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太古無征，自周以來，教在六經，傳授六經者為孔氏。秦火以後，掇拾廢墜，卒用儒術，原本六經，以為國本。其後，傳經派別，有考據、義理兩宗，考據近乎科學，義理類乎宗教。世之治也，兩派相輔而行；及其衰也，兩派互相非毀。考據家病義理為空疏，義理家薄考據為玩物喪志。明、清兩朝士大夫大抵尊重儒學，尤尊宋儒之義理，至清中葉始偏重漢學。明則始終未有此變，故氣節操守，終明之世不衰，政教分合之故，讀史者不可忽也。
元時卑視漢人、南人，漢人、南人之為學，自為風氣，亦不樂與蒙古、色目為伍。南方為宋故都，儒學特盛，元一代學者承其流風，至人明猶有范祖干、謝應芳、汪克寬、梁寅、趙汸、陳謨諸儒，皆為心性之學，而措之躬行。《明史·儒林傳》具載事實。當太祖時，儒者用世，若劉基、宋濂等皆粹然儒者，學以孔、孟為歸。太祖尤樂聞儒術之言。《明史》列傳二十三陳遇等《傳》、二十四陶安等《傳》、二十五劉三吾等《傳》，其人純駁不同，要其所陳皆不越孔門規範。太祖建國金陵，宮殿落成，不用前代畫壁等美觀之法，令遍書《大學衍義》以供出人省覽。范祖干被召，即持《大學》以進。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是書。」太祖令剖陳其義，祖干謂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眾？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是道也。」深加禮貌。當是時，太祖以不學之人，而天資獨高，能追上理，一以孔氏之遺書身體力行，為天下先，可雲政教合一之日。迨成祖則好尚已不如是歸一，猶知選用儒臣，輔導太子太孫，純謹之風，在士林未甚漓喪。仁宗享國日淺。宣宗自命文字甚高，然不解吾儒篤實之學，陳祚以《大學衍義》勸令儒臣講說，無得間斷。帝大怒，謂：「豎儒薄朕未讀《大學》。」囚系祚閤家，終其世不赦，致其父瘐死獄中。試較太祖時之壁上遍書，願時時省覽之意，令人歎不學者獨尊正學，雜學者竟以務習聖學為藐己。政與教不得不分，正學既不為君心所悅服，而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猶知受教於純儒，使孔、孟之道未墜於地，則不能不推講學之功矣。明帝王之不知正學，自宣宗始，而講學之風，亦始宣德時。明儒紹宋儒之學，史家皆言自月川先生曹正夫始。正夫，名端，以舉人中會試乙科，為霍州學正，卒於宣德九年。其後即有薛文清公暄，其名績已多在英宗之世。今於宣宗以前，述月川學派，以明理學在明代之所自始。
《儒林·曹端傳》：「五歲見《河圖》、《洛書》，即畫地以質之父。及長，專心性理，其學務躬行實踐，而以靜存為要。讀宋儒《太極圖》、《通書》、《西銘》，歎曰：『道在是矣。』篤志研究，坐下著足處，兩磚皆穿。嘗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性即理也，理之別名曰太極、曰至誠、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則一。』」《傳》又言端作《川月交映圖》擬太極，學者稱月川先生。
按宋儒言太極，朱、陸間已有違言，明儒言太極者甚多，往往為人訕笑。據月川之說，以性理為太極，即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也；靜存之說，即所謂靜中觀喜怒哀樂也。人之性情不得其正，皆緣喜怒哀樂發不中節。儒者之心理學，乃從喜怒哀樂未發時先下功夫。人未有喜怒哀樂之先，性本得中，長保此中，不使一遇可喜、可怒、可哀、可樂而與之俱偏，然後可以應事接物。我有應完之性分，凡事凡物，不足移我性中之定理。此是儒家真本領，言之太涉玄妙，反招訕笑，則亦儒者托體太高，致人神秘之域，使人不可解說耳。《川月交映圖》擬太極，即是靜中所涵喜怒哀樂未發之景象。
《史竊·道學曹端傳》：「知府郭晟造焉，問政，端曰：『其公廉乎！古人有言：「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晟拜手受教。」《本傳》亦傳此事，而語較簡。其語極有味，故取其詳者。上官問政，得其答語，拜手受教，講學之風成。士大夫能折節向道，此教與政分而人知受教，所以維世道人心而不遽敞也。
《明通鑒》敘端事，有樵者拾金釵，以還其主。人以為異。樵曰：「第不欲愧曹先生耳。」有高文質者，往觀劇，中道而返，曰：「此行豈可使曹先生知也！」此則教化被於途人，非真以身教不能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