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論如何都想不起來，是哪一年在什麼場合和劍銘見第一面的。我想打電話問問劍銘，拿起話筒卻又放下了，既不具備井岡山會師那樣決定中國革命歷史命運的意義，弄不弄清這個時間和地點也就無所謂了。倒是年輕時的幾次接觸，隨著歲月的河流越流越遠，反而愈加清晰，愈覺珍貴，也備覺幸運，即：淡淡的漫長的兩個人的生命歷程中，能留下至今讓我偶爾憶及依然動情的事，真是人生幸運。
大約是1972年秋天或冬天，我收到劍銘一封信，告訴我他剛剛參加過一個重要會議，陝西作家協會被下放到農村的作家和編輯又回來了，被砸爛的陝西作家協會要恢復工作了，只是不准再用“文革”前的舊稱，改為“陝西省文藝創作研究室”。無論這個新的名字聽來怎樣彆扭說來怎樣拗口想來怎樣不倫不類詞不達意，已經無關緊要，起碼標誌著文學創作又被撿起來了。劍銘還告訴我，陝西的文學刊物《延河》也即將復刊，同樣出於與舊的“文藝黑線”決斷的思路，改名為《陝西文藝》。這個會議就是“省文藝創作研究室”和《陝西文藝》共同召開的，與會者是西安地區的一些工農兵業餘作者。會議的主題之外，還有一個更具體的事，讓與會者向新的編輯部推薦各自認識的業餘作者，目的很明瞭，新的刊物需要作品，作品必得作者創作，聲名赫赫的老作家有的雖然從流放地回來，改造思想的距離仍然遙遠，能否重新發表作品似乎還難說。工農兵業餘作者，一下子成了香餑餑受到器重了。劍銘在信中告訴我，他推薦了我，而且推薦了我刊登在西安郊區文化館創辦的內部刊物《郊區文藝》上的散文《水庫情深》。
我首先感動的是劍銘這封信裡的真摯。我也很為我心中崇尚著的一個文學刊物《延河》的復刊而鼓舞，儘管更替了一個新的刊名。我在“文革”前一年的1965年初發表散文處女作，到“文革”開火時的1966年夏天，大約發表了六七篇散文特寫，全部刊登在《西安晚報》文藝副刊上。除了初中二年級時語文老師把我的一篇作文親自抄寫投寄給《延河》之外，此後許多年的業餘操練和投稿過程中，從來也沒有敢給《延河》投寄一稿。在我的感覺裡，說文雅點，《延河》是全國大作家們展示風采的舞台；說粗俗點，那門檻太高了。懷著這種敬畏的心理，我把習作的散文都送到報紙副刊了。儘管西安地區的業餘作者朋友略知我一二，而《延河》和作家協會的全然陌生是合情合理的。正是劍銘這一次推薦，薦人和薦稿，使我跨進了作家協會和《延河》的高門檻。接到劍銘信後沒過幾天，就接到《陝西文藝》編輯部路萌的電話，談了他對劍銘送給他的《水庫情深》的意見。隨後又收到路萌經過紅筆修改的稿子。這篇經劍銘推薦的散文《水庫情深》，發表在《陝西文藝》創刊號上。今天想來，感慨之際，真應了某點宿命。許多年前一位游跡村野的算卦先生硬揪住我相面，說了許多恭維之詞，也免不了提醒的話，統忘記了，原因在於我向來不信這些神神道道虛虛幻幻裝神弄鬼混饃吃的做派。倒是記得他有一句“緊當處有貴人相助”的話。單是在創作生涯裡，再縮小到《延河》這條道上，相助的貴人有兩個，一個是我剛剛對文學發生興趣並在作文本上寫小說的時候，語文老師車占鰲把我寫的第二篇小說自己親手抄寫到稿紙上，投寄給《延河》。整整過了15年，劍銘把《水庫情深》又推薦給《陝西文藝》，而且發表了。我的車老師和我的文學兄弟劍銘，就是在創作道路上相助的貴人，恰如其分。
那時候，在西安，工人業餘作者徐劍銘的名字是響亮的（那時候沒人敢自稱或他稱作家這個大號），知名度是最高的。西安僅有的三四家省市兩級報紙和文學刊物，上稿見報最頻繁的莫過於他了。首先是他的詩歌，再就是當年十分流行的一種演出和閱讀皆宜的稱作“對口詞”的韻體文學樣式，還有散文和小說。打開報紙和刊物，就會看到徐劍銘的名字和他的新作。我至今依然記得在報紙上閱讀散文詩《蓮湖路》時酣暢淋漓的美感，激情澎湃，詩意泉湧，才華橫著豎著漫溢。我所熟悉的業餘作者朋友都覺得詫異，這樣的詩和這樣的文字，怎麼會由一個縮腦耷肩貌似綹匠（小偷）的人傾瀉出來？也難怪，劍銘行為舉動渙散，在任何莊嚴的場合，都是習慣性縮著腦袋聳著肩膀不急不慌懶懶洋洋的樣子；說話不急不躁，一口地道的西安市民的家常話，極少乃至不見一句文學修辭：在任何正經或閒談的場合，都是一種低調姿態。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那詩那散文裡掀起的氣象萬千排山倒海似的湧潮，讓我在閱讀時心懷激盪不已。我串用一句古話，是真才子自風流，顯然不指外裝潢，而在內宇宙。
劍銘在西安一家名牌工廠當工人，我在西安東郊一個公社當幹部（鄉政府），距離不過30餘華里，然而常常難得一見。上班各自忙事且不說了，那時電話很不發達，經濟更捉襟見肘，所以很難有一聚吃頓飯喝回茶的機會，倒是一年裡遇著哪個文藝管理部門召集業餘作者開會或輔導，便是文朋詩友的盛會。大約是1977年，劍銘騎著自行車到我供職的公社來了。我開開門，嚇了一跳，仍然是那種不動聲色更不張揚的樣子，身後站著李佩芝。李佩芝也算熟人，也是業餘作者開會時見過，幾乎很少說話，更談不上交往。我把他和她迎進宿辦合一的房子，坐下聊天。我那一年正陷入某種難言的尷尬狀態。我在前一年為剛剛復刊的《人民文學》寫過一篇小說，題旨迎合著當時的極“左”政治，到粉碎“四人幫”後就跌入尷尬的泥淖了。社會上傳說紛紜，甚至把這篇小說的寫作和“四人幫”的某個人聯繫在一起。尷尬雖然一時難以擺脫，我的心裡倒也整端不亂，相信因一篇小說一句話治罪的荒誕時代肯定應該結束了，中國的大局大勢是令人鼓舞的，小小的個人的尷尬終究會過去的。
我按我的職責抓著蔬菜生產和養豬，以及正在施工的一條灌渠工程。劍銘說他聽到某些閒話，顯然是傳言，說他很不放心，又不摸虛實，便叫上李佩芝來看望我。我此時此刻的感動，遠不是他給《陝西文藝》推薦稿子那種層面上的意蘊了。我感到了一種溫暖。我充分感受到陷入尷尬之境時得到的溫暖是何等珍貴的溫暖。其實任何安慰或開脫的話都不必說，單是此時此地的這個行為就足以使我感到溫暖了。我那一刻的感覺只有一點，在這個紛紛攘攘的世界上，有徐、李兩位文學朋友還關心著我的興亡，在感到溫暖的同時，心裡也漲起力量了。已經錯過了機關吃飯時間，公社（鄉）所在地連一家食堂也沒有，只有一家供銷合作社，我執意買下兩斤點心，那一刻竟是打爛賬的豪勇，決不能讓兩位送溫暖的貴人餓肚子踩自行車運動幾十里回城。今天的人也許以為矯情，需知那時候我月薪39元養著一家5口，平日裡是捏著鋼蹦兒過日子的，身上不名一文是正常狀態。大約是這年冬天或次年（1978）早春，劍銘又約了西安幾位文學朋友到我原下的家裡。我當時剛剛接手家鄉灞河河堤工程的副總指揮，難得有一個休假的禮拜，家庭經濟也仍然維持在39元月薪的水平，一下子來了這麼多城裡貴賓，就緊張就發窘了。傾其所有貯備，只能是一碟生蘿蔔絲作涼菜，一盤蘿蔔條和白菜燴熬的熱菜，主食則是乾麵。朋友們都知道我的家境，來時就帶著白酒，喝著諞著，倒也盡情盡性。那時候的社會主題和民間話語，都是笑罵“四人幫”，很自然地以各自的觀察和猜測設想未來中國的可能性變化，時有爭議。這些朋友在西安城裡的某個角落，都有一個社會角色，工人，公園雜工，街道辦幹部等等，許多年來因為一個文學的共同興趣聯結在一起，此時最關注的當然是文藝政策放寬放鬆的尺碼。放鬆放寬是共同的肯定的看法，而在尺碼上卻很難把握。這次聚會發生過一個細節，劍銘把一張稿酬匯款單據給我的農民夫人驗示了，依此證明稿費要恢復了。無需解釋的言下之意，稿酬一旦恢復，你的日子就會好過了，這個家庭的困窘和拮据就會改善了。我隱約記得那張稿酬單上的匯款額不過十幾塊錢，那時卻是一個令人目眩到不敢相信的數字。我也在心裡盤算著，相當於當時增加三級工資的這筆“外快”，一旦注入家庭經濟，我起碼可以不讓來訪的朋友自帶白酒了。
大約到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當代文學以摧枯拉朽之勢沖決極“左”的文藝桎梏，真是讓新老作家經歷了一場歷史性的大釋放和大暢美！想到僅僅三四年前在原下老家聚會的時代，似乎跨越了從猿到人的漫長歷程。我那時住在灞橋古鎮上，反倒沒有了吟哦灞橋如雪柳絮的怡情，更無法體驗驗證古人折柳相送的悲淒，我被撲面而來的大解放的生活潮流掀動著，把我的生活感受訴諸文字。我已經有一篇短篇小說獲取全國獎。我的第一本小說集剛剛印刷出來。我感覺自己已經進入生命的最佳軌道，即自幼傾情文學雖經受種種挫折而仍不能改移的這個興趣。忽一日，劍銘來到我的住所，自然相見甚歡：閒聊中，劍銘說，咱們那一幫文學哥們中，你老哥這幾年成績最顯著了。藉著這個話頭兒，我也說出我對他的一點建議來，減少或者不參與某些廠礦的文化活動和屬於好人好事的報告文學寫作，以便集中精力去寫屬於文學意義上的作品。我的這個意見其實不是我一個人的看法，和原來那些如他稱為哥們的文學朋友遇到一起時，哥們似乎都有點惋惜，按劍銘的才氣和智慧，對於文學的敏銳和不俗的文學功底，對城市深刻的體驗和個人經歷的豐富，早就應該出大的創作成果了，早就應該是文學復興最先躍上文壇的新星了。哥們常常帶著遺憾議論，所能找到的原因便是我上述的那點事。出於對文學創作的理解，我漸漸形成一種個人戒律，不給別人開藥方，不對無論生人或熟人的寫作說“你應該怎樣又不應該怎樣”的話。我此前也與劍銘多次相遇，都不敢說，今天終於說出來，最基本的一點，也是想到按他的天分和現有的文學裝備，理應出大成果，便有遺憾和損失的心理。劍銘笑笑說，這一點自己早意識到了，只是心腸太軟，架不住朋友的熱情邀請，也不忍心讓那些過去的工人朋友失望。
後來聽一位年輕的業餘作者說：“如果不是為扶持我們，徐老師的名氣肯定比現在大多了！”我這才忽然明白：從文學解凍之初，劍銘就開始主持一個工人文學刊物，後來又到《西安晚報》當副刊編輯。依他的熱誠與執著，這種“為人作嫁衣”的事業肯定耽誤了他許多耕作“自留地”的時間和精力。我在為他惋惜的同時也就多了一份肅然。
前年某日，接到劍銘電話，說報社給他在滬河邊上購得一套住宅，想約幾位老朋友在新居一聚，慶祝喬遷之喜。我竟然很感動，最直接的感動就是我們在地理上的距離變得如此之近。我那時重新回到原下祖居的村子，不過是為了逃離太過逼近的生活的齷齪。這個年齡了，經歷了冷暖冰火幾十年的生活了，唯一不可含糊的生活信條，人給社會建樹美好的能力總是相對的，而不能製造齷齪卻是絕對的。我便在原下的灞河邊上重新閱讀和寫作。劍銘住到原西的滬河邊上安居樂業了，應該是距我最近的一位作家了。
猴年伊始，我到原上去給老舅拜年，回來路經劍銘滬河邊上的住宅，喝一杯清茶，仍是一種素有的平淡、素有的踏實。劍銘的住房還寬敞，修飾得也不錯，書房裡掛著幾年前由我寫的“無夢書屋”的毛筆字，我看了頗覺彆扭，吹牛說毛筆字已有進步，我要重寫一幅，心裡卻潮起“歷盡劫波兄弟在”的詩句來。劍銘告訴我，他已經寫過一千萬字的作品了。我並不驚詫，他的敏銳的才思勤奮的習慣呈現為快手，我是早就知曉的。他說他要出三本選集，詩歌、小說、散文各出一本，應是較大規模的一次專著出版，我也不驚訝，甚至以為早應該有這樣規模的出版了。他拿出來一本“黃羅斌傳”的長篇人物傳記，才是令我震驚不已的事。黃羅斌為陝西蒲城縣人，陝甘紅色政權的創造者之一，上世紀60年代遭遇冤案，一生充滿傳奇性的超平常人想像的紛繁事件。無論解放前和解放後黃羅斌的全部生活歷程，都與劍銘的生活經驗相去甚遠，然而劍銘寫成了，並付諸出版了，包括傳主眷屬在內的各方都評價甚高。更令我驚奇到不可思議的事實，這部30餘萬字的作品，寫作時間僅僅只有一個月。劍銘不動聲色輕聲慢語給我說：“我一天寫一萬字。”我聽說過用電腦一天可以碼出萬字的事，年輕時的我也曾經有過在興頭上一天用鋼筆寫出萬把字的事。然而劍銘在整整一個月的時間裡，每天用鋼筆以一萬字的速度寫完一部30餘萬字的長篇人物傳記，而且一遍成稿，而且得到出版社編輯和傳主眷屬的高度評價，且不說我如何驚訝、感動和欽佩，起碼日後不會因為誰的槍手之快吃驚了。
我約略知道，多年以來，劍銘寫了大量的各行各業傑出人物的短篇紀實文學，主編了某些系統優秀人物的報告文學集子，既親自出馬採訪寫作，又兼以幫助修改整本書的稿件，不厭其煩，不拿架勢，深得各家主管領導和作者的尊敬與愛戴。我較為確鑿地知道一件事，是他主編陝西國防工業系統的一部報告文學集。我曾為這本書作序。在國防工業系統有那麼多鮮為人知的無名英雄，我在閱讀中不止一次熱淚難抑，那本書裡就有劍銘寫作的九篇激情洋溢的文章。我之所以特別提到這部英雄碑史式的報告文學集，只有一點想作以強調，即在劍銘以詩人的激情傾注那一個個無名英雄獻身事業的文字時，他還被一樁冤案囚鎖著。一個被冤案侮辱侵擾的作家，依然故我地對國防事業的英雄傾心縱情，展示的就不僅是一個人民作家的情懷，也應是對冤案製造者的一種凜然表白，一種無意的嘲諷。
劍銘告訴我，他手頭還在寫作一部長篇紀實文學，是三秦子弟立馬中條（山）抗擊日寇的氣壯山河的群雕式作品。這樣，在已經到來的猴年，劍銘將有兩部長篇紀實作品和三部選集文本出版，當為盛事。一個作家，一年裡有著如此豐碩的耕耘果實得以收穫，還有什麼事能比其更令人感到心靈與精神的慰藉和自信呢！劍銘屬相為猴，今年滿60了，這是怎樣令自己也令朋友歡欣鼓舞的一個年輪哦！
我前年曾在一篇致劍銘的短信裡寫過這樣一點感慨，相識相交幾十年了，他在城裡，我在城郊，多則一年裡有幾次碰面聚首的機緣，少則一年也許難得相遇，既不是熱愛到扎堆結伙，也不是互相提攜你捧我吹。幾十年過來，劍銘大約有兩篇寫到我的軼事的千字短文；我也只有前述的那封對他的一篇紀實作品讀後感式點評的書信。然而我心裡有個劍銘，或者說劍銘實實在在存儲在心裡，遇著機會見面，握一把手就覺得很坦然了。劍銘小我兩歲，今年也年過花甲。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心裡始終縈繞著一個小小的核兒，就是溫情，就是友誼。熱鬧的人生與社會交會的場面，過去了就如煙散了；生活演變中的浮沉起落，也終究要歸於灰冷。作為朋友，能留下來永遠在內心閃爍著溫暖光焰的，除了真誠，什麼都難以為繼。
我便備覺榮幸，有劍銘為友。
2004.2.4於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