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人（王六兒）道：「這不是有了五十兩銀子，他到明日，一定與咱多添幾兩銀子，看所好房兒。也是我輸了身一場，且落他些好供給穿戴。」韓道國道：「等我明日往鋪子裡去了，他若來時，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承他些兒。如今好容易撰錢，怎麼趕的這個道路！」
——第三十八回
《金瓶梅》凡一百回，末回中王六兒、二搗鬼叔嫂二人，於千里之外的湖州成其夫婦，雖大出讀者意外，亦是亂世可想之局。而其根孽初萌，是在第三十七、三十八回。小說的結構章法和情節安排，常有神妙莫測而出人意表者，此為一例。
蔡太師的管家翟謙，給西門慶帶信，讓他在地方上物色一女子，送去東京侍奉起居。西門慶即找來馮媽媽，令她代為尋訪。沒想到，馮媽媽最終看中的這個女孩，正是韓道國的女兒韓愛姐。西門慶惟恐馮媽媽老眼昏花，看走了眼，親自登門相看。當粉妝玉琢的韓愛姐出現在西門慶面前時，他卻連正眼兒都不瞧她一眼，一門心思都在其母親王六兒身上。王六兒不施粉黛，卻也淹淹潤潤，眉如遠山，眼若秋水，更兼體態妖嬈，月意風情，西門慶一見之下即傻了眼，心搖目蕩，不能定止。而王六兒與西門慶照面後，所說的第一句話，也很曖昧：
俺們頭頂腳踏都是大爹的，孩子的事又教大爹費心，俺兩口兒就殺身也難報大爹。
六兒一開口，就曖昧有情，句句撩人。西門慶見她如此美貌，且說話乖覺，爹長爹短，當即就動了將她佔為己有的心思。於是接下來，便有了下面這一段值得玩味的文字：
（西門慶）臨出門上覆他：「我去罷。」婦人道：「再坐坐。」西門慶道：「不坐了。」於是出門。
張竹坡評論這段文字時曾說：「三句九字，勾魂帖，定情書。」「我去罷」三字是明顯的留戀之語，實際上心有不捨，不肯就去。王六兒一定是聽出了西門慶的弦外之音，便說「再坐坐」，文字精省，語含私挑，卻不露聲色。而「不坐了」，則是既恨又悔，卻又無可奈何。西門慶心中的無限惆悵，於三字隱隱見出。
《金瓶梅》寫西門慶勾引霸佔夥計媳婦的事端甚多。如宋蕙蓮、賁四嫂、如意兒、惠元等人，各不相犯，各不靠色。不僅人人口角、秉性、意態各異，勾挑的過程也很不相同。此處寫王六兒，又是一篇嶄新的文字。套用脂硯齋的話來說，真不知道作者胸中，埋伏著多少夥計媳婦！
與蕙蓮的「獻身」以求上位，甚至要與「娘」們平起平坐的天真相比，王六兒要老成得多。給人的感覺，她只是時時刻刻想著要滿足「西門大爹」一切過分乃至變態的性要求，卻絕不給西門慶增添任何麻煩。即便是索要財物，也用暗示之法輕巧帶出，出語老練且謹慎。她說自從女兒去了東京之後，凡事都要自己動手，西門慶立即給她買來了丫頭錦兒使喚；她抱怨說自己住在偏僻的巷子裡，連打個酒都不方便，西門慶便馬上替她在獅子街買了房子；她一次也沒向西門慶要錢，西門慶卻主動給了她丈夫五十兩。西門慶與她枕席歡耍之時，銀托子、硫磺圈無所不用，胡僧藥、後庭花無所不至，王六兒不僅甘心忍受，甚至口口聲聲自稱「淫婦」，以助其性。當西門慶話裡話外對韓道國心存顧慮之時，王六兒立刻寬慰他說「咱行的正，也不怕他」，「爹心裡要處自情處，他在家和不在家一個樣兒」。言下之意，西門慶無需考慮姦情外露的後果，更不必在意她丈夫韓道國的存在。這是一個成熟、世俗、「懂事」且又善解人意的婦人。自她與西門慶相識，直至西門慶死亡，她一直牢牢地佔據著「大爹」的心，享受著「大爹」的照撫和寵幸。有人說，西門慶實死於王六兒之手，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根據。西門慶死前最後一次縱慾的對象，正是王六兒，而王六兒、韓道國的「拐財遠遁」，對西門慶的家道敗落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同樣是被人戴了綠帽子，韓道國的反應與來旺也截然不同。西門慶第一次來家相看女兒，韓道國就躲了出去，將妻子一人丟在房中，明顯地有「縱妻行淫」之嫌。王六兒之所以敢對西門慶打包票，說什麼「他在家和不在家一個樣兒」，想必夫婦二人對委身於西門慶這件事早已進行過一番商量。至少，王六兒對韓道國的樂觀其成，有著十足的把握。反觀王六兒與小叔子「二搗鬼」之間的私情，韓道國想必早知實情而眼睜眼閉，他所算計的，或許是弟弟手中靠賭博贏來的幾個錢。西門慶死後，王六兒再次委身於湖州販絲棉的何官人，可謂是故伎重演。也就是說，韓道國是對妻子的「不貞」全不在意且「心胸寬闊」的一類人。他把問題想得很「透徹」——他的妻子供「大爹」享樂，他再從「大爹」處弄來錢財，在杭州、南京一帶包養情人，縱情聲色。
正因為如此，在上述例文中，韓道國從東京回家之後，妻子就將自己與西門慶的私情（包括行淫的次數）都向自己的丈夫做了如實匯報。當韓道國聽說備細之後，不僅不怒，反而喜上眉梢。「如今好容易撰錢，怎麼趕的這個道路！」一語，明白無誤地表現出韓道國心中的慶幸，且帶有一點自嘲。他甚至於鼓勵妻子在為大爹服務時不僅不要拘束，而且要服務周到。
我們也可以這麼說，王六兒與西門慶的私情，不僅僅是一個倫理行為，同時也是一個經濟行為——即韓道國蓄意以妻子的身體作為資本，投入交換和流通領域，以謀取富貴錢財的商業行為。可怕的是，夫妻二人自以為得計，洋洋自喜，不以為恥，反認為自己行得正、坐得直，冠冕堂皇，甚至不屑於避人耳目。可見在當時的社會中，在商業與經濟倫理的衝擊下，普通人的價值混亂已到了何種驚人的程度。作者在這裡處處使用反諷之筆，其傷生悲憫之微意，讀者自可細細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