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之仁、宣，論者比之周有成、康，漢有文、景，為嗣主守文太平極盛之世。兩朝之治，可並計作一時代。一、仁宗享國不足一年。二、仁宗之得位頗賴宣宗，仁之善政皆宣所能法。仁宗於永樂二十二年八月丁巳十五日即位，改明年為洪熙元年，即於元年五月辛巳十二日崩。仁宗於太祖洪武二十八年，冊為燕世子。成祖舉兵，世子守北平，拒李景隆五十萬來攻之眾，使成祖得於其間襲大寧，劫寧王，挾三衛之眾，以成靖難之武力。然其弟高煦、高燧俱慧黠有寵於成祖，高煦尤從軍有功，白溝、東昌之戰，危急時高煦皆預其事。建文四年，燕兵已至江上，復為盛庸所敗，成祖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北騎至，成祖撫煦背曰：「勉之！世子多疾。」於是煦殊死戰，庸軍小卻，而陳暄以舟師降，遂渡江。叛逆之人，父子間亦以權位為市，高煦之蓄意奪嫡，成祖實誘導之。篡國既成，議建儲，淇國公邱福、駙馬王寧等時時稱高煦功高，成祖以世子為太祖所立，高煦又多過失，不果。永樂二年，卒立仁宗為太子。
《史·解縉傳》：「儲位未定，邱福言：『漢王功高，宜立。』帝密問縉，縉稱皇太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宣宗也。帝頷之。太子遂定。」
仁宗之立，即由宣宗之不凡，為成祖所深屬望，故得立。而解縉則以是為高煦所譖，屢貶竄而不得保，身為紀綱所殺，家屬且籍沒徙邊矣。
宣宗生之前夕，成祖夢太祖授以大圭，宣宗生於建文元年。曰：「傳之子孫，永世其昌。」既彌月，成祖見之曰：「兒英氣溢面，符吾夢矣。」既立太子，高煦與弟高燧，日夜伺隙讒構。始建文時，方孝孺以書抵北平間世子，宦寺黃儼為高燧黨，潛報成祖：「世子與朝廷通。」成祖大怒，而世子不啟緘，遣使馳上軍中，成祖發書乃歎曰：「幾殺吾子！」九年，又立宣宗為太孫。北征時，太子輒監國。
《高煦傳》：「成祖嘗命同仁宗謁孝陵，仁宗體肥重，且足疾，兩中使掖之行，恆失足。高煦從後言曰：『前人蹉跌，後人知警。』時宣宗為皇太孫，在後應聲曰：『更有後人知警也。』高煦回顧失色。」
十年，北征還，以太子遣使後期，且書奏失辭，悉征宮僚黃淮等下獄。
《仁宗紀》敘此事在十年，《紀事本末》作十二年，證之黃淮、楊士奇等《傳》皆作十二年，《仁宗紀》誤也。今故宮所刊重修《明本紀》，仍未改正。《成祖紀》明明書：「十二年閏月閏九月。甲辰，以太子遣使迎駕緩，征侍讀黃淮、侍講楊士奇、正字金問及洗馬楊溥、芮善下獄。未幾，釋士奇復職。」《黃淮傳》：「淮及楊溥、金問皆坐系十年。仁宗即位復官。」
十五年，高煦以罪徙樂安。
《高煦傳》：「封漢王，國雲南。高煦曰：『我何罪？斥萬里。』不肯行，力請並其子歸南京，成祖不得已，聽之。請得天策衛為護衛，輒以唐太宗自比，已復乘間請益兩護衛，《職官志》：王府護衛指揮使司設官如京衛。又洪武五年，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每王府設三護衛，衛設左右前後中五所，所千戶二入，百戶十人。所為益恣。高煦長七尺餘，輕
善騎射，兩腋若龍鱗者數片。既負其雄武，又每從北征，在成祖左右，時媒孽東宮事，譖解縉至死，黃淮等皆系獄。十三年五月，改封青州，又不欲行。成祖始疑之，賜敕曰：『既受藩封，豈可常居京邸？前以雲南遠憚行，今封青州，又托故欲留侍，前後殆非實意，茲命更不可辭。』《紀事本末》敕文較全，語更明顯，蓋云：「與爾青州，今又托故。果誠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故欲南還？是時朕欲留爾長子亦不可得。留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然高煦遷延自如，私選各衛健士，又募兵三千人，不隸籍兵部，縱使劫掠。兵馬指揮徐野驢擒治之，高煦怒，手鐵爪撾殺野驢，眾莫敢言，遂僭用乘輿器物。成祖聞之，怒。十四年十月，還南京，盡得其不法數十事，切責之，褫冠服，囚系西華門內，將廢為庶人。仁宗涕泣力救，乃削兩護衛，誅其左右狎暱諸人。明年三月，徙封樂安州，趣即日行。高煦至樂安，怨望，異謀益急。仁宗數以書戒，不悛。」
明年，十六年黃儼等復譖太子擅赦罪人，宮僚多坐死者。侍郎胡濴奉命察之，密疏太子誠敬孝謹七事以聞。成祖意乃釋。其後黃儼等謀立高燧，事覺伏誅。高燧以太子力解得免。自是太子始安。
《高燧傳》：「二十一年五月，帝不豫，護衛指揮孟賢等結欽天監官王射成及內侍楊慶養子，造偽詔，謀進毒於帝，俟晏駕，詔從中下，廢太子，立趙王。總旗王瑜姻家高以正者，為賢等畫謀，謀定告瑜。瑜上變，帝曰：『豈應有此？』立捕賢，得所為偽詔，賢等皆伏誅。升瑜遼海衛千戶。帝顧高燧曰：『爾為之耶？』高燧大懼不能言。太子力為之解曰：『此下人所為，高燧必不與知。』自是益斂戢。」
成祖崩於榆木川，高煦子瞻圻在北京，潛遣人以朝廷事報高煦，一晝夜使六七次，高煦亦日遣數十人人京伺有變。仁宗知之，既即位，遇高煦益厚，倍加歲祿，賞賚萬計，高煦乃上瞻圻前後覘報知朝事。先是瞻圻母為高煦所殺，怨父，屢發父過惡，高煦亦以此陷之。帝以示瞻圻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稚子不足誅，遣往鳳陽守陵。」仁宗崩，太子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邀於路，倉卒不果。高煦旋奏利國安民四事，宣宗曰：「永樂中，皇祖嘗諭皇考及朕，謂此叔有異心，宜備之。今所言果誠，是舊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高煦遣枚青人京，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輔系青以聞。御史樂安人李浚亦棄其家變姓名來京上變。帝遣中官侯泰賜高煦書，高煦陳兵見泰，南面坐不拜敕，令泰跪，大言：「靖難之戰，非我死力，燕之為燕未可知。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徙以金帛餌我，今又輒雲祖宗故事，我豈能鬱鬱無動作？速報上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泰歸不敢言。錦衣官從泰往者具陳所見。帝怒泰二心，曰：「事定治汝。」高煦疏言朝廷罪過，指斥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敕封贈，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又索誅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為奸佞。帝議遣陽武侯將兵討之，楊榮力言不可，曰：「獨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默然顧原吉，原吉曰：「臣見煦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知其無能為。兵貴神速，一鼓平之，先聲有奪人之心，若命將出師恐不濟。」楊榮言是。上遂決意親征，令大索樂安奸諜，敕遣黃謙、陳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芮勳守居庸關，留重臣親王守南、北京，余扈行。辛未，八月十日。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百神，遂發京師，陽武侯薛祿為先鋒。庚辰，十九日。祿馳奏已至樂安，約明日出戰。上令大軍蔫食兼行。辛巳，二十日。駐蹕樂安城北，賊乘城舉炮，大軍發神機銹箭，聲震如雷，城中人股慄。上不許急攻，先敕諭高煦，不報，至是復諭之，又以敕系矢射城中，諭黨逆者以禍福。城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狼狽遣人奏，明旦出歸罪。是夜，盡焚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通夕城中火光燭天。壬午，二十一日。出降，其黨王斌等止之，願一戰，高煦紿斌等復人宮，潛從間道衣白席稿出見，頓首請正典刑。上命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脅從者，改樂安日武定州。乙酉，二十四日。班師，中官頸繫高煦父子，錦衣衛械系王斌等歸北京。戶部尚書陳山於路迎駕，言宜乘勝向彰德襲執趙王，楊榮贊之，蹇義、夏原吉不敢執，惟楊士奇言趙王同反事無實，上親叔止二人，當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楊溥與士奇合，白上，事乃止。錮高煦於西內，廢為庶人，誅王斌等。及發覺天津、青州、滄州、山西諸都督指揮約舉城應者，凡誅六百餘人。帝親制《東征記》示群臣。以璽書封群臣言章示趙王，趙王獻護衛表謝恩，伐趙之議始息。四年，寧王權請赦高煦，不許。一日，帝往西內，熟視高煦鎖縶狀，高煦出不意伸一足勾上踣地，上大怒，命力士舁三百斤銅缸覆之，煦多力，頂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高煦死，諸子皆死。
《史·高煦傳》末，但雲高煦及諸子相繼皆死，其死狀《史》不載。《紀事本末》及《史竊》等書皆載勾上踣地，為銅缸所覆，燃炭鎔銅而死之。《史》以為煦自應處死，不足致詳。當時刑人之法，本不盡由正軌，官吏之處豪惡，往往立斃以立威取快，世亦無非之者，則此事固無足異也。
親征之舉，惟平此種內亂最有效。高煦所恃尊屬至親，同時將帥多共在行間，既情熟，又懾於帝子之積威，倘少主畏葸深宮，在外互相煽誘，偏裨亦心力不齊，難使用命，無論大將或有二心矣。赫然親行，人心大震，臨之以名分，威之以天下之全力，即軍實亦萬非一隅之比，逆勢瓦解，束手就縛，希冀苟存生命而已。二十餘年間事耳，建文初，齊、黃諸公有此識力，何至成靖難之禍？然高煦亦父作子述，直以靖難之舉為可世業也者，骨肉相殘，固亦逆取之報矣。
仁、宣兩朝之善政，無重於作養循良，與民休息，前已言其略矣。安南之得而復棄，隳成祖已成之功，論者有兩說：蹇義、夏原吉主不棄，喜邊功者和之；楊士奇、楊榮主決棄，喜安靜者稱之。此固各有是非，然其病根為成祖以來，皆愛用宦官，以擾此新辟之土，不予以同享內地良吏長養之利，而任一太監馬騏，括取財物，以失民心，誣蔑長官，使賢者不安其位而去，是宣宗時之棄安南，不過完成其事實耳。永樂中已棄之，洪熙時又重棄之，故不必執安南以言安南，但言三朝之縱容宦寺，即知棄不棄無可爭論。其地愈遠，朝廷愈欲用閹人為耳目，不棄亦徙損將士，糜國努，疲中國以召禍而已。
《安南傳》：「永樂十四年，張輔召還，明年，命豐城侯李彬代鎮。交人故好亂，中官馬騏以採辦至，大索境內珍寶，人情騷動，桀黠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即並起為亂。陸那阮貞、順州黎核、潘強與土官數州縣一時並反，人名地名詳《傳》原文。彬皆遣將討滅之，而反者不止，又蜂起十餘處，人名地名詳原文。俄樂巡檢黎利即在其中。署官爵，殺長吏，稱王，稱太師平章，有稱年號者，詳原文。皆以不堪馬騏虐而反。十八年，命榮昌伯為左參將助剿，降敕責彬，彬皇恐剿賊悉破，惟黎利不能得。」安南之不可收拾蓋由此。成祖能督責軍帥，而不能知禍由中人，軍帥亦惟皇恐追剿，而不敢言中人之召禍。以安南為新服之地，撫循之使同化，猶懼不易，乃以貪其珍寶而使往採辦，所使又為外廷不敢指摘之中人。《紀事本末》言：「李彬代張輔鎮交趾，中官馬騏為監事，定歲貢扇萬柄，翠羽萬個，騏墨而殘，交人苦之。」是採辦亦即為監事。太監之為鎮守，前此猶不為久任，久任之鎮守，蓋自馬騏始矣。《明通鑒》、《明紀》皆書馬騏出鎮在永樂八年，則以是年敕中官王安等，監都督譚青軍，牽連及騏，非確。成祖以無人敢言內官而終其世不知騏惡。仁宗方為太子，耳目較易清明，當永樂間，黃福以尚書兼安南布按二使，深得安南人心。馬騏怙寵虐民，福數裁抑之，騏誣福有異志，帝察其妄不問。夫既察其妄矣，不問福，即當問騏，均以不問了之，則中官雖妄亦無罪也。仁宗既即位，召騏還，亦召福還，而交人無所倚以自安，黎利遂不可制。當此反側方亟，而必易此賢長官，謂非仍惑於馬騏之誣，不能解其故矣。騏還未幾，於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又矯旨下內閣書敕，復往交趾辦金珠，內閣復請，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騏在交趾，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召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紀事本末》記此，《明通鑒》因之。以荼毒軍民而召還不問，已可異，矯旨下內閣書敕，帝自言無此事而又不問，則明一代之閹禍，不必末代之暗君樂成之，仁宣英主，其愛閹縱閹，早出於情理之外矣。
仁、宣之用閹，合各書證之，亦應為《史》補一大特筆。蓋閹人出鎮，讀《明史》者皆知為各邊之監軍，創自永樂，至嘉靖朝而盡撤，直至天啟間魏忠賢而始漸復。蓋明之不用宦官，以建文、嘉靖兩朝為最有誠意，太祖則知防之，且立法以嚴制之，自余皆為閹所蔽者也。殊不知仁、宣兩朝之設鎮守，乃更設及各布政使司，是不獨軍事有監，民事亦有監也。《史》不清敘其事，惟《職官志·宦官職掌》後有云：「永樂八年，敕王安等監都督譚青等軍，馬靖巡視甘肅。此監軍巡視之始。及洪熙元年，以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遂相沿不改，敕王安鎮守甘肅，而各省鎮皆設鎮守矣。」據此則省與鎮在仁宗皆設鎮守。《明通鑒》：「宣德十年二月庚寅，宣宗崩於十年正月三日乙亥。二月庚寅，英宗已立。罷十三布政使鎮守中官，惟南京守備，諸邊鎮守，及徐州、臨清收糧，淮、浙巡鹽者如故。」據此十三布政使皆有鎮守，宣宗崩後乃罷。終明之世，幸未復設。而在仁、宣時，腹地鎮守中官亦未盡公然為惡，無大節目可紀。既罷不復設，《史》遂略之，僅散見其文。《職官志》言其設，《明通鑒》言其罷，合之知仁、宣兩朝尚有一全國軍民之政皆受監於閹之事。假使宣宗崩後不罷，不知王振、劉瑾等用事遍天下成何景象。英宗初政成於太皇太后，任用三楊，此為明代一大關鍵。太皇太后即仁宗張後。後之賢有造於三朝，既崩而後王振肆惡，此不可不紀之又一事也。《明通鑒》此節本《綱目三編》，《三編》則本之《實錄》。此最可信，亦最要之紀錄，《本紀》不載，失之。
仁、宣朝事之美，《史》不勝書，尤多見於《仁宗張後傳》、《楊士奇傳》。君明臣良，諫行言聽，讀之令人神往。此不備錄。顧縱容內監，則如上所述矣，設內書堂，教宦官得為秉筆，事在宣德元年七月。每日奏御文書，自御筆親批數本外，皆秉筆內官遵照閣中票擬字樣用硃筆批行，遂與外庭交結往來矣。太祖定制：「內侍干與政治者斬。」既奏御文書必經秉筆之手，則無政不與矣。宣宗英明，尚有親批數本，後來嗣主之怠荒，即入主不與政，惟有秉筆太監與政矣。歷代閹禍，豈非皆自宣宗造之？當即位初，詔求直言，有湖廣參政黃澤上書言十事，其言遠嬖佞，即反覆以宦官典兵干政為戒，帝嘉歎而不能用，旋即設內書堂，可知嘉歎之為好名浮慕。宣德六年十二月，誅中官袁琦，逮其黨十餘人皆棄市，先自經之馬俊亦僇屍梟示，命都察院榜琦等罪示天下。然明年正月，即賜司禮太監金瑛、范洪免死詔，詞極褒美。既罪琦等，以此示賞罰之公，而於中官之寵任者如故，免死詔乃與元勳之鐵券相同，又開隆重刑餘之特例。明一代之於宦官，真有固結不解之緣，安能為成祖以來解也？
至納諫之美，《史》於仁、宣紀不勝紀，然其心以為忌而勉強容納者，且不必論。仁宗之於李時勉，宣宗之於陳祚，則拒諫之烈亦奇。《李時勉傳》：「洪熙元年，復上疏言事，仁宗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脅折者三，曳出幾死。明日，改交趾道御史，命日慮一囚，言一事。章三上，乃下錦衣衛獄，時勉於錦衣千戶某有恩，千戶適蒞獄，密召醫，療以海外血竭，得不死。仁宗大漸，謂夏原吉曰：『時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原吉慰解之。其夕帝崩。宣宗即位已逾年，或言時勉得罪先帝狀，帝震怒，命使者：『縛以來，朕親鞫，必殺之。』已又令王指揮即縛斬西市，毋人見。王指揮出端西旁門，而前使者已縛時勉從端東旁門人，不相值，帝遙見罵曰：『爾小臣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時勉叩頭曰：『臣言：「諒暗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言色稍霽，徐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稱時勉忠，立赦之，復官侍讀。比王指揮詣獄還，則時勉已襲冠帶立階前矣。」此仁宗之本色發露時也。《陳祚傳》：「出按江西，時天下承平，帝頗事遊獵玩好，祚馳疏勸勤聖學，其略曰：『帝王之學，先明理，明理在讀書。陛下雖有聖德，而經筵未甚興舉，講學未有程度，聖賢精微，古今治亂，豈能周知洞晰？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聖賢格言，無不畢載。願於聽政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無得間斷，使知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開廣聰明，增加德業，而邪佞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疏遠，天下人民受福無窮矣。』帝見疏大怒曰：『豎儒謂朕未讀《大學》耶？薄朕至此，不可不誅。』學士陳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上無書不讀也。』帝意稍解，下祚獄，逮其家人十餘口，隔別禁系者五年，其父竟瘐死。其時刑部主事郭循諫拓西內皇城修離宮，逮人面詰之，循抗辯不屈，亦下獄。英宗立，祚與循皆得釋復官。」此宣宗之本色發露時也。仁宗聞直言而撲折其人脅骨，臨死尚以為大恨；宣宗因《大學衍義》之書名，疑為藐其未讀《大學》，至逮其家屬隔別系獄，終其世不釋，至瘐死其父，雖極暴之君不是過矣。然兩朝之致太平則非虛語，惟盡心民事之效耳。民為邦本，使民得所，即為極治。雖有暗昧之嗣君，萬惡之閹宦，窮荒極謬，猶數百年而後亡。讀史者以此為龜鑒，無得罪於百姓，即為國之根本已得，其餘主德之出人，皆非損及國脈之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