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史以來，以元代為最無制度，馬上得之，馬上治之。當其清明之日，亦有勤政愛民，亦有容納士大夫一二見道之語，然於長治久安之法度，了無措意之處。元以兵力顯，試觀《元史·兵志》，止有金軍、補軍、調軍、遣軍之法，別無養軍、練軍之法，是仍裹脅趨利之故技，其它非所問也。元以兵耀萬古，於兵之無制度且然，其它刑罰、食貨，一切苟簡，所謂無規矩而信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無六律而任師曠之聰者也。明承法紀蕩然之後，損益百代，以定有國之規，足與漢唐相配。唐所定制，宋承之不敢逾越；明所定制，清承之不敢過差，遂各得數百年。明祖開國規模，惟《紀事本末》立有專篇，欲錄之不勝錄也，且即盡錄之，亦尚未足見太祖制度之真相也。史載一朝之制度，各為專志，古人言：「讀史要能讀志。」此說是矣，然即讀志而仍未能了然也。今於明祖創意所成之制度，於史志以外，略舉他書，疏通證明之，見明祖經理天下之意。以一二端為例，學者可循是以求之。
國之興亡繫於財之豐耗，阜財者，民也；耗財者，軍也。此就經制之國用言。若夫無道之糜費，如土木、淫祀、私恩設官、後宮濫賞，一切不如法而人人知為弊政者，不在議論之列。先言民事。
《食貨志》：太祖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籍，具書名、歲、居地，籍上戶部，帖給之民，有司歲計其登耗以聞。及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其視戶籍之重如此。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為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余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裡。裡編為冊，冊首總為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一甲後為畸零；僧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冊凡四：一上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存一焉。上戶部者冊面黃紙，故謂之黃冊，年終進呈，送後湖東西二庫庋藏之，歲命戶科給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戶部主事四人厘校訛舛。其後黃冊只具文，有司徵稅編徭則自為一冊，曰白冊。
按此段又見《范敏傳》。為敏所定之法，文字略同。惟文意當申言之，云：「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又云：「黃冊年終進呈，歲命紿事中、御史、主事等官厘校訛舛。」則十年造冊，乃年年有所更改，閱十年而清造一次，非十年中不動也。其後黃冊為具文，自指太祖以後。當太祖時，戶部與司、府、縣均直管此冊，並郊祀薦天。黃面以充御覽，遣科道司官負厘校之責，若有發覺飛灑詭寄之弊，干連者眾，並且常在御覽之中，夫子視此為國本，薦於郊祭。其後，造冊之制，由清襲用而延至於今，惟黃冊早為具文，已浸失太祖重民之恉矣。
洪武四年九月丁丑，帝以郡縣吏每額外徵收，命有司料民田，以田多者為糧長，專督其鄉賦稅。糧萬石，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蒙擢用。八年十二月，並定糧長有雜犯死罪及流徙者，許納銅贖罪。
按明糧長之制，屢革屢復而終革，原其為制，非永制也。始以定里長之法而革糧長，以里長代之，旋又復。景泰間，革湖廣及江北各府及福建等處糧長。自都北京後，南糧運道太遠，宣德間改軍民兌運，民運止達淮安瓜洲，兌與衛所官軍，運載至北，糧長更無召見之路。後來非官累糧長，即糧長擾民，革之猶不盡，時時賴臣工條列其弊，以禁令為之補救而已。然在太祖定法，則以此為天子自與人民親接之一端，見之史者，如《孝義·鄭濂傳》，濂以糧長至京，帝問治家長久之道，對曰：「謹守祖訓，不聽婦言。」帝稱善。據《今言》，洪武時又有詔天下民年五十以上來朝京師，訪民疾苦，有才能者拔用之；其年老不通治道，則宴賚而遣之。自是來者日眾。二十六年，詔免天下耆民來朝，則見《本紀》。此則來者任其自願，不用其言，亦邀宴賚，其來遂無限制，久而不得其益，乃罷之。此皆惟太祖可行之制。充太祖親民之意，不欲專就選士俊士中求言，絕非後來帝閽難扣之象，而一時浮收中飽，惠澤不下之弊，早不禁而自絕矣。
《元通鑒》：至正二十六年二月辛巳，吳下令禁種糯稻，以塞造酒之源。
洪武元年，太祖初立國，即下令：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麻，畝征八兩；木棉，畝四兩；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種桑，出絹一匹；不種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此農桑絲絹所由起。九年，定布絹與米麥相折之價。
按此用《食貨志》文。據《楊思義傳》，為思義任戶部尚書所請定。當時四方軍事正亟，而勸課之為尤亟如此，烏有聽其荒廢或任種有害之物之理。
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許穿由紗絹布；務賈之家，止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由紗。出《農政全書》。十八年，諭戶部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業本必先於黜末，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於是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躬織而萬夫待衣，欲民之毋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宜令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出《洪武寶訓》。
按阜民以節儉為始，治世皆然，何論國難。但必非在上者以奢導民，而徒以禁令束民所能使其耳目歸一，不自厭其質樸也。姑就《紀事本末》所載者證之，至正二十六年時太祖尚稱吳王。六月，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因謂侍臣詹同等有曰：「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師也。」十二月，以明年為吳元年，建廟社，立宮室，已巳，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太祖見雕琢奇麗者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千古之上，茅茨而聖，雕峻而亡。吾節儉是寶，民力其毋殫乎？」吳元年至正二十七年九月癸卯，新內三殿成，曰奉天、華蓋、謹身。左右樓曰文樓、武樓。殿之後為宮，前曰乾清，後曰坤寧，六宮以次序列，皆樸素不為飾。命博士煎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於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舟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甃地。太祖曰：「敦崇儉樸，猶恐習於奢華，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侈麗！」言者慚而退。洪武元年三月乙酉，蘄州進竹簟，命卻之，諭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無玩好之飾；今蘄州進竹簟，未有命而來獻，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其勿受。」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獻。」八月，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特命以銅為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十月甲午，司天監進元所置水晶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詔侍臣曰：「廢萬幾之務，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左右碎之。先是至正二十四年，平漢後，江西行省以友諒鏤金床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耶？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命毀之。十二月已巳，上退朝還宮，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台館榭為遊觀之所，誠不忍重傷民力耳，昔商紂瓊宮瑤室，天下怨之；漢文帝欲作露台，惜百金之費，當時國富民安。爾等常存儆戒！」六年十一月，潞州貢人參。上曰：「人參得之甚艱，毋重勞民，往者金華進香米，太原進葡萄酒，朕俱止之，國家以養民為務，奈何以口腹累人？」命卻之。凡此皆洪武初年之事。太祖惟率先恭儉，而後立法以整齊一國，則人已以樸為榮，以華為辱矣，況復有法令在耶！其中如毀元宮刻漏一事，此亦中國巧藝不發達之原因；但使明祖在今日，亦必以發展科學與世界爭長，惟機巧用之於便民衛國要政，若玩好則仍禁之，固兩不相悖，決不因物質文明而遂自眩其耳目。
二十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天下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先是黃冊之制，以戶為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四柱式；而魚鱗圖冊以土田為主，諸原、阪、墳、衍、下、濕、沃、瘠、沙、鹵之別畢具。於是以魚鱗冊為經，凡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凡賦役之法定焉。其有質賣田土者，備書其稅糧科則，官為籍記之，於是始無產去稅存之患。
魚鱗區圖之制，為田土之最要底冊，明祖創之，清代仍用，然在江南則有之，江蘇之江北即不能皆具。要之，此法沿自明代，今各國之所謂土地台帳，即此法也。明於開國之初，即遍遣士人周行天下，大舉為之，魄力之偉大無過於此，經界由此正，產權由此定，奸巧無所用其影射之術，此即科學之行於民政者也。當時未措意科學，而盡心民事者自與之暗合；苟不勤民，即科學發達，人自不用，此以見政治科學即由勤政精思以得之耳。
又以中原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司，開治河南，掌其事。臨濠之田，驗其丁力，計畝給之，毋許兼併。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給十五畝，蔬地二畝，免租三年。每歲，中書省奏天下墾田數，少者畝以千計，多者至二十餘萬。官給牛及農具者，乃收其稅；額外墾荒者，永不起科。設司農司在三年五月，時中書省猶未廢，故志文如此。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蓋駸駸無棄土矣。
以上兩節皆《食貨志》文。再證以列傳中事實，《循吏·方克勤傳》：洪武四年，以方克勤為濟寧知府，時中原初定，詔民墾荒，閱三歲乃稅，吏征率不俟期，民以詔旨不信，輒棄去，田復荒。克勤與民約，稅如期，區田為九等，以差等征發，吏不得為奸，野以日辟。蓋雖有詔，而奉行仍賴良吏，惟賢有司得行其志。可見詔旨未嘗不信，但吏奸宜戢耳。至二十六年而奏大效，殆仍以賢有司不易得乎？克勤，方孝孺之父也。
觀明祖之勸課農桑，作養廉儉，已足藏富於民矣。夫其軍事方亟，大軍四出，取天下而統一之，華夏略定，又有出塞大舉，加以百廢待舉，建官署，設兵衛，壇廟宮殿，城垣倉庾，學校貢舉，頒爵制祿，時當開創，雖洪武中葉，兵事粗定，而需費浩繁，取於民者似不容緩，且當時專仰田賦，鹽法則借開中以代轉運，不為努項之所取盈。乃自吳元年起，陸續免征，正在軍事旁午之際，至十三年，並普免天下田租，其餘部分之蠲免，且有一免累數年者。蓋足國之要在墾土，有土此有財；豐財之要在自克其欲，移揮霍於私慾者以供國用，則雖用軍之際，不但軍給而並時時有以惠被兵之民，此為定天下之根本。茲匯舉明祖開國時蠲賦之事略如下：
至正二十五年，常遇春克贛州。漢將熊天瑞守贛，常加賦橫斂民財，及其降，有司請仍舊征之，太祖曰：「此豈可為額耶？」命亟罷之，並免去年秋糧之未輸者。《元通鑒》。
吳元年至正二十七年。正月乙未，諭中書省：「太平、應天諸郡，吾創業地，供億最勞。」戊戌，下令：「免太平租二年，應天、鎮江、寧國、廣德各一年。」
五月，令：「徐、宿、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等郡縣，及自今新附之民，皆復田租三年。」
六月戊申，賜民今年田租。自五月旱，減膳素食，及是日大雨，群臣請復膳，乃有是令。
洪武元年正月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核實田畝，諭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其遣周鑄等往諸府縣核實田畝以定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
按此出《紀事本末》。據《明史·章溢傳》，處州田賦，以軍興加至十倍。至是復舊。又《劉基傳》，處州糧復舊，視宋制猶畝加五合，惟青田不加，太祖曰：「使伯溫鄉里世世為美談也。」處州非浙西也，元之浙西道廉訪司轄杭、嘉、湖、嚴、蘇、松、常、鎮、太各屬地。《食貨志》：「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惟蘇、松、嘉、湖，怒其為張士誠守，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簿為稅額，而楊憲為司農卿，又以浙西膏腴，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賦視他方倍蓰，畝稅有二三石者。大抵蘇最重，嘉、湖次之，杭又次之。」志文如此。蓋至是始遣鑄等往核，其後迭有輕減，而至今猶為田賦獨重之地。太祖以喜怒用事，是其一失，然究是對於偏隅，其大體固能藏富於民，深合治道也。
二月乙丑，命中書省定役法。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恐役及貧民，乃議驗田出夫。於是省臣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尋編應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饒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歸。其田多而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資其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畝資米二升五合。
按此為古法。地與丁皆民所應輸於國，至清代康、雍兩朝，攤丁於地，始不復計丁，而人口亦愈難統計矣。
閏七月，詔免吳江、廣德、太平、寧國、和、滁水旱災租。
二年正月庚戌，詔曰：「朕淮右布衣，因天下亂，帥眾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五年，荷天眷佑，悉皆勘定。用是命將北征，齊、魯之民，饋糧給軍，不憚千里，朕軫厥勞，已免元年田租，遭旱，民未蘇，其更賜一年。頃者，大軍平燕都，下晉、冀，民被兵燹，困征斂，北平、燕南、河東、山西今年田租，亦予蠲免。河南諸郡歸附，久欲惠之，西北未平，師過其地，是以未遑。今晉、冀平矣，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今年稅糧悉除之。」又詔曰：「應天、太平、鎮江、宣城、廣德，去歲蠲租，遇旱，惠不及下，其再免諸郡及無為州今年租稅。」
三年三月庚寅朔，詔免南畿、河南、山東、北平及浙江、江西廣信、饒州今年田租。是月戊戌，蠲徐州、邳州夏稅。
四年正月戊申，免山西、浙江被災田租。二月，免太平、鎮江、寧國田租。五月，免浙江、江西秋糧。八月甲午，免中都、揚州、淮安及泰、滁、無為等州田租。十一月，免河南、陝西被災田租。
是年十二月，漢中府知府費震坐事逮至京師。震，鄱陽人，以賢良征為吉水知州，有惠政，擢守漢中。歲凶多盜，震發倉粟十餘萬石貸民，約以秋成收還，民聞皆來歸，鄰境民亦爭赴之。震令占宅自為保伍，籍之得數千家。上聞其事，曰：「此良吏也，宜釋之以為牧民者勸。」越二年，證實鈔局提舉，擢震任之。十一年，帝詔吏部曰：「資格為常流設耳，有才能者當不次用之。」超擢者九十五人，而拜震戶部侍郎，尋進尚書，奉命定丞相、御史大夫歲祿之制，出為湖廣佈政使，以老致仕。此從《明通鑒》及《震本傳》輯。明祖用人，以能勤民事者為標準，天下自然多循吏，而亂後之民得蘇息矣。
五年六月，振山東饑，免被災州縣田租。又自五月至七月，鳳翔、平涼二府雨雹，傷豆麥，詔免其稅。又蘇州府崇明縣水，詔以所報恐未盡，令悉免之。八月，免通州、海門縣被水田租。十月，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諸郡縣田租。
地方報災，不予駁查，反恐所報未盡，令免通縣之稅，民斯勸矣。此下太祖蠲賦在各地方者不概列，以省煩復。
洪武十三年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己亥，免天下田租。
按修德以消天變，古來政論如此。果能修德，自有益於民生，即恆以天變為警動而為之，仍盛德事也。漢文、景之世，恆有賜民數年田租之事。明祖當天下初定，已能如此，非自處於撙節以愛養天下，何以得之？
洪武十五年五月丙子，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產鐵，元時置官，歲收百餘萬斤，請如舊。」帝曰：「朕聞王者使天下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今軍器不乏，而民業已定，無益於國，且重擾民。」杖之，流嶺南。
明祖時時以言利為非帝王之體，至杖流言利者。就明代言之，萬曆間言利之細人蜂起，礦使四出，無礦而指為礦，以訛索破民之家，則與太祖開國之法意正相反。《食貨志》：「徐達下山東，近臣請開銀場。太祖謂：『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不可開。』其後有請開陝州銀礦者，帝曰：『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征銀無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也。』臨淄丞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帝黜之。」此皆洪武年間之事。不害民即所以利國，深合中國聖賢遺訓。萬歷時盡反其所為，貨財積於宮中，民窮為亂，外患乘之，一代興亡之龜鑒如此。
二十年九月，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為定額。」上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民？」不許。
稅額按近年酌定，令必如額，尚非甚病民也，而明祖且不許。萬曆間，稅監四出，無稅者起稅，無所謂額，閹人橫行，有司稍計民命，即奏予重譴，下獄有至十餘年者。前後相較，興亡之故瞭然。
二十七年三月庚戌，上諭工部曰：「人之常情，飽則忘饑，暖則忘寒。卒有不虞，將何以備？比年以來，時歲頗豐，然預防之計不可不早。其廣諭民間，如有隙地，種植桑棗，益以木棉，並授以種法，而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按軍興時以食為急，種糯米恐其釀酒，則禁之。及是時歲豐食足，上年二十六年，已核墾田至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駸駸全國無棄土，乃於足食之外，計贍其衣被之需，及豐其製造農具之木植。明祖可謂盡心民事矣。且桑、棗、棉之田免稅，其餘裕又足以惠民。此制直至清末，吾鄉田畝，尚有免賦之桑棗田，各鄉各圖皆有此種田額若干，其實已不種桑棗。其鄉有公正之董事，以此為地方公產，否則為豪強所擅有之無糧田。蓋良法美意，日久間有廢弛，然其初時德意不可忘也。又蘇州最稱賦重，太倉舊本屬蘇，亦在重賦之列，清中葉以後，以地多產棉，遂援《賦役全書》中棉田免稅之例，請得蠲減。此皆沿舊時明制之惠。後來蠶絲為輸出之大宗，民間以種桑利厚，不拘桑棗地之免稅，雖仍納普通田稅，亦願種桑。至各縣之桑棗額田，今未知其存否矣。
是年八月乙亥，遣國子監生分行天下，督修水利。上諭工部曰：「湖堰陂塘，可蓄洩以備旱潦者，因地勢修之。」復諭諸生曰：「周時井田制行，有瀦防溝遂之法，故雖遇旱潦，民不為災。秦廢井田，溝洫之利盡壤，於是因川澤之勢，引水溉田而水利興，惟有司奉行不力，則民受其患。今遣爾等分行郡縣，毋妄興工役，毋掊克吾民。」尋給道裡費遣之。明年冬，河渠之役，各郡邑交奏，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水利既興，田疇日辟，一時稱富庶焉。
此與上洪武二十年定天下魚鱗圖冊，均遣國子生而不遣官吏，是明初以社會之事任用學生之成績。水利為農田根本，今天下舊有之堰閘皆壞，河渠失修，旱潦之患，動輒數千里為一災區。明祖於天下初定，全國大舉為之，建設之偉，無過於此。
明初用國子監生為此兩大事，皆以全國為量，以民生為本。可知其求於士者，絕非後此溺於八股之意。又有一事可以互證者，二十五年秋七月，岢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教諭張恆紿由至京師，上問民間疾苦。皆對曰：「職在課士，民事無所與。」帝怒曰：「宋胡瑗為蘇湖教授，其教兼經義治事；漢賈誼、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陳時務；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親詢問，俱無以對，志聖賢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竄之遠方，榜示天下學校以為鑒戒。此事見《紀事本末·開國規模》篇，而《明史》則載《門克新傳》內。太祖之期待學校師生本意如此。
次言軍事：
《明史·兵志序》：「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制，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蓋得唐府兵遺意。」夫所謂得唐府兵遺意，後人於唐府兵之本意，初不甚瞭然，即於明之兵制，亦沿其流而莫能深原其本。即如唐以藩鎮割據而亡，此在玄宗以前烏有是事之牙櫱。唐之府兵，一變而弓廣騎，此不過宿衛改用募士耳，猶之明於永樂間改立三大營，景泰中又改團練營，皆不過京營之變遷。至唐變方鎮而開割據之門，明變召募而成民變之禍，則皆純乎忘其本矣。今惟由明之衛所軍以窺見唐之府兵，且知明與唐之初制，其養兵皆不用耗財，而兵且兼有生財之用，兵制之善，實無以復加。此不可不稍詳其制度，以為談中國兵事者作一大參考也。
第一，先考明衛所兵是否即唐之府兵。
《新唐書·兵志》：「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據此文，即知與《明兵志》文適合。
第二，再考明衛所兵餉械之所出是否與唐府兵之制同。
《唐兵志》：「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鍾、橛、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床二，鐮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滕皆一。麥飯九斗，米二鬥，皆自備，並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人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又云：「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據此文，兵一人至一火、一隊，皆有應自備之食糧及用具，而此外又有介冑戎具，則不在內。其尚未能明瞭者，此所備之時限，是否為每一年期所納之數。既勞其力為兵，又令自備各具與糧，自必因其所耕之田由國家所給，即以此代租稅為出征時之用，而平常之給養自仰於田之收穫，不待言也。觀其軍中置有坊主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可知軍有軍之戶口農桑，絕與無田無宅借餉以餬口之兵不同。至介冑戎具出自何所，《唐志》皆未言明。此則證以明制，則知皆出於兵之所供，而兵之能供此費，皆由應納之賦稅，有具糧械以納者，尚有如民田所應納之租者在，此應據明制而推知者也。
《明史·兵志》：「太祖下集慶路，為吳王，罷諸翼統軍元帥，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革諸將襲元舊制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諸官號，而核其所部兵，五千人為指揮，千人為千戶，百人為百戶，五十人為總旗，十人為小旗。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連比以成軍。其取兵，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諸將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歸附，則勝國及僭偽諸降卒；謫發，以罪遷隸為兵者。其軍皆世籍。此其大較也。」
定軍衛法，《本紀》不載，《紀事本末》系之洪武元年二月，《洪武聖政記》則系之元年正月。《劉基傳》：「太祖即皇帝位，基奏定軍衛法。」則可知自在元年之初，且此為劉基所奏定。《聖政記》亦云然。
初定之兵數，較洪武元年所定之數略少，非少也，初定時，但定軍制，未定軍籍，故止計兵數，官長不在內。洪武元年所定，則以衛系籍，兵與官皆附衛為籍，世世不改，則並計人數而較增多耳。附籍之後，受地執業，有室家，長子孫。一家之內，為軍及官者一人；其餘人丁，官之子弟為舍人，兵之子弟為余丁，既為出缺時充補，又為正兵及官調發時或勤操練時執耕稼之事。於是兵非浮浪之人，充兵非消耗之業，養兵非糜費之事矣。其受地執業之制，出於屯田。明之初制，無軍不屯。此衛所之根本制度，亦即府兵之根本制度也。
《食貨志》：「屯田之制：曰軍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其法最善。又令諸將屯兵龍江諸處，惟康茂才績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飭將士。洪武三年，中書省請稅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征。明年，中書省言：『河南、山東、北平、陝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屯田，凡官給牛種者十稅五；自備者十稅三。』詔：『且勿征，三年後，畝收租一鬥。』六年，太僕丞梁埜仙帖木爾言：『寧夏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從之。是時，遣鄧愈、湯和諸將屯陝西、彰德、汝寧、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凰陽。又因海運餉遼，有溺死者，遂益講屯政，天下衛、所、州、縣軍民皆事墾闢矣。其制：移民就寬鄉，或召募，或罪徙者為民，皆領之有司；而軍屯則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為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遣官勸輸，誅侵暴之吏。初，畝稅一鬥。三十五年定科則：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餘糧為本衛所官軍俸糧。」
《明史》以屯田為田賦之一種，故入《食貨志》，此史館諸臣之不注意於兵事也。今詳為推考，不但知明代兵制之善，並知唐代府兵之真意。又史臣以屯田為《食貨志》中一事，故民屯與軍屯相雜，其言民屯乃移民墾荒，固為足食之一事；軍屯則既可不棄地利，又能使國無養兵之費，而兵有保衛地方之實。夫責兵以衛民，曰汝職務宜然，此以名義相責，非以身家之利害相共也。兵為無產之人，受甚薄之紿養，而為有產之人作保障，其勢不可必恃，來不知其所從，去不知其所向，此種雇倩無根之人而假之以武器，習之以戰陣，謂能使見利而不起盜心，見害而不思苟免，是以勞役待兵，而又以聖賢望兵也。人受田五十畝，兵有產矣；一家占為此籍，兵與地方相共矣，既無從出沒為非，更不能恝視身家所在之地。國必有兵，兵必有制。明兵制之善，史臣不能發揮之，此亦書生之不解世務也。
當洪武之世，極力興舉屯政，然不急於升科，以堅其企業之意。至三十五年乃定科則，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革除以後之紀年矣。軍田一分即五十畝，納正糧十二石，每畝合二斗四升，是為其受產之負擔。貯屯倉聽本軍自支，所支者兵之月糧，又為其受役之報酬。考明之兵餉，《食貨志·俸餉》類：「天下衛所軍士月糧，洪武中，令京外衛馬軍，月支米二石，步軍，總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鬥，軍一石，城守者如數紿，屯田者半之，民匠充軍者八斗，牧馬千戶所一石，民丁編軍操練者一石，江陰、橫海水軍梢班碇手一石五斗。陣亡病故軍紿喪費一石，在營病故者半之。籍沒免死充軍者，謂之恩軍，家四口以上一石，二口以下六斗，無家口者四斗。又紿軍士月鹽，有家口者二斤，無者一斤。在外衛所軍士以鈔准。」據此，則一年支糧十二石為軍餉原則，馬軍、水軍較有例外加增，但是少數。惟軍為屯軍，則利在田業，餉額減半。據軍屯分配成數，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其三七與二八，並非指定七成或八成之軍永為農民，只是全軍中輪流抽出三成或二成專任軍役，如是則恆有七八成之兵可在農畝，即恆有七八成之兵只需半餉。夫七八成半餉之兵，是即等於三四成額軍不需紿餉也。以三四成余剩之額餉，紿二三成城守之額兵，實餘額餉一二成，為官長及馬兵、水兵等之加額，及上級官之俸紿，皆有餘裕，而軍械亦括於其中。據唐府兵之制而互證之，可以了然矣。惟邊地屯種之軍，成數較少，設糧秣不足，運購尤艱，明初更立「中鹽」一法，與籌餉相輔而行。鹽既開中，又興商屯，既紿軍，又墾荒，孔子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費」。真謀國之至計也。
《食貨志》：「有明鹽法，莫善於開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運至泰和嶺，路遠甚煩，請令商人於大同倉人米一石，太原倉人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凡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目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運費省而邊儲充。』帝從之。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招商中鹽，以為軍儲，鹽法邊計，相輔而行。四年，定中鹽例，輸米臨濠、開封、陳橋、襄陽、安陸、荊州、歸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陳州、北通州諸倉，計道裡近遠，自五石至一石有差。先後增減則例不一，率視時緩急，米直高下，中納者利否，道遠地險，則減而輕之。編置勘合及底簿，發各布政司及都司衛所，商繳糧畢，書所納糧及應支鹽數，繼齊赴各轉運提舉司照數支鹽。轉運諸司亦有底簿，此照勘合相符，如數給與。鬻鹽有定所，刊諸銅版。犯私鹽者罪至死，偽造引者如之，鹽與引離，即以私鹽論。」
按《史·志》文微有含混，明初中鹽，當系令商運官糧赴邊遠之地，糧入倉後，紿商鹽引，赴產鹽所在之官署，仍納鹽之場價，領鹽赴銷鹽之地，照官定岸地出售。商人習於轉輸，以運糧之勞費，易得鹽引為報酬，領鹽又加運鹽之勞費，運至銷鹽之岸，官為定價，使商有可圖之利。又計銷鹽之地，民欲得鹽，所必需之費，可勝負擔者，而定其價，期不病食鹽之民，而有利於運鹽之商，即更有利於待餉之兵。至國家所課鹽利，仍在官定場價之中，並不因商之開中而有加損，所謂一舉而數善備也。惟洪武四年之則例所定如是，故一小引二百斤之鹽，至少需中米一石；道裡近者至需五石之多。是可知其純以運費計算，非以米價計算也。至云：「先後增減則例不一，率視時緩急，米直高下，中納者利否，道遠地險，則減而輕之。」其中有「米直高下」一項，則是令商納米矣。此後來改則例之所定。故《志》文又云：「宣德三年。戶部尚書夏原吉以北京官吏軍匠糧餉不支，條上預備策，言：『中鹽舊則太重，商賈少至，請更定之。』乃定每引自二斗五升至一斗五升有差，召商納米。」明一代米價無甚變動，至其末造，俸餉折價，尚以銀一兩作米二石。洪武至宣德初，中鹽之米，額數多寡大異，蓋則例屢改，納米之法亦不同，《史》漏未敘明也。其後至弘治時，廢中鹽之法，令商以銀納課，邊儲遂乏，說見下。
《食貨志·屯田》下云：「明初，募鹽商於各邊開中，謂之商屯。迨弘治中，葉淇變法，而開中始壞，諸淮商悉撤業歸，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邊地為墟，米石直銀五兩，而邊儲枵然矣。」《葉淇本傳》：「淇居戶部六年，直亮有執，能為國家惜財用，每廷議用兵，輒持不可。惟變開中之制，令淮商以銀代粟，鹽課驟增至百萬，悉輸之運司，邊儲由此蕭然矣。」
中鹽之法，軍守邊，民供餉，以鹽居其中，為之樞紐，故曰開中。其始但令商司運，既而改則例直令納粟，蓋又興商屯之法，指邊之曠地，軍所墾不盡者，令商得興屯，所獲之粟，即以輸邊，易引以販鹽。商更無遠道運糧之費，而有領地營墾之利，國家則又多一闢土足食之助力，又所謂一舉而數善備也。開中法廢，商不需屯，淮商固棄墾而歸淮，西北商之業淮鹽者，亦徙家於淮。以專務納課販鹽，鹽遂與邊儲無涉，而多集課銀，徒供暴君污吏之揮霍。邊備既虛，轉餉一事，勞擾天下，而仍不濟急，民窮財盡，鋌而走險之禍遂以亡明。此其目光，但見一時見金之充積，而不知即使得金不浪用，仍以濟邊，妨屯棄地，購粟運遠，已萬萬不償所失，況一得見金，徒長奢費，不復急顧邊儲，非至邊軍窘急，不籌救濟。而奢費既開，更無復歸節約之日，謂亡明之因即種於此，無不可也。
中鹽之制本起於宋，宋不重視，以為有得有失。明中鹽之為善法，正在商屯，誠實業鹽之商，信國家之法令，鹽墾兼營，不趨歧徑。當時近淮之豪民慫恿變法，不任餉邊之勞，而欲佔行鹽之利，以增課之說動葉淇，淇以鄉情而中其說。《明史》不詳其原委，今更以《明通考》補說明之。
《續通考》：「弘治五年八月，令兩淮等鹽引俱召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初，各邊開中商人招民墾種，築台堡自相保聚，邊方菽粟無甚貴之時。成化間，始有折納銀者，然未嘗著為令也。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淇本傳》，山陽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請召商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紿各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米值加倍，明初中鹽每小引，未詳納米若干，宣德初以為重，而改為至多二斗五升。時米值每石不過銀五錢，納銀至三四錢，可得米七八斗矣，故曰『視國初米值加倍』也。而商無遠運之苦，一時太倉之銀，累至百餘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矣。」
華鈺《鹽策議》曰：「洪武、永樂時，內地大賈爭赴九邊，墾田積粟，以便開中。朝中暮支，價平息倍，商樂轉輸，邊免飛挽，士飽馬騰，緩急有備，策至良也。歲引初無定額，皆資主客兵餉，從邊庾受券，不令輕納鹽鹺司也。自司農葉淇為淮商地，此淮商蓋不安於屯墾者。輸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輕請增額，准改折色，逕於運司上納，於是每引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客商謂非淮商。無見鹽，淮商在淮有場產鹽，在邊則有屯產粟，故有見鹽。許本場買補，西北商即客商。胥內徙便轉販，而邊計大壞。今正引雖仍赴邊中，余課悉如淇議矣。正引仍赴邊中者，原額二斗五升之值仍解邊也。余課悉如淇議者，增納之銀，均由運司解戶部太倉也。屯廢而邊缺粟，粟價大增，而解以從前之價，如邊計何？」
由以上兩端，見明初之民事軍事制度，純以土地與財政相權，有生財，無耗財。凡以養兵而病國者宜深鑒之。《續通考》：明初制，在外兵馬儘是屯兵，官俸兵糧，皆出於是。帝嘗曰：「吾養兵百萬，要不費百姓一粒米。」故京師屯田，有以遠田三畝易城外民田一畝者。
史家之言制度，具在各志。今專提民事軍事之與財政相通者鄭重言之，實以民生之與國計為維繫不亡之根本。此外就各志言制度歷數之如下：
《志》第一《天文》。《志》第二《五行》。
以上兩《志》，不關制度，其學科亦各有專門，當別為研究，不人此講義。
《志》第三《歷》。
曆法在明代，實仍元舊，而開參用陽曆之端。太祖始為吳王，於元至正二十七年，改稱吳元年，十一月乙未冬至，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劉基等上戊申大統歷，戊申為明年洪武元年。《大統歷》為明一代歷書之名，其法實仍元之《授時歷》，但用《大統》為歷名，以為一代之制而已。洪武元年，改太史院為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回回司天監，本元舊有，元《歷志》：「世祖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萬年曆》，世祖稍頒行之。」此為《回回歷》行於中國之時。時元未並宋，在中國只行於北方。此歷當是用回回法之陰陽合歷。《元史》謂《萬年曆》已不傳，無以明其詳狀。但《回回歷》以彼國之年為紀元之始，建國之日為元旦，其紀元在唐武德五年，其第一元旦為陰曆六月三日。明自置回回司天監，後於洪武三年，與司天監均改為欽天監。三十一年，又罷回回欽天監，以其曆法隸本監，分為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回回，曰歷。蓋回回歷與各佔一科耳。正德以後，始覺用《授時歷》法連推日食皆不合，議改而未成，惟以《回回歷》供《大統歷》參考。萬曆末，天主教徙利瑪竇等始來中國，受其學者始議修歷，直至崇禎末始定新曆法為《大統曆法》，未施行而明亡，遂為清之《時憲歷》所取用矣。
《志》第四《地理》。
明之幅員遠遜於元，元除屬地龐大無倫不計外，其轄於中書省及行省者，尚非明之所能盡有。元之為省十二，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一。其中書省及遼東行省，明已不全，其嶺北行省、征東行省，明蓋無之。明全國俗稱兩京十三省，北京、南京兩轄境皆稱直隸，余分十三區，各設布政司，即兩直隸與十三布政司也。其建置沿革事屬專門，不人此講義。
《志》第五《禮》。
禮之為用，制節謹度，納民軌物，凡有國者所同，孔子所謂「與奢寧儉」，此為為國以禮之本意。前於民事中已見大略。其餘俟禮學專門研究。至帝制時之郊廟壇
，朝覲山陵，多非當務之急。官民階級，今亦難為區別。至為庶民定制，《志》文雖不多，亦在禮學專門範圍。
《志》第六《樂》。《志》第七《儀衛》。《志》第八《輿服》。
以上三《志》，樂屬專門；儀衛、輿服乃帝制時代之物，因帝制時代而繁複，今當並人禮制而言，亦俟專門肄之。
《志》第九《選舉》。
明選舉之法有四，末流專重科目，幾乎止有科舉取士、銓選任官兩事。四為：一、學校，二、科目，三、薦舉，四、銓選。
學校之制，至明而始普及，且為經制之普及。古時只有國學、郡縣學；守令得人則興，去官輒罷。或因尊師而設書院，皆人存政舉之事。洪武元年七月，帶刀舍人周宗上疏，請天下府州縣開設學校。上嘉納之。事見《紀事本末》。周宗史無傳，惟《興宗孝康皇帝傳》：「洪武元年正月，立為皇太子，帶刀舍人周宗上書乞教太子，上嘉納。」蓋其人專以教育為念，每上書皆及此事。而天下府州縣設學，尤開前古所未有。屢荷嘉納，亦不聞重用其人，特以帶刀舍人言事，可見開國人才之多也。是為天下遍設學校之始。太祖特重學校，往往任國學生為民事奔走全國，說已見前。《續通考》又載：「洪武十六年九月，命給事中及國子生、各衛舍人分行天下，清理軍籍。」則清軍事亦使國子生分任之，又不僅民事而已。《志》言：「洪武二十六年，盡擢監生劉政、龍鏢等六十四人為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副使、金事等官。其一旦而重用之至於如此，其為四方大吏者蓋無算也。李擴等自文華、武英擢御史，擴尋改給事中兼齊相府錄事，蓋台諫之選，亦出於太學。其常調者，乃為府州縣六品以下官。初以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遣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後乃推及他省，擇其壯歲能文者為教諭等官。太祖雖間行科舉，而監生與薦舉人才參用者居多，故其時布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府縣學生則以貢人太學。《志》又言：「貢生人監，初由生員選擇，既命各學歲貢一人，故謂之歲貢。其例亦屢更：洪武二十一年，定府州縣學以一二三年為差，二十五年，定府學歲二人，州學二歲三人，縣學歲一人。」此皆舉洪武年事，見太祖於學校定為造就人才之正路。各布政司以金事為提學官。提學官在任，三歲兩試，每試錄取生員，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師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給以魚肉。學官月俸有差。應科舉者亦必出自學校，是為學校與科舉合一。此終明之世皆然。惟國子監生之不足取重於世，則太祖置學校之本意失矣。
科目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書》、《五經》命題，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據《志》所言，代古人語氣而用排偶者，謂之八股；其它通謂之制義。則制義不盡用八股體，但仿宋經義，則其本指耳。洪武三年，始設科舉，所取之士，寵遇甚厚，乃未幾謂：「所取多後生少年，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寡。」遂令有司察舉賢才，而罷科舉不用。至十五年復設。十七年始定科舉之式。蓋太祖時初未以科舉為取士一定之法，其曰後為永制者，乃太祖以後之遷流也。本由唐、宋歷代所行，明代專用經義為試文之體，實由重視宋儒之講學，欲得如朱、陸大儒之師法，以矯古科目專尚詞賦之弊。在太祖猶為可行可止，常與學校、薦舉相參，決不專任科目也。然自專重科目之後，並學校之課程亦集中於八股，提學所以試士者皆以八股文為殿最，則科目固不足盡得士之用，學校更失其造士之本原，此決非明祖所及料。惟遍設學校實始於明。若後世學校之制，參用明祖之意，教以實用之學，使學校不為虛設，而取士則仍憑考試，不以學校之績分為準，所重視者在考試，而學校中求得之機械式文憑，自無所用之矣。至明科舉制中，舉人、進士、翰林之名目，鄉、會試之年分，典試、同考之派遣，釐正文體，防杜關節，一切事實，在科舉廢後，已非必需之知識，專門求之，以訂史實，此行有餘力之事也。
薦舉一途，在漢為得士惟一之路，漢以後亦用之，而參以門第之見，所謂九品中正，設有專官，當時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此鄉舉裡選之積重也。唐之行科舉，正以矯其流弊，在唐尚未盡脫門第求才之習，然終以科舉制之加密，而孤寒登進之路日寬。至宋則為純粹之考試矣。明承宋後，太祖盡復薦舉之法。始克金陵，即辟儒士范祖斡、葉儀；克婺州，召儒士許元、胡翰等日講經史治道；克處州，征耆儒宋濂、劉基、章溢、葉琛，至建康，創禮賢館處之。此皆在太祖起事草創之年，所從薦舉之得人已如此。元至正二十四年，太祖即吳王位，猶稱龍鳳十年，始建百官，即敕中書省，令州縣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間及兼通書律者。既而嚴選舉之禁，有濫舉者逮治之。是為薦舉定為制度之始。吳元年，遣起居注吳林、魏觀等以幣帛求遺賢於四方。洪武元年，征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其年冬，又遣文元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各賜白金而遣之。三年，開科舉。然是年仍諭廷臣曰：「六部總領天下之務，非學問博洽才德兼美之士，不足以居之，慮有隱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訪。」至六年，則又罷科舉，別令有司察舉賢才，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其目：曰聰明正直，曰賢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皆禮送京師，不次擢用。而各省貢士亦由太學以進。於是罷科舉者十年，至十七年始復行科舉。而薦舉之法並行不廢。時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舉，下至倉庫司局諸雜流亦令舉文學才幹之士。其被薦而至者又令轉薦，以故山林巖穴、草茅窮居無不獲自達於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勝數。耆儒鮑恂、余詮、全思誠、張長年輩，年九十餘，征至京，即命為文華殿大學士。儒士王本、杜學、趙民望、吳源特置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職官志》：「洪武十三年正月，誅丞相胡惟庸，遂罷中書省。九月，置四輔官，以儒士王本等為之。置四輔時告太廟，以王本、杜祐、龔學為春官。杜教、趙民望、吳源為夏官，兼太子賓客。秋、冬官缺，以本等攝之。一月內分司上中下三旬，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尋亦罷。十五年，仿宋制，置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又置文華殿大學士以輔導太子，秩皆正五品。二十八年，敕諭群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務，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其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當是時以翰林春坊詳看諸司奏啟，兼司平駁，大學士特侍左右備顧問而已。」蓋此皆於罷中書省後以充補宰相之職者。賢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泰，稅戶人才鄭沂，儒士趙翥，起家為尚書。儒士張子源、張宗德為侍郎。耆儒劉堉、關賢為副都御史。明經張文通、阮仲志為金都御史。人材赫從道為大理少卿。孝廉李德為府尹。儒士吳顒為祭酒。賢良欒世英、徐景升、李延中，儒士張燧、王廉為布政使。孝弟李好誠、聶士舉，賢良蔣安素、蔣正言、張端，文學朱亮為參政。儒士鄭孔麟、王德常、黃桐生，賢良余應舉、馬衛、許安、范孟宗、何德忠、孫仲賢、王福、王清，聰明張大亨、金思存為參議。凡其顯擢者如此，其以漸而躋貴仕者又無算也。嘗諭禮部：「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征至京師，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於六部及布、按兩司用之。」蓋是時仕進無他途，故往往多驟貴者。而吏部奏薦舉當除官者，多至三千七百餘人，其少者亦至一千九百餘人。又俾富戶耆民皆得進見，奏對稱旨，輒予美官。而會稽僧郭傳由宋濂薦，擢為翰林應奉。此皆可得而考者也。洎科舉復興，兩途並用，亦未嘗畸重輕。建文、永樂間，猶有內授翰林，外授藩司者，而楊士奇以處士、陳濟以布衣遽命為《太祖實錄》總裁官。其不拘資格又如此。自後科舉日重，薦舉日益輕，能文之士，率由場屋進以為榮，有司雖數奉求賢之詔，而人才既衰，第應故事而已。《志》文所述略如上。人主無用賢之識，亦無求賢之誠，特殊之材遂無以自見，非俯首就場屋試，不能進身，則八股遂為五百年選士之特製矣。
銓選之法，在太祖時不甚重，天下未定，求賢求才惟恐不及，惟必得賢且才者而後用之；既用之後，發覺其非賢或恃才作弊者，誅戮不少貸，法在必行，無情可循。《史·志》以銓選為選舉之一端，直是後來逐漸設立，太祖時破除資格，略無銓選成法可言。《志》言：「洪武間定南北更調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其後，官制漸定，自學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
此為太祖時一種選法，不過迴避本籍而已。始以南北相避，繼則僅避本省，不限南北，學官則並不避本省。
《志》又言：「初，太祖嘗御奉天門選官，且諭：『毋拘資格。』選人有即授侍郎者，而監司最多，進士監生及薦舉者參錯互用，給事、御史亦初授陞遷各半。」
此為太祖時又一種選法，以毋拘資格為前提，內而侍郎，外而監司，俱可由選人徑得之。其選人則出自進士、監生及薦舉三種：進士即科舉所得；監生即學校所造成，若今之畢業生；薦舉，則凡官皆為舉人者，惟濫舉則連坐。紿事為諫官，分六科，謂之科臣；御史為言官，分各道，謂之道臣。諫官得封駁詔敕，直規君上之失；言官得參論中外，不避貴近之尊。此等清貴之職，亦使初授之選人居半，定為選額，又不比侍郎監司之不為額定矣。
明初用人之不拘資格至於如此。其所以不開幸門，反能整肅官方者，當時士大夫並不因得官之易而敢於奔競，止有招之不來之患。是何也？一有不稱職，輒遭誅戮，自揣未可僥倖，即避之恐後。此當於全史中理會之，備列如下：
太祖定法律，遵用唐律，為一代之制。然於律外又特定《大誥》。洪武十八年，第一次定《大誥》，其目十條，第十條曰：「寰中士夫不為君用，其罪皆至抄札。」次年復作《續編》、《三編》。《刑法志》：「凡三誥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斷指不仕；蘇州人才姚潤、王謨被征不至，皆誅而籍其家。其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之科所由設也。」夫士夫至求不仕而斷指，明祖又誅之而籍其家，且因此勒之《大誥》，定為專條，後有似夏、姚、王諸人者，皆誅死籍沒。蓋既被薦舉，即不許遁免，可知時無奔競之風矣。
太祖時，士大夫初以聲績著，而後不免因事誅死者，就《列傳》所載，其人已夥，專輯之可成一宗類案。其以功臣典兵有威望，遭忌而致死者，尚不在其列。亦每有發為忠言，觸怒而被戮者，如李仕魯以闢佛，命武士淬搏之，立死階下；陳汶輝亦以此忤旨，懼罪投金水橋下死；葉伯巨以言諸王分封太侈，死獄中；王樸以與帝辨是非不肯屈，戮死。如此之類亦多。
洪武中有大獄四：胡惟庸以宰相謀叛，誅之宜也，而連引至數萬人；藍玉恃功驕縱，已不當與謀反同論，死者又數萬人，此猶曰貴臣牽連取忌，別有用意；其餘兩案，一為郭桓案，以懲貪墨，死者亦數萬人，既而知審刑官希指牽引，又論審刑官極刑；又有空印案，跡近作弊，坐死者又極眾。此兩案皆為懲貪杜弊而起，死者如此之慘，皆令士夫懼為君用之故。再分列之如下：
一、空印案。此案《本紀》未載，惟《刑法志》言：「十五年空印事發。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核錢糧軍需諸事，以道遠，預持空印文書，遇部駁即改，以為常。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論諸長吏死，佐貳榜百戍邊。寧海人鄭士利上書訟其冤，復杖戍之。」《志》以此事為洪武十五年，非也。《方征傳》，征以論空印事貶沁陽驛丞，其奏中言：「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下又言：「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則其貶驛丞在十三年之前，其奏已言去年，則又在其前。又方孝孺《遜志齋集·先府君行狀》，孝孺父克勤以洪武八年被謫，逾年釋歸。又以空印事被逮。九年九月，卒於京師。則是九年事也。又《鄭士利傳》，士利上書訟空印之冤，乃因星變求言。星變乃九年事，求言在九年閏九月，皆為空印案在九年之證。《鄭士利傳》：「兄士元，剛直有才學，由進士歷官湖廣按察使金事。荊襄卒乘亂掠婦女，吏不敢問，士元立言於將領，還所掠。安陸有冤獄，御史台已讞上，士元奏其冤，得白。會考校錢谷冊書空印事覺，凡主印者論死，佐貳以下榜一百，戍遠方，士元亦坐是系獄。時帝方盛怒，以為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諫。丞相之官亦廢於十三年，案發在有丞相之日，亦可證非十五年。士利歎曰：『上不知，以空印為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會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為天子殺無罪者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即死不恨。』士元出，士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尤詳，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較書策，乃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比，縱得之亦不能行，況不可得乎？錢谷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縣決，至部乃定。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冊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久，何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國至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誅之，何以使受誅者無辭？朝廷求賢士置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守，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臣竊為陛下惜之！』書成，閉門逆旅泣數日。兄子問曰：『叔何所苦？』士利曰：『吾有書欲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生數百人，我何恨？』遂人奏。帝覽書大怒，下丞相御史雜問，究主使者。士利笑曰：『顧吾書足用否耳，吾業為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為我謀？』獄具，與士元皆輸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據士利言殺我生數百人，則坐死之主印長官數百人，其佐貳又數倍之，則亦必有受杖戍邊者數千人矣。」
二、郭桓案。《刑法志》：「其推原中外貪墨所起，以六曹為罪魁，郭桓為誅首。郭桓者，戶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與桓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核贓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時鹹歸謗，御史余敏、丁廷舉或以為言，帝乃手詔列桓等罪，而論右審刑吳庸等極刑，以厭天下心，言：『朕詔有司除奸，顧反生奸擾吾民。今後有如此者，遇赦不宥。』」《本紀》：「洪武十八年三月己丑，戶部侍郎郭桓坐盜官糧誅。」《七卿表》：是年二月，以罪誅者，有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工部侍郎麥至德。蓋皆坐郭桓案而死者。麥至德亦以代尚書而見《七卿表》。其餘六部侍郎以下，據《志》言多死者，其名不可考矣。此亦明初懲貪之一大獄。
太祖之治污吏，其奉法無私之略例：《本紀》：「三十年六月己酉，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公主傳》：「安慶公主，寧國主母妹，《寧國主傳》：「孝慈皇后生。」則安慶亦馬後所生之貴主。洪武十四年，下嫁歐陽倫。倫頗不法，洪武末，茶禁方嚴，數遣私人販茶出境，所至繹騷，雖大吏不敢問。有家奴周保者尤橫，輒呼有司科民車至數十輛，遇河橋巡檢司，擅捶辱司吏，吏不堪，以聞。帝大怒，賜倫死，保等皆伏誅。」《明通鑒》：「初，詔西番互市，始設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令番人納馬易茶，並嚴禁私茶出境。時倫奉使至川、陝，輒載巴茶出境貿易，所在不勝其擾。陝西布政司檄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家人周保索車至五十兩，蘭縣河橋司巡檢被捶不堪，訴於朝。上大怒，遂坐法，並保等誅之，茶貨沒人官。以河橋吏能不避權貴，賜敕褒嘉。」又《胡大海傳》：「初，太祖克婺州，禁釀酒，大海子首犯之。太祖怒，欲行法，時大海方征越，都事王愷請勿誅，以安大海心。太祖曰：『寧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竟手刃之。」克婺州在元至正十八年，大敵未滅其一，正倚賴武人之時，而犯令必行，不容寬假如此。至於馬後，患難相依，德性相服，生平恩意極篤，愛婿犯法，誅不逾時，並賞及舉發者。所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之一字，為治國之根本，必如是而後破格用人，不開幸門。其後，漸不能握此威柄，則以選政授權吏部，但慎簡一吏部尚書，選法自清。又其後，吏部雖得人，仍不勝有力者無窮之請托，則以拈鬮杜之，以抽籤卻之，遂為較公平之選法，而用才之意荒矣。然而宦官宮妾，每取中旨授官，多不由吏部，此則末世之所謂破格，足以召亂亡而已矣。
《志》第十《職官》。
明官制初仍元舊，雖多所更張，而以中書為政本，尚是魏、晉以來之傳統。魏、晉以權臣當國，取前代而代之，未取代以前，便於獨握政權，故以錄尚書事之名總攬國政。王肅說《尚書》「納於大麓」，破麓為錄，以附會當時篡奪之制。但重臣柄國，亦未嘗不合古義。古雖六官並列，實以塚宰為總樞，此則明代所取法也。明興仍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為省長官。洪武十三年正月，誅丞相胡惟庸，遂罷省。當未罷省時，六部為中書省隸屬，丞相正一品，平章政事從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參知政事從二品，其下乃為尚書正三品，侍郎正四品。罷省，乃升六部秩，尚書正二品，侍郎正三品。始猶設四輔官，位列公、侯、都督之次。未幾，即罷。十五年置大學士，秩正五品，特侍左右備顧問而已。政歸六部，仿古六官之意，吏部為取人任官之官，責任尤重。二十八年，敕諭群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都督部尚書院都御史寺列卿以分理庶務，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不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當是時，以翰林、春坊看詳諸司奏啟，兼司平駁。是為千餘年來政本之一大改革。御史台古與省對立，明初改台為都察院，與部並立，是為七卿。外官之制，明初下集慶時，承元之舊，亦設行中書省，自領江南行中書省，時在元至正十六年。至正十八年，克婺州，置中書分省，後復略定地方，即置行省，其官惟無丞相，自平章政事以下，略同中書省。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十二行省俱為布政使司，凡行省原有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均罷，改參知政事為布政使。十五年，增置雲南布政司。明全國區域為兩直隸十三布政司。蓋自永樂以後遷都北平，北平為北京，遂以北京所屬府州縣為北直隸。永樂十三年，又添設貴州布政司，遂成兩直隸十三布政司，俗稱兩京十三省。初置司與六部均重，布政司人為尚書侍郎，副都御史每出為布政使。正統以後乃無之。
每布政司所轄，舉世循元舊，猶稱為省。省之長官，為都、布、按三司，都即都指揮使司，布即布政使司，按則按察使司也。元肅政廉訪使，其初原稱提刑按察司，各轄一道，各行省共分二十二道，皆隸於御史台，直隸內台者八道，稱內道；隸江南行御史台者十道；隸陝西行御史台者四道。明初，下集慶時。置提刑按察司，以王習古、王德為金事。時蓋設官而未設使。吳元年，置各道按察司，設按察使。十四年，置各道分司。十五年，又置天下府州縣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為試金事，人按二縣，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糾舉。今各府州縣城多有察院舊址，或里巷以察院為名者。各處志書載額編留支錢糧，尚有察院門子等名色。十六年，盡罷試金事，設定副使及金事，多寡從其分道之數。二十九年，定分四十一道，此為後來分道之始。唐分天下為十道，乃最大之分區制，即為最高之外官。元廉訪使亦分道，即按察使之職。明以道為按察分司，後又以布政使之參政、參議亦分道，遂均稱道臣。清初尚因之，清中棄，直以道為監司，不屬兩司佐貳矣。而按察使為各省之長官，與都、布並稱三司。
《志》第十一《食貨》。
《食貨志》為一代理財之政，國之命脈在是，前已言之。太祖時慎重用財，率天下以儉之道，略已見前。其後來之變遷荒謬，別見後各篇。
《志》第十二《河渠》。
河自北宋時由北決而南，為大患數百年。至元末，賈魯始定匯淮人海，明初亦常有小決，為河患之常。太祖時未有大舉。運河，以帝都在南，太祖時亦無所注意，惟以水利興農，洪武中修鑿之跡具詳《志》文。最偉之舉，在二十七年分遣國子生及人材遍詣天下，督修水利，已具前。
《志》第十三《兵》。《志》第十四《刑》。
以上兩《志》，兵之精義已具前。太祖用刑頗酷，說亦見前。惟所刑皆官吏，而非虐民，斯為承大亂之後，得刑亂重典之意，雖非盛德事，而於國本無傷，亦且深有整飭之效也。
《志》第十五《藝文》。
此非制度，可不必人本講義。但須知明《藝文志》，乃專載明一代之著述，其於前代典籍存佚，不敢斷定。目錄家於此《志》功用較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