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並非無法，相反它所呈現的是一個處處有法、事事依法裁斷的「法治世界」。當然，這個世界是極度荒誕、扭曲的。普通百姓懂法、講法、依法行事的例子，在小說的情節中隨處可見，不勝枚舉：蔣竹山受到張勝、魯華的構陷，本能的第一反應，就是拉對方去見官；開棺材鋪的宋仁，因見女兒被逼身亡，攔住屍首不讓火化，要到撫按那裡去告西門慶強姦；在武大郎被毒死之後，打虎英雄武松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請人寫狀紙去衙門告官；西門慶死後，女婿陳敬濟整日上門胡攪蠻纏，弄得吳月娘擔驚受怕，她的哥哥吳大舅建議告官，做一勞永逸的了斷。
這種知法、懂法，對法律的信仰或幻想，與明代統治者有鑒於元代百姓昧於教化被動犯罪，從而大力推行法律普及、務使人人知曉律意的政治舉措有關。《金瓶梅》中每有案件發生，圍觀者當即就能隨口說出法律判決的刑種和刑期，與《大明律》的規定若合符節，不免令人稱奇。例如，小說第八十回，西門慶死後，他那位出身於妓院的小妾李嬌兒，以「棄舊迎新」為本，要從西門慶家脫身，以圖改嫁。離開前，李嬌兒不僅索要幾十兩「遮羞錢」，還要將服侍自己的兩個丫頭元宵和繡春一起帶走，而吳月娘堅決不肯，生死不予，雙方僵持各不相讓。吳大舅在一旁也束手無策。小說中有「吳大舅居著官，又不敢張主」這樣一句話，頗耐人尋味。吳大舅當了個窮官，其實無權無勢，但若要出面袒護自己的妹妹，反而會授人以柄，徒然給人「以勢壓人」的口實。最後，吳月娘一句話嚇退了李嬌兒：「你倒好，買良為娼！」這句話的神奇效果，可能連月娘自己也未想到吧。蓋因李嬌兒出身娼門，而元宵、繡春則是良家婦女。吳月娘的這句話雖然普通，但它所依據的卻是法律條文，背後支撐她的是法律的威嚴。李嬌兒只能羞慚而退。
法律意識的萌動，對法律的信仰或執著，確實也反映了明代法律觀念深入民間社會的普遍狀況。不過，百姓對法律的信仰是一回事，而一旦到了法庭上，就是另一回事了。前文已提到，《金瓶梅》中涉及的法律判決，沒有一次是公正的——這固然反映了明末法律及社會的一般狀況，也與作者濃烈的憤世嫉俗和悲觀主義意識有關。在地方衙門，正義得不到伸張，冤屈得不到昭雪，百姓唯一可做的，自然就是越級上訪，乃至於赴京師告狀。
越級上告之事例，在《金瓶梅》中多有描述。如安童告苗青一案，其結果仍然是沉冤莫雪。至於赴京師越訴，《金瓶梅》倒沒有涉及。據《明史》記載，百姓因見地方司法不公，越級上訪乃至進京告狀的例子層出不窮。開始朝廷還虛與委蛇，派人查實覆核。大概是案件數目過於龐大，到了後來，乾脆就不問虛實，對凡到京師越訴的訪民，一律予以逮捕，發往邊關充軍。事已至此，百姓可以採用的最後一個選擇，大概就是將法律徹底拋在一邊，依靠法律之外的極端手段，有仇報仇，有冤報冤。武松如此——他遇赦後，直接手刃潘金蓮和王婆，為兄報仇；來旺如此——從徐州刑滿釋放後，立刻將西門慶的小妾孫雪娥拐走，作為報復。《金瓶梅》真實地反映了一般百姓從懂法、守法到反受法律戕害，並最終罔顧法律，鋌而走險的全過程。
在這裡，我們也許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就《金瓶梅》所揭示的明代社會而言，法律的實質到底是什麼？或者我們也可以這樣問：在《金瓶梅》中誰最需要法律？而法律事實上又在保護誰？
《金瓶梅》中最成功的「職業法官」當屬提刑夏龍溪。此人以正千戶提刑官的身份，與當地知縣共同掌管地方刑法。官職雖然不高，但他將法庭完全視為謀取私利的場所。僅苗青一案，他從西門慶手中分得的贓款即達五百兩之巨。明代官員的俸祿之菲薄，於史有載，多遭後人詬病；而另一方面，當時社會的一般狀況，則是商業繁華，生活奢靡，風尚驕浮，道德荒佚。兩者之間形成極大反差。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曾概括說，當時的社會，事實上已經完全為金錢所控制，所謂「金令司天，錢神卓地」。官員到了地方，莫不以官父之衣冠臨天下，以胥吏之心計謀利祿，權錢交易盛極一時。夏龍溪以區區刑名小官，而要謀取暴利，不從法庭上受賄，豈有他途？
夏龍溪在千戶提刑官的職位上如魚得水，食髓知味，而朝廷對他的工作也十分滿意。在一份由兵部簽署的考察各地衛司官員的照會上，上峰稱他：「資望既久，才練老成，昔視典牧而坊隅安靜，今理齊刑而綽有政聲，宜加獎勵，以冀甄升。」可當夏提刑看了自己即將陞官的邸報，卻「大半日無言，面容失色」。他買通林真人，讓其下帖，逼著朱太尉去找蔡京疏通，目的竟然是取消朝廷對他的獎勵和陞官的任命，仍想以正千戶提刑官的職位在原來的崗位上為百姓再「服務」三年。《金瓶梅》善用反諷之筆，此為一例。
就《金瓶梅》所反映的官場情形而言，閒官乃至高官而無利可圖，則一文不值。這是一個基本的為官法則。不過，夏提刑在京師的活動，沒有起到什麼效果，他最終「被迫」陞官。他的職位由西門慶代替，而西門慶的副千戶一職，則為何太監的侄子所謀得——何太監為了讓他的侄子得到這個位置，竟然央及皇妃劉娘娘，由皇帝本人直接傳旨，足見掌管律法的提刑官職位，實為官員們趨之若鶩的肥缺。這也從側面烘托出當時社會的司法已經腐爛到了何種程度。
在馬克思看來，法律本身並不是社會正義的必然保證，它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而已。《金瓶梅》中所反映的法律，正是官員們巧取豪奪、濟私助焰之具。而法庭幾乎已等同於官員們的提款機。因此，當夏龍溪陞官之後，西門慶再次與他見面，改口稱他為「堂尊」之時，無論是讀者，還是夏龍溪本人，聽上去怎麼說都有點諷刺的意味吧。
夏龍溪的怫然不悅，就很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