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國人的思想中，統治者的地位，是在人神之間的。《左傳》中記師曠說：「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這就是說，統治者的身份是承上啟下的。就因為這種承上啟下，所以要「忠於民而信於神」（《左傳》季梁的話）。如果做不好，就「小惠未遍，民弗從也……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左傳》曹劌的話）。鬧到最後，就「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左傳》劉定公的話）。這樣的統治者就要垮台了。
不怕「人怨」怕「天怒」
但是，對統治者而言，所謂「神怒民叛」，他怕的是前者而非後者。民的「叛」，是很難的。一叛就即懲治叛亂條例一下，所謂叛，就不成其叛了，最後就只好化為「怨」而已。於是「神怒民叛」，就演變為「天怒人怨」了。
但是，「人怨」是小事，「天怒」又怎麼辦呢？公元前7世紀的時候（公元前662年），「有神降於莘」，《國語》中記內史過說：
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
這就是說，當統治者無道的時候，作為神的，就不再施福了，而要跑去看熱鬧，然後降禍了。神的降禍，可以使統治者垮台。這種「天怒」比「人怨」厲害得多了，統治者自然不得不小生怕怕了。
災異
表現「天怒」的解釋，到了漢朝人手裡，變得細膩起來了，就是所謂「災異說」。董仲舒是這種思想的掌門人，他說：
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曰：「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入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這是說天是很仁慈的，它不立刻懲罰人，而是先警告一下；警告無效，再嚇唬一下；嚇唬無效，「其殃咎乃至」。天懲罰人是分梯次進行的，是給人緩衝時間的。
天人相感
從因果觀點看，災異的來源，是惡性循環的，這叫「天人相感」。董仲舒說：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百物去其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牛鳴則牛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是也。無非己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動》）
董仲舒是絕對尊重統治者的。他明說「以人〔民〕隨君〔主〕，以君隨天」；明說「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但是怎麼「屈君」呢？「屈君」的力量，只有來自天。統治者無道，是「天奪之」的，天又怎麼「奪」之呢？
如此制衡
後來研究思想史的人，都犯了一個錯誤，以為董仲舒強調災異、強調天人相感的目的，是向專制帝王製造「精神威脅」「把權源納入正軌」。認為董仲舒抬出天來製造制衡，其實這是給古人戴高帽了。對一個滿腦「罷黜」什麼、「獨尊」什麼的專斷論者，對一個滿口「以人〔民〕隨君」「屈民而伸君」的拍馬大王的人，我們是不能這樣溢美的。
董仲舒的王牌理論是提倡「春秋大義」。孔子作《春秋》的基本立場是尊王攘夷，提倡《春秋》就是提倡君權。「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董仲舒明明是主張一切「一統乎天子」的，「一統乎天子」就是一人專權、中央集權，結果就是「君者，權也」的。漢初的統治者並不喜歡儒家，漢高帝輕視儒生，甚至要「溺儒冠」（朝儒生的帽子裡撒尿）。但是得到天下後，發現儒家思想最便於作為統治的「潤飾」，所以外儒內法就勢在必行。於是，從漢高帝到漢武帝，從叔孫通到董仲舒，便很自然地花對花、柳對柳起來。董仲舒是「以經術潤飾吏治」（《漢書·循吏傳》）的，這完全是投統治者所好的。至於他強調災異，強調天人相感，也只是希望統治者做賢君而已。希望統治者做賢君，這是古往今來人人的希望，這算不得政治上的制衡。制衡君權要有像樣的辦法，災異又叫什麼辦法呢？
有一次，漢朝祖廟著了火。董仲舒寫了稿子，發了議論。主父偃偷了這篇稿子，上奏漢武帝。漢武帝拿給大家看。董仲舒的學生呂步舒，不知道這是他老師的作品，大發議論，說這篇東西「大愚」。於是漢武帝把董仲舒給關起來，論以死刑。後來雖給特赦了，但是他再也不敢談災異了。
董仲舒打著儒家的招牌，耍著陰陽家的把戲，用陰陽四時五行種種迷信怪說逢迎主上，以期得君行道，結果卻變成了統治者為虎作倀的幫兇，成了助長專制政治的第一罪人。這真是跟統治者與虎謀皮的知識分子的迷夢，在夢醒時分，除了落得虎口餘生外，什麼都與春秋代謝了！
三結合
所以，這種制衡關係縱使有，在董仲舒的思想裡也是很可憐的。因為所謂制衡，說來說去，只不過是一點災異而已。用災異來制衡統治者，豈不太空洞了嗎？
董仲舒不但在災異說上面無法造成制衡，相反的，真正「一統乎天子」的思想大建構，竟還出自此公之手。他是真正把「同級迷信」同「高段統治」結合的人。我們試看他的立論：
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這是以「陰陽」「五行」「四時」三結合來立論的。
在陰陽方面，董仲舒明說綱常之道「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所以旱災來了，表示陽對陰的一種討厭表示；日食來了，表示陰對陽的一種犯上表示。
一切陰陽都是天人相感的，自然一點也不自然，是大有文章的。
在五行方面，「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所以，要「辨五行之本末、順逆、大小、廣狹，所以觀天道也」。「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
在四時方面，是五行中除土以外的四行，各主四時中四分之一的氣。木主春氣、火主夏氣、金主秋氣、水主冬氣，土什麼也不主，它是頭頭。「土者，天之肱股也」！「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臣之義比於地。故為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為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雖居中央……然而弗名者，皆並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功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
因為五行的關係都是相生的關係，所以火生土，土變成了火的兒子。「為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兒子替爸爸做事，是只盡其義、不計其利的、「不與火分功名」的、「不敢與父分功美」的，這種單向會，正好代換成臣子對統治者的無條件效忠。所以「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謂也」！
「貶天子」嗎？
在《史記·太史公自序》裡，寫董仲舒論《春秋》，曾有「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的話。但是如何貶得了天子，自古以來就沒有成功過，也沒有在政治理論上建構過。結果呢，以「貶天子」為素志的知識分子，反倒一個個吃起葷來，一個個變成了幫助統治者有效統治的鷹犬，不但不能建構有效的制衡體制，反倒一再向統治者認同、共識，共同建構起臨時條款式的體制。知識分子不能堅守原則，淪落至此，真可謂「自作孽，不可活」了！
1983年4月6日病中寫完
註釋
董仲舒（公元前176—前104），號桂巖子，河北冀縣人，是漢武帝時代的博士。他上課時候要「下帷講誦」，他的學生甚至要「傳此見次相授業」（間接教來教去），「或莫見其面」。早年時候，他的專心，可以「三年不窺園」；晚年時候，他「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述為事」，很受人尊敬。
「三綱」之說是董仲舒提出來的，原意是君臣、父子、夫婦各盡其分，後來由《緯書含文嘉》和《白虎通》演繹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大教條，董仲舒變成了始作俑者。
《史記》原文是：「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這些話，到了《漢書·司馬遷傳》裡，就被竄改為「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其中「貶天子」的字眼竟不見了。知識分子與虎謀皮，下場一至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