導予。』顧帷幄語秘莫能詳，而世所傳為神奇，多陰陽風角之說，非其至也。」公於陰陽風角之說，《史》以為非其至，其實可雲達人嗜奇之一蔽。談洋王氣之讒，正以公有術數之長，而動帝聽。公之料事奇中，自由正大之學問所養成之識力，於陰陽風角何預？使果有秘術，何以談洋奏請設官，不能預防其訐；惟庸醫來下毒，不能先燭其奸？臨死使其子上天文書，毋使後人複習，誠悔之耳。
《奸臣·胡惟庸傳》：「惟庸，定遠人。歸太祖於和州，太祖用計拔和州，奉郭子興檄總其軍，事在至正十五年。授元帥府奏差，尋轉宣使，除寧國主簿，進知縣，遷吉安通判，擢湖廣金事。至正二十四年，陳理降，始設湖廣行省。吳元年，召為太常少卿，進本寺卿，《紀事本末》：惟庸故起家寧國令，時太師李善長秉政，惟庸饋遺善長黃金二百兩，得召入為太常卿。洪武三年，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已，代汪廣洋為左丞。六年正月，右丞相廣洋左遷廣東行省參政，帝難其人，久不置相，惟庸獨專省事。七月，拜右丞相，久之進左丞相，復以廣洋為右丞相。自楊憲誅，帝以惟庸為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嘗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徙，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大將軍徐達深疾其奸，從容言於帝，惟庸遂誘達閽者福壽以圖達，為福壽所發。御史中丞劉基亦嘗言其短，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挾醫視，遂以毒中之。基死，益無所忌，與太師李善長相結，以兄女妻其從子佑。學士吳伯宗劾惟庸，幾得危禍，自是勢益熾。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石筍，出水數尺，諛者爭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皆夜有火光燭天，惟庸益喜自負，有異謀矣。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傳，帝怒責之曰：『中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籍戶買馬，艱苦殊甚，使皆效爾所為，民雖盡鬻子女，不能給也。』責捕盜於代縣。代州，洪武二年降為縣，八年二月復升為州。平涼侯費聚奉命撫蘇州軍民，日嘗酒色。帝怒，責往西北招降蒙古，無功，又切責之。二人大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二人。二人素戇勇，見惟庸用事，密相往來，嘗過惟庸家飲，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為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益惶懼。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軍馬。又嘗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曰：『吾有所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者，善長之弟，惟庸婿李佑父也。惟庸令陰說善長，善長已老，不能強拒，初不許，已而依違其間。惟庸益以為事可就，乃遣明州衛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與期會。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嗣君，請兵為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庸殺挽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謀起事，陰告四方及武臣從己者。十二年九月，占城來貢，惟庸等不以聞，中官出見之，人奏，帝怒，敕責省臣，惟庸及廣洋頓首謝罪，而微委其咎於禮部，部臣又委之中書。帝益怒，盡囚諸臣，窮詰主者，未幾，賜廣洋死，廣洋妾陳氏從死。帝詢之，乃人官陳知縣女也。大怒曰：『沒官婦女，止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乃敕法司取勘。於是惟庸及六部堂屬鹹當坐罪。明年正月，塗節遂上變告惟庸。御史中丞商暠，時謫為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訊，詞連寧、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可不誅，乃誅惟庸、寧並及節。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至十八年，李存義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藍玉征沙漠，獲封績，善長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發，捕績下吏，訊得其狀，逆謀益大著。會善長家奴盧仲謙首善長與惟庸往來狀，而陸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唐勝宗、費聚、趙庸三侯與惟庸共謀不軌。帝發怒，肅清逆黨，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乃為《昭示奸黨錄》佈告天下，株連蔓引，迄數年未靖雲。」
胡獄坐死之功臣封侯者至二十餘人，洪武功臣各本傳中可輯也。其以名德特宥者，《宋濂傳》：「長孫慎，坐胡惟庸黨，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孝義·鄭濂傳》：「胡惟庸以罪誅，有訴鄭氏交通者，吏捕之，兄弟六人爭欲行，濂弟湜竟往，時濂在京師，迎謂曰：『吾居長，當任罪。』湜曰：『兄年老，吾自往辨。』二人爭人獄。太祖召見曰：『有人如此，肯從人為逆耶？』宥之，立擢湜為左參議。」宋濂為太子師先後十餘年，太子敬禮之，言必稱師父。以濂學術，實為開國儒臣之首。而浦江鄭氏為三百年義門，《宋史》、《元史》皆有傳，僅乃得免。惟庸誅後十年，而李善長見法時，復有牽染。靖寧侯葉升之以胡黨伏誅，更在洪武二十五年。所謂坐誅者三萬餘人，其名何可勝考。此為明初第一大獄。
洪武十三年正月癸卯，詔書編之《祖訓》，略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聞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雖多賢相，然其中多小人，專權亂政。今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廷總之。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請者，寘之重典。」太祖以置相為秦以來事，古三公論道不任職，六官任職而無總攬之柄，政事由君上親裁，此法自亦不謬。以帝非怠政之君，而中書省為萬幾之所集，作奸者有專擅而無分掣，遂成惟庸之禍，故因噎廢食如此。蓋帝好便給任事之才，不欲用以道自重之士，若劉基即終不能深倚，其故可知。至小人積惡之久，非謀逆無掩蓋之法，天下初定，戎馬之士，反測易生。廢相以後，嗣君能稍勤政，必無奸雄專弄之權。此太祖之特識也。然勤政正未易言，太阿倒持，終不可免，權相之外，又有權閹，事固有出於所防之外者矣。
二、峻法與守法
明初用刑之峻，若《大誥》三編，若胡惟庸、藍玉、郭桓、空印等四案，馭勳貴官吏特嚴。《大誥》於所定《大明律》之外，指定條目，處以極刑，其目有十：曰攬納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人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拋荒田土，曰倚法為奸，曰空引偷軍，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長解賣囚，曰寰中士夫不為君用，罪至抄札。書成，頒之學宮以課士，裡置塾師教之。獄囚有能讀《大誥》者，罪減等。一時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皆賜鈔幣遣還。未幾，復定《續編》、《三編》，時懲元季貪冒，徇私滅公，立法務為嚴峻，於贓吏尤重繩之，其序言：「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而寘之重典。」凡三誥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其《三編》稍寬容，然所列進士、監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猶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還職，率戴斬罪給事。
四案中三案前已略具。藍玉一案，亦明初大獄，茲補述之。《史·藍玉傳》：「玉，定遠人，開平王常遇春婦弟。初隸遇春帳下，臨敵勇敢，所向皆捷，遇春數稱於太祖，由管軍鎮撫積功至大都督府金事。洪武四年，從傅友德伐蜀。五年，從徐達北征。七年，帥兵拔興和。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禽其酋。明年，封永昌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十四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從穎川侯傅友德征雲南，滇地悉平，益祿五百石，冊其女為蜀王妃。二十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馮勝徵納哈出，納哈出降，還至亦迷河，悉降其餘眾。會馮勝有罪，收大將軍印，命玉行總兵官事，尋即軍中拜玉為大將軍，移屯薊州。時順帝孫脫古思帖木兒嗣立，擾塞上。二十一年三月，命玉帥師十五萬征之，出大寧，至慶州，諜知元主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進薄其營。敵謂我軍乏水草，不能深人，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敵無所覺，猝至前，大驚迎戰，敗之，殺太尉蠻子等，降其眾。元主與太子天保奴數十騎遁去，玉以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餘人，又追獲吳王朵兒只、代王達裡麻及平章以下官屬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人，並寶璽、符敕、金牌、銀印諸物，馬駝牛羊十五萬餘，焚其甲仗蓄積無算。奏捷京師，帝大喜，賜敕褒勞，比之衛青、李靖。又破哈剌章營，獲人畜六萬。師還，進涼國公。明年，命督修四川城池。二十三年，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命玉討平之。又平都勻安撫司、散毛諸洞，益祿五百石，詔還鄉。二十四年，命玉理蘭州、莊浪等七衛兵，以追逃寇祁者孫，遂略西番罕東之地，土酋哈咎等遁去。會建昌指揮使月魯帖木兒叛，詔移兵討之，至則都指揮瞿能已大破其眾，月魯走柏興州，玉遣百戶毛海誘縛其父子，送京師誅之，而盡降其眾，因請增置屯衛。報可。復請籍民為兵，討朵甘、百夷。詔不許，遂班師。」
以上節《玉傳》所敘玉之功績。當其北伐已建殊勳，敕書褒勞，而封國改梁為涼，賜券而鐫其過。見下。在玉為武人，不修行檢，不能怨上之寡恩。逮平湖廣諸土司，益祿而即詔還鄉，明示以功成身退之義。玉若稍有學養，正急流勇退時，可以無多求矣。乃以西南多事，復起用之。既有功，復欲延長兵事，請討朵甘、百夷。朵甘地為青海，百夷則緬甸所析之麓川、平緬等司。詔不許而班師，亦其時朵甘、百夷初不為患也。帝之不欲輕啟邊釁，識高於玉，而玉之不必復以軍事自豪，亦可知矣。乃復憤憤爭功，在英主之朝，宜其取禍，然至誅夷滅族，坐黨者萬五千人，則亦太過，非君臣相處之常理矣。
《玉傳》又云：「玉長身赤頁面，饒勇略，有大將才。中山、開平既沒，數總大軍，多立功。太祖遇之厚，寢驕蹇自恣，多蓄莊奴假子，乘勢暴橫。嘗占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怒，逐御史。北征還，夜扣喜峰關，關吏不時納，縱兵毀關人，帝聞之不樂。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慚，自經死。帝切責玉。初，帝欲封玉梁國公，以過改為涼，仍鐫其過於券。玉猶不俊，侍宴語傲慢，在軍擅黜陟將校，進止自專，帝數譙讓。西征還，命為太子太傅，玉不樂居宋、穎兩公下，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曰：『我不堪太師耶？』比奏事，多不聽，益怏怏。二十六年二月，錦衣衛指揮蔣
告玉謀反，下吏鞫訊，獄辭云：『玉同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舶臚侯朱壽、東莞伯何榮何真子。及吏部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為變，將伺帝出藉田舉事。』獄具，族之。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不可勝數。手詔佈告天下，條列爰書，為《逆臣錄》。至九月，乃下詔曰：『藍賊為亂，謀洩，族誅者萬五千人。自今胡黨、藍黨，概赦不問。』胡謂丞相惟庸也。於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凡列名《逆臣錄》者，一公、十三侯、二伯。」
史家敘此事，雲下吏鞫訊，獄辭云云，獄具，悉誅之。其意謂獄吏所具之文如是，其為事實與否，未可定也。《明通鑒》則據明代私家記載言：「初，玉徵納克楚即納哈出歸，言於皇太子曰：『臣觀燕王在國，陰有不臣心。又聞望氣者言，燕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蓋玉為常遇春妻弟，而皇太子元妃常氏，遇春女也。太子殊無意，而語嘖嘖聞於燕王，遂銜之。及太子薨，燕王來朝，頗言諸公侯縱恣不法，將有尾大不掉憂。上由是益疑忌功臣，不數月而禍作。」太子薨在二十五年四月丙子，乃四月二十五日。燕王等來朝，在正月壬寅，乃正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年二月乙酉誅藍玉，即二月初十日，越四日己丑，即頒《逆臣錄》。其間經告發鞫訊，當更需時，玉之禍作，不得即在二月。至八月，《本紀》又書燕王等來朝。上年太子薨後，不書燕王復來朝。燕王處北平，頗任邊事，亦決不能正月來朝，至四月皇太子死而未去，又未必以太子死一歲間再朝。則所言未必盡信，或進言猜忌功臣，不必在太子死後耶？此等記載，皆足為功臣不平之現狀。《明通鑒》又云：「藍玉之獄，詹徽從皇太孫錄其事，玉不服，徽叱令速吐實，毋株連人，玉大呼徽即臣黨，遂並坐。」此語出《名山藏·臣林記》，亦皆不平於當時之事者所為。《明史》詹徽附其父同《傳》，但言性險刻，李善長之死，徽有力焉。藍玉下獄，語連徽及子尚寶丞紱，並坐誅。且《玉傳》徽之與玉謀變，為蔣 
所告，非錄囚時所攀。囚攀問官，明是狡供，以此並坐，並及其子，亦非情理。故未敢以為信也。
太祖之好用峻法，於約束勳貴官吏極嚴，實未嘗濫及平民，且多惟恐虐民，是以謹於守法而致成諸案。如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俱鞭死，《史道同傳》：「為番禺知縣，番禺故號煩劇，而軍衛尤橫，數鞭辱縣中佐吏，前令率不能堪，同執法嚴，非理者一切抗弗從，民賴以少安。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亮祖以洪武十二年出鎮廣東，見《本傳》。數以威福撻同，同不為動。土豪數十輩，抑買市中珍貨，稍不快意，輒巧詆以罪，同械其魁通衢。諸豪家爭賄亮祖求免，亮祖置酒召同從容言之，同厲聲曰：『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也。他日，亮祖破械脫之，借他事笞同。富民羅氏者納女於亮祖，其兄弟因怙勢為奸，同復按治，亮祖又奪之去。同積不平，條其事奏之。未至，亮祖先劾同訕傲無禮狀，帝不知其由，遂使使誅同。會同奏亦至，帝悟，以為同職甚卑，而敢斥言大臣不法事，其人骨鯁可用，復使使宥之。兩使者同日抵番禺，後使者甫到，則同已死矣。」《亮祖傳》：「亮祖誣奏同，同死，帝尋悟。明年九月，召亮祖至，與其子府軍衛指揮使暹俱鞭死，御制壙志，仍以侯禮葬。」此等事，皆抑官威以伸民枉，惟失在太快，當亮祖一奏同無禮，即遣使誅同，不先一問虛實。而其時縣令得自上奏，則權貴不能無所忌憚。若亮祖之武夫不學，不足深責，但使所誣者不死，亮祖亦未至以鞭死償命，但優獎鯁直之縣令，深斥恣勢之上官足矣，然有此等事樹之風聲，勳臣不無相警。史家類記其事，有臨淄縣令歐陽銘，抗常遇春，《銘傳》附《道同傳》：「遇春師過其境，卒人民家取酒，相毆擊，一市盡嘩，銘笞而遣之。卒訴令罵將軍，遇春詰之，曰：『卒王師，民亦王民也，民毆且死，卒不當笞耶？銘雖愚，何至詈將軍；將軍大賢，奈何私一卒撓國法？』遇春意解，為責軍士以謝。後大將軍徐達至，軍士相戒曰：『是健吏，曾抗常將軍者，毋犯也。』」開平、中山固非朱亮祖比。然明初縣令多能為民保障，觸忤貴官，未嘗非恃朝廷之能執法也。合之胡大海子以犯禁酒令而被手刃，駙馬歐陽倫以私販累有司供役而伏誅，足以見例矣。太祖之馭吏，復就《史》中揭一事言之，《楊靖傳》附嚴德珉事云：「吳人嚴德珉，由御史擢左金都御史，以疾求歸，帝怒黥其面，謫戍南丹。遇赦放還，布衣徙步，自齒齊民，宣德中猶存。嘗以事為御史所逮，德珉跪堂下，自言：『曾在台勾當公事，曉三尺法。』御史問：『何官？』答言：『洪武中台長，所謂嚴德珉是也。』御史大驚，揖起之。次日往謁，則擔囊徙矣。有教授與飲，見其面黥，戴敝冠，問老人犯何法？德珉述前事，因言：『先時國法甚嚴，仕者不保首領，此敝冠不易戴也。』乃北面拱手，稱聖恩聖恩雲。」讀此可以想見峻法之為用矣。民權不張之國，不能使官吏畏法，則既豢民膏，復以威福肆於民上，假國寵以殃民，即國家養千萬虎狼以食人耳。故非有真實民權，足以鈴束官吏，不能怨英君誼辟之持法以懾其志也。刑亂國用重典，正此之謂，豈謂對民眾而用法外之刑哉？
三、納諫與拒諫
《紀事本末》敘明祖開國規模，大約明祖能識大計，不待人言，早有定見，逮言者適與之合，有翕然水乳之合。此類事極多，《明史列傳》類敘頗有法，如陳遇等《傳》以純儒高識，導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為帝所敬禮，言無不用，而不敢強以官。薦遇者秦從龍，帝止聞從龍名，從龍居鎮江，帝遣徐達攻鎮江，即屬亟訪從龍。達訪得之，帝即遣從子文正、甥李文忠奉金綺造廬敦聘。從龍來薦遇，又發聘書，引伊、呂、諸葛為喻，尊遇至此。遇來，遂留參密議；從龍亦事無大小，悉與其謀，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二人始終敬禮，其所敷陳，無文字可見，但知為不嗜殺人及薄斂任賢等大指而已，蓋亦非敢以嚴酷之度一律待天下之賢。從龍死在太祖未即大位以前，常與世子親至其家，尊禮無匹；遇死於洪武十七年，太祖屢欲官之而不受，卒成其高，又何嘗敢以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之罪相坐。蓋其有益於太祖者，在救民水火一切根本之計，其品駕乎劉基、宋濂等之上。惟劉基、宋濂、葉琛、章溢諸人，則原本儒術，而文武干濟，亦有實見之事功。宋濂始終以文儒侍上及教太子，未與軍事，然劉基之傾倒於濂，在元代即視為天下之才，惟濂與己。蓋當時之第一流，實為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儒者，視事功乃其末節，太祖皆得而用之，開一代之太平者，其所取之人材固不同矣。《史傳》自一百三十五至一百三十七，數卷中皆見太祖之能容人善，崇信儒臣，絕非馬上治天下之氣度。至以綜核精密之才，佐定法令，足以圖治，其後或不得善終，則皆偏重於才，而德不足以稱之。若陳修、楊思義等《傳》附見多人，如開濟即以奸狡棄市，此亦可以見太祖之尊賢用才，輕重自有分際也。
以上所謂納其言而不待以諫名者，至其以諫自名，太祖之能納，亦自英爽不落常套，姑舉一事為例。《史·周觀政》、《歐陽韶傳》：「覲政以薦授九江教授，擢監察御史，嘗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人，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政執不聽，中使慍而人，頃之，出報曰：『御史且休，女樂已罷不用。』觀政又拒曰：『必面奉詔。』已而帝親出宮謂之曰：『宮中音樂廢缺，欲使內家肄習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無不驚異者。」
按此是何等氣象。明之奉天殿，即今太和殿，奉天門即太和門，以御史監奉天門，立法之意，自是令其防止邪僻，觀政竟肯奉職，可見當時肯任官者，其抱負已不凡，帝竟納之，已奇，納之而聽御史請，親出門邊面謝其過，此豈百世帝王所有？豈但帝王，抑豈稍有權勢者所肯為？清代自高宗以來，御朝不登正殿，有終身未至太和殿者，宮禁深遠。一御史叫呼於門前，傳命交刑部或誅戮之，則聲息可達，若既聽其言，而又從宮中親出以謝過。今試觀三殿之後，復隔乾清宮門，帝起居或竟在乾清宮，其出宮已甚遠，若近代帝王起居，更遠在離宮別館，乾清且為縱跡罕到之地。以太祖所為視之，真不在意計中矣。
又《歐陽韶傳》：「薦授監察御史，有詔曰：『命兩御史侍班。』韶嘗侍直，帝乘怒將戮人，他御史不敢言，韶趨跪殿廷下，倉卒不能措詞，急捧手加額呼曰：『陛下不可！』帝察韶樸誠，從之。」
以上為帝納諫之一例。若其任性戮諫臣，則亦有之。如《葉伯巨傳》，伯巨以訓導應星變求言詔，為明初一大文字，全文載本傳，所言深以分封諸王土地太侈，恐為將來尾大不掉之禍。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肉，速逮來，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帝喜以奏，下刑部獄，死獄中。迨燕王以削奪稱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為有先見。又《李仕魯》、《陳汶輝傳》：「帝自踐祚後，頗好釋氏教，詔征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賜金襴袈裟衣，召人禁中，賜坐與講論。吳印、華克勤之屬，皆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徙橫甚，讒毀大臣，舉朝莫敢言。惟仕魯與給事中陳汶輝相繼爭之，帝不聽。仕魯性剛介，由儒術起，方欲推明朱氏學，以闢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遽請於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無怪臣言之不人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里。』遂置笏於地。帝大怒，命武士淬搏之，立死階下。」汶輝亦「忤旨懼罪，投金水橋下死。仕魯與汶輝死數歲，帝漸知諸僧所為多不法，有詔清理釋、道二教雲」。又《王樸傳》：「性鯁直，數與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爭之強，帝怒命戮之，及市，召還，諭之曰：『汝其改乎？』樸對曰：『陛下不以臣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樸也。』竟戮死。」
以上可見帝之納諫奇，拒諫亦奇，其臣之敢諫死諫尤奇。士大夫遇不世出之主，責難之心，不望其君為堯舜不止，至以言觸禍，乃若分內事也。以道事君，固非專以保全性命為第一義矣。風氣養成，明一代雖有極黯之君，忠臣義士極慘之禍，而效忠者無世無之，氣節高於清世遠甚。蓋帝之好善實有真意，士之賢者，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一為意氣所激而掇禍，非所顧慮；較之智取術馭，務抑天下士人之氣使盡成軟熟之風者，養士之道有殊矣。
四、除弊與流弊
明代之弊，無過於信用宦官。《宦官傳》序：「太祖既定江左，鑒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頒《祖訓》，乃定為十有二監及各司局，稍稱備員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冠服，官無過四品，月米一石，衣食於內庭。嘗鐫鐵牌置宮中，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紀事本末》：英宗正統七年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太監王振益無所憚。洪武中，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置鐵牌，高三尺，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時尚存，振盜去之。敕諸司不得與文移往來。有老閹供事久，一日從容語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還鄉。嘗用杜安道為御用監，安道，外臣也，以鑷工侍帝數十年，帷幄計議皆與知，性縝密不洩，過諸大臣前，一揖不啟口而退，太祖愛之，然無他寵異，後遷出為光祿寺卿。有趙成者，洪武八年，以內侍使河州市馬；其後以市馬出者，又有司禮監慶童等，然皆不敢有所幹竊。」
《史·職官志·宦官》：「太祖嘗謂侍臣曰：『朕觀《周禮》，閹寺不及百人，後世至逾數千，因用階亂，此曹止可供灑掃，給使令，非別有委任，毋令過多。』又言：『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若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用為心腹，即心腹病。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有內侍事帝最久，微言及政事，立斥之，終其身不召。因定制：內侍毋許識字。洪武十七年，鑄鐵牌，文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置宮門中。又敕諸司：『毋得與內宮監文移往來。』然二十五年，命聶慶童往河州敕諭茶馬，中官奉使行事，已自此始。」
《明通鑒》：「洪武元年四月丙辰，禁宦官預政典兵，上謂侍臣曰：『史傳所書漢唐宦官之禍，亦人主寵愛自致之耳。《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輩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而已。若使宦官不預政，不典兵，雖欲為亂，其可得乎？』」此出《紀事本末》而稍節其文。又「四年閏二月，命吏部定內監等官品秩，自監正令五品以下至從七品有差。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不過司晨昏，供使令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閽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吾防之極嚴，犯法者必斥去之，霜履堅冰之意也。』」此純出《紀事本末》。
明之閹禍，古所未有，然太祖之防閹，則較前代為甚。《史》以趙成、聶慶童之奉使市馬，為內臣銜命之始，似亦以作俑微歸其咎，此緣後來為禍之烈，不得不深求之耳。觀太祖以杜安道為御用監，則宮中給使本不必定用閹人，惜當時未有人能提廢閹之議，不若清一代之士大夫，尚有陶模其人，竟請革除閹制也。古用肉刑，受腐刑者守宮，乃為刑人開利用之路，故亦謂之宮刑。後世既廢肉刑，即應並廢閹宦，遷延不改，其患遂至滔天。明歷世患閹，要不得不謂由太祖之作俑，其變遷自見後。
其次為錦衣衛鎮撫司獄。《史·刑法志》：「錦衣衛獄者，世所稱詔獄也。古者獄訟掌於司寇而已，漢武帝始置詔獄二十六所，司馬彪《續漢書》：「武帝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歷代因革不常。五代唐明宗設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乃天子自將之名，至漢有侍衛司獄，凡大事皆決焉。明錦衣衛獄近之，幽縶慘酷，害無甚於此者。太祖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獄中，數更大獄，多所斷治，所誅殺為多，後悉焚衛刑具，以囚送刑部審理。二十六年，申明其禁，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大小鹹經法司。」又《職官志·錦衣衛》：「洪武十五年，罷儀鸞司，改置錦衣衛，秩從三品，其屬有御椅等七員，皆正六品。設經歷司，掌文移出人；鎮撫司，掌本衛刑名兼理軍匠。十七年，改錦衣衛指揮使為正三品。二十年，以治錦衣衛者多非法凌虐，乃焚刑具，出系囚，送刑部審錄，詔內外獄鹹歸三法司，罷錦衣獄。」
此錦衣衛設詔獄一事，不能不謂太祖實倡其始。設自十五年，至二十年而罷，二十六年，又申禁內外獄毋上錦衣衛，此在太祖已為不遠而復矣。其後復設於永樂中，以一鎮撫為未足，又分北鎮撫司專掌刑獄，更以衛獄為未足，又倚宦官立東廠，後更有西廠，校尉與緹騎，更迭旁午，荼毒忠正，慘不忍言，蓋拾太祖已廢之跡也。
又其次為廷杖，《刑法志》：「太祖常與侍臣論待大臣禮，太史令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輕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體。』侍讀學士詹同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勵廉恥也，必如是，君臣思禮始兩盡。』帝深然之。洪武六年，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笞，太祖曰：『六卿貴重，不宜以細故辱。』命以俸贖罪。後群臣掛誤，許以俸贖，始此。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事已見上。工部尚書夏祥斃杖下，故上書者，以大臣當誅不宜加辱為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夏祥乃薛祥之誤，列傳《薛祥傳》：「八年，授工部尚書，時造鳳陽宮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斗殿脊者。太師李善長奏：『諸工匠用厭鎮法。』帝將盡殺之，祥為分別交替不在工者，並鐵石匠皆不預，活者千數。營謹身殿，有司列中匠為上匠，帝怒其罔，命棄市。祥在側，爭曰：『奏對不實竟殺人，恐非法。』得旨用腐刑。祥復徐奏曰：『腐，廢人矣，莫若杖而使工。』帝可之。明年，改天下行省為承宣佈政司，以北平重地，特授祥，三年治行稱第一。為胡惟庸所惡，坐營建擾民，謫知嘉興府。惟庸誅，復召為工部尚書，帝曰：『讒臣害汝，何不言？』對曰：『臣不知也。』明年，坐累杖死，天下哀之。」
廷杖亦明代特有之酷政，太祖明知其非待大臣禮，然卒犯之，為後世作則。朱亮祖誣死道同，猶為有罪；薛祥則端直長厚，坐累杖死，天下哀之，非其罪可知。祥爭腐刑，在改行省制之前一年，即在洪武八年，時明律未大定，有此主張，尚不足怪。至明之廷杖雖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為至榮，終身被人傾慕，此猶太祖以來，與臣下爭意氣不與臣下爭是非所養成之美俗。清則君之處臣，必令天下頌為至聖，必令天下視被處者為至辱，此則氣節之所以日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