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中的一些事情我從來沒能弄清楚過。其中之一便是過去年代中一些藝術家和文人的工作量。
現在，從事寫作一行的人們有打字機、錄音機、秘書和自來水筆，每天可以寫出三四千字。可是，莎士比亞有10多種工作分散他的精力，還有一個絮絮叨叨的老婆，鵝毛筆也不好用，他怎麼能寫出37個劇本呢？
再有，「無敵艦隊」的老兵洛浦·德·維加一生都忙忙碌碌，他從哪兒弄來所需的墨水和紙張，寫下1800部喜劇和500篇文章的呢？
那個奇怪的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又是什麼樣的人呢？他的小房子裡有20個孩子吵吵鬧鬧，而他居然有時間譜寫出5出清唱劇、190首教堂大合唱、3首婚禮大合唱、12支聖歌、6支莊嚴的彌撒曲、3支小提琴協奏曲（僅一部雙小提琴協奏曲就足以使他的名字永載史冊了）、7部鋼琴管絃樂隊協奏曲、3支雙鋼琴協奏曲、2支三鋼琴協奏曲、30首管絃樂譜，還為長笛、豎琴、風琴、低音提琴、法國圓號寫了曲譜，足夠讓普通學生練一輩子的。
還有，倫勃朗和魯本斯這樣的畫家要怎樣勤奮用功，才能在30年中幾乎每個月都創作4幅油畫或4幅蝕刻畫呢？像地位不高的平民安東尼奧·斯特拉地瓦利，是如何在一生中製作出540把小提琴、50把大提琴和12把中提琴的呢？
我現在不是在討論他們的頭腦怎麼能夠想出那麼多的情節，聽出那麼多的旋律，看出各式各樣的顏色和線條的組合，選擇出那麼多的木材。我只是奇怪他們的體力。他們是如何勝任的呢？難道他們不睡覺嗎？他們也不抽出幾小時打打檯球嗎？他們從不疲倦嗎？他們聽說過「神經」這個東西嗎？
17世紀和18世紀到處都是這種人。他們無視健康法則，照樣吃喝那些有害身體健康的東西，根本不知道作為光榮人類的一員所肩負的崇高使命，但他們有的是時間，他們的藝術與才智成果實在是令人驚歎。
藝術和科學的情形也出現在繁瑣且需要仔細推敲的神學上。
如果你在200年前，走進任何一座圖書館，就會發現從地下室到頂樓上擺滿了8開本、12開本和18開本的宗教小冊子、布道書、討論集、駁論、文摘和評論，用皮革、羊皮紙和紙張裝幀，上面附有塵土，早已被人遺忘了。不過這些書都包含著廣博的或許又無用的學識。
在現代人看來，這些書籍談論的題目和採用的諸多字詞已經失卻了意義。可是這些發了霉的彙編卻有著重要的目的。就算是它們一無是處，至少還是清潔了空氣，因為它們或者解決了討論的問題，使相關人士普遍滿意，或者使讀者相信那些問題並不是邏輯推理和辯論所能確定的，倒不如隨便扔在什麼地方算了。
這聽來彷彿是諷刺挖苦式的誇讚。不過我希望將來30世紀的批評家們在研讀我們殘留的文學和科學成就時，能夠同樣仁慈。
巴魯克·德·斯賓諾莎是這一章的主角，他在數量上沒有追隨當時大寫特寫的風氣。他的全集不過是三四個小本子和幾捆信札。
但是，用正確的數學方法解決他的倫理學和哲學中的抽像問題所必需的大量學習，會拖住普通的健康人的後腿。這個可憐的結核病患者的早逝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因為他試圖用乘法口訣表來理解上帝。
斯賓諾莎是猶太人。不過卻沒有受過住進猶太隔離區的侮辱。他們的祖先在西班牙半島定居的時候，那裡還是摩爾人的一個行省。西班牙征服此地以後，引進了「西班牙屬於西班牙人」的政策，最後迫使國家陷入衰敗之境。斯賓諾莎一家也被迫離開了舊家園，他們走水路來到荷蘭，在阿姆斯特丹買了一套房子，辛勤工作，積存了些錢財，沒過多久，就成為「葡萄牙移民區」中最受尊敬的人家之一。
如果說這家的兒子斯賓諾莎意識到了他們的猶太血統，那麼除去鄰居小孩的嘲笑，更要歸結於在塔爾穆德學校受到的訓練。由於荷蘭共和國充滿了階層偏見，無暇顧及種族偏見，因此外來的民族可以在北海和須德海的海岸找到容身之地，過上平靜而和諧的生活。這是荷蘭生活的特色之一。現代的旅行者在撰寫「遊記」時，絕不會忘掉這一點，這是有充足原因的。
斯賓諾莎
在歐洲其他大部分地方，甚至到了相當晚的時候，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的關係還是極不令人滿意的。雙方之間的爭吵簡直到了不可解決的程度，因為雙方都各有正誤，而且都聲稱自己是對方專橫和偏見的受害者。這本書裡已經說過，專橫只不過是烏合之眾自我保護的一種方法，按照這個理論，顯而易見，只要忠誠於各自的宗教，基督徒和猶太人就會認為對方是敵人。首先雙方都堅持自己信奉的才是唯一真正的上帝，其他民族的其他上帝全是冒牌的。其次，雙方是危險的商業對手。猶太人來到西歐，就像他們最初抵達巴勒斯坦一樣，是尋覓新家園的移民。當時的工會即「行會」，不讓他們找到職業，所以他們只好開個當鋪和銀行作為經濟上的權宜之計。這兩種行當在中世紀很相近，在人們眼裡，體面的市民是不會投身到這些行業的。直到加爾文時期，教會一直對金錢（稅收除外）深惡痛絕，而且把拿利息看成是一種罪孽，這實在是令人難以理解。當然，高利貸是任何一個政府都不能容忍的。早在4000年以前，巴比倫人就曾通過一條嚴厲的法律，對付那些想從別人的錢中牟暴利的金錢交易者。我們從2000年前寫下的《舊約》的好幾章中，都可以讀到，摩西曾經明確禁止追隨者以高利息借給別人錢，不過借給外國人不在此列。後來，包括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在內的偉大的希臘哲學家都表示，不贊同從別人的錢中生出錢來。教會神父對這種事情的態度越發地明確。在整個中世紀中，放債人一直被人看不起。但丁甚至在他筆下的地獄裡為他的金融界朋友們專門設置了一個小壁龕。
從理論上或許可以證明，開當鋪和開銀行的是不受歡迎的市民，世界要是沒有他們，該有多好啊。不過，只要世界不再是清一色的農業國，那麼不用借貸，哪怕是最簡單的生意都做不下去。因此，放債人成了社會需要的魔鬼，而注定要下地獄的猶太人（按照基督徒的看法）被迫從事人們需要的職業，但體面人絕不會染指。
這樣，不幸的流亡者被迫進入了不光彩的行業，這使他們自然而然地成為富人和窮人的對頭。他們剛一發跡，對方便翻臉無情，轉而反對並謾罵他們，把他們鎖在城市中最骯髒的區域，衝動之下還會把他們作為不信教的惡棍絞死，或是作為叛逆的基督徒燒死。
上述行徑真是愚蠢，而且無知。無止境的攻擊和迫害並沒能使猶太人喜歡基督徒。直接的後果是，一大批第一流的智慧退出了公共交往領域，成千上萬天資聰穎的年輕人本來可以在商業、藝術和科學中一展身手，卻把腦力和精力浪費在了無用的研究那些深奧莫測的難題和引發詭辯的舊書上，數百萬無依無靠的男女青年注定要在臭氣烘烘的小屋裡過著畸形的生活，一方面聽長輩們講他們是肯定會繼承這個世界及其財富的上帝的子民，一方面卻又不停地聽到別人罵他們是豬，只配上絞架或刑車，並因此恐懼得魂不附體。
要讓在這種逆境中生活的人們（不管是誰）保持用正常的視角看待生活，簡直就是不可能的。
猶太人一次又一次被逼得對基督徒同胞採取瘋狂行動；當他們憤怒到極點時還起來反抗壓迫者，結果他們又被稱為「叛徒」「忘恩負義的惡棍」，遭受更嚴重的欺侮和限制。但是這種限制只有一個結果：增加了心懷怨恨的猶太人，也讓其餘的猶太人意志頹喪。一言以蔽之，它使猶太區成為受挫的雄心和累積的仇恨的可怕的聚居地。
斯賓諾莎出生在阿姆斯特丹，因此幸而沒有遭遇到大部分族人生來就承受的苦難。他首先被送進猶太教堂（合適的稱呼是「生命之樹」）掌管的學校去讀書，學會了希伯來文的動詞變化之後，立刻被送到博學的弗朗西斯科·阿皮尼厄斯·范·登·恩德博士那兒，研讀拉丁文和科學方面的知識。
弗朗西斯科博士，恰如他的名字所示，出身於天主教徒家庭。相傳他是盧萬大學的畢業生。依照城中學識最為廣博的教堂執事的說法，他其實是偽裝的耶穌會成員，一個非常危險的人物。不過這是一派胡言。弗朗西斯科博士年輕時確實在一所天主教的學校度過了幾年時光，但他並不醉心於此。後來，他離開家鄉安特衛普，抵達阿姆斯特丹，並在此開辦了一所私立學校。
他擁有卓絕的因材施教的能力，善於想辦法使學生們喜歡古文課程。阿姆斯特丹的加爾文派自由民不在乎他曾經與天主教的瓜葛，都甘心情願且頗為自豪地把孩子托付給他。因為這個學校的學生在六韻步詩和靜詞變格上總是強於其他學校的學生。
范·登·恩德教授小斯賓諾莎拉丁文。另一方面，由於他還熱心地追求科學領域的最新發現，對喬達諾·布魯諾崇拜得五體投地。毫無疑問，他會教給小斯賓諾莎不少正統猶太家庭一般不會提到的事情。
小斯賓諾莎一反當時的習慣，沒有和其他學生一起寄宿學校，而是住在家裡。他的學識很深，使家人非常驚喜，親戚們都自豪地叫他小教授，毫不吝嗇地給他零用錢。他沒有把這錢浪費在煙草上，而是選購了哲學書。
其中，有一個作者令他尤為感興趣。
這個人便是笛卡爾。
雷內·笛卡爾是法國貴族，出生在圖爾和布瓦蒂耶交界處，查理曼大帝的祖父曾在這裡擋住了征服歐洲的穆罕默德。笛卡爾不滿10歲就被送到耶穌會接受教育了，並在那裡度過了12年。笛卡爾很招人討厭。因為他很有自己的想法，拒絕接受那些未經證明的東西。耶穌會會士也許是世界上唯一懂得對付這種難調教的孩子的人。他們不但不挫傷孩子，還能將其培養得很成功。要檢驗布丁就要品嚐品嚐。檢驗教育的成果也是一樣。如果現代教育家學會了耶穌會羅耀拉兄弟的方法，我們也會有幾個自己的笛卡爾了。
笛卡爾20歲時開始服兵役，他到了荷蘭。在那裡，納索的莫裡斯曾經從頭到尾完善了他的軍事體系，使他的軍隊成為有志當將軍的青年的進修學院。笛卡爾並不經常去納索親王的司令部。一個忠誠的天主教徒怎能當新教徒首領的僕人！這聽來就像犯了叛國罪。不過笛卡爾感興趣的是數學和炮術，而不是宗教和政治。荷蘭和西班牙之間的戰爭剛一結束，他便辭了職，前往慕尼黑，在巴伐利亞的天主教公爵麾下打了一段時間的仗。
但是那次戰役並沒有持續多長時間，唯一一次至關重要的戰鬥是在拉羅謝爾附近進行的。那時，胡格諾派正在抵禦黎塞留。笛卡爾返回法國，想學一些高級的攻堅戰術。可是他厭倦了軍營生活。他決定告別戎馬生涯，致力於哲學和科學。
他自己有一筆小收入。他不打算結婚，也沒有什麼奢望，只想過寧靜而快樂的生活，而且如願以償了。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選中荷蘭做居所。不過這個國家充滿印刷商、出版商和書店，只要不公開攻擊現存的政府和宗教，出版檢查的法律就是一紙空文。況且，他從未學會他所移居的國家的語言（這種語言對真正的法國人來說並不困難），所以避開了不必要的夥伴和沒用的談話，能夠把全部時間（每天差不多20個小時）用來工作。
對於當過兵的人來說，這種生活似乎過於枯燥。但是笛卡爾有生活的目的，對這種自我折磨的放逐生活很是滿意。隨著時間的流逝，他逐漸相信，世界仍然被深不可測的無知籠罩著，被稱為「科學」的東西其實距離真正的科學還很遠很遠，不首先剷平陳舊的錯誤和荒謬，普遍的進步就不可能實現。這可不是小事一樁。不過笛卡爾很有耐性，到了30歲，他開始向我們奉獻出了嶄新的哲學體系。他深為自己的工作所激勵，在最初的提綱裡加進了幾何學、天文學和物理學。在工作中他不偏不倚，這使得天主教徒罵他是加爾文派，而加爾文派又罵他是無神論者。
這些喧鬧傳到他的耳朵裡，也絲毫沒有干擾他的工作。他平靜地繼續自己的探索，在斯德哥爾摩同瑞典女王談論了哲學，最後安詳地在那裡與世長辭。
在17世紀的人們中，笛卡爾主義就如同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達爾文主義，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做一名笛卡爾主義者，在公元1680年是一件可怕的事，很不光彩。這等於宣稱自己是既定社會制度的敵人，是索西奴斯信徒，是自認不能與體面人相提並論的下等人。這並沒能阻止知識界大部分人癡狂地接受笛卡爾主義，就像我們的祖輩接受達爾文主義一樣。但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統猶太人中，這類題目是沒有人提的。在塔爾穆德和托拉赫也沒有人問津笛卡爾主義，因此它也就不存在。一經表明這種觀念在巴魯克·德·斯賓諾莎的頭腦裡存在，結論就是必然的——只要猶太教堂的權威人士一出面調查此案件，並採取官方行動，斯賓諾莎也會同樣不復存在。
那時阿姆斯特丹的猶太教會剛剛經歷了一場嚴重的危機。斯賓諾莎15歲的時候，來了一個名叫尤里爾·艾考斯塔的葡萄牙流亡者。他毅然放棄了在死亡威脅下被迫接受的天主教，又回到父輩的宗教信仰。可是這個艾考斯塔不是普通的猶太人，而是個紳士，慣於在帽子上插一根羽毛，在腰邊佩一把劍。那些在日耳曼和波蘭學校接受過訓練的荷蘭猶太教士所表現出的傲慢使他驚訝和憤怒，而且他也很自高自大，從不屑掩飾自己的觀點。
在那樣狹小的社會組織裡，這種公開的蔑視是不可能被容忍的。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開始了。一方是孤傲的夢幻者，這些人半先知半貴族，另一方則是鐵面無情的法律護衛者。
結局是悲劇。
首先，在當地警察局，艾考斯塔被控是幾本否認靈魂不朽的褻瀆神聖的小冊子的作者。這使他與加爾文派教士產生摩擦。不過事實很快得到澄清，控告隨後撤銷了。於是猶太教會把這個頑固不化的反叛者逐出教會，剝奪了他的謀生之道。
在以後幾個月裡，這個可憐的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頭流浪，最後貧困和孤獨又驅使他回到猶太群體。但是他要首先公開認罪，任教區全部猶太人鞭抽腳踢，然後才能被批准重新入會。這種羞辱使他精神失常了。他買了一支手槍，把自己的腦袋打開了花。
這次自殺事件在阿姆斯特丹市民中引起很多議論。猶太團體覺得不能冒險再惹起另一場風波。當「生命之樹」中最有前途的學生已經無疑被笛卡爾的新異端思想玷污的時候，猶太教會就立即行動起來，試圖悄悄地遮掩此事。他們找斯賓諾莎談話，只要他答應聽話，繼續去猶太教堂，不再發表或散佈任何反對法律的言論，就可以給他一筆固定的年金。
斯賓諾莎可是個不肯妥協的人，三言兩語就回絕了這些事。結果，根據出名的古老《懲處準則》，他被逐出教會。那個準則不給人一點兒思考的餘地，全是照搬耶利哥時代的詛咒謾罵的字眼。
面對五花八門的咒罵，他泰然自若地坐在房間裡，從報紙上瞭解前一天發生的事。甚至當一個《準則》的狂熱者想終結掉他的生命時，他也拒絕離開城市。
這對猶太教士的威信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他們顯然乞靈於約書亞和伊萊沙，在短短的幾年裡卻仍有人再次公開向他們挑戰。他們氣急敗壞地向市政廳提出訴訟，要求和市長會面，告訴他這個剛被趕出教會的巴魯克·德·斯賓諾莎的確是個危險分子，是不可知論者，不信仰上帝，在阿姆斯特丹這樣頗受人尊崇的基督社團中不應該容忍這種人。
那些大人們有個好習慣，對整個事情都不插手，而是推給基督教牧師的小組委員會去處理。這個小組委員會研究之後，發現斯賓諾莎並沒有做有害於城市法令的事，便如實向市政府的官員們作了報告。不過他們又覺得一個教派的人能如此團結一致是好事，便向市長建議，請這個似乎獨立性很強的青年離開阿姆斯特丹幾個月，等風平浪靜之後再回來。
從那以後，斯賓諾莎的生活一直平靜無波，就像他從窗口看到的大地一樣。他離開了阿姆斯特丹，在萊頓附近的萊茵斯堡小村裡租了一間小房子，白天打磨光學儀器的鏡頭，晚上抽著煙斗，隨著自己的興致讀點什麼或寫點什麼。他一直沒有結婚。曾有傳言說他和拉丁文老師範·登·恩德的女兒有戀情，可是斯賓諾莎離開阿姆斯特丹時那孩子才10歲，所以這個傳言似乎不是事實。
他有幾個好朋友，每年至少兩次提出要給他一些資助，使他能用全部時間致力於研究。他回答說他感謝他們的好意，但他更情願獨立，除了一個有錢的笛卡爾主義者每年給他80塊錢的接濟外，他不再多要一分錢，過著真正哲學家應有的受尊敬的清貧生活。
他曾經有機會去德國當教授，但他委婉謝絕了。著名的普魯士國王給他寫信，願意當他的資助人和保護人，他也最終回絕了，繼續過著平靜而愉悅的流亡日子。
在萊茵斯堡住了幾年後，他搬遷到海牙。他的身體一向欠佳，半成品鏡頭上的玻璃微末損傷了他的肺臟。
公元1677年，他孤獨而急促地離開了人世。
使當地教士非常憤怒的是，不下六輛宮廷豪門的私人馬車陪伴著這個「無神論者」直到他的墓地。兩個世紀之後，當紀念他的雕像揭幕的時候，倒霉的警察不得不大批出動去保護參加這個莊嚴儀式的人，使他們不被成群的狂熱加爾文教徒的怒火傷害。
這就是斯賓諾莎，他有什麼影響呢？他難道只是把沒完沒了的理論塞進一堆一堆的書裡，說出的言辭能把奧馬爾·卡雅姆氣得臉色發青的勤奮的哲學家嗎？
不，他不是。
他取得的成績，絕不是依靠發揮才智或憑借巧言善辯得以正確地闡述了自己的理論。斯賓諾莎之所以偉大，主要靠他的勇氣。他屬於這樣一種人：他們只知道一條法則，它是在早已被遺忘的遙遠的黑暗年代裡定下的不可更改的死規矩，這些規矩是為那些自認為能夠解釋聖理的職業教士階層創立的精神專制體系。
在他生活的時代裡，知識自由的思想與政治上的無政府幾乎是同義詞。
他知道他的邏輯體系既會得罪猶太人，也會得罪非猶太人。
但他從來沒有動搖過。
他把所有問題都看成普遍問題，無一例外地視其為一個無所不在的意志的體現，相信這些問題是純現實的表現，它將適用於最後審判日，就像適用於創世紀那樣。
這樣，他為人類的寬容事業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斯賓諾莎像前面的笛卡爾一樣，擯棄了舊宗教設下的狹窄界線，以百萬星辰為基石，勇敢地構建起自己嶄新的思想體系。
如此一來，他恢復了自古希臘和古羅馬時代以來就被歪曲的人類的真正形象——作為真正的世界一員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