恆河畔金色蓮花

印度的金色與中國的黃袍黃屋,日本皇室的徽章菊花,來歷皆從阿瑙蘇撒的始生文明,金色與音樂同是可喜樂的陽光世界的波浪。在陽光世界裡,田稻穰穰,長亭短亭,柴門流水,皆成金色,故金色不單是新有了一種顏色,而是眾色提高到另一境界,一一是新的顏色了。金色是顏色而亦是光。

埃及的則是藍灰色,陽光世界因奴隸社會而變成藍灰色的天,感覺有種威力,人稍稍蒼皇了。而希臘的白色則只是光,白色亦可是顏色,而希臘的白色是無色。後世西洋便總是採用埃及的一點灰,希臘的一點白。蕭伯納的作品裡有一道光通過,可是沒有顏色,此即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英國。德國與美國皆是鋼灰色,但美國還更近希臘,美國且有點奶油色。

蘇俄最近埃及,而因是新的奴隸社會,把那藍改成了紅。前此中世紀歐洲的農奴制對古代奴隸制亦是新的,上帝的使徒與教廷的主教亦穿紅。那紅是洪荒世界裡太陽的紅,與埃及的藍灰色的天一般是隔代的舊石器時代人的噩夢。

埃及的藍灰色在印度只用來畫夜叉,而紅衣主教及蘇俄那種紅,在中國亦只有火神及女縊鬼才愛穿。中國人愛的藍是寶藍,紅亦另有一種吉服的紅,而代替鋼灰色的則是青色,青色有一種貞潔。中國人不喜奶油色,白是喜歡李花梨花梅花的白,是一種豐富的顏色,中國人連日光月光亦說是日色月色。

中國人除了金色為尊,最喜歡的還是桃紅。桃花極艷,但那顏色亦即是陽光,遍路的桃花只覺陰雨天亦如晴天,傍晚亦如曉日,故艷得清揚。日本人喜歡櫻花,櫻花像桃花,只是輕些淡些。故又印度的是金蓮世界,中國的是桃花世界。蓮花世界金色熠熠,無跡可求,桃花世界亦有這種好的糊塗。

金蓮深邃,沒有一點危險性,而桃花飛揚,有危險性。瑤池王母的蟠桃會,及劉伶阮肇入桃源,桃花不免要思凡。還有晉人的桃葉歌與桃葉答歌,比起來,就覺得印度的蓮花只是顏色,而桃花則真是花,印度的是佛境與五濁惡世,中國的是仙凡之境,但桃花種在閒庭裡又很貞靜,那貞靜比金蓮的深邃更好。

金蓮而且冷清,桃花則有李花來相配,這亦是中國文明比印度文明更有人事的爛漫,桃李競妍,金蓮則要競亦無可競。而亦因這熱鬧,中國人愛了桃李亦還愛蓮花。桃李與蓮花成了漢朝及六朝唐朝的風景。

可是就連這蓮花亦中國的與印度的不同,印度的像是金箔剪出貼在那裡的,而中國人則寧是愛的採蓮「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那蓮亦不是金色的,而是紅荷花,白荷花。梁武帝賦裡「荷花亂臉色」,李白詩裡「荷花嬌欲語,愁殺盪舟人」,以及一位王妃的詩裡「天淡淡,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都有煩惱,然而是非常好的煩惱。

中國連金色亦變得很世俗,單稱黃或稱金黃,因黃比金色更有顏色的具足,而且說是土德。佛寺來到中國,是赭紅的牆或黃牆,亦總要表現一點土黃色,和尚是穿緇衣或大紅金線袈裟,戴金色毗廬的,中國民間戲裡亦把來都變成土黃色。這並非農業社會所可解說,西洋亦經過農業社會,但沒有這樣。而我仍喜南北朝及唐朝女婦額際擦嬌黃的顏色,就像佛菩薩的金容,然而又是現世的女子。

吳季札觀樂,但是看看顏色亦一樣,這裡就來說印度文明。印度有天地人,有眾寶妙嚴,但金蓮千瓣,印度從來是千王政治,沒有大一統,缺少行動的大力。

印度的天與中國的埃及的巴比倫的皆出典於阿瑙蘇撒的始生文明,印度稱梵,如中國稱乾,而稱梵天則如稱昊天,這天便是昭明的天,而稱梵稱乾則猶雲天之昭明,性能與色相並不相離的,故中國不說祀上帝而說郊天,印度亦帝釋並不了不起。但巴比倫的靈則已是天的性能從天的色相出離,在埃及更變為全能,再到希伯來人希臘人乃全然沒有了天而只有大神。舊石器人雖有天,卻只是個洪荒草昧可驚恐的大力,而耶和華亦不可以造像,因其與人無共通。

埃及人是把尼羅河亦說成荒唐可怖的威權,閻羅王的閻羅即從尼羅河的尼羅而來,還傳到印度中國乃至日本來嚇人。可是中國人說到黃河,竟沒有個偉大的河神來相配,印度亦佛經裡雖有主河神,但地位並不重要,恆河仍只是恆河。這天只是天,山河大地只是山河大地,真如「看竹何須問主人」,非常好的。

印度的諸天亦如蓮花千瓣,有光明妙寶妙音聲,地則有須彌山,有香水河,有無數眾香國土。如來現相,諸天雨花,山河大地起六種十八相震動,此即天大地大人大,如來即佛,佛即大人。

佛名經及華嚴經裡的諸佛菩薩,如大日如來、寶幢如來、光明普照吉祥佛、雲海華嚴安隱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以及神,如珠髻妙目主林神、可喜樂奔流喧嘩主河神、手執蓮花主城神、海日雲音主風神、妙音華色主晝神、善慚愧喜笑主藥神,其實皆是人可以有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至於器物,如佛說金師冶金製具,分十層加工,那加工不止是把物來組織,而且是人的流露,所以一器一皿價值數千百億。還有法華經裡佛說觀世音菩薩之事已,爾時大勢至菩薩即從座起,把自己的項鏈獻上觀世音菩薩,因為觀世音菩薩是這樣的好,而大勢至菩薩又是這樣的歡喜,所以那項鏈真是希世之寶了。

印度東西有一種明朗深邃,那明朗是早先新石器時代始生文明的,而深邃則是這明朗的成長。埃及巴比倫亦深邃,但那是商業資本與奴隸社會所作成的王朝及帝國的巫魘,而希臘則把這些來否定了,才又透出早先那一點明朗,後來中世紀歐洲文藝復興,亦是把羅馬帝國及教廷的深邃暫又捨棄了才再現明朗,是故西洋的明朗與深邃不能兼,而惟有光明與黑暗的對立,可是印度則有金色。

古印度亦是好在沒有奴隸社會,單從佈施之盛即可見。西洋奴隸制及農奴制時代,有金字塔,有地主貴族的奢侈宴會,但惟希臘的奧林匹克競技相當有民間財富的活潑,而其後遍地的教堂則靠什一稅。印度遍地的婆羅門及釋氏卻無稅收,無生利的廟產,且為僧不許過三衣,不許蓄隔宿之糧,而靠民間日日佈施,此即見財富散在廣大的民間,非奴隸社會所能有。

佛說平等,不但人與人,連與天地萬物時空,過去現在未來,方位大小多少亦皆平等,並非此同於彼,而是如此如彼,不過是「如」,算是你富了,算是他窮了,但又怎麼樣呢?有這樣的志氣,即貧富的事實亦誇張不到那裡去了。故平等亦又是自在,可以不向階級討生死,乃至解脫天地萬物的六道輪迴,解脫是文明的能游嬉。西洋的平等自由解放則在那裡向階級討生死。西洋與印度是兩家的家世就不同。

印度的家世要從達羅毗荼人說起。第二次大戰前夕印度地下考古,發現達羅毗荼人的名城遺址已有高度的科學,其後雅利安人所建的只是摹仿,材料及設計皆不及。這達羅毗荼人當初遷入恆河流域,因其廣衍,不像埃及人巴比侖人的動手即要霸佔土地,他們在此建造產業,倒是與漢人在黃河流域所做的有幾分相似。他們有馬克公社,是井田的雛型,不過不能像中國的當真成立井田,其千王政治亦是有古中國諸侯萬邦的性情,只差建不起天子之朝廷。

但恆河流域到底亦難比黃河流域的廣衍,外面西部印度河流域即為季候風所不及,空氣乾燥,多是些草原及沙漠,中部印度斯坦及南部德干高原雖亦可遊牧耕種,但要下辛苦,這兩處達羅毗荼人皆不去。他們貪便利,只管從恆河下游沿東南海岸發展,直至錫蘭,又延伸至西海岸,以與巴比侖埃及通商,而達羅毗荼人文明的本部遂亦漸漸離開恆河流域,移至印度南端。不以恆河流域為產業及政治的王畿,而惟以沿海的商站來聯絡,故其後分成五印度。

但彼時恆河流域的產業已有了平等和諧的基礎,沿海的商業亦只吃的對外貿易的活水,不能傷害本土眾產業的健康,倒是眾產業的空氣流通裡有容許這點商業飛翔的餘地,而不發生商業資本的怪力亂神,此即古印度之所以能有商主的妙嚴。公元前一千五百年頃,達羅毗荼人的最後光輝南印度名王那瓦拉,有寶象金車弓矢,且發明弓絃樂,後來佛經裡說的七寶即是達羅毗荼人的。那七寶?輪寶象寶馬寶玉女寶珠寶主藏寶主兵寶,而以此七寶治世的轉輪聖王那瓦拉,是盡有商主的妙嚴。

可是古印度不能有像黃帝的征蚩尤,就在那瓦拉時達羅毗荼人被蠻族雅利安人進來征服了。印度有只古舞非常悲哀,是達羅毗荼人的遺民一翁一媼婆娑而舞,歌曰「日已夕矣」,望著前面殺來的雅利安人而慌張遁去。但亦因是千王政治之故,雅利安人對之不能一戎衣而定,卻四面八方征戰劫掠,經過很久的歲月,故佛經裡說起前朝裡,動不動是無數億劫之前。

至釋迦之世,雅利安人入主印度已千年,他們繼承達羅毗荼人的文明,而且產業有了新建設。那產業的性情仍是早先的,但把來擴大了,興起北印度的狩獵及農牧,與恆河流域的產業來相配,且又開通了對東方的陸路貿易,把對巴比侖埃及的海上貿易的本部移到恆河下游,與對外貿易有關的手工業乃亦來生在恆河流域的眾產業裡,有了新的平等和諧,新的熱鬧了。佛經裡所說奶酪禽畜之多及手工業之盛,即遠過於早先達羅毗荼人時代的。爾時達羅毗荼人的故都錫蘭雖仍繁盛,但產業的本部及文明的本部皆已移到了恆河流域,釋迦即在王捨城之時多,去南方之時少。

但雅利安人的亦是三千大千世界,形不成一個政治核心,沒有像五霸的尊王攘夷,亦沒有像埃及巴比侖的商業資本之神與地主貴族及奴隸的隊伍,來編造統一的王國或世界帝國,而波斯人乃進來佔領了印度。

可是千王政治亦避免了印度全境一齊被征服。早先雅利安人征服全印度至少經過二三百年,達羅毗荼人的文明並不一齊劫毀,故雅利安人有學習與繼承的餘裕,其後陸續征戰便不像初期的苛性。這次波斯人進來,亦不是全境皆被佔領。

再則,凡異族入侵,皆必利用征服地原有的統治體制,否則亦要代它建立一個,才可肆行為虐,可是印度文明的秩序有在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之外,不好被利用,亦難代它另建一個苛性的統治體制,是故波斯派來的總督寬大出了名,此則是印度沒有商業資本奴隸社會的好報。

耶和華以洪水與敵人之手毀滅以色列人,以色列一婦人在城門口聞前方兵敗,說「榮光去矣」,即以這句話的意思給初生的嬰兒取名字,還有傳道書裡那種荒涼冷漠恐怖,皆是感情惟在於現物。又如羅馬帝國的滅亡,乃至今次敗戰後的日本人,因受了打擊,一時心裡都解不開了,竟懷疑到人世的大信。但彼時波斯佔領軍並非排山倒海而來那樣的大軍,印度人並不太害怕,不去想像有個超自然的大力,故不出現容易發怒的上帝,他們的東西亦沒有都被搶光,感慨興亡得失倒只是反省。敗仗原亦不過像賭博的輸了錢,並沒輸了人,情意的事只是還要以情意來解開,印度人即好在沒有蕩失到了玩世不恭的諷刺,這即是不輕薄,仍有著情意的端正,而從這端正裡乃出來了釋迦。

釋迦是淪陷區的人,他並不只唸唸於印度的遭際,卻還能平視世界。彼時西方古國如巴比侖埃及皆「銀罐破裂,金鏈折斷,日光淡薄,磨坊的聲音稀少,人畏高處,路上有驚慌。」而勝利的波斯人亦不快樂,尚有起來除滅他的人在後頭。這一切,連同印度的遭際,皆只是原始生命的熾盛,生滅不已,印度人說的無明,是宇宙的大的愚蠢,使人對之不暇怨怒,亦無法同情,而惟有慈悲。釋迦的慈悲不是自居於超人,而是見這人世無常,眾生苦惱,聯想到自己身上不免怵目驚心,他不像基督的望著耶路撒冷城慟哭,卻連哀慟之情亦平實化了,只是一份切切之意,是從這樣端正的感情裡所以他有理性清明。

釋迦解答了三個問題,一是文明的傳授,二是文明的肯定,三是文明的成就,前兩個都解答得甚好,末後一個解答得不好。

第一個問題,早先雅利安人原是印度北境的蠻族,佛經裡有阿修羅:

阿修羅者,大海中立,水不沒膝,向下視仞利天。無酒,采四天下花,於海釀酒不成。不端正,惟女捨脂端正。在須彌山北大海之下萬一千由旬,有阿修羅王,名日羅睺,勢力甚大,純食淤泥,及興禍福,多與天睜。

這阿修羅種的雅利安人入主印度,恰如征服巴比倫的迦勒底人,他們的諾阿「現世界的主人」是個四翼展開的鬼,而天則是指的達羅毗荼人。征服者來到文明的面前,覺身不潔,覺世界無親,且有種負疚之心,覺身有罪。他們從達羅毗荼人摹仿,但摹仿得來的東西總有隔膜。

西洋更有兩重隔膜,文明尚在巴比侖埃及時已因商業資本奴隸社會而迷失了,再經蠻族輾轉過手,益發分離為人類社會與上帝的天廷。但文明在印度則惟有輾轉過手這一重隔膜,而且雅利安人到底漸漸把來消化了,梵唱特有一種淒涼與喜悅,即因有這一段先迷後得的辛苦。可是到了被波斯人佔領,觸動舊時的那份淒涼,又凡事將信將疑起來。釋迦於此的解答,是文明可以傳授的,它能自照,亦能照它,能照它是因眾生皆有佛性,雖是傳授得來的,亦可成為自己的東西。

這一解答在歷史上極重要,漢人能同化蠻夷,而且將來還可以使西洋人亦皆來生在天下文明裡,即靠文明是可以傳授的。文明在西洋雖巴比侖埃及時已若存若亡,只得一些些,而這一些些在後世西洋亦仍有著,可見有了個文明,它就是有著在那裡的了,我們仍可以叫喊得應他們的。

第二個問題肯定文明,則是釋迦之所以能成正等覺。四句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前半偈婆羅門亦曉得說,亦即因明裡的「聲無常,是所作故,喻如瓶等」,是造作的東西即有成有毀。而後半偈則為釋迦所求得,即是尚有解脫生死輪迴的無為法,譬如數學的點有位置無面積,它是不可以作的,但它是在的,物理的點會毀滅,可是怎麼也不能想像數學的點會毀滅。文化必毀滅,文明則常在,文明是有常有我有樂有淨的。

第三個問題文明的成就,釋迦錯在不能無為而亦有為。譬如數學的點是不可作的,用鉛筆或粉筆畫的點怎麼亦不能沒有面積,連一切規尺與三角板亦皆是不能絕對精密的,但數學還是用規尺三角板及筆作了點線與圓來演算,把有面積而位置不精密的東西亦當它是有位置而無面積的來處理。所以老子說:「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而孔子說的天理亦即是人事。可是釋迦說一定不可以造作。

釋迦原是個大有作為的人,佛教不比西洋的宗教,佛不是神,亦非神的使徒,背後並無靠山,又不以贖罪說恐嚇世人,亦不像歐洲的教廷有統治權,佛只是大人,其教只像教育的教,卻竟能傾動一代的人與物,有在千王政治之上的世尊,這實在亦可驚。但是在世尊那裡,只見眾生苦惱,而中國則「王者之民,浩浩如也」,中國的王者與民同樂,世尊則沒有過一次與民同樂。世尊四十八願度眾生,度不盡恆河沙數的劫,可是劫這樣東西,若能像武王的一怒而天下平,豈非就沒有了?

而印度總是受外來的侵略,波斯人之後有馬其頓人,此後又有大月氏人、蒙古人,直至陷為英國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獨立了,亦分成印度與巴基斯坦,沒有大一統。印度史上惟孔雀王朝一統過,但阿育王亦只是千王政治的盟主,如早先達羅毗荼人的轉輪聖王,不過氣象更壯闊些。印度沒有像西洋史上的王國帝國,是因沒有商業資本奴隸社會及公民與地主貴族的隊伍,而其亦不能像中國的王天下,則因五常不備,不能制禮作樂。

從大月氏人入主印度到戒日王,相當於中國西漢末年至隋唐之際,隨著大西域產業圈的建立,印度文明有一次新的輝煌。這產業圈連印度在內,包括新疆甘肅西藏緬甸,及波斯阿拉伯的一部分,形成商業手工業農業畜牧與遊牧的大結合,雖是以商業為紐帶,卻比羅馬帝國更健康,有普遍的爛漫生發,且因加入遊牧,新有了一種行動的大力。但這大西域仍只是印度千王政治的擴大,出不得真命天子。

其時佛教分為大小乘,大西域的人寧是通過小乘去接受印度的建築雕刻繪畫及舞樂,且因大西域產業的新活潑給了這些東西以新生,乃至在印度本土亦如此,因產業的新活潑而有了民間的許多新器物,這原可以作成佛教的新的現量的,可是論師們未免膽怯,故單標大乘,看重因明。

早先釋迦說法,多以色相示人,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但論師則惟是論,再沒有那種春光爛漫,連說故事的本領亦比釋迦相差遠了。他們雖有個明徹的理性境界,愛說如大圓鏡,但那鏡實還不及庾信《鏡賦》的鏡好。好的東西是要有了才曉得可以是這樣的,無明的東西被因果律所縛,而文明則如愛嬌的女子,有時簡直不聽話或故意不聽話,因果律亦拿她無法,而孔子的言行亦每出其門人的意料之外,還有大英雄亦喜怒不測,是故釋迦遊戲神通,因明可用可不用。原來如此,用因明的人是遠比因明重要。但從論師,則只聞其論,不見其人。

而且論師們的因明學亦不佳。因明的現量不是西洋辯證法的現象,現象不過是外物,現量則是物的親冥自體,至成極定,此乃是以文明來看現物,如詩人的竹子,美人的月亮。現量是要經過成,釋迦多說成現量,而論師則惟應用現量,此亦是論師的不及釋迦可親,釋迦對世界有一種喜氣、一種淒涼,論師則沒有。

論師陳那又把因明來革命,刪去聖教量。聖教量在中國是先王之教,在印度是達羅毗荼人傳下來的至理名言,如數學亦有幾千年前傳下來的十幾條自理,因明倒是從聖教量才有,如數學邏輯的從數學自理才有,如何可拿因明來論證聖教量?再則,古聖之言有的極正經,有的卻是開玩笑說說的,而因此新鮮活潑,說話的人與說話的音凡,與被說被取笑的人或事物乃皆有了風光。可是論師沒有這種會調笑的好,一股正經的論證,如同檢討蘇詩「春江水暖鴨先知」,何以不說鵝亦先知,而斷定古人之言亦有漏義有餘義,要把來刪去一樣。

釋迦破除無明,肯定文明,及文明的能自照照他,自了了他,繼之者應當是成就文明,如孔子說仁,孟子荀子說義說制,但論師仍只反覆論證那四句偈。釋迦成正等覺,華嚴經裡還有「世界成就品」,而論師則但成唯識,可是萬法唯識或盈天地皆心,亦不及身與萬物俱化,如莊周的夢為蝴蝶,栩栩然蝶也,及其覺,瞿瞿然周也,以及他的游於濠上而知魚之樂,倒是有風光明迷。

但這亦不能只怪論師,連釋迦的明心見性亦是知仁未知義,達性未達命,這是文明在印度的未成就。

《山河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