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傳統道德的善惡標準來看，在《金瓶梅》的數百個人物之中，西門慶和潘金蓮當屬「首惡」。關於西門慶，前文多有論及，這裡暫且不談。至於說潘金蓮，其殘忍、毒辣和凶險相較於西門慶，或許更令讀者印象深刻。我們只消舉出她毒殺武大郎、荼毒官哥及李瓶兒、構陷宋蕙蓮及奶子如意、結果奄奄一息的西門慶，其病狂喪心、毒辣險狠均令人不寒而慄。至於說到她的淫蕩，我們也只消提及她調戲武松、勾搭西門慶女婿陳敬濟、與琴童交合、死到臨頭拿王婆的兒子王潮來「解渴」等情節，她的蕩婦之名，亦無所逃遁。即便如張竹坡這樣的「模範讀者」，對於潘氏之毒之淫，亦情不能已，激憤厭惡之意溢於言表。張竹坡大概是實在找不出合適的詞語來評價潘金蓮，遂用「不是人」或「惡冠於眾人」等語加以斥責。張竹坡對潘金蓮唯一的「回護」，則是於《金瓶梅讀法》一文中淡淡提及。他特意指出潘金蓮本性純良，她後來的少廉寡恥、一腔機詐，實由王招宣家「淫風」熏染和張大戶教化所致。[45]這與近代夢生將潘氏之毒歸罪於王婆的教唆，可謂所見略同。[46]反倒是《金瓶梅》崇禎本的無名批評者，能夠稍稍跳出是非善惡的羈絆，對潘金蓮的嫵媚妖嬈、慧心機趣讚不絕口。
這位批評者，似乎故意將潘氏為人的道德是非與作品人物形象的瑰麗奇崛混為一談，節節歎賞而愛屋及烏，轉而對潘金蓮的命運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我們也不難發現，他對於「慧心巧舌」的潘金蓮最終慘死在武松的刀下，感傷哀惋不已。繡像本批評者將潘金蓮的結局，與楊玉環之馬嵬坡相提並論，傷逝憐惜之意，情見乎辭，與張竹坡的聲聲叫好乃至拍手稱快的「冷血」，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為潘金蓮辯誣乃至翻案的文章層出不窮。這些文章，包括戲曲和舞台劇的改編，大多不約而同地對潘金蓮的身世命運抱有相當的同情。研究界的論文，有的採取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有的持啟蒙主義的反封建的立場，有的屬意於婦女反抗壓迫專制乃至婦女解放的視角，還有的則乾脆採用時下流行的女權主義視角，提出或者說發明了許多新方法、新見解。對於這些研究成果，特別是其背後的政治意識、文學趣味和文化策略，這裡無意一一加以評論。我們知道，潘金蓮絕非是一個歷史人物，對這一人物的分析與評價，無法從歷史文獻中找到立論依據。厭惡與批判也好，同情與讚賞也好，乃至於翻案也好，所依據的基本文本，要麼是《水滸傳》，要麼是《金瓶梅》。這就涉及到了一個文學研究中的常識問題：文學文本中所呈現的「事實」，完全不能等同於歷史文獻中所記載的史實，它不能被直接作為證據來使用。若要援引小說的故事情節作為論據，則必須通過一個中介——即對文學文本中的作者意圖、文本意圖以及與這些意圖相關的整體敘事策略，進行細緻的梳理，在此基礎上才能展開分析。否則的話，僅僅依據個人的好惡和作品中的片言隻字來重構潘金蓮的形象，則無異於盲人摸象。
嚴格來說，《水滸傳》中的潘金蓮與《金瓶梅》中的潘金蓮，並不是同一個人物。《水滸傳》如何勾畫潘金蓮這個形象，與作者的總體意圖和敘事目的有關。她在《水滸傳》中被簡單地塑造成一個蕩婦或惡婦的形象，是由作者的思想觀念、道德觀念和敘事目的所決定的。到了《金瓶梅》，潘金蓮這個在《水滸傳》中相對次要的插曲式人物，搖身一變，成為了書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就是說，相對於《水滸傳》，《金瓶梅》的作者基於完全不同的思想立場，使用了完全不同的修辭方法來重寫這個人物。簡而言之，潘金蓮的善惡問題，不僅涉及到《金瓶梅》作者的一般道德觀念，而且還反映出作者所持有的「無善無惡」的相對主義價值立場。另外，潘金蓮形象的複雜性，也與作者特有的敘事策略（即「真妄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在《金瓶梅》中，作者對潘氏之惡，對她的機詐與淫蕩、毒辣與貪婪，確乎用濃墨重彩刻畫之，這一點並無疑問。我們不能魅惑於潘氏之珊珊可愛的形象與淒慘的悲劇命運，而置這一基本線索於不顧。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作者對她的天然韻致、嫵媚真趣以及重情重義也多所著墨。張竹坡有一點說得很對：作者寫潘金蓮，不用一處鈍筆。對她的行止、心理、話語，作者處處用靈動之筆來刻畫其風韻與妙趣。熟悉《金瓶梅》的人，想必都有一個共同的閱讀經驗：只要潘氏一出現、一開口，文章必然會風生水起、搖曳多姿、滿紙煙華，令人讀之忘倦。
《金瓶梅》寫到潘金蓮天真爛漫的地方極多。如元宵看燈、園中掐花、與官哥親嘴打趣、捉弄陳敬濟、嚇唬西門慶等，雖多為閒筆，但潘氏之喜動厭靜、無事生非之性，嬌嗔含酸、爽利刻薄之語，活潑機趣、嫣然百媚之致都寫得歷歷如畫，如在目前。
小說的第五十八回，有這樣一段情節：潘金蓮與孟玉樓等人來到大門外玩耍，見遠處走來一個手搖驚閨葉（以八片小鐵片用皮繩串起，搖之以驚動閨閣中人的響鐵）的磨鏡人，潘金蓮讓平安將磨鏡人叫住，然後與玉樓商議，吩咐來安把兩人屋子裡的幾面鏡子拿來讓他磨。鏡子磨完了，給了他五十文錢。那老頭接了錢，「只顧立著不去」。玉樓讓平安問那磨鏡人如何不去，是不是嫌錢少，那磨鏡人（類似於今日大街上隨處可見的騙子）便編造了一段家計困頓、兒子不孝、妻子臥病的鬼話。玉樓見狀，隨即讓來安去屋內抽屜裡拿塊臘肉和兩個餅錠給他。金蓮卻直接叫住那老頭子，問他：「你家媽媽兒吃小米兒粥不吃？」老頭兒答道：「怎的不吃！那裡有，可知好哩。」於是，金蓮也叫過來安來：「你對春梅說，把昨日你姥姥捎來的新小米兒量二升，就拿兩根醬瓜兒出來，與他媽媽兒吃。」
這段情節中有一點可以注意，孟玉樓每與磨鏡人說話，必通過平安轉達，嚴格遵守閨閣女子不與閒人通問的傳統禮儀。而潘金蓮卻顧不了這許多，她直接與磨鏡人說話，顯示出其性格中落拓不羈的一面。作者這樣處理絕非無心，而是處處時時要讓潘、孟二人形成對照，將孟氏之深心世故、不露圭角，與潘氏的率性直露、膽大妄為加以比照。關於這段情節中潘金蓮的「仁善」之舉，張竹坡的看法相對複雜。一方面他承認，即便是潘金蓮這樣的忤逆之人，天良亦未曾滅絕；另一方面，張竹坡又認為，潘金蓮將自己母親所贈之物轉贈他人，而不反思自己不能對潘姥姥盡孝，簡直就是豬狗不如。潘金蓮好不容易才表露出來的一點點仁善之心，終於被一筆勾銷。對於陌生人表現憐惜與慷慨、對自己的父母反而不能盡孝這樣的狀況，在當今社會也比比皆是。其矛盾與悖謬，本身就是人之常情。張竹坡直斥潘金蓮為「可殺」，倒也不能說竹坡本人就是一個道學先生——其對《金瓶梅》的激賞，其極富洞見的批評文字，已經讓自己處在了「道學」的對立面，堪稱《金瓶梅》的知音人。但他將孟玉樓視為全書唯一盡善盡美的理想人物，不遺餘力地為她歌功頌德，則是一大敗筆，實在難免錯勘賢愚之譏。正因為他對孟玉樓表示了無條件的讚賞，對處於孟玉樓對立面的潘金蓮，則難免嫉惡如仇。
話又說回來，潘金蓮對於其母潘姥姥動輒惡語相加、極盡污言穢語之能事，倒也不是對潘姥姥不願奉養，而是因為潘姥姥「敵友不分」，多次站在金蓮的最大情敵李瓶兒一邊，並時時稱頌李瓶兒之賢德，使潘金蓮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僅此一端，就使得潘金蓮至死不肯原諒其母。作者如此處理，反而是寫出了潘金蓮一味任性，為一己之欲不惜魚死網破，知錯不改、錯上加錯的一貫性格。如果說潘金蓮與其母的關係中，全無「天良乍現」的一面，恐也未必。至八十二回潘姥姥死，金蓮將她的喪事盡托於陳敬濟，自己探望一回竟不再露面，固然是冷酷之極。但陳敬濟辦完喪事後來向她覆命，潘金蓮聽見她老娘入了土，心有所動，不覺「落下淚來」。可見其真性仍在，讀之令人鼻酸。
潘金蓮之並非全無仁義，還體現於潘金蓮與春梅二人的關係上。自從春梅從吳月娘身邊被派入潘氏房中，潘金蓮便與她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命運共同體關係：既是主僕，又是姐妹，甚至情同母女。兩人自始至終相互扶持，相濡以沫。兩人之間的關係雖偶有衝撞，總體而言十分穩定，這在《金瓶梅》中是頗不尋常的。誠如田曉菲教授所言，《金瓶梅》中，沒有任何一對男子之間的關係，其感情強烈程度可以與潘金蓮與春梅的關係相提並論，只有武松待武大差似之。[47]不論是丫鬟、小廝還是奶媽，只要有人與春梅形成衝突，潘金蓮始終堅定地站在春梅一邊。即便是吳月娘、西門慶、李瓶兒、孫雪娥與春梅發生齟齬和衝突時，潘氏也不顧自身的安危，對她竭盡保護之責。就連潘金蓮本人，也常常對春梅屈節下之，處處忍讓。潘金蓮對西門家中眾婦女可謂是人人皆妒，妒則恨不能其死——對吳月娘、李瓶兒、孫雪娥這樣的主子如此，對宋蕙蓮、王六兒乃至如意這樣的下人也是如此。她與孟玉樓時常出雙入對，表面上情投意合，宛如姐妹，但一到背地裡，張口就罵她「麻淫婦」，足見她對孟氏的嫉恨之深。但奇怪的是，對於春梅，潘金蓮卻全無一點妒意。小說第七十三回，潘金蓮回房中，從窗戶裡看見西門慶坐在床上摟著春梅「一處頑耍」。她不僅沒有懷妒含酸，當場翻臉，反而惟恐攪擾了他們的好事，竟自己一個人悄然走開。西門慶死後，春梅被發賣，潘金蓮數度哭倒，大放悲聲，乃至於一連幾天心中傷悲，積鬱難排。
當然，對潘金蓮的一片護惜之心，春梅亦銘記在心，知恩圖報。潘金蓮在第八十七回被武都頭斫下頭顱，挖去五臟，一命嗚呼，春梅為她大哭三日，茶飯不思。此時仍唸唸於潘氏者，敬濟而外，世上恐怕也只有春梅一人而已。第八十八回，潘金蓮托夢給春梅，泣訴屍首暴露街心，風吹雨灑，雞犬作踐，無人領埋。春梅即令張勝、李安去縣中打聽，收拾屍體停當，埋入永福禪寺之中。這年清明節，春梅親往永福寺祭拜焚香，以全始終之情。
不用說，在《金瓶梅》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中，不論是男女之情，還是友朋之交，偽善和虛假是其基本底色。若說到超脫一般功利關係的「知己」或「知音」，惟有春梅與金蓮的不離不棄，庶幾近之。作者如此處理，豈非無因？
除了「天性之良」和「仁義」之外，《金瓶梅》對潘金蓮的刻畫，多側重於潘氏沉溺於現實慾望的率性真機，真切刻露，筆筆不虛。小說的第四十六回，有這樣一段很有意味的情節：
吳月娘與孟玉樓、李瓶兒諸人，在大門口遇見一個卜龜打卦的鄉下婆子，就讓她來算卦（這既是典型的「提前敘事」——敘事者通過三人的卦象與卦辭，提前告知三人日後的命運，同時也是在刻畫人物——寫出吳月娘等人對仙道、鬼神之事的迷戀與愚妄）。作者故意漏掉了潘金蓮，這一方面說明潘氏不好此道，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者文章技法的故作錯綜。有意思的是，等到三人算完命，打發卜龜卦婆子去了之後，潘金蓮卻突然出現了：
月娘道：「俺們剛才送大師父出來，卜了這回龜兒卦。你早來一步，也教他與你卜卜兒。」金蓮搖頭兒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著命，算不著行。……隨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溝裡就是棺材。」
這是極高明的寫法。潘金蓮雖未算命，但她日後「街死街埋」的命運（被殺後屍體拋於大街之上），卻由自己口中直接道出，可謂「不算之算」，一語成讖。而潘金蓮這段陳辭的決絕與慷慨多氣，卻也清楚地表明，潘金蓮只打算在赤裸裸的現實層面承擔自己的命運，與吳月娘的道學與佞佛，與孟玉樓的善用騰挪之術，與李瓶兒仁柔示弱以策安全的心機，都構成了強烈的對比。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知道，《金瓶梅》的作者是在兩個完全不同的層面或維度上來塑造潘金蓮這個人物的：
一是傳統的是非善惡的維度——從這一維度來說，潘氏之毒辣凶殘自然事實俱在，罪不容逭。
二是作者受到佛教（禪宗）以及明末無善無惡論的影響而建立起來的另一個維度，即「真妄」的維度。若從這個層面上來看，潘金蓮的言行舉止之中，確有某種活潑的世情與率性真機，隱現其間。
也就是說，作者寫出潘氏之惡的同時，也極寫潘氏之「真」和「趣」，並暗中尋求讀者認同。這也是導致潘金蓮這一形象，在後世反覆引起爭議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我們若無視作者在特殊歷史與時代背景中建立起來的「真觀」或「真妄觀」，潘金蓮這一人物形象便無法得到完整和準確的評價。
這裡我們要注意，從佛教的立場來看，處於「真」的對立面的假與偽，固然屬於「妄」的範疇，但「妄」所指的並不僅僅是虛假與虛偽，還指向處於暗昧狀態的虛妄不真，比如說「迷」、「幻」、「執」。潘金蓮深陷於自己的慾望之中不能自拔，從佛教「真妄」的意義上而言，就是最大的「虛妄」。但在世俗人情的層面上說，作者對潘氏作為一個「惡人」的真趣，進行了謹慎、隱晦同時又充滿矛盾的肯定。這樣一來，「真」所具有的獨立價值，第一次從傳統的善惡論中被分離了出來。換句話說，《金瓶梅》的作者借用佛教的真妄觀，通過「佛眼」的超越性視角，在文學上建立起了全新的「真偽」或「真妄」維度（這一創造性的思路，後來為《紅樓夢》所繼承），在傳統善惡論的背景中，第一次系統地確立了「真」的價值和地位。
舉例來說，如果以傳統的是非善惡來看待孟玉樓之形象，則全是正面的描寫，似乎不染一絲之惡。或者說，在孟玉樓言動行止中，沒有什麼作惡的明顯證據，孟氏可以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好人」。但從側面的烘托來看，孟氏之行藏，則一味逃是非、做人情，處處盡顯偽飾，深冷老成，圓滑世故。
第五十九回，官哥一死，西門一家亂作一團。西門慶於慌亂中對兒子夭折的時辰完全不知，只有孟玉樓像背書似的報出：官哥申時出生，申時亡故，均在二十三日，活了一年零二個月。其心思細密如此，令人膽寒。而對於李桂姐這樣「一等一」的聰明人來說，孟氏之為人，也讓她十分忌憚。西門慶死後，她力勸李嬌兒及早抽身，跳出苦海，其理由之一或許是，她認為李嬌兒根本不是「狐狸」孟玉樓的對手。而前文提到的鄉下「卜龜婆子」，在給孟玉樓算命的時候，更是一語道破天機：「你惱那個人也不知，喜歡那個人也不知，顯不出來。」這是典型的罵人不帶髒字的春秋筆法。第九十一回，孟玉樓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就導致玉簪被掃地出門。第九十二回，陳敬濟貪戀玉樓的美色，不知好歹趕到浙江嚴州，將玉樓摟入懷中，將「舌頭似蛇吐信子一般」伸入玉樓口中。到了這個節骨眼上，玉樓情急之中，竟然也能忍耐權變，須臾之間，藏起心中的厭惡、憤怒和不屑，滿臉堆笑地與他親嘴。而稍後玉樓整治陳敬濟手段之惡毒，堪比王熙鳳擺佈賈瑞。這段文字，就連將玉樓視為「第一個美人」的張竹坡，似乎也有點看不下去了，說她瞬間變臉，直如「夜叉現形，鍾馗出像」。
與孟玉樓的世故老成、冷靜圓通相比，潘金蓮則顯得直率而蠻橫，膚淺而愚蠢。即便是作惡，潘金蓮也絕不藏頭露尾。玉樓處處透出偽飾深藏，金蓮則時時露出任情率性的一面。
《金瓶梅》中的善惡維度與真偽維度，可以說相互補充，並行不悖。但由於作者受到禪宗、無善無惡論以及真妄觀的吸引，確乎有用真偽維度來取代善惡維度的傾向。或者說，《金瓶梅》在價值和道德層面上，真正關注的與其說是善惡問題，還不如說是真偽問題。這固然是《金瓶梅》的局限所在，但「真妄」或真偽觀的確立，也為中國的章回體小說開闢了一個全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