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史中，從宋朝歐陽修主編的《新唐書》開始，有所謂《奸臣傳》。後來的正史，像《宋史》《遼史》《元史》《明史》，紛紛援例。於是忠奸之分，在歷史上和觀念上，也就愈發顯明。正史以外，中國的小說戲劇，對忠奸的判決，影響極大。尤其在戲劇裡，為了幫助觀眾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紅臉」和「粉白臉」也就應運而生。忠肝義膽的自然是勾紅臉，如關公；權奸誤國的自然是勾粉白臉，如曹操。這種「二分法」的利落，實在給了觀眾不少方便，於抒發愛憎之間，少掉了不少麻煩。
不過，在一個人閱歷較多一點以後，他有時難免會發現，人間許多對立的問題（如是非、正邪、善惡、好壞等等），並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斷定的。同時對立的情況，往往並不如想像中那樣明顯。對立的雙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還有完全相反的尷尬場面發生。就以上面舉的正史為例，一個閱歷較多的人，翻開了《宋史》一讀，就不難發現，《奸臣傳》中被戴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趙嗣）；而該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彌遠），卻又逍遙於《奸臣傳》之外！這種錯誤，豈不叫人很苦惱嗎？這種苦惱，在正史以外，同樣可從小說中找到例子。看過克林（Alexander Klein）名作《偽叛國者》（The Counterfeit Traitor）的人，我想都會油然而生「忠未易明，奸未易察」的感覺。這些例子，都說明一項事實，就是閱歷可以使我們練習對忠奸等真相，慢慢採取審慎一點的驗證方法。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因為怕麻煩就擅用「二分法」來定人功罪，我們也不能隨便採用「這是好人」「那是壞人」的小學生式思想方法。
在忠奸問題底下，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人盜得大名，也不知有多少人橫被惡名了。如法國的「德雷夫斯事件」（The Dreyfus Affair）。德雷夫斯於1894年被誣賣國，被判無期徒刑。幸賴文豪左拉寫《我控訴》（J』accuse）等文，為他洗刷，於1906年才得免罪。然而直到1930年「斯威茲可本文件」（Schwartzkoppen』s papers）公佈，德雷夫斯的清白才完全澄清，可是時間已在沉冤三十六年之後。又如中國宋朝的「岳飛事件」，男主角卻沒有這位法國將軍的好運氣。岳飛生前冤死獄中，死後拖了七十年，才算「還我清白」完畢。岳飛的孫子岳珂在《籲天辯誣通敘》裡，曾有一段話說：
獨以先臣受曖昧不根之謗，於今幾七十載。雖忠義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盡，臣竊痛焉！
岳珂本人雖然並非善類，但他在為他祖父辯誣一點上，卻做得很賣力。同時他也沒裝作一個假左拉，學「我控訴」姿態，為洗刷岳家人物而攀誣別人。岳珂另一段話說得很動人：
臣聞天下之不可泯沒者，唯其理之正也！藏於人心，散於事情，雖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揚，然是理之在人心，自有隱然而不可誣者。是故伸屈有時而不同，榮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為今日之榮；今日之屈，未必不基後日之伸也。
岳珂這段話裡暗示了一件事實：伸屈榮辱等事，有昔日今日後日的變化。這些變化，往往使「晦而未彰」的真相、「抑而未揚」的冤屈，有所澄清。所以，論斷伸屈榮辱等事，似乎應該加上一項新條件，就是「時間的因素」。
「時間的因素」，從某些方面來說，有不少運氣和殘忍的成分。前面舉出的德雷夫斯，如果他本人活不到七十六歲的高齡，他就無法在死前五年獲得完全昭雪的機會。更鮮明的例子是日本「吉田石松事件」。吉田石松從1913年起，就坐冤獄，一坐坐了七千八百八十天，出獄時候已五十七歲。那時候已是1935年，正好是德雷夫斯死的那一年，李敖生的那一年。吉田石松出獄後一直要求平反，直拖到1964年，政府才正式宣佈他是無辜的。當時他雙手上舉，兩眼全是淚水。他已經八十四歲了！他含冤難復，前後長達五十一年。最後他終於「贏」了，在他有生之年「贏」了，這是何等運氣！又是何等殘忍！
所以，也許可以這麼說：有冤屈的人，必須有賴於「時間的因素」來辨冤白謗。沒有當時反擊能力的人，他必須設法長壽，比他的「敵人」活得更長久。這些話，說來好像笑談，但笑談之中，往往有著不少白髮和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