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獄中雜記》今譯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裡，當我被關在刑部監獄的時候，看見犯人死了，由牆洞裡拖出去，平均每天總有三四個，不覺心裡奇怪。有個曾經做過洪洞縣長的杜君，站起來說：「這是生瘟疫了。現在天時正常，死的還少；過去有多到一天死十幾個的。」我問是什麼原因。杜君說：「這種病容易傳染。生這種病的，縱然是親人，也不敢住在一起。這監獄一共有四座老監房，每座監房有五個房間。獄卒住在當中的一間，前面有大窗通光線，屋頂有小窗透空氣；其餘四個房間都沒有窗，可是關的犯人經常有兩百多。每天天還沒黑，房間就上鎖了，犯人大小便都在房間裡，和吃飯喝水的氣味混在一道。加上寒冬臘月，沒錢的犯人睡在地上，等到春氣一動，沒有不發病的。監獄的規矩，一定要等天亮才開鎖。整個晚上，活人和死人就頭靠頭腳對腳地睡著，沒法閃躲，這便是傳染人多的原因。還有奇怪的是，凡屬大盜累犯或殺人要犯，大概由於氣質強悍旺盛，反倒被傳染上的不到十分之一二；縱使傳染上，也很快就好了。那接二連三死掉的，卻都是些案子輕的罪犯，或嫌犯，或保人，是些不該繩之以法的人。」
我說：「京師裡頭有順天府尹的直轄監獄，有五城御史的司坊，為什麼刑部的監獄還關著這麼多囚犯？」杜君說：「近幾年來打官司，凡情節比較重的，順天府尹和五城御史便不敢做主；又九門提督調查抓來的，也都撥歸刑部；而刑部本身十四個清吏司裡喜歡多事的正副滿漢郎官們，以及司法人員、典獄官、獄卒們，都因為人關得愈多愈有好處，所以只要沾上一點邊就給千方百計抓進來。人一進監獄，不問有罪沒罪，照例先給戴上手銬腳鐐，放進老監房，使你吃盡苦頭。在吃不消的時候，他們就教你怎樣取保，保出去住在外面，隨傳隨到；再照你的家庭、財產狀況，把錢敲詐來，由他們按成派分。中等以上的人家，都盡其所有出錢取保；其次，要想解下手銬腳鐐搬到老監房外板屋裡去住，費用也得幾十兩銀子。至於那又窮又無依無靠的，就手銬腳鐐毫不客氣，作為樣板，以警告其他的犯人。又有同案一起被關的，情節重的反能取保在外；情節輕的、沒罪的，卻吃著苦頭。這種人一肚子冤氣，沒好吃沒好睡，生了病，又沒錢治，就往往死翹翹了。」我認為我們的皇上和過去的聖人一樣有好生之德，每在批公文的時候總給犯人死中求生，但現在竟有無辜的人這樣倒霉的！如有仁人君子能向皇上上奏，除死刑及發配邊疆的重犯外，將其他輕犯和受到牽連還沒定案的另設看守所來關，不上手銬腳鐐，就不知可救多少人命了！聽說監獄本有五間房名叫「現監」的，是給涉案而沒定案的人住的。如果能查出這種規定，實行起來，倒也不無小補。杜君說：「皇上開恩，規定做官的可住優待房。現在窮人住進老監房，大盜累犯反住進優待房，這中間的微妙能細問嗎？這樣看來，只有另外關到一座監獄裡，才能根本解決啊！同我關在一起的朱老頭、姓余的青年和關在一起的同僚，都這樣碰上疫症死了。論罪狀，他們都是不該受重罰的小罪。又有某氏控告兒子不孝，左右的鄰居都被關進老監，哭哭叫叫直從晚上鬧到天亮。」我聽了，有動於中，曾拿杜君這些話來普遍地問了問別人。結果大家說的一樣，我就決定記錄下來。
凡判死刑的，一經判決執行，行刑的人便先等在門外，派同黨進去索討財物，叫作「斯羅」。對有錢的犯人，要找他的親屬講條件；對沒錢的犯人，便當面直接講條件。如果判的是剮刑，便說：「答應了我的條件，便先刺心；不然的話，四肢解完，心還沒死。」如果判的是絞刑，便說：「答應了我的條件，第一絞便包斷氣；不然的話，絞你三次以後還須加用別的刑具，才死得了。」只有判的是殺頭，才沒什麼可討價還價的，但是仍舊可以扣留腦袋不給死者家屬，達成敲詐目的。因此，有錢的自然甘心賄賂幾十百兩銀子；沒錢的也會賣盡衣服雜物報效；只有窮得絕對拿不出錢的，才真照他們所說的執行。擔任捆綁的也一樣，如果不滿足他們開的條件，五花大綁時便先給你來個骨斷筋折。每年秋決的時候，雖然皇帝硃筆勾掉的只十分三四，留下的有十分六七，但全體囚犯都須捆綁著到西市，等待命令。其中被捆綁受傷的，即便幸而留下，也必須病幾個月才能好，甚或成為一輩子也治不好的暗傷。我曾問過一個老差役說：「大家對受刑受綁的既沒什麼深仇大恨，目的只不過希望弄點錢而已。犯人果真拿不出錢，最後又何妨放人一馬，不也算積德嗎？」老差役說：「這是因為要立下規矩以警告旁的犯人，並警告後來的犯人的緣故。如果不這樣，便人人都心存僥倖了。」負責上刑具和拷打的也一樣。和我同時被捕受審時挨過夾棍的有三個人。其中一個人給了二十兩銀子的代價，只骨頭受點輕傷，結果病了個把月；另一個人給了雙倍代價，只傷了皮膚，二十天便好了；再一個人給了六倍代價，當天晚上便能和平常一樣的走路。有人問這差役說：「犯人有的闊有的窮，既然大家都拿了錢，又何必更拿多少做分別？」差役說：「沒有分別，誰願意多出錢？」由這故事，印證孟子「選擇職業不可不慎重」的話，真是一點也不錯！
部裡的老職員家裡都收藏著假印信，公文下行到省級的，往往偷偷動手腳，增減著緊要的字眼，奉行的人是看不出來的。只上行上奏皇帝和咨行各部的，才不敢這樣。依照法律規定：大盜沒殺過人和有同犯多人的，只是主謀的一兩個人立時處決，其餘人犯交付八月秋審後概給減等充軍。當刑部判詞上奏過皇帝之後，其中有立時處決的，行刑的人先等在門外，命令一下便捆綁出來，一時一刻也不耽擱。有某姓兄弟因把持公倉入獄，依法應該立時處決，判詞都已擬好了。部員某對他們說：「給我一千兩銀子，我弄活你們。」問用什麼辦法。部員某說：「這不難，只消另具奏本，判詞不必更改，只把案末單身沒有親戚的兩個人換掉你們的名字。等到封奏時候，抽出真奏，換上此奏，就行了。」
他的一個同事說：「這樣辦可以欺蒙死的，卻不能欺蒙長官。假使長官發覺，再行申請，我們都沒活路了。」部員某笑著說：「再行申請，我們固然沒活路，但長官也必定以失察見罪，連帶免官。他不會只為兩條人命把自己的官丟掉的。那麼，我們最後還是沒有死的理由的。」結果便這麼辦，案末兩個人果然被立即處決。長官張口結舌給嚇呆了，可是終於不敢追究責任。我關在監獄的時候，還見過某姓兄弟，同獄的人都指著說：「這便是用某某人的命換來他們的頭的。」後來部員某忽然在一個晚上死了，大家都說這是上天報應。
凡屬殺人案件而判詞上沒有「謀殺」「故意殺人」等字眼的，大概經過秋審，列入「矜疑」（情有可矜而罪在疑似之間的）類中，便可以免死，司法人員因此也就可以在法律夾縫裡做手腳。有個叫郭老四的，曾四次犯殺人案，最後一次仍以「矜疑」減等，不久碰上大赦。出獄以前，他一天到晚都和同黨喝酒唱歌，有時直鬧到天亮。有人問他過去的事，他竟一件一件原原本本道來，神氣活現，好像自己了不起似的。唉！像那些無恥而惡毒的司法人員貪贓枉法，原不足深責；但道理並沒真正弄清，一班善良官吏往往以脫人死罪為功德，而不追究實情，就使死者含冤不淺了！
有些壞人在監獄裡坐久了，和典獄官獄卒們狼狽為奸，就很肥了。山陰有個姓李的，因犯殺人罪坐牢，每年都賺上幾百兩銀子。康熙四十八年，因大赦出獄。住了幾個月，無所事事。恰好他同鄉有犯殺人案的，他便冒名頂替。因為法律規定，如果不是故意殺人，必然可以長期監禁，不會判死罪的。五十一年依赦例減等充軍，他歎氣說：「我沒辦法再能進這兒來了！」按照舊例，充軍的人都移押順天府待命。這時正是冬天，停止發遣，姓李的具狀要求仍回刑部監獄等候春天發遣。要求再三都沒被批准，他還老大不高興呢！
方苞《獄中雜記》原文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獄，見死而由竇出者，日四三人，怪之。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時順正，死者尚稀，往歲多至日十數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傳染，遘者雖戚屬，不敢同臥起。而獄中為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極有窗以達氣；旁四室則無之，而系囚常二百餘。每薄暮下管鍵，矢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又隆冬，貧者席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獄中成法，質明啟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並踵頂而臥，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眾也！又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氣傑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隨有瘳；其駢死皆輕系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師有京兆獄，有五城御史司坊，何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邇年獄訟，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所訪緝糾詰，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書史獄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後道以取保，出居於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為劑，而官與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其次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唯極貧無依，則械系不稍寬，為標準以警其餘。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輕者、無罪者，罹其毒，積憂憤，寢食違節，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至死。」余伏見聖上好生之德，同於往聖，每質獄辭，必於死中求其生，而無辜者乃至此！儻仁人君子，為上昌言除死刑及發塞外重犯，其輕系及牽連未結正者，別置一所以羈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數計哉？或曰：獄舊有室五名日「現監」，訟而未結正者居之。儻舉舊典，可小補也。杜君曰：「上推恩：凡職官居板屋。今貧者轉系老監，而大盜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細詰哉？不若別置一所，為拔本塞源之道也。余同系朱翁、餘生，及在獄同官僧某，遘疫死，皆不應重罰。又某氏以不孝訟其子，左右鄰械系人老監，號呼達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訊之，眾言同，於是乎書。
凡死刑，獄上，行刑者先俟於門外，使其黨人索財物，名曰「斯羅」。富者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曰：「順我，即先刺心，否則四肢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縊，曰：「順我，始縊即氣絕，否則三縊，加別械，然後得死。」唯大辟無可要，然猶質其首。用此富者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裝；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主縛者亦然，不如所欲，縛時即先折筋骨。歲每大決，勾者十四三，留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待命。其傷於縛者，即幸留，病數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嘗就老胥而問焉：「彼於刑者、縛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無有，終亦稍寬之，非仁術乎？」曰：「是立法以警其餘，且懲後也。不如此，則人有幸心。」主梏撲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訊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傷，病間月；一人倍之，傷膚，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無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為差？」曰：「無差，誰為多與者？」孟子曰：「術不可不慎。」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偽章，文書下行直省，多潛易之，增減要語，奉行者莫辨也；其上聞及移關諸部，猶未敢然。功令：大盜未殺人，及他犯同謀多人者，止主謀一二人立決，余經秋審，皆減等發配。獄詞上，中有立決者，行刑者先俟於門外，命下，遂縛以出，不羈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倉，法應立決，獄具矣。胥某謂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術，曰：「是無難，別具本章，獄詞無易，但取案末獨身無親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時潛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讞者。倘復請之，吾輩無生理矣！」胥某笑曰：「復請之，吾輩無生理，而主讞者亦各罷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則吾輩終無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決。主者口呿舌撟，終不敢詰。余在獄，猶見某姓，獄中人群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夕暴卒，人皆以為冥謫雲。
凡殺人，獄詞無謀故者，經秋審人矜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殺人，復以矜疑減等，隨遇赦。將出，日與其徒置酒酣歌達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詳述之，意色揚揚，若自矜謝。噫！渫惡吏忍於鬻獄，無責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脫人於死為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奸民久於獄，與胥卒表裡，頗有奇羨。山陰李姓以殺人系獄，每歲致數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數月，漠然無所事。其鄉人有殺人者，因代承之。蓋以律非故殺，必久系，終無死法也。五十一年，復援赦減等謫戍，歎曰：「吾不得復入此矣！」故例：謫戍者移順天府羈候。時方冬停遣，李具狀求在獄候春發遣，至再三，不得所請，悵然而出。（據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方望溪先生全集》）
後記
方苞（1668—1749），字靈皋，晚號望溪，安徽桐城人。他是清朝進士。四十三歲時候，發生了戴名世《南山集》《孑遺錄》的文字獄，他被牽連。《清史稿》說：
五十年（1711），副都御史趙申喬劾編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遺錄》有悖逆語，辭連苞族祖孝標。名世與苞同縣，亦工為古文。苞為序其集，並逮下獄。五十二年（1713），獄成，名世坐斬。孝標已前死，戍其子登蟬等。苞及諸與是獄有干連者，皆免罪入旗。聖祖夙知苞文學，大學士李光地亦薦苞，乃召苞直南書房。未幾，改直蒙養齋，編校《御制樂律》《算法》諸書。六十一年（1722），命充武英殿修書總裁。世宗即位，赦苞及其族人入旗者歸原籍。
據蘇悖元《方望溪先生年譜》，方苞被判死刑後，還照樣「閱禮經自若」。和他關在一起的人把他的書給丟在地上，說：「命在須臾矣！」可是方苞回答說：「朝聞道，夕死可也！」他前後坐了一年三個月的牢，被清聖祖免死後，清聖祖以「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命他以「白衣人」入南書房。此後他在朝裡做官，不料因為剛正敢言，被人整冤枉。據《清史稿》，乾隆皇帝：
乃降旨詰責，削侍郎銜，仍命修《三禮義疏》。苞年已將八十，病日深。大學士等代奏，賜侍講銜，許還裡。十四年（1749），卒，年八十二。苞既罷，祭酒缺員，上曰：「此官可使方苞為之。」旁無應者。
在學術地位上：
苞為學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禮」，篤於倫紀。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禮、設義田。其為文，自唐、宋諸大家上通「太史公書」，務以扶道教、裨風化為任。尤嚴於義法，為古文正宗，號「桐城派」。
方苞雖然「為古文正宗」，但他的古文實在並不高明。我讀他的全集，發現他實在是一個迂夫子。當然在他的水平和框框裡，他是一個真誠的人。他在臨死前，數度舉右手以示子孫，為了他曾交代子孫在他死後必須袒右臂入棺，用以罰他未能在弟弟入殮時在旁照料（當時他正生病）。這種真誠，倒頗有「曾子易簀」的風度。
方苞這篇《獄中雜記》，倒是這位迂夫子的一篇絕好文章。寫得鉅細不遺，頗見遺愛。《獄中雜記》後面有編校者按語，全文是：
劉大山曰：望溪在獄，思老監唯各牖於壁間氣可少蘇，使圬者計工費。同系者曰：「居老監者，多生獄也；吾輩，死人也！而憂生人氣鬱，奈聞者笑何？」及出獄，未兼旬，蒙詔入南書房，數日得七十金。刑部主事龔君夢熊引為己任，禁卒司獄難之，訟言於六堂。曰：「牆有穴，大盜重囚逸出，咎將孰任？」龔君曰：「牖函木格，囚從何逸？」乃具結狀獨任其辜，牖乃成。望溪事無足異，龔君之義，則不可沒也！
先生自記曰：其後韓城張公復入為大司寇，靜海勵公繼之，諸弊皆除。仍有易官文書，以偽章下江西省者。其駁稿乃韓城公所手定，詰承行之胥，伏罪，命具奏。翌日即上本。司正郎請曰：「候參胥役，例發五城兵馬司看守。」公從之。胥以是夕遁，蓋未定罪人犯逸，司坊罰甚輕，而所得過望，故甘為受罰也。又言始至錄囚，有磨錢周郭取鎔者，事可立斷，而遲之二年，鉤致牽連佐證，七十餘家矣！司官遞代應參者至十數人，同官持之中止，每歎恨人心抗敝。典獄者雖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猶不能使民無冤，痛也！
可見方苞的遺愛，並不止於作文而已。
《獄中雜記》有一段說「良吏亦多以脫人於死為功，而不求其情」的話，顯然是反對官吏一味做功德，不判惡人死刑的。方苞這一觀點，在《與孫司寇書》中，曾有細說。他抗議把一名殺侄子的犯人改絞刑為「緩決」，他認為這個犯人「窮凶極惡，萬無可原」。他義正詞嚴地說：
自古典刑之官，皆以刻深為戒。故宅心仁厚者，不覺流於姑息。又其下則謂脫人於死，可積陰德以遺子孫。不知縱釋凶人，豈唯無以服見殺者之心。而丑類惡物，由此益無所忌，轉開閭閻忍戾之風，是謂引惡、是謂養亂，非所謂邁種德也。
昔虞舜刑故無小，其命官曰：「怙終賊刑。」而皋陶稱之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周公東征，破斧缺斨。東人歌思，以為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執事以儒者操事柄。望布大德，勿以小惠為仁，即改前議，仍所識為情真。若有人禍天刑，皆歸於僕，死者亦於公無怨也。望勿以為過言而棄之！
這一干涉審判的文字，倒真是千古妙文呢！
方苞又有《結感錄》一文，一一記錄在他受難時，幫過他的志士仁人。其中寫一位馬逸姿：
安徽布政使馬公逸姿，字駿伯，陝西成寧人。先公在官，死於寇。公以蔭起家，始至。嘗介吾友白君玫玉通問，願為交，余謝不敢見。及余被逮，江蘇廉使以事出。制府命公攝理督糧道，李公玉堂佐之。公豫誡群吏，毋得縲演。每見余貌必蹙，語必稱「先生」，李公亦然。時制府欲得戴氏他書以上，親鞫諸被逮者。公入言，某邦人之望，每大府及監司至，必禮於其廬，而固辭不敢交也。雖在難，願公毋操切，以慰邦人之心。制府實惡余，其後與儀封張公相構，掛餘名彈章，而親鞫時未嘗加聲色，則公力也！無何廉使歸，亦欲得事端以自為功，將以金木訊余。公力阻之不可，乃正色曰：「朝命捕人，非鞫獄也！某儒者，上所知名，今以非刑苦之，設犯風露死，孰任其責？」乃止。遣解之日，公與諸司及部使者坐堂上。吏執籍，呼逮人過堂下。加械畢，公起立離位，諸司次第起，使者亦起。公肅余升堂，手解余系，謂使者曰：「方先生儒者，無逃罪理。君為我善視之，毋使困於隸卒。」既就道，使者每食，必先饋余，同逮者余喙。就逆旅，必問安否。既至京，揖余曰：「吾在江南，唯馬公遇我獨厚。問何以然？則子之急也。子今至矣，為我報公，子無傷也。」余告以未事時，與公實未謀面，聞者莫不嗟歎焉。
這是很動人的故事。他又寫一位張丙厚：
張公丙厚，字爾載，號腹庵，甲戌進士，磁州人。壬申癸酉間，余至京師與相識，或問曰：「某甚輕君。」越數歲，相見於江南，始得自解說，而為交亦未深也。及余被逮，公適為刑部郎中，時上震怒，特命塚宰富公寧安，與司寇雜治。富廉直，威稜怊眾，每決大議，同官噤不得發聲。余始至，閉門會鞫，命毋納諸司。公手牒稱急事，叩門而入，問何急，曰：「急方某事耳！」遂抗言曰：「某良士，以名自累，非其罪也！公能為標白，海內瞻仰；即不能，感毋以刑訊。」因於案旁取飲，手執之，俯而飲余。長官暨同列，莫不變色易容，眾目皆集於公。公言笑灑如。供狀畢，獄隸前加鎖，迫扼喉間。公厲聲叱之，再三易，仍用狹者。時事方殷，長官曰：「俾退就階墀，徐易之。」公曰：「下階終不得易矣！」既易鎖，親送至獄門，諭禁卒曰：「某有罪，彼自當之。汝輩如以苛法相操者，吾必使汝身承其痛。」是獄朝士多牽連，雖親故，畏避不敢通問。公為刑官之屬，乃不自嫌，而訟言余冤，相護於公庭廣眾中，諸公自是乃服公之義也。
這又是很動人的故事。文章中又寫一位宋夢蛟，在方苞受難中一直「易姓名尾余後」、一直偷偷在起解途中照顧他；又寫一位楊三炯，這人冒充獄吏，混進牢裡去探望方苞，並且一再留宿。「獄中地狹，自春徂秋，疫癘作。死者相望，穢氣鬱蒸，雖僕隸不可耐。而君旬日中必再三至，或淹留信宿。道古今，證以天道人事，慷慨相勖，雖余亦忽不知其身之危與地之惡也！」後來方苞發現在別人找他麻煩的時候，獨有一位獄吏老是幫忙他。後來打聽，原來這位獄吏是楊三炯「竭其資」買通來臥底的！
方苞在受難後寫《獄中雜記》，寫他受難時的種種見聞，又一一寫出在他受難時幫過他的許多奇人奇事。兩百七十年後的我們讀起來，深感中國黑牢固然依舊，但是黑牢中的那些光明卻已不復長存。以古證今、追昔憶往，真不禁令我們大感其慨矣！
1985年2月21日夜10時寫起，2點寫成，共花四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