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一直被視為「學貫中西」的頂尖人物，但他自己並不承認是什麼「比較文學」學者。實際上，我覺得他的工作並不是「學貫中西」，而是「以中貫西」。西方的東西在他那裡已經完全中國化了。在文言的鐵幕後面，他對西方文化進行中國式的消化和理解。你讀到他文章中引用的西文，有很流暢的感覺，好像是中國人在說話，尤其是他把那些西文都翻譯成文縐縐的中國式句子，更明顯是出於「用夏變夷」的洋務派文化策略。這樣的「學貫中西」比起林琴南時代當然是不可同日而語，自有其相當大的成就，但應該指出，它在溝通的同時也正在「遮蔽」和竄改西方的精神與氣質。考慮到40年代學術界的此類現象是帶有普遍性的，那麼，是不是可以認為，這表現了那一代學人對西方文化的巨大恐懼？民族憂患意識在學術界導致建立一種以傳統國學為支撐點的「文化鐵幕」，此中的利與弊是值得認真探討的，對今天甚囂塵上的國學浪潮也不無啟發。
再一個問題是，錢鍾書在《談藝錄》中表現出的姿態與陳寅恪等相比，有相當大的不同。錢鍾書不喜歡陳寅恪過於質樸的文風，其實這不僅僅是個文風問題，而是更深層的一個學者的處世姿態問題。錢祌書的確倜儻瀟灑，令人欽羨，但與陳寅恪相比，他缺少一份沉重，缺少一點擔當。他太智慧了，看透了一切，就像他的《圍城》裡所寓意的，教育、愛情、家庭、事業，都是靠不住的，萬象皆空，一切都被他諷刺得一絲不掛。那麼，他在哪裡？他在幹什麼？《海馬歌舞廳》的主題歌有一句：「笑看人生的繁華，變化無奈瀟灑又何妨！」我覺得很適合錢鍾書的形象。我曾經私下說過，錢鍾書就是一個有學問的王朔，大概偏激了一點。可能錢鍾書自有他更深的考慮。從「詩分唐宋」到「論難一概」，既是一種智慧，也是一種困惑和焦慮，它可以說明《談藝錄》更靠近中國傳統詩話的源流，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現代美學著作。所以，今天沒有必要繼續爆炒錢鍾書的一些時代局限性很強的東西，新的學術時代正在來臨，中國文化應該以一份平常心匯入整個人類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