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節

  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因為崔健,「花房姑娘」早已經被賦予了特殊的含義。現在的年輕人無法理解那個時代,一句「手指大海的方向」會讓他們明裡暗裡發出嗤之以鼻的笑,「堅強」和「善良」亦早已化作時代的塵埃離愛情遠去。但,我們又如何能夠忘記自己留下的腳印深深的過去?於是,就對鄧海雲有了如此特別的感觸:一個從小城市來的多愁善感的軍校學員走進花房姑娘的愛情迷宮,拿碰壁作為心碎的證明,以冒險釋放青春的風采,用受傷縫補內心的甜蜜,當望見出口的狂喜和被朋友橫刀奪愛的打擊,喜而生悲,悲喜出人生百般滋味:所有實在的,幻想的,乃至眾口傳說的,交織成比大腦血漿更加黏稠的液體,緩慢而吃力地前進。
  鄧海雲最後的幸福一定要感謝「花房姑娘」,她讓他懂得了人生,更懂得了珍惜人生。我經常對人說,成熟的人,就在於「珍惜」二字。滿足是愉快之本,珍惜是領悟人生的前提,亦是最大財富。「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這個道理大詞人晏殊早在一千年前就用看似愛情(當然不應該是愛情)的離愁明白地告訴了我們。而《那》中,隨處可見對此或隱約或明白的剖析。
  儂本多情,每一首眾xx交傳的好歌,一定有它特別的故事。《那》的確與我見到的,市面上流行的任何一本愛情題材的小說迥然有異。那些風靡的愛情小說,一旦風乾了裝飾,便只剩下性與濫情的輕浮、粗蠢。陳華此書別有一個意義,在於告訴一些人:情比性讓脾胃受用得多了。
  2008年7月23日
  輯四火
  輯四火
  八大時間
  1?1964年1月5日
  這是我最偉大的一天,沒有這一天,也就沒有了我。這一天,是我的生日。
  生和死是一個人最大的事,但沒有一個人會對自己的生死留下記憶。生是一次啼哭,死是一次閉眼。生的啼哭喚醒的是別人的記憶,死的閉眼關閉的是自己的記憶。生於何時,死於何刻;生的情景,死的情狀,這些記憶都儲存在他人的記憶中。所以,談自己的出生,無異於做小說,你說得頭頭是道,聞者都信以為真,但其實不過是人云亦云而已。
  時間是放在空間裡的(反之亦然),賦予我成其為人的這個時間:1964年1月5日,我的降生之日,是放在距離杭州41公里的一個古老的大村莊裡的,村莊名字叫蔣家門口,行政上隸屬富陽縣(1994年撤縣改市)。富陽是個默默無名的地名,但其下有兩張赫赫有名的面孔:一是富春江,二是郁達夫。富春江因黃公望留下的傳世名畫《富春山居圖》而名震遐邇(現今一半在大陸,一半在台灣),郁達夫是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家名士。我的家,蔣家門口是富陽的第一大村莊。這是一個殷實而富麗的村莊,它的古老,它的富麗,它的人丁興旺(現有4000多人),都使它顯得不像一個村莊,而像一個古鎮。在我出生前一個世紀,這裡就有了翻造的上海灘上的三層樓房,寬敞的迴廊,紅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木台門(3米高、2米寬),龍飛鳳舞的飛簷立柱,寬闊方正的天井,至今都令人歎為觀止。80年前,我爺爺的父親賣掉了40畝竹山,帶著兩個兒子——我爺爺和小爺爺——開始模造這棟來自上海灘上的三層樓,雖然是縮小版的——只有二層,規模也小得多,但依然給我們家帶來了經久的美譽。小時候,我經常看到有外鄉人來我們家參觀,指著我熟視無睹的種種雕刻評頭論足,流連忘返。20年前,作家李杭育在我一個遠房叔叔的引導下也去看過,至今還記憶猶新,見了我誇獎不已。
  能夠出生在這樣一棟堂皇氣派的房子裡,應該是我的榮幸,但我的父親卻不這麼看。小時候,父親經常對我說,我們必須離開這座房子,否則我們家難有翻身之日。這麼說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原因就在我們家前面的一棟樓。這也是一棟三層樓,但似乎沒有那麼考究,沒有那麼多純屬審美的鋪張浪費。那是一棟結構比較簡單、實用的三層樓,長長的一排,有點像現在的單位宿舍樓,外牆粉刷成紅色,到了我小的時候它還是紅的。我們家和他們家中間只有一條不到2米寬的弄堂,也就是它的「屁股」對著我們家大門。父親告訴我,我們祖上和這家人的祖上是死對頭,他們之所以將房子造得這麼高,這麼擺放(「屁股」對著我們),而且還漆成紅色,目的就是為了抑制我們家,破壞我們家的風水。怪的是,自從他們家房子造好後,我們家族一直不興旺,日漸敗落下來。我的小爺爺為了抵制這種「破壞」,專門到上海跟一個傳教士信了耶穌,回來後每天都在廂房裡做禱告。我小時候經常帶同學去看小爺爺做禱告,嘰嘰咕咕的,含糊不清的聲音裡不知道說的是什麼。但是我父親知道,父親說他是在祈求耶穌保佑他,而且耶穌也確實保佑了他。我父親有兄弟四個,也就是說我爺爺有四個兒子,小爺爺只有一個,是獨子。但有了耶穌的保佑,小爺爺的兒子接連給他生了七個孫子,而我爺爺儘管有四個兒子,但孫子卻只有七個。我爺爺死得早(66歲去世,我沒有見著),沒有發現這個秘密:耶穌的力量——正因此,他無法活得更長壽。而?父親雖然發現了這個「秘密」,但由於時勢的原因,滿心想投靠耶穌重整家業,卻又不敢。因為那是一個大肆破除封建迷信的年代,信耶穌是迷信——崇洋媚外的迷信,罪加一等!父親曾經通過養狗、在家門口擺放石獅子、殺公雞等多種迷信方式,來擺脫「紅房子」對我們家的詛咒,但事實似乎證明,這些方式過於簡單,缺乏真正的力量,重整家業作為一個夢想一直盤桓在他心裡。
  在我10歲那年,父親借了錢,在我們老屋邊上造了一間比較簡陋的新屋,那是他為了擺脫「紅房子」詛咒的第一個大動作。收效似乎是明顯的,我哥隨即結了婚,我姐也在城裡找到了意中人。遺憾的是由於當時條件限制,新屋的位置離紅房子還是比較近,似乎還在紅房子發威的範圍之內。於是,十年後,1982年,我們家又造了新屋,新屋建在村子外,可以說真正是徹底擺脫了紅房子的糾纏。因之收效似乎也是很明顯的,我們家轉眼成了當地出名的「萬元戶」。那時候,我已經在部隊,在千里之外。父親從來不要求我調回去,而且總是對我說,你走得越遠越好,意思是越遠紅房子越奈何不了我。原以為到此父親和紅房子的鬥爭結束了,殊不知大動作還在後面。1996年,父親冒著大逆不道的風險,把我們家的老屋很便宜地賣掉了,真正是驚世駭俗啊!在我們家鄉,老婆可以休掉,子女可以出讓,但祖屋是絕對不能賣的。不過我可以想像,父親為什麼要這麼做,說到底,還是紅房子在影響他的觀念。
  父親對紅房子刻骨而久經的疑懼,給我從小就打開了一扉通往神秘和幽境的小門。
  2?1971年正月初十
  這一天,我號稱9歲,其實才7歲。
  在我們家鄉,人的年紀是以年頭來計的,說你多少歲,說的是虛歲,不是實足年齡。按這種說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麼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經是兩歲了。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陰曆年中還是舊年,是農曆十一月十九,到年三十尚有41天。所以,當我出生42天時,我已經兩歲了。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歲,更何況正月初十。於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歲了——其實才7歲零50天。這一天,我背著書包走進了設在祠堂裡的教室,事後我痛苦地發現,我背的書包特別沉重——那不是書的重量,而是淚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時候我們那裡為什麼是正月裡開學,這個問題我沒有琢磨過。但是我知道,這是最後一次,以後都是夏季開學了,而我們之前好像都是正月裡開學的。我覺得正月裡開學更有種喜慶色彩,書包裡藏著壓歲錢和酥糕,那感覺是很好的。中國的農村給人最統一的印象是窮,貧窮落後,吃不飽,穿不暖,髒不拉嘰,大人缺乏尊嚴,小孩少了天真。但是公平地說,我們那邊不是這樣的,我從小沒有挨過餓,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過年時還有壓歲錢,遠的親戚給二角、五角,近的親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給一元。我還認了個乾爹乾媽,自己很節儉的,但對別人很好,尤其對我更好,壓歲錢經常給我一張五元大鈔。一般一個春節過下來,我可以得到十幾到二十塊的壓歲錢。這是我的零用錢。我用這個錢到縣城看電影,買好看的塑料涼鞋和的確良布,回來做襯衣。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憶。換句話說,我小時候沒有感到過生存上的困難,沒有這方面的記憶。有關困難的記憶都來自精神上,來自時尚和世俗。每個時代都有時尚,我少年的時代是一個講成分和階級的時代,把人劃成兩個階級,分成了兩種顏色:紅色和黑類。黑類又細分為五類,即「地富反壞右」,俗稱黑五類。這五黑類中我們一家佔了兩類: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親,地主是外公,兩頂黑帽子,是兩座黑壓壓的大山,壓在頭頂,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我上學的記憶是從被污辱開始的,記得那是一個下雪天,老師出去看雪了,我們在教室自習;雪花從窗戶裡飄進來,落在臨窗而坐的我的脖子裡,我下意識地縮緊了脖子,起身想去關窗戶,剛好被從外面賞完雪進來的老師發現了。老師走到我面前,問我想幹嗎。我說是雪飄進了我脖子,我想關窗戶。老師問我是不是冷,我說是的。狗日的老師說:你頭上戴了兩頂大黑帽還怕冷啊。
  這個狗日的!
  這是在課堂上!
  老師都是如此,更何況少不懂事的同學。所以,我不喜歡上學,因為上學對我就意味著受欺辱。都說學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識,但其實不盡然。我小學到初中,喊過的老師至少十幾個,但真正溫暖過我的只有兩個:一男一女,男的叫蔣關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師是知青,胖胖的,演過沙奶奶。蔣老師是個仁義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樣,上課不用教鞭(只有他一個人),高個子,籃球打得很好。十幾個老師,只有兩個人,似乎是少了些。但夠了,因為他們代表著善良、正直、仁義和愛,是可以以一當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負,賴在家裡不去上學(這像一種慢性病,一年裡總要犯個一兩次),父親和母親會用兩種截然不一的方式來催趕我去上學,父親是動武,用毛竹條抽打我,粗暴地趕我去;母親是搬救兵,把王老師和關仁老師搬出來說教,有時還直接把老師搬回家,現場將我帶走。父親的方式其實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複雜,我經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學校,而是找一個牆角躲起來,等放學了才回家,製造一個上學的假象。假的真不了。王老師(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沒去上學,晚上篤定要來我家問原因,一問真相大白了。從結果看,父親似乎在用另一種方式把愛我的老師請進家門?當然,老師登門了,學校的大門又向我敞開了。小學五年半(就是這樣的),我最深的記憶就是這種再三的賴學、勸學,大門關了,又開了;開了,又關了,就這樣反反覆覆的,反覆中我一再嘗到了被欺辱的苦頭,也一再品到了被寵愛的甜頭。

《人生的中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