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及巴比侖與羅馬帝國，在印度與大西域的千王政治之外，尚有漢人的「惟王建國」，它是平等自在的，更靜好，亦更有行動的大力。它是文明的自體，歷劫而常新。它只是這樣的，如孔子說的蕩蕩乎如天，民莫能名焉。而我如今來說，亦只因它於我是這樣的親，如賈寶玉初見林黛玉，問她今年幾歲了？可曾上學？身體可好？曾服何藥？如此盤盤問問，便變成寫歷史了。我們有時亦不過是對著面前的中華民國要這樣盤問盤問。又如賈寶玉見林黛玉帶來的揚州土儀，他拈起這件，放下那件，說好論壞，又問這是叫什麼名字？那是做什麼用的？是什麼來歷？我們對中國的東西有查考評論，亦是像這樣的無非因為歡喜。
今史學家疑古，疑古亦可以是小小的淘氣，叫人好笑又無奈，但是一臉正經的兒戲則不可喜。他們不信中國古書，必要依照西洋史的規律，又且以為科學方法是一切。
他們見孔子已說過杞宋文獻不足征，故定出「先秦史」那樣的名詞，只承認比秦朝略早的事還可以談談。其實孔子說的只是鐘鼓不足以征樂，俎豆不足以征禮之意，並非彼時已無信史了，不然他如何又說夏禮殷禮吾能言之呢？
西洋《舊約》裡有列王紀，新近又發現巴比侖的列王紀碑版，他們都是有王朝即有列王紀，此外且把前此的傳說亦追記下來。列王紀已是信史，傳說的追記未是信史，但亦有事件的可征性。何況中國從黃帝時立史官，其後雖改換朝代，卻沒有過像西方古國的遭蠻族摧毀，及至孔子時，文獻之多，不但藏在王室，還分發給諸侯，故周有柱下史，而楚國左史倚相亦能誦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魏安厘王塚又有竹書紀年。
彼時王室與諸侯的文獻還開放任人參觀，孔子即曾從周柱下史問禮，又參觀過杞宋的文獻，又在齊聞韶，又入太廟每事詢問，而吳季札至魯亦得觀樂。既得參觀，即民間還有抄本，故尚有史官以外的史家，如《春秋》與三傳皆私人之作，而諸子書於前朝的歷史亦多稱引。至於《尚書》，那是選輯本，彼時瞍賦，蒙誦，史進箴，給周室子弟當教科書讀的，而士大夫亦得普遍傳習，故選的教材記言多於記事，且各本的取捨有異同，所以造成後人對今古文《尚書》之爭，其實皆是真的，而且彼時還另有紀年史。
秦朝焚書，不過是不許民間私藏，而在政府則仍保有著，故司馬遷寫《五帝本紀》及夏、殷、周《本紀》得有所本。其中如《殷本紀》，今史學家拿殷墟出土的烏龜殼與青銅器劈頭劈臉打下去，叮叮噹噹一陣火星直冒，定睛看時，它仍然紋風不動，只得又承認它是信史。郭沫若使盡他那考古學的解數，到底亦說井田實有，而且如《周禮》及《孟子》所記載的那樣。
地下考古學原不過是補充史料，卻不足憑以論斷，因古物出土，若有當然有，若無卻未必無，殷墟甲骨文字即不過是彼時占卜的記載，一偏的東西，不能以甲骨文中所無者斷定其無。
安特生推定中國銅器時代起自公元前二千六百或二千三百年，相當於黃帝或堯舜時，沙井青銅器則在公元前二千或一千七百年，相當於夏或殷時，這三百年的出入，倒是要靠中國古籍來取決，而地下考古所能補助古籍的則很有限。古籍記殷時文物之盛，即今時那些學者亦不能不承認其已是青銅器時代的高峰，此即青銅器的開始決不在殷時，至遲亦在夏時。銅器則黃帝時已是，而不始於堯舜時。銅器時代與青銅器時代各有一番大變動與成就，自黃帝至堯舜時為一大成，自夏殷至周時為一大成。故可決定他的早三百年說為是，遲三百年說為非。黃帝時已有銅器，但不是黃帝時銅器才開始，還比這更早，漢人從阿瑙地方東遷時已帶來銅器的。《禹貢》又記載夏時早已用鐵，惟仍似青銅為主，中國史上石器銅器與青銅器乃至與鐵久久並用，地下考古學者喜歡推定何器起自何年，亦要修正為何器在何年曾有。
安特生推測兩個時期的出入皆是三百年，寧是依照順序更多於依照地層。今時世界上一般考古學者依據地層推測年代，幾千年的出入亦常有，但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莫說幾千年的出入，單是三百年之差亦可以一是漢末，一是初唐，或一是晚唐，一是北宋，人世上不知發生了多少大事，即此可見地下考古學的粗陋。良史原可以是自證的，若必待殷墟遺物來徵信《殷本紀》，假使黃河改道，把殷墟連地底亦沖走了呢？數學若亦如此待證，如何還能演算天體？可是今時史學家紛紛的翻案與批判，皆不能就已知求未知，反因其未知並其已知而失之。
連對於那樣可靠的中國古籍，我們亦非必要根據它，因為歷史亦是生在現前，觀今可以通古。而一器一皿的事跡，則我們還要也有那樣的情意，若只會把史料整理，把古物分類，那不過是技術，像劉姥姥見了自鳴鐘只知其會走會敲，有字有面而已，怡紅院裡的光陰她還是不曉得的。今之史學連眼前的中華民國亦不知，而說是資本社會，封建或半封建社會，他又如何能曉得「先秦史」？
如今他們只用一派科學方法，用石器銅器等來劃定時代，用漁獵農牧手工業或什麼業來劃定社會，用古代奴隸社會、農奴制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等來制定歷史的規律，要中國史亦依照西洋史。但中國史與西洋史雖亦有看來像是相同的地方，殊不知解剖人體與猿體馬體，亦是大同小異，相異只在腦這一點，而注意到這一點的相異竟有這樣的重要，倒是靠的先已知道了人是人而馬與猿則不過是馬與猿。今之史學家卻因對中國無知，單來與西洋比並形式，以致文明與無明的一點極小而極關重要的相異之處，被歸納法的四捨五入捨去了。至於落後蠻族，那是發育阻礙了，我們的童年時不像他們。
許多方法皆只在歷史外面鼓噪吶喊，而不知治史是要自己亦能生在歷史裡。孔子少時微賤，多能鄙事，與司馬遷的多愛不忍，皆是能有世情的熱鬧，大如打天下，小如街頭巷尾的喜怒哀樂，他皆能與他們生在一起，情遍慧遍，所以能是良史。即如西洋人，他們亦知不能單憑物證來治史，卻先是用《舊約》的《創世紀》，後又用辯證法，以神意與哲學來補成史學。但耶和華或世界理性皆是客觀的存在，客觀的存在必是不可知的或知之不能盡的，故不斷要靠新發明。中國則有我們自己的史學，治史可以好到即是歷史自身的開物成務，是歷史自身的「以觀於天下」。此即中國史學除了技術還有道。
但亦要有好的歷史才能有好的史學。西洋人對他們自己百年前的東西已覺其古，把古代與中古，近代與現代分得很開，是因他們的歷史經不得劫就毀滅，一路否定下來的，故有這種隔世之感。在西洋惟數學不被否定，但於他們的史學仍無益，因為數學不能代替人事。中國人卻能覺得漢唐乃至三代亦分明如同今天早晨的事，中國史學之不迷失，乃因漢人的歷史自身從來不曾迷失過。
歷史上的遠事，西洋人把來歪曲成神話，中國人則有樸素平實的傳說，如盤古用斧開闢天地，與有巢氏隧人氏的傳說，以及玉兵銅兵鐵兵的記載，皆不俟證據而成立。中國傳說裡還有混沌未開時，地在天宇中如蛋黃在蛋清裡，及天皇地皇人皇的順序，天皇氏最長，二十萬年以上，地皇二十萬年以下，人皇四、五萬年，連這些亦皆有個緣故，比耶和華在七天裡造天地萬物的神話好。
中國的這種傳說向來是流傳在民間，很晚才被縉紳先生們所採錄，並不是很晚才被捏造出來。即如今日，民間百作工匠有尊卑，木匠比裁縫是長輩，而鐵匠又比木匠尊，石匠最尊，鄉下人家若請一班匠人做生活，吃飯時石匠坐上位，餘人毫無二話。石匠之尊，正是人類最初用石器的記憶。中國所以會出吳季札、孔子、司馬遷等良史，即因他們是生在這個有史德史識天才的中國民間。中國真如章實齋說的六經皆史，而亦皆是詩，最好的史「國風」本來是民間的風謠、吳季札即以之觀史。
治史是要有史德才亦能有史識的。西洋人對他們自身都阻隔，對別人當然更沒有親情，又如何能知史？他們入境先問神，再則是看看有那些商品，他們根本沒有看見人，是故巴比侖與埃及這樣接近，記載對方的文獻卻只有通商條約的那塊石刻。希伯來人在巴比侖埃及皆長期住居過，而《舊約》裡對這兩個異邦的知識竟非常貧乏，還有對於經常與他們衝突的尼尼微人及以闌人亦如此，而《新約》裡對於羅馬帝國的記載亦沒有更多一點。希臘人是對於同在愛琴海的諸城邦，除了金羊毛、神，以及戰爭搶劫之外一無所知，所以只能有神話與史詩了。雅典的一個史學家旅行巴比倫，惟驚羨於那裡的一粒谷種可結二百粒。
此外從羅馬帝國留下的史籍裡，只可曉得羅馬本土，關於其屬地的情形，則記載的只是屬地而無情形。直至十一二世紀，歐洲人對東方的地理還那樣無知，以致幾次十字軍沿途糟蹋生命。其後西班牙人到美洲，眼睛裡只見象牙與奴隸掠賣，把來放火殺戮得精光，弄到後人無法研究印伽文化。西班牙時代西洋人所知的世界地圖都是黑影，像希臘時代的地中海，荒昧裡有傲慢與恐懼。便是問現在的英國人，他們統治了印度二百年，亦對於印度仍只有早先東印度公司的那種知識，不過是調查統計得更詳密罷了。
日本人為在這一點上學西洋，其所謂「中國通」對於中國的山脈河流、政治軍事經濟、以及人情風俗，比中國人自己還更調查得清楚，彼時日本帝國的外務省與大本營根據這些知識來決定對中國的政略戰略，反為打仗打到後來，越發感覺對中國人知之不盡。兩次世界大戰，凡是交戰國皆對敵我的生產力有情報，結果卻是勝利者與失敗者各自茫然。
單用科學方法，要懂得眼前的世界尚且這樣難，弄點破銅爛鐵又如何能知古人？任何方法與物證皆是要被歷史所說明，更多於它的能說明歷史。歷史是如同樂曲、書籍與出土物怎樣完整亦不過是譜。譜並不即是樂，卻還要你按譜能彈。吳季札觀樂，把幾個朝代幾個國家各只說得幾句，卻已見其大，乃因他這人能生於三世十方。司馬遷亦並沒有見過烏龜殼上刻的字，他的《殷本紀》卻能寫得這樣真，是因為中國歷史自有大信，是因為他能懂得，是因為他的人好。中國史學這樣正確而完全，是因中國人說歷史能像歷史自己在說話，不是以鳥鳴春，而是春禽鳴，倒並非古籍保存得多即是完全。
且又知己則能知人，故記異域亦是中國人記得最好。中國最早記異域的書有《山海經》與《穆天子傳》。《山海經》裡記邊徼四夷蠻族，能把神話的東西亦寫成傳記的樸素，沒有怪力亂神的威嚇，好到像是圖案。《穆天子傳》裡記周穆王沿途經過異族的部落，及山川道裡，今時學者親去踏勘過亦說沒有錯。二十四史從《史記》起，記匈奴西域西南夷與日本朝鮮等，竟是世界史的正本，而那些異域的古時情形倒反或多或少還靠中國而傳。還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不但明確記載山川道路、物產、政教與風俗人情，並且真能寫出彼時印度及大西域的文明，比起意大利人馬可波羅的但以商人眼光來估了估中國的金銀財寶，真要偉大到不知多少。
中國人是「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對蠻貊亦沒有阻隔，所以能把異域的東西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有這樣好。中國人與異域的親情，乃是孟子說的仁者無敵無對於天下。就是對於現代西洋，中國人亦遠比西洋人自己懂得更多，生物史要達爾文來為，易洛魁人要摩爾甘來寫，西洋史亦要中國人來為。
又如以關於舜的歷史為例，孟子最喜歡說舜的故事，蘇軾亦有詩單道舜南巡卒於蒼梧之野，娥皇女英二妃在瀟湘水上望之不返，灑淚成斑竹之事：
蒼梧山高湘水深，中原北望度千岑。帝子南遊飄不返，惟有蒼蒼楓桂林。楓葉蕭蕭桂葉碧，萬里遠來超莫及。乘龍上天去無蹤，草木無情空寄泣。
這樣一個用心如日月，能夠「有天下而不與焉」的人，卻又是個想起早死的母親會哭泣，會受弟弟欺侮，而且可以被妻子照顧取笑與愛惜的男孩，但凡與他有關的東西，連草木都成了清香貞潔。他能夠沒有一點神性，而只是他的人好。這裡孟子與蘇軾所說的，或只憑理想，可算得信史嗎？是信史。
譬如盧梭想要民約論，而說歷史的開始即是民約，馬克思愛階級鬥爭，而說歷史從來都是階級鬥爭史，雖雜理想，亦確與他們的歷史相符。大凡理想，皆必有其民族的記憶為根據與限制，對過去對將來都一樣，西洋人知有原始的及將來的非階級社會，亦當它只是像他們現在這種對立關係的社會，惟去了階級，外加生產力的大小不同而已。所以妄人的夢話與聰明人的法言，一般皆有個緣故。而孟子與蘇軾所說的舜，則在中國文明裡實實在在是有的。
也有別的記載，如李白詩裡「或言堯幽囚，舜野死」，那只是他感於唐明皇的事而假托寓言，唐明皇晚年被肅宗幽囚，稗史且說他被李輔國遣賊刺死。且即使如《竹書紀年》所云太甲殺伊尹，亦仍無傷於中國歷史的大信。歷史的流傳是流傳好的東西，而中國的言語與文字亦皆是為說好，不是為說壞，這並非禁忌，卻是言語文字的清真吉祥，乃至說的疾病死亡，亦要像親人或醫生的沒有不潔之感。
但亦有像魯迅等人，他們說中國東西不好，那是如同年青人的總以為自己的相貌生得不好，又如一個女孩子在打扮時對她自己生氣，乃至她生氣到家裡人的身上，這也是可以的。年青人要西洋東西，又像小孩子的看見別人有，馬上他亦要，這也可愛。魯迅到底是可愛敬的，只是不可以為師，他的無禁忌即是中國文明的。他對中國東西頗有一筆抹殺的地方，但紅粉是為佳人，受她委屈亦心甘情願，寧可不要別人來安慰。即如我這書，亦不要我所不喜的國粹派的同意。
中國史學前人已有那麼好的成就，但我們還可以有新史學，中國東西便是可以「三疊陽關，唱徹千千遍」，仍然一回相見一回新，像天天上街買小菜，不必時時變花樣亦可以餐餐是新鮮。新史學並不在於發明，去發明歷史，那歷史即成了有永遠發明不盡的陰暗部分，且連那發明的部分亦到底不能算數。新史學是寫古時的事亦只如寫的現在，寫的自己，因為人是生於一個時代而同時亦生於許多個時代。吳季札觀樂，我們不但從他的話裡曉得了諸國的前朝後代事，而且更看見了吳季札本人。
小時我和四哥夢生上山採茶，他講給我聽瓦崗寨秦瓊、單雄信、程咬金、王伯當等眾好漢，只覺山風日色，山下平疇遠畈，村落午雞，瓦崗寨即生在這天下世界，而面前則是四哥，是採茶的兄弟二人。如今我來寫歷史，也但願能像這樣的有人有風景。
良史是要能通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與一代江山有知音。王者能對一代人是知音，而良史亦能聞絃歌而知雅意，故史官之位，古時比於三公，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是太史公。這樣的良史至今亦尚在中國民間，舊戲裡演正史演稗史皆有中國文明的真實，此即是成為良史的基本條件。而一喜萬人喜，一悲萬人悲，劇中人與觀眾可以是這樣的知音，一代人的好惡感懷，有性之所同然，情之所同然，理之所同然，此則更是天下大一統之所在。孔子作《春秋》以明大一統，並非專為對彼時的政局，卻凡是良史皆必如此的。
是故良史又忘其為史，如魚之相忘於江湖，歐氏幾何學兩千年來演算了又演算，只覺它是今天的，很少想到它的歷史性，中國的史實亦可以看之不足，觀之有餘，故可以寫了又寫，幾乎不當它是歷史，而好比是詩。詩是在《詩經》裡原已寫著有了，唐詩宋詩亦仍是這傳統，但可以代代是新詩，史學亦如此：
總是聖朝天子事，昭陽宮裡又何人？
可以代代翻新，但不是翻案。
一年夏天我在溫州聽夏瞿禪講詩，他說溜冰是夏天學會的，游泳是冬天學會的，詩亦從不是詩處學。這話寬了我的心，因為我正像宋江，每每是從無字天書裡學來兵法，史學大事，我亦只聽聽中國的民歌及從閒書裡偶有會意，便自欣然。
小調無錫景開頭：「小小無錫景呀，唱撥拉諸公聽」，我亦不過是這樣唱唱中國的世景給大家聽聽。要說正經，唱曲亦該是神聖的藝術，史學或者更是嚴肅的科學，可是《紅樓夢》裡芳官對薛姨媽說的謙辭：「你老人家還有那等好戲不曾聽過來，我們唱的可深意是沒有的，無非聽個喉嚨，豁脫口齒罷了。」我想這倒並非謙辭，雖史學的嚴肅程度亦只能到此為止。
若是我有沾沾自喜，那亦只像民歌裡的答難，那女子難男：「何人造的洛陽橋？那鎮出的細花碗？」如此一連串的拷問，那男子則答唱：「蔡狀元造的洛陽橋，景德鎮出的細花碗。」亦如此的一連串來答了，那股得意樣兒，全是中國鄉下農民及大都市裡小市民的，他對於一份小小的知識有這樣珍貴，在人前不禁要自誇自讚的稱起能來。《紅樓夢》裡亦有賈寶玉賣弄知識，他見有人當正經聽他，越發胡謅連篇，每每挨了林黛玉或薛寶釵的尖言冷語，訕訕的不好意思起來，卻見有人笑他，他亦附和了笑，因為他知道人家是歡喜他的。這使我想起孔子的「後世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民間日常與好人說話，每每可以還未曾聽明白，甚至不等對方說出口來，而心裡老早先已同意了的，此亦即是男女老少自己與別人之所以能同生在一個時代裡，好像大家都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辰生的。我想我在這書裡所寫的，或許亦有可在論辯之外，治史須不是為問題。問題是要解決的，但亦有永遠不能解決，而且無須解決的，如柳宗元詩：「秋風瀟湘無限意，欲采蘋花不自由。」是有限與無限同在。治史或治事，皆不可單是事務員的見識。
中國最古的傳奇有玉女投壺，玉女與東王公在高天原投壺，矢如流電，每投中鏘然，則天為之笑，我這書亦許有說中的地方，如那玉女的投壺而中。這故事李白很喜愛，而他的詩句亦每有使天亦為之笑。但這稍嫌有點下視塵寰。而阮籍蘇軾則更愛漢皋解佩的故事、鄭交甫游漢水，見二女悅之，下車請其佩，女解明珠以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行數十步，視懷中空無珠，二女忽不見。這「解佩暫酬交甫意」，可是很有對世人的一番情意。還有交甫與二女的酬答之辭簡直一點事故亦沒有，只是春日江邊他和她們說過話了。我與世人亦是這樣的無事，而人們亦從我無所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