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金瓶梅》一樣，《紅樓夢》引入佛道結構，透過佛家的真妄維度，來俯瞰人世間的功名利祿與形形色色的慾望，冀此穿透塵世生活的風刀霜劍與鐵壁銅牆。《金瓶梅》中「性真」與「情偽」的對立，到了《紅樓夢》中則變成了帶有強烈形而上哲學色彩的「真假對立」。這裡的真假對立，也包含有兩個層次的含義：
首先是在佛教真妄意義上的真假，用以穿透世間諸相的虛誕與幻妄。我們從《好了歌》以及「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這樣類似於禪宗偈頌的詩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的出世情愫。作者也正是在此基礎上，對現實社會的慾望和功名利祿展開了批判。
其次，在世俗人情的判斷和態度上，真假對立作為一種新的價值尺度，與傳統的道德善惡論並駕齊驅。
《紅樓夢》中的這種真妄或真假對立，就題旨與整體結構而言，當由《金瓶梅》脫胎而來。而在《金瓶梅》之前，《西遊記》中孫悟空與六耳獼猴的對比，似乎已開了章回體小說「真幻對照」的先河。當然，認為這種真假對立完全出於曹雪芹之「獨創」，學界也大有人在。
順便提一下，袁書菲教授在一次有關《紅樓夢》的演講中，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她認為《紅樓夢》中的「真假對立」哲學觀的產生，與清代「西洋鏡」和玻璃鏡在貴族家庭的大量使用，存在著重要的關聯。正是西洋鏡的使用，使實體與幻象之間的關係直觀地顯現了出來。真與假互為鏡像，彼此照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者曹雪芹看待世界的方式，並對《紅樓夢》中無處不在的「真假對立」產生了重大影響。[48]
這是一個十分新穎且富有見地的論點。不論是清代的器物史，還是西洋鏡輸入中國的歷史，或者《紅樓夢》中大量關於鏡子的實際描述，都給袁書菲的觀點提供了有力的支撐。剩下的問題僅僅在於，在西洋鏡傳入中國之前，比如說在《金瓶梅》的世界中，鏡子作為一種日常生活器物，能否喚起實體與幻象的對立關係？換句話說，我們在完全贊同袁書菲的觀點之前，還必須細緻地考察中國傳統的銅鏡在日常生活中（特別是在富貴之家）的使用情況。
我們知道，在《金瓶梅》中，以潘金蓮而論，就有梳頭的小鏡子、照臉的大鏡子、化妝打扮的「大四方穿衣鏡」等多款鏡子。這些鏡子從材質上看，當然都是銅鏡。時間一長，鏡面日漸昏昧，自不待言，故而需要有專門的磨鏡人用水銀來打磨。儘管被磨後的鏡子「耀眼爭光」，但其亮度想必不能與「視若無物」的西洋穿衣鏡相提並論。否則的話，《紅樓夢》中的西洋鏡也不會對劉姥姥產生戲劇性的奇幻效果。另外，西門慶家的小廝來安，兩手提著大小八面鏡子，竟然行走如常，說明在《金瓶梅》中，即便是最大的穿衣鏡，體積也不可能很大。而《紅樓夢》中的西洋鏡既大且多，既亮且奇，既是日常照臨之具，亦有裝飾和陳設之作用，足以使劉姥姥這樣的鄉下人產生幻覺。從這個方面來說，《紅樓夢》與《金瓶梅》中的鏡子，確乎迥然不同。
若說《紅樓夢》透過大量有關鏡子的隱喻來烘托真假、虛實的對立，強化實體與幻象之間的恍惚效果，當然沒有問題。但如果說《紅樓夢》的「真假對立」完全是西洋鏡的饋贈，則斷斷不可。因為《紅樓夢》中固然有「鏡中花」，但畢竟還有「水中月」。且不說「鏡中花」的隱喻由來已久，即以《金剛經》中「如夢幻泡影」一類的實相非相之喻而論，在一般信眾中也都是老生常談，更不必待西洋鏡傳入中國才會有所覺悟也。
話說回來，在《紅樓夢》中，以世俗人情而論，除了真假對立之外，還有「善惡對立」和「清濁對立」。作者同時在這三個不同的層面上，對筆下的世情與人物進行觀照或評判。很顯然，「真假對立」是三個評價尺度中最重要的一個，凌駕於另外兩種尺度之上。與《金瓶梅》不同的是，《紅樓夢》將真假關係放置於中心地位，卻並未完全取消善惡是非。而《金瓶梅》中幾乎沒有一個正面人物，或者說所有的人物都是無善無惡的。在佛家哀憐的目光下，《金瓶梅》中所有人物似乎都成為了無善無惡的「眾生」；而《紅樓夢》則賦予林黛玉「直烈」「高標」的君子品格，以及出污泥而不染的理想人格。
問題是，正因為真假對立的介入，傳統的善惡是非觀具有了一定的相對性。對是非善惡的評價，也出現了全新的變化。舉例來說，讀書人寒窗十年，博取功名以治理天下，符合儒家傳統格物、修身、齊家、治國的理想。它曾經被看成是讀書人最大的「善」。不用說，唐傳奇、宋元話本以及戲曲、才子佳人小說中，均充斥著這一類俗套情節。在這類作品中，主人公能否在科場上完成「驚人的一躍」而博取功名，往往成為故事情節戲劇性轉折的關鍵。同時，考中狀元，通常是「花園私挑」能有一個大團圓結局的重要保證。可所有這一切，到了《紅樓夢》中，都發生了巨大的逆轉。作者借寶玉之口將那些汲汲於功名、言必稱孔孟的讀書人稱為「祿蠹」；而混跡於大觀園中的那些酸腐的秀才文人，與《金瓶梅》中的應伯爵、溫葵軒之流，其實也沒什麼區別。在林黛玉的口中，更是對所謂「蟾宮折桂」極盡諷刺之能事。《紅樓夢》倒也不是一味地反對讀書。賈寶玉和林黛玉也讀書，不論是詩詞歌賦，還是《西廂記》，都屬於切己真情的流露，與科場功名無關。作者對祿蠹的批判，顯然是為了給真情率性和放達自由預留位置。從中我們不難發現，作者對於「真」的追求，實際上主導了對於俗世是非善惡的評價。
再比如說，賈政這個不苟言笑、品行端方的理想清官形象，在《紅樓夢》中的面目，顯得極為可疑。此人之內心，固然不像賈赦、賈璉之流那樣污濁不堪，但卻呆板、迂腐、教條，毫無幽默感，儼然是一個吳月娘式的道學先生。他有著堅固的道德信條和儒者的人格，嚴正而刻板，一舉一動都有傳統讀書人臨深履薄的審慎。從他時時刻刻不忘道德說教這一點上來看，不啻是吳月娘的轉世和再生。即便在輕鬆愉快的家庭聚會上，賈母讓他出個謎語來取樂，他所設置的謎底，居然還是文房四寶之一的「硯台」。作者倒也沒有刻意將他寫成一個反面人物，但卻對他做了反諷、誇張和戲謔化的處理。此人身上全無一點真氣可言，就連他偶爾對兒子賈寶玉的那麼一丁點舐犢之情，也必須在責罵中「隱晦」地顯現出來。可以說，賈政的天性，在「道學」的壓力下受到了嚴重的扭曲而變形。
相反，對薛蟠這樣一個為爭丫頭不惜打死人命的「呆霸王」，作者倒反而賦予了他因呆氣而顯現出來的「性情之真」。換句話說，作者並不因為薛蟠是一個「惡人」，而忽略掉他身上的真情流露——比如說，他與寶玉、寶釵，特別是柳湘蓮的交往中，我們很容易發現他身上未經雕飾的天然之性。作者的這種筆法，自然會使我們想起《金瓶梅》；當然，也可能會讓我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到他筆下那些集善惡於一身的「自然」人物。
相對於善惡對立和真假對立，《紅樓夢》中的另一組對立關係——清濁對立——也值得一提。我們從柳湘蓮「寧國府裡只有石頭獅子是乾淨的」一類的指控中，可以明顯感覺到作者對於「清」與「潔」的追求。從某種意義上說，《紅樓夢》中的清濁對立，在一定程度上也覆蓋了善惡之分。正如前文所說，君子遺世獨立、出污泥而不染的孤傲和高潔，是《紅樓夢》的核心價值觀之一，也是感動後世無數讀者為之涕淚交流的關鍵所在。但即便是「清」或「潔」，也有真妄之分。換言之，即便是「清」或「潔」，也需要將它放置於「真假對立」中去考察和檢驗。所謂的孤傲與清潔，一旦流於虛偽，不過是王陽明痛斥的裝飾物而已，用《紅樓夢》中的話來說，就是「欲潔何曾潔，雲空未必空」。
如所周知，《紅樓夢》明確地區分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潔」的概念，並在此基礎上塑造出兩類不同的人物。其一是黛玉之潔，其二是妙玉之潔。黛玉之潔是木秀於林、慘遭摧折的剛直與堅守，是《葬花詞》「質本潔來還潔去，不教污淖陷渠溝」，是對自身命運的自覺擔當，同時也是一種新的道德選擇。黛玉之潔，以言行出處之真作為底色，以性情的活潑天然為依托，其不見容於週遭的污穢世界而直道而行，終至於枯萎凋零，令人傷歎。而妙玉之潔，從表面上看，其程度較之於黛玉或有過之，但卻凌空蹈虛，矯飾之極。我們可以從妙玉為賈母奉茶棄杯的情節中見其大略。也就是說，妙玉之潔，不過是一種裝飾性的處世之道。作者一方面對她的命運遭際表達了「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憐惜，但同時也用「過潔世同嫌」一類的感慨，對她由清潔而入於玄虛的沽名釣譽，給予了明確的否定。
不論是佛道的真妄世界觀，還是在此基礎上確立的世俗人情中的真假對立，《紅樓夢》都全面繼承了《金瓶梅》的思想和方法。如果沒有《金瓶梅》的奠基之功，《紅樓夢》高屋華廈之建立是完全無法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