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行程還有幾個月，父親艾宏松病了。這是父親近年第二次重病，上次是五年前，艾宏松洗澡時中風，偏癱在床。他握住礦泉水瓶，左手捉住右手腕，在胸前旋轉出圓圈，在鍛煉中等待康復。病中有一天，他從身上取出一張紙，上面是自己用左手寫的詩：「雨困郊原草木慌，東籬野菊獨梳妝。何當借得秋風勁，洗淨煩愁一色黃。」
艾宏松羞慚地告訴兒子，自己想打印出來，寄到一家詩詞雜誌。作家阿乙這才想起父親衣櫃上畫過的畫，以及家裡早年被老鼠咬壞的《詩刊》，他終於確信，父親也曾是一名「強悍的文學青年」。
小學時，艾國柱給上海的《小主人報》投過一篇幾百字的文摘稿，題為「漢字知多少」。這是寫作帶給他的第一次歡喜。第二次就是轉眼八年後，艾國柱在洪一鄉派出所做警員，給縣報寫了破案通訊，六七百個字，標題他至今仍記得清楚：「山廟老尼遭奇辱，民警神勇破奇案」。
兩個烏托邦人
文_李魚
一
賽斯·羅伯茨（Seth Roberts）是我認識的第一個有維基百科頁面的人類，他的頁面最後一次更新定格在今年（2015）4月26號，加州晴空萬里。直到他死後，我才開始正正經經認識他。他的教授頭銜、他的博客、他New York Times榜上有名的暢銷書，還有種種骨骼精奇、不管不顧的事跡。
我納悶一個研究人類幸福的心理學家為何過上了社會傳統價值觀中離幸福最遠的生活——他終生未婚，不養狗，每兩天吃一頓正餐。其中這最後一點更讓我難以接受。畢竟五道口號稱宇宙中心，每每華燈初上時分，再孤獨的人也被熏得留戀人間煙火。
可見賽斯的確是個奇葩。這份真相並不需要借助讀心術就能領悟——他中年已過，辭掉UC Berkeley終身教職搬到北京，一口氣買下五台空氣淨化器。後來日子正常前行，他偶然發現中華美食的博大精深，此情一往而深。但隨之而來的將近五年裡，賽斯的中文始終也沒能突破「這個粥多少錢」的水平。以此中文，恐怕也沒有太多驚心動魄的劇情可以在帝都展開。
而我在他追悼會上的使命，就是複述賽斯·羅伯茨人生中這最後一截。
二
追悼會在伯克利市班克羅夫特酒店進行，大宴會廳窗明几淨，裝點著新鮮百合。來賓中包括賽斯的母親、妹妹，以及各路友人。既有西裝領帶的，也有仔褲球鞋的，總共坐滿六張圓桌。沒有人特意穿黑色。服務生在旁供應冰鎮巴黎水或香檳，壁爐旁的長桌上體貼地擺了火腿、奶酪與新鮮草莓。
我遲到了，走進大宴會廳，懷著考試前夜的提心吊膽站上講台，用英文問好。聽眾們紛紛鼓掌，我看見整扇落地窗邊，加州陽光灑滿百合的花瓣。
賽斯是在奧運會那年辭掉終身教職搬到北京的。他沒有家眷，行李大約也不太多。同年秋天，他正式加入一所中國知名大學的心理系。這所大學在上世紀20年代原本成立過心理系，後經院系調整，併入兄弟學校。又因「文化大革命」對「唯心主義」的抨擊，一時無法復建。在這期間，國際心理學界已形成科學的研究體系，四名心理學家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生理學或醫學獎。
賽斯·羅伯茨以知名國際學者的身份受到邀請，參與重建心理學系。他的照片掛在電梯門斜對面的牆上，在其他老師之中格外顯眼——白人，藍色眼珠，有點皺的格子襯衫，眼神明亮。走廊裡不過六個房間，最大的作為教室，旁邊便是賽斯的辦公室。後來大家發現他幾乎從來不去辦公室，於是徵得同意後改作了實驗室組會的場地。
賽斯執教大一新生的《現代心理學前沿問題選講》課程，第一份作業要求所有人自製一張名片寫上中英文名、拼音和興趣愛好。關於最後一項，大部分學生填上了自己兒時被父母送去的週末培訓班名稱，有「小提琴」、「國畫」、「跆拳道」等。
賽思蹩腳地試圖根據拼音點名，迎來一陣友好的哄笑。他說話輕而慢，停頓的時間似乎都用來喘氣與思考，偶爾寫些板書，一節課就過去。每堂課的末尾，他像洗牌一樣從名片堆裡抽出兩三個人同他共進晚餐，被抽中的總是既興奮、又緊張。
我是賽斯的第三屆學生，聽說他從第四屆往後已經不滿足於請學生在各大食堂的頂層零點，轉而奔赴五道口開拓廣闊新天地。
哪怕在他的請客地點仍流轉於學校食堂時，這頓晚飯也總是值得期待的。與我們預料的相反，賽斯才是一直發問的那個，例如「想吃什麼菜」、「為什麼要讀心理學」、「上大學感覺如何」。我們還等著他發表人生真諦，而他只是想知道我們喜歡蔥油餅還是米飯。
第一個人說米飯，後面的也就跟著米飯了。我們轉向更難的問題。為什麼學心理？我不清楚其他領域的教授是否也會樂此不疲地打聽動機，但心理系一直如此。或許他們相信學心理的志向會比學經濟管理或電氣工程與自動化來得更加離奇，因此有額外解釋的必要與樂趣。
賽斯後來才知道，班上一半以上的學生是接受了調劑——在中國的高考制度下，要想確保被這所知名大學錄取，五個志願裡總得有一個保底的，而心理學便肩負了這個重任。剩下的人中，有些想當心理醫生（治別人或自己的病），有些奔著學讀心術，有些則是兜兜轉轉實在看其他專業都沒什麼意思。他們把心理學填在首位，毫無意外地入選。
而賽斯呢，大家自然而然地問起。他自波特蘭裡德學院心理系本科，成為布朗大學博士，直至全美專業排名第一的加州伯克利大學終身教授，然後一待就是三十年。
他的回答很簡單：因為從小就想當科學家，而心理學是科學中最有意思的一門。
同桌人吃著香辣烤魚、干煸豆角和白米飯，似懂非懂地點頭同意。
在他的課上，學生們被要求觀察校園現象，然後設計自己的實驗。經全班匿名投票後，其中一項關於群體從眾傾向的研究在第六教學樓的電梯內展開。上課前的早高峰，近十名學生擠到電梯裡，一齊背朝電梯門，費力憋住笑。走廊中留守的觀察員負責記錄陌生人走進電梯後是否轉身。
實驗的結果令人失望，他們沒能重複出索羅門·阿希（Solomon E. Asch）於1956年發表的經典結果。當年，這位社會心理學家邀請123位男性來到實驗室進行「視覺辨別」任務：從三條線段中選出最短的一條。答案是非常明顯的，可在心理學家假扮的「同夥」的影響下——他們會首先給出錯誤答案，留被試（編註：被試，指心理學實驗中接受實驗的對象）最後一個發言，超過三分之一的人選擇從眾，也給出了錯誤答案。
可在賽斯學生們的實驗中，苦守的近半小時裡，甚至沒有一個陌生人因「從眾」而轉身背對電梯門——大部分人在門開的當下就滿臉訝異、快步走向樓梯間了。後來學生在分組反思失敗的實驗時，將原因歸結為自己「笑點過低、嚇跑了被試」。賽斯沉吟片刻，接受了這個解釋。
學期過半，他佈置的閱讀材料是The Man Who Would Be Queen，介紹了同性戀取向的生理基礎。事前賽斯曾被友好的同事告知，大部分中國人對同性戀者尚持有從迴避到反感不等的消極態度，所以他有些意外這本書在學生中引起了相當熱烈的討論——對於大一新生而言，明目張膽的戀愛無疑是新晉特權，而同性戀情更是在一系列網絡流行詞的攻勢下成為了時髦話題。有學生甚至在看完書後去工體北路的酒吧獵奇，將身著紅裙、肩披長髮的男人背影以及出租車司機如何停下又駛離都原原本本寫進了報告中。對於他的閱讀材料，學生們並未完全記住基因、激素和神經遞質如何造就了人們各異的性取向，正如人人不同的長相一樣，但他們大多都贊同，接納真實的自己屬於勇敢的行為，值得敬佩。後來有人將畢業論文定題於此。
三
關於賽斯個人感情經歷的討論大約也是從那時開始的。起因是他在黑板上留下自己的郵箱，@符號前的字母拆開來，赫然寫著「兩個烏托邦人」。可除了他本人，那另外一個烏托邦人是誰呢？
賽斯終身未婚，沒有已知的緋聞，也不像藏著秘密情人。在兩節大課的課間，學生們用中文推測，或許他曾經愛而未得，要麼得到卻失去了，最後成為孤家寡人。大家表情上一致的遺憾，幾乎如同看到了自己精心設計卻慘遭失敗的實驗。孤獨不一定是可恥的，但應該蠻可憐的——潛台詞裡是這樣一種觀點：兩個人老去總好過一個人。
好奇的學生於是結隊去拜訪他。為了更清楚地演示實驗裝置，賽斯把office hour的舉辦地改到了自己家中——教工宿舍頂層的兩居室。屋裡溫度比樓道暖和了不少，剛爬完六層的學生氣喘吁吁。賽斯指指書房的籐椅，示意他們可以把大衣搭上去。
客廳中三面白牆，還有一面貼滿漢字卡片，細明體字上頂著拼音，少數被他做了筆記。貼牆放著三台體重秤，方圓各異，五彩斑斕。牆角是一台踏步機，支架用來固定他的筆記本電腦，後方窗台還擺了酸奶機和實驗用的發酵茶葉。房間中僅有的裝飾是飲水機機箱側面用透明膠帶固定的一隻小小的紅色中國結，看樣子是誰贈送的禮物。賽斯穿著厚襪子在地板上走來走去——他公寓中的景象基本多年未變，除了不斷添置的空氣淨化器。
學生們早已熟讀他的代表作，一篇發表於《行為與腦科學》（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雜誌上的文章《自我實驗作為研究靈感來源：關於睡眠、心情、健康與體重的十例》（「Self-experimentation as a source of new ideas： Ten examples about sleep， mood， health and weight」）。這本雜誌在學界廣受認可，影響因子常年徘徊在二十上下，在行為科學的近五十種期刊中排名第一，在神經科學的二百四十餘種期刊中也位列前三。
在賽斯長達十二年的實驗中，被試總共只有一個。他每天測量自己的體重、血壓血糖指標、四則運算速度，記錄入睡和醒來時間，並為心情打分。他每年將自己的一綹頭髮寄送專業實驗室檢驗微量元素含量。在某些實驗期間，他只吃壽司、只喝糖水、或在早間特意注視電視屏幕上的人臉、每天站立六小時以上。他有時佩戴偏振眼鏡濾掉全世界的藍光，有時則大嚼特嚼紅燒肉——這可能是一種潛在的減肥食品，如果運用條件得宜的話。
對於所有這些實驗，學生們看熱鬧多過求真理。畢竟科學心理學的默認配置是大樣本量基礎上的概率統計，實驗組與控制組間差異是否達到顯著，多項苛刻條件才可得出因果關係。一個人的研究結論又怎麼可能比一百人或一千人的平均值來得可靠？
這篇文章十年來總共被引用了三十一次，像個點綴學術期刊的花邊，還不及他博士期間以白鼠為被試的文章引用量的二十分之一。
賽斯仍然好客地邀請大家品嚐他未加糖的自釀酸奶與茶菌（一種發酵茶葉飲品，味道古怪），還展示了冰箱中的瓶裝臭豆腐、納豆。他最近十年的實驗要求他嚴格控制進食量和食物種類，每天只吃一頓正餐（後來這個頻率降低到了每兩天一次）。
「那你這一頓肯定吃得特別豪華吧？」我問他，還問了一些實驗上的問題，他一一作答。學期結束後的寒假，突然有一天賽斯打電話給我。兩個他博客上的朋友來北京開會，他打算請他們吃烤鴨，在王府井，問我要不要同去。
我想大概是我的期末作業讓他印象深刻，所以連翻譯菜單時都格外挺胸抬頭。他深愛一切中華美食，對自己家鄉的垃圾食品也就不忍再提。互相問候過實驗進展後，初次訪問中國的客人開始好奇給中國大學生上課是什麼感覺。賽斯簡短評論道：「他們令人驚訝的聰明。」
他的朋友們看上去也同樣驚訝——這與他們在報道中讀到的不同。中國學生應該是被十年如一日的苦讀扼殺了天性的，更何談聰明？賽斯於是又補上一句：「美國學生越來越懶了。」
晚飯後四人站在愜意的夜風中開始打車，北京的大街彷彿從未如此空蕩過。不知過了多久，還是凍在路邊，我忍不住問賽斯為什麼想起找我吃飯。他忙著眺望下一個紅綠燈外的車流，隨口回答：「我以為你是北京人，知道怎樣在北京打到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