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經歷中最凶險的一次，是我們自己招惹的。
1971年9月下旬，一個天塌地陷般的消息在人們中間傳開——林彪叛國，命喪蒙古。這是太可怕的消息！非但絕對無法相信，也沒理由相信，萬一誤聽了呢？說出去會立即殺頭。可是後來這消息一經官方證實，各種傳言就滿天飛了。但這些傳言只是在自己的親朋好友中傳播，有點像今天的微信，但流傳又快又廣。於是，市革委會發出緊急文件，要對一切蠱惑人心的謠言進行追查，一追到底；對製造謠言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堅決打擊，絕不留情。
這種事情本來與我們毫無關係。可是，一天晚上同昭的三妹忽然來到我家，神情顯得很為難，在我追問下一說，便使我覺得大事不妙。
原來在「林彪事件」發生後的各種小道消息中，有一條熱傳，說天津軍管會劉主任是林彪的親信，見大事不好慌忙乘車直去塘沽，打算出海而逃。上邊得到報告立刻派警車追捕，劉主任見無法脫逃，在津塘公路上開槍自盡。
這條傳聞當時流傳得很廣，我也聽說過，是在藝術博物館工作的好友崔錦來串門時說的。妻子同昭去看她媽媽時，告訴她媽媽了，她三妹在旁聽到，又告訴給三妹夫，三妹夫便在自己的工廠裡到處說。正趕上市裡追查謠言的緊急文件下達，廠裡把三妹夫查了出來，三妹夫馬上供出三妹。這事出在當天下午，還沒找到三妹頭上呢。
我和三妹研究該怎麼辦。三妹說，如果來找她，她一口咬定是自己在公共廁所聽到的。三妹在我的印象裡，善良、執著、有情義。她說：「這謠言誰都知道，我就這麼說，我不怕。反正我不能把大姐說出來。」
我不知道她是否能撐住，她咬定的謠言來源人家是否相信。整整一天我們在不安中度過，沒有任何動靜。不知三妹單位會給她怎樣的壓力，我為她擔心。
晚飯後我和同昭去三妹家。三妹夫婦就住在我們結婚時住的那間小屋，他倆和衣半躺半臥在床上，三妹的臉像張白紙。她說，三妹夫的廠子——重型機械廠今天下午去了七八個人，找到她單位圓珠筆廠的政工組，對她拍桌子打板凳，逼問她謠言從哪聽來的。三妹說在公共廁所聽的，他們不信，翻來覆去給她施壓力。三妹黯然地說：「反正我夠嗆。」我看到了三妹脆弱的一面。
三妹夫說：「你就說大姐告訴你的，大姐再把誰說的說出來，不就全沒事了嗎？對不對大姐？」他說完面對同昭。
同昭沒說話。
我看出三妹這條「防線」不牢靠，便對她說：「你如果撐不住就說是聽我說的，千萬別說你大姐。」
同昭說：「不，說我，本來也是我說的。我惹的事我擔著。」
我對三妹說：「你聽我的，一定說是我，我有辦法叫他們相信。」
我和兒子（1968年）
當然，我們都感到事情的不妙，危難當頭了。尤其同昭告訴我一定不能說出崔錦來。崔錦愛人的父親是國民黨軍人，1949年跑到台灣去了，他家算「反屬」。這事會給他家招致大禍，是萬萬不能說出來的！這事只能自己扛著，是禍躲不過！
第二天我托個辭兒待在單位裡，等候災難降臨，這滋味就像等著被提審。整整一上午，沒有任何動靜。單位裡像往常那樣忙著印塑料袋。幾台小小的簡易的印桌同時在印，一個人掀版放塑料袋，一個人用刮板刮著色漿，一些人做整理。房間到處堆著空白的和印好的塑料袋。一座燒煤球的小火爐加上二十來人幹活冒出的熱氣與喘氣，屋裡暖烘烘。不知誰放在爐膛裡的山芋烤熟了，空氣裡飄著烤山芋的香味；如果生活就停在這一瞬間多好。我心裡暗暗祈求上天饒過我們這次，我們沒幹過任何壞事，我們是無辜的。
午後，塑料廠來電話說我們加工的塑料袋尺寸有些問題，叫我去一趟。我放心不下這裡，卻又必須去一趟塑料廠，心想反正塑料廠不算遠，快去快回，趕快騎車去了，盡快把問題解決好，便趕緊回來，可是一進門就發現情況不對了。
同昭不在，屋裡沒人說話，靜得異常。王姓同事低頭看什麼東西，不理我，那個管政工的副手也不在屋裡。我心想，壞了，有問題了。
我走到王姓同事跟前對他說塑料廠的事情已經解決，然後禁不住直接問他：「同昭怎麼沒在屋裡？」
他說：「老隋剛剛把她叫走了。」他看我的眼神有點異樣。
老隋是文化館革委會主任，主管全館的大事和政工。
出事了！這一刻，我覺得陷入了一個滅頂的深井裡。
我的心已經全亂了。雖然假裝什麼事也沒有，手裡幹著活，心裡則亂糟糟地想出了很多可怕的情景、畫面和後果嚇唬自己，以致別人和我說話也沒聽見。
我奇怪的是，前晚與三妹說好，如果她撐不住就說是我說的，可是現在為什麼不來找我，而是把同昭叫走了？是不是先從同昭那裡摸摸情況，再來找我？我著急又不安地等著、挨著，直到下班騎車跑回家。屋子是空的，同昭沒回來。過了半個多小時，她回來了，臉色不好看，等到她開口一說——原來災難落到她的頭上了。
同昭說，就是午後我去塑料廠的時候，突然一輛大卡車停在書畫社門口。書畫社的門是開著的，五六個穿綠軍裝的大漢從車上跳下來，進門就氣勢洶洶地問：「哪個是顧同昭，跟我們走！」這突如其來的場面把書畫社的人嚇壞了。王姓同事問他們是誰，什麼事。他們只說是重型機械廠的，原因不說，只說要把顧同昭帶走。王姓同事馬上打電話給文化館革委會主任老隋，老隋說：「人是我們系統的，他們和我們不是一個系統，不能隨便帶人走，叫他們先到文化館說明情況。」
這群人走了半個小時，老隋來電話叫同昭和我單位那副手到文化館去。
同昭說，她到了文化館，一進前院樓上的主任辦公室，陣勢已經擺上了。十來個人坐滿一屋子，有兩個女的，其餘全是男人，滿屋人都對她虎視眈眈。她漸漸弄明白這些人是兩撥人，一撥是重型機械廠——三妹夫單位的，都是男人，尤其一個矮個子的頭頭，特別蠻橫；一撥是圓珠筆廠——三妹單位的，有男有女，說話的口氣比較緩和些。這兩撥人組成臨時聯合調查組追查謠言的源頭。老隋和我單位那個副手也在座。同昭按照自己想好的話，說這個謠言是一天她下班經過第一中學時，正趕上學校放學，她聽兩個走在身前的學生說的。她的話立即遭到否定。那個矮個子的頭頭說：「所有謠言都說是在這兒那兒聽來的，路上聽到的，排隊買東西聽到的，廁所裡聽到的——都是編的！你妹妹不是說是在廁所裡聽到的嗎？現在怎麼改口說是聽你說的了？告明白你，今天你不老實交代出來，別想回去！」他的聲調很高，很厲害。
我問同昭：「沒打你吧？」
同昭說：「不會，老隋在呢。」
老隋是從自來水公司調來的，一個比較文氣的幹部，戴一副深度的眼鏡，人挺隨和，通情達理，也不左，他對同昭印象一直很好，曾對我說過「你老婆可是個老實人」。
老隋在場，我放心一些，可是同昭把自己的話咬得很死，就成了僵局。老隋給同昭單獨做了工作，他說，他不認為同昭會編這樣的政治謠言，只不過怕連累親近的人，不肯說出來。同昭的堅持卻使他為難。他也不知道事情會怎麼發展。
接下去的兩天我們兩人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這壓力與抄家不同，抄家是全社會的一場狂風暴雨或政治大地震，眾人一同遭遇，一起受難。這次不同，是一塊巨石只落到我兩人頭上，只能是我兩人撐著，但這石頭愈來愈重，很快就要把我們壓垮壓死。
一連兩三天，同昭天天要到文化館接受逼訊，我在書畫社裡等著壞消息隨時到來，度日如年。一天下午老隋把我叫去，單獨與我談話。我聽見另一間屋聲音很大，像在喊，我知道同昭在受審。我恨不得跑過去說是我說的，但同昭對我說過，你說不但沒有用，只能白白再搭上一個，反正不能把人家崔錦說出來。最後可能兩人都被關進去，那麼兒子誰來管？托兒戶再好，人家也要吃飯呵！
老隋對我說話時，態度不厲害，可是他把事情的可怕後果擺在我面前，那就是公安機關的介入。現在全憑老隋的一再堅持，才沒讓他們把同昭帶走。可是公安介入，要帶走就帶走了。擺在我們面前清清楚楚的是斷崖與深淵，出路只有把謠言的來源供出來。當晚，我對同昭說，是不是到崔錦家串趟門兒，打聽一下他從哪兒聽來的。萬一他是從某個公眾場合聽到的呢，那不就好解脫了嗎？同昭不肯，她說那會把人家嚇壞了。我說，我保證不會把咱們被調查的事告訴他們，只是先從側面摸摸情況。同昭這才同意去一趟。
妻子和兒子
我們早早吃過晚飯，就去崔錦家，正趕上他們夫婦倆和兩個小女兒一家四口吃晚飯，屋子正中一張桌子，桌子正中擺一大碗冒著熱氣的水餃，崔錦的愛人笑呵呵叫我們一塊吃，腰上還圍著一條帶褶的圍裙。一看他家好好的小日子，同昭用眼神示意我別再說了。吃過飯聊天時，我還是問崔錦：「前些日子你說軍管會劉主任逃跑自殺那消息是從哪兒聽來的？」我說話時盡可能表現得很自然和隨意。崔錦笑道：「那消息是謠言，沒幾天那個姓劉的就露面了。」崔錦的愛人在旁邊說：「我弟弟來說的，誰知哪兒聽來的。」我愛人一聽趕快岔開話，怕我再問，我們坐一會兒就出來了。回家路上同昭說：「如果咱把崔錦說出來，人家全家就完了。咱們就是被關進去，也不能說出人家！」
回到家，同昭就跟我哭了，她說：「如果我進去，孩子就交給你了。但你決不能說出人家。咱不能害了人家。」
同昭是不愛哭的，只愛笑。她甚至從來不哭的，這是我認識她十年來第一次哭，為了兒子，為了她將毀滅的家庭。
然而這一刻，叫我感到自己的妻子像個挺巨大的人。她不再是平日裡我眼中那個需要保護的弱女子，她是一個有情有義，如此勇敢的人。我也落下淚來。但我們都沒哭出聲，好像一出聲我們就支撐不住自己，就會徹底垮了。我至今清晰地記得那個漫長又絕望的一夜，那夜的氣氛、情景、畫面與聲響。我們沒再說話。我知道她一夜沒睡，但她不再和我說話。她知道我多愁善感的天性，她不願意惹起身上這種沒用的東西，她需要強有力的東西，但此刻好像我不能給她，我深深感到自己的無能和對她的無助。世界這麼大，全和我們無關。
轉天同昭一早照規定去了文化館。我守在單位，感到壞事隨時可能發生。這時我單位的人已經全知道我們碰到的這件事。肯定有人擔心，也有人幸災樂禍，但沒人跟我說話，好像也在等著結果。兩個小時過去了，忽然開門了，同昭走進來，竟是自己走進來，沒人跟在後邊押著她；同昭臉上竟然還帶著笑，對我說：「沒事了。」然後一邊戴套袖一邊輕鬆地說了兩個字：「幹活。」
這變化使我驚呆，太不可思議了，太無法想像了！難道真的能絕地逢生？真的會死裡逃生嗎？怎麼有這種可能？真有神靈護佑她嗎？一塊當頭馬上落下來的石頭，竟然會自己突然消失了？我不解地看著她，她竟一如往常地與同事說話，還很自然地露出笑容，她這樣反而弄得同事們不知所措。這時我已經相信這不是幻覺，是事實，但事實是個謎。
我一直憋到下班，回到家，她才告訴我一個突然發生的奇跡——
今天，聯合調查組對同昭高度施壓，並下了最後通牒，說下班以前再不吐口，就要把同昭扭送公安局。同昭還是拒不供言。那個重型機械廠的頭頭火了，跑到同昭面前大聲叫著：「告明白你，這個謠言九月底就傳出來了，你不說我們也知道。」
就在這一瞬間，同昭說——她感覺腦袋裡一亮，突然反問他：「那你是從哪裡聽來的？你聽到的時間可是更早呀。」
她這個反問居然把那個頭頭問住了，那人一時傻了。此刻，調查組裡的所有人——不但圓珠筆廠那些人都不說話，連重型機械廠的另幾個人也悶住口了。可能這頭頭平常太蠻橫，很不得人，關鍵時沒人給他幫腔。這個瞬間顯得很長。這頭頭很尷尬，竟無話反駁，臉上的橫勁也沒了，成一個洩了氣的球！老隋出來說話了。他對聯合調查組的人說：「既然你們聽到的謠言更早，那就沒必要再在這裡追了。源頭在你們那裡。」這話是結論性的，對他們也是致命的，對同昭卻是救命的。
「文革」中我一大家人的合影。時間在1973年，運動高潮過去了，大家臉上變得輕鬆一些，那天陽光也分外明亮，便留下生活稀有的美好的一瞬。照片左起：妻子、二姐、父親、兒子（前）、我（後）、大姐（中）、母親、弟弟（後）、外甥、外甥女、四妹、外甥
沒想到，這樣一個無法逃過的災難竟然在瞬息之間自己消亡了。
等這撥人走掉，老隋對同昭說：「你要吸取教訓，有些話只能聽，不能傳。」然後放她回來。
真不知怎麼感謝老隋！老隋幫助了同昭。
真不知妻子會如此勇敢，如此機智，化險為夷！我一激動猛地抱起她來，她呀地一叫，原來她的頭差點撞到頂燈上。我們大笑起來，直笑出聲。
那年我倆不到三十歲，多年輕，多無辜。這就是我們的痛苦與歡樂。死神與我們擦肩而過。我們從這件幾乎要了命的事中認識到了什麼？
人、親人、自己，還有這個凶險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