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節

  關仁老師,王老師,一男一女,一高一低,像一對天使,像一個完美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最深處、最暖處。他們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詩——
  我心裡有陽光
  來自兩個有性別的太陽
  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
  很笨拙的,但很真實。
  3?那年那月那三天
  這裡指的是兩個時間:一是1978年6月11—13日,二是1981年7月7—9日。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後者是高中考大學的日子。兩個日子對我都是非同尋常,有點一錘定音的意味。人生能有幾回搏,說的就是這樣的日子。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啊!
  把歧視當做動力,發奮讀書,通過優異的成績叫人刮目相看,從而改變受歧視的劣勢地位,這是受歧視者正常的一種反應,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自暴自棄,破罐子破摔,無所謂,無所求,任歧視自由發展。我當屬於前者,想通過努力把劣勢蓋住的。但是,我們那會兒讀書學習成績是不重要的,考試都是開卷考,好壞很難體現也無人關注。那時候,我們的好壞主要體現在勞動積不積極,好事做得多不多,對老師禮不禮貌等,這些課本之外的東西上。這些東西我都做得很好,小學五年,我當了五年的勞動委員。我待人也特別禮貌,包括現在都是這樣的。到了1977年,天變了,國家恢復了高考,學校也開始要成績了。這時我在讀初二。我讀的是二年制初中,初二就是畢業班。要在以前,像我這種「黑五類」,高中肯定是沒門的。以前讀高中都講推薦,5%的比例,基本是「幹部」子女的特權。但是那一年天變了,上高中要考試,擇優錄取,我的機會就來了。
  父親比我還重視這個機會,並把這種機會歸結到是我們搬出老屋的結果。其實那時我們的新屋很小,全家人有一半還住在老屋裡,但我住的是新屋。新屋離紅房子遠啊。從那以後父親在新屋裡給我調整了房間,調到離紅房子更遠的西邊的房間裡,並專門對我講了一頓話。這頓話是我以後長長的一系列知道的開始,可以不誇張地說,這頓話幾乎決定了我對世界的看法,至今還在對我發揮作用。父親圍繞著希望我發狠讀書的主題,說著說著,變得像一個哲學家,向我道出了一個至真的道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我已經忘記父親有沒有引用原文(完全可能),但由此發揮的閒言碎言,我至今不忘。父親說,文化就像太陽光,火燒不掉,水淹不掉,政府也沒收不了(那時政府經常沒收私人東西,連你家多養一隻雞也要沒收,叫割資本主義尾巴),一個人有文化、有知識是最大的福氣。
  把知識文化比喻成天外來的太陽光,這是我父親的發明。說真的,以前我對父親的感情是很複雜,一方面我覺得他很了不起,對生活和事情特別有見地、有追求,像個哲學家,另方面我又覺得他糊塗,經常裝神弄鬼,像個愚昧的人。另外,我父親脾氣很差,有點喜怒無常,動不動要打人。現在我又不這樣看了。現在我覺得我父親就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只是時運不佳,虎落平陽,變成了一隻羊而已。
  話說回來,自父親跟我談過這次話後,我開始發奮讀書,得到的回報是考上了高中。那一年,我們兩個班一百多名同學,考上高中只有五個人。到了高中,大家都在發奮讀書,我雖然也發奮,但成績在班上一直處於中間,並不冒尖。1981年,我參加高考,當時的高考錄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時的成績肯定是考不上的。結果那年高考,我們班上54名同學,考上了三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三名,比錄取分數高出3分半。儘管屬於險勝,但依然驚動了老師和同學,而且馬上流傳開一種很噁心的說法,懷疑我在考試時「做了手腳」。
  這是放屁!
  但是,我也在想,為什麼我平時成績一般,高考又考得那麼好?完全用運氣來說有點說不通,因為高考三天,後面兩天我都在發燒。我是在昏昏沉沉中應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則我一定會考得更好。
  那麼,是什麼呢?我現在也不知道。
  包括我父親,他本是最愛探究神秘的人,但也沒有給我探究出一個科學的所以然,而是給出了一個大眾化的答案:這就是我的命。
  這個答案其實比問題本身還要更神秘、更複雜化。
  4?1981年8月29日
  陽光都被剪碎了,剪成了一片片不規則的圖形,晃晃悠悠浮沉在柏油馬路上。這是浙江省城杭州市裡的馬路。這是1981年8月29日。這一天,我像進入了夢鄉,被一輛軍牌照卡車從富陽拉到杭州,進而拉到浙江省軍區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暫停留後(等人),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車站。一路上,我記住了一個驚奇,就是太陽光像一塊大白布,被遮天的樹葉剪得粉碎,鋪在泛黑的瀝青路上,黑白分明,晃悠晃悠的,像是夢中的情景。雖然這時候我還穿著便裝,但嚴格地說此時我已經是一位軍人,享受著軍人應有的待遇。比如進站時,我們走的是軍人專用通道,上了火車,乘務員給我們提水倒茶,我們給乘務員拖地擦窗,親如一家人,情如魚水情。
  我上的是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現在更名為解放軍信息工程學院,在鄭州。這是當時軍隊的重點大學,錄取分數很高,院方到我們學校招生時,他們初定的調檔線比錄取線高出40分。也就是說,我要差36?5分,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帶去醫院做體檢後,可以說是潰不成軍,檢測視力的「山」字表簡直像一架機關鎗,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關卡卡掉的,最後只剩下2人。要知道,這不是一般的學生體檢,這是入伍體檢,是按軍人的要求來要求的。於是,又重新劃了調檔線,比前次降了一半。但對我來說還差16?5,還差得遠。
  但也不一定。
  那一天,我在醫院參加體檢。天很熱,醫院裡的氣味很難聞,我出來到樓下,在一棵小樹下乘涼。不一會兒,出來一個戴眼鏡的同志,50來歲,胖墩墩的,他顯然是來乘涼的,站在了我身邊。正是中午時分,樹又是一棵小樹,籠出的陰涼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兩個人有點困難,除非我們挨緊了。我由於自小受人歧視,養成了(也許是被迫的)對人客氣謙讓的習慣,見此情況主動讓出大片陰涼給他。他友好地對我笑笑,和我攀談起來,我這才知道他就是負責「工院」招生的首長。我向首長表示,我很願意去他們學校,就是成績差了。首長問了我的考分,認為我的分數確實低了些,否則他可以考慮要我。但是,後來當首長獲悉我數學是滿分、物理也有94分的高分時,他驚疑地盯了我一會兒,認真地問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們學校。我激動地說,是真的。
  五分鐘後,我改變了體檢路線,轉到四樓,接受了有軍人在場監督的苛刻的體檢。我的身體狀況比我想像的要好,要爭氣,一路檢查下去,居然一路綠燈,哪怕連腳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鴨腳板)。當天下午,我離開醫院時,首長握著我手說: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長親自簽發的通知書。
  回想這一些,我恍惚覺得自己是在寫小說。
  5?1988年1月15日
  這是一本文學雜誌的出刊時間,雜誌的名字叫《崑崙》,期號是1988年第1期。我的第一篇小說《變調》就發表在這一期上,責任編輯是海波。
  我真正開始寫小說是在1986年,之前幾年我一直在寫日記,寫了幾大本,論字數應該在幾十萬之上。總的說,我是個耽於內心的人,不愛熱鬧,不善言辭,寫日記是我放鬆的一種方式,也是習慣。我喜歡把自己交給自己,交給日記本。在我對門的宿舍裡,有一個福建人,姓楊,他也每天要在日記本上塗鴉一陣子。我覺得他是自己人,有意接近他,慢慢地交成了朋友。當了朋友,就可以說點私密的東西,有一天他告訴我一個秘密,說他日記本裡記的不是日記,而是小說。他在寫小說!這確實是個天大的秘密。雖然校方沒有明文規定,學員不能寫小說,但我們還是不敢肯定,這會不會「惹是生非」。作為軍校學員,我們的舉動似乎都是被明文規定了的,沒有明文規定的事,我們吃不準對錯,一般都以小心為妙,不做為好。所以,小說最好是寫在日記本上,暗度陳倉,以免犯了哪位教員內心私設的規矩。他還告訴我,小說和日記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日記記的是真事,真人真事,有據可查,小說寫的是假事,比如把教數學的張老師和教專業課的黃老師寫成一對秘密的戀人,這可能就是小說。

《人生的中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