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近了,近了,好像看清楚了。那東西竟有些令人難堪。他猶豫了一下,它立刻

滑了過去。

  「你沒有勇氣正視它嗎」他尖刻地反問自己。靜靜地想了一會兒,然後像斗

牛那樣紮下自己的腦袋,硬著頭皮,猛地一下撲了上去。

  他終於明白。他絕不可能寫這麼一篇報告,去明明白白地闡述自己真正的看法。

  當然,按照他的身份,不必這樣去辦事。但只是身份嗎他能無愧地說,那難

能可貴的,使一個人懂得如何生、如何死的信念、良知.一如當初那樣未被世俗利

祿的塵埃所遮蔽嗎從干校回來之後,很久沒見過賀家彬了。當鄭子雲還被作為「

走資派」審查的時候,他們曾在一個班裡勞動過。那時,賀家彬很有些和別人不一

樣的地方:眾目睽睽之下,竟敢分擔他力不勝任的擔子;甚至和他討論恩格斯的《

自然辯證法》;談論藍眼睛的白貓為什麼是聾子,應該驗證一下,但他們誰也沒見

過藍眼睛的白貓;告訴他學習小組長的外號叫「發了瘋的鋼琴」,連長的外號是「

拱形的線」。因為他給大家分菜的時候,先是舀上滿滿的一勺。你以為他是那麼慷

慨嗎不,接著他就把菜勺抖了又抖,直抖到剩了半勺,好像就要因此而破產,一

咬牙、一跺腳地扣在你飯盆裡。要是他發現領菜的隊伍裡有值得拍馬屁的人,情況

就不一樣了。他會從那人的前三位起,逐漸增加份量,至那人時,達最大量,然後

又逐漸下降至半勺。當然,也有人叫他「張半勺」,不過賀家彬說,那個外號就不

能說明連長的特異性了,等等、等等。和賀家彬在一起的時候,鄭子雲有一種變得

年輕的感覺。賀家彬有一種特殊的、擺脫不愉快的心境的辦法——不停地說著刻薄

的玩笑話。

  回到部裡,人人各就各位之後,那種親密感好像消失了。有次去部裡看電影,

在公共汽車上,鄭子雲遇見了他。他竟不無譏諷地對鄭子雲說:「您體驗生活來啦。」

  工作、工作,忙、忙。把鄭子雲的什麼都擠掉了。應該和賀家彬聊聊,即使不

談這封人民來信,談談「拱形的線」和「發了瘋的鋼琴」也好。聽葉知秋說,她准

備和賀家彬合作,寫一篇報告文學,宣傳一下像陳詠明那樣有魄力、有膽識、一門

心思干「四化」的廠長。

  不知道他們寫得怎麼樣了。葉知秋那個人似乎有點神經質,忽而要研究經濟體

制的改革,忽而又要寫報告文學。文人嘛!心血來潮。也許這就是靈感吧。鄭子雲

拿起電話筒,本想撥個電話給賀家彬,約他聊聊。已經撥了三個號碼,又把話筒放

下了。他覺得不妥。已經不是在於校的情況了……鄭子雲和部內任何一位同志的交

往,始終保持一種不近不遠的工作關係。他覺得,過分親暱的關係,會給他那一貫

堅持原則的形象造成一定的錯覺,招致非議。

  這封人民來信如何處理呢田守誠顯然是把難題推給了他。

  目前情況仍然十分複雜,力主改革和力主按老規矩辦事的兩大派別之間,鬥爭

相當激烈。那些吹牛家們,靠空喊政治口號吃飯發家的人,成幫成伙地糾結著,從

上面到下面。賀家彬的話說得很對。

  經濟上不顧客觀的可能,不顧人民的負擔,向國家大量要錢。

  寶鋼二百個億,武鋼幾十個億。搞什麼高指標,一九八五年六千萬噸鋼,二億

五千萬噸油,說夢話吧!再搞高指標,長戰線,重蹈大躍進的覆轍,這點家當就要

完了。

  到現在,仍然對改革持抵制態度。對實踐是檢驗客觀真理的惟一標準,還是不

懂。聽說有個單位搞政治測驗,什麼是檢驗客觀真理的惟一標準百分之三十的人

回答是實踐,百分之七十的人回答是權力。真是讓人啼笑皆非。難怪有人緊緊地抓

住權力不放。改革之所以困難,相當大的原因是在這裡。

  對生產目的性的討論冷嘲熱諷。這樣一個在共產黨的綱領裡開宗明義便明確了

的問題,現在卻不得不重新拿出來討論。有人偏偏不願意懂。這個問題不解決,工

業生產的方針就不可能正確,工業發展的速度就快不了。到處都在辦工廠,老百姓

卻沒有房子住,可是工廠呢倒空著,長期不能投產。

  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不外乎兩個:一叫國強,二叫民富。國強民

富總有一個本末、先後的問題。只講國強,不講民富,國也強不起來,民也富不起

來。這和很多具體問題有關。比如計劃,能不能反映客觀實際的需要雖然毛主席

多次提出農、輕、重的比例,實際上卻是重、輕、農。贊成高指標,計劃本身就是

不平衡的,有缺口的。而直到今天還有人認為,計劃可以有缺口,可以不平衡,財

政可以有赤字,通貨可以膨脹,這才能促進人的主觀努力,產生積極效果。有人甚

至說:「世界上的貨幣史,就是一部通貨膨脹史,因此我們應該多發票子,歷史上

歷來如此。」不知馬克思對此公的宏論會作何感想。

  一定要把人民的生活搞上去,多還點賬。生活上去了,積累多了,重工業自然

而然就上去了。只有民富才能國強。要考慮計劃的平衡,考慮市場,不能有赤字,

不能有通貨膨脹,不能影響人民的生活。

  在基本建設計劃的制定上,不考慮項目的可能性,不作詳細的、科學的技術分

柝,不進行幾種方案的比較,不尊重科學家得出的結論,一拍腦袋就是多少、多少,

上這個、上那個,誰都可以隨便批東西、批項目,這個人也能決定問題,那個人也

能決定問題。這完全是封建的辦法。即使你這個人有十分的天才,也不是全能的。

  對企業的管理,還沿襲著家長式的、行會式的管理辦法,沒有科學的組織、科

學的方法和科學的計算,不看經濟效益,不抓經濟核算,下死命令,限期完成,用

大嗡大轟的群眾運動、簡單的口號,代替科學的均衡生產,代替科學的管理……自

以為這是有魄力,有辦法,管理就是個「嚴」字嘍,結果是一塌糊塗。

  說假話,說大話,說空話成風。什麼十個大慶,大慶下面還有個大慶,大慶周

圍還有個大慶。沒過多久,又說松遼平原沒有大油田了,只有分散的小油田。而後,

在國務院會議上說,十個大慶是中央決定的,把責任又推到中央去了。這是什麼作

風。

  矛盾是錯綜複雜的。困難哪。困難在於,這場鬥爭,不像戰爭時期那樣敵我分

明。有些說法表面看來好像還是對的,實際後果卻是嚴重的。它造成千百萬人的貧

困和因之而來的大量的社會問題。比如,對生活的失望、悲觀、因為你提我不提的

幾塊錢工資冷酷相待……誰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了資本家、沒有了地主生活還是那

麼貧困,這像是沒有盡頭的貧困根源到底在哪裡生活的目標是什麼……人的靈魂

將在這曠日持久、為每日的食物而竭盡全力的掙扎中遭到腐蝕。它引起激憤、憂慮、

人的尊嚴的喪失以及對自身生存價值的懷疑……

  不.一定得讓老百姓像個人那樣活著……

  如果說過去有許多事情曾讓鄭子雲感到憂慮,那麼現在,在三中全會以後,他

恢復了信心。

  鄭子雲認為,三中全會,是黨在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會議。

  如果說它的重要性相當於長征時期的遵義會議,一點都不過分。

  三中全會只開了幾天,許多重大事情都是在三中全會前期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決

定的。他參加了那次工作會議,對會議的全過程是清楚的。當時,「凡是派」的一

些人還在台上,首先是「實踐是檢驗客觀真理的惟一標準」的提出,和對「兩個凡

是」的否定。這是極其重大的事情,在思想意識上解放了全黨和全國人民被捆著的

手腳。

  以後一系列的改革、平反之所以能夠進行,都建立在三中全會這一思想路線的

基礎上。如果沒有這條思想路線,就是抓住了「四人幫」,人們還是在過去的道路

上摸索,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改革。

  農村的放寬政策,休養生息,是同窮干、大干、苦幹、以糧為綱相對立的。允

許多種經濟成分的存在,以計劃調整為主,開展市場調節,保護競爭。縮短基本建

設戰線,反對高指標,反對浮誇風,反對過高的積累,改善人民生活。特別提高糧

價,穩定農民這一頭。

  為「天安門事件」和一切冤假錯案平反,包括為錯劃的右派平反。糾正對知識

分子的錯誤政策,以調動千百萬人的積極性。這一切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重大決

定,都是在三中全會的基礎上展開的。三中全會的歷史影響是深遠的,它是中國社

會主義建設的一個大轉折。對此必須給予充分的估計和肯定。

  在這樣一個思想、政治路線的指引下,有什麼是非不能分清呢有什麼障礙是

不可越過的呢他之所以能在工作中打開一些局面,指導思想不正是從三中全會那

兒來的嗎想到這裡,他心裡踏實了、熨帖了。

  他把賀家彬寫的那份東西,鎖進寫字檯最底層的抽屜。若有人問起來,像一九

七六年對待揭發方文煊反王洪文那份材料一樣,用「找不到了」交賬吧。這種處理

人民來信的辦法能不能改一改呢往來信者的原單位一轉了事。對反映問題的人缺

乏應有的保護,對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是一種推卸。

  「文革」後期,他「解放」出來主持專案工作。許多幹部的歷史專案明明清清

楚楚,可是專案組就是揪住不放。你硬去做結論的話,用不了多久,造反派就會鬧

起來說你右傾、包庇,到處貼大字報,到「四人幫」那裡去告狀。三下五除二,就

可以把你這個管專案的職撤了,還鬧個右傾覆辟。撤了就撤了,倒也沒什麼。要是

換上個「左傾」的老爺呢,那些幹部又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解放,還不如自己

留在這個崗位上。他呢,採取軟磨硬泡的辦法,就是不做那些不實事求是的結論。

他總能找出些理由拖時間,這裡再查查吧,那裡再外調一下吧。查來查去,討論來

討論去,無窮無盡。最後把那些人磨煩了,水到渠成也就解決了。同專案組的關係

也沒鬧僵,下一個專案咱們還是在一塊好好研究。就這樣窮磨,把他經手的專案全

都解決了。中國人自有中國人的辦法。

  他常常苦笑著想:一個老奸巨猾的老官僚。要是沒有這個官僚呢可能還要壞

些,官僚也有官僚的用處。反正我們已經有四千六百年的文字歷史了,拖就拖吧,

慢就慢一點吧,總比弄得稀巴爛強。

  但是這種無窮無盡的虛功、會議、爭論,耗去人們多少精力啊。

  「有什麼事情嗎」田守誠問林紹同。

  自然有事情,凡是林紹同找他,一定是發生了什麼需要他特別注意的事情。

  「早上碰到小紀,說昨天上午鄭副部長和汪副部長上B大學去訪問戴教授了。」

  「噢!」田守誠愣了好久。

  越鬧越離譜了。兩個共產黨的部長,怎麼心血來潮,去拜訪一個資產階級的教

授呢。那人是全國鼎鼎有名的大右派,剛剛改正不久。「他們——」田守誠拖著長

長的話音沉吟著,難怪部裡最近私下有人議論,重工業部有兩個司令部。笑話,誰

是資產階級司令部,誰又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又來了,這一套在「文化大革命」期

問聽得反胃的話。

  「談什麼事情呢」田守誠問。

  「不清楚,是他們兩個人去的,沒帶秘書。我估計總是和將要召開的思想政治

工作座談會有關吧。」

  這麼說,鄭子雲和汪方亮決心幹了。

  「聽調研室籌備會議的同志說,他們正在考慮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吸收社會學、

心理學的一些研究成果。」

  田守誠啞然。

  花樣真多。這兩個人,一天到晚和什麼教授、文人、新聞記者拉拉扯扯。到處

座談、講話、寫文章,放著好端端的部長不幹,弄這些個沽名釣譽的事。文人,就

像化學家阿累尼烏斯所定義的活化分子一樣,是頂能惹是生非的一種人。

  「據他們說,思想政治工作科學化,是加強企業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從社會

學和心理學的角度人手,也是研究如何調動人的積極性的一個途徑。」林紹同繼續

解釋著。

  心理學早已批判過的資產階級學科嘛。現在提倡幹部知識化,但也不能胡來,

變成趕時髦的一場鬧劇。當然,調動人的積極性,提法還是對頭的,只是路子不大

對頭。體制改革、加強企業管理,這是全黨全民關心的、勢在必行的工作。現在各

個工業部門,各個省、市都在搞試點,闖門路,能夠抓出些成績,自然是眾望所歸

的一件事。作為重工業部的第一把手,他應該做出些決策,提出些辦法。但是,經

濟理論界有一幫人頭腦發熱,跟著他們胡鬧會捅婁子,出問題。他需要等一等,看

一看。等什麼,看什麼田守誠也說不清楚。反正,根據他的經驗,那些讓人拿不

准,或是僵持不下的事情,往往就在等一等、看一看中拖了過去。就像北京冬天刮

的風,一上來就是七八級,飛沙走石的。它不能老那麼刮吧,刮上一兩天,就會轉

成五六級,三四級,最後變成一二級。眼下他只須找些人搭個班子,做些姿態。對

鄭子雲和汪方亮的那套搞法,還能起點鉗製作用。

  他說:「是的,我們應該抓好企業管理、體制改革工作。我也有個想法,還沒

考慮成熟,是不是把企業管理司和調研室合併,成立一個咨詢委員會,研究開展這

方面的工作」

  林紹同一愣。這麼一來,不是把調研室從汪方亮的管轄下挖出來,另立一套人

馬,和汪方亮唱對台戲嗎汪方亮是什麼人物論魄力,論智謀,論根子,哪一方

面都是硬邦邦的,不是關鍵時刻,不應輕易交鋒。

  「恐怕還需要再斟酌、斟酌。」

  田守誠看了看林紹同。林紹同也木無表情地看著田守誠。但兩個人立即心照不

宣地互相明白了。

  「好吧,那就再等等,看看也好。」田守誠垂下雙目。

  田守誠待人處事,大多留有餘地。就拿汪方亮「文化大革命」

  中被開除黨籍這件事來說,田守誠當時是舉手同意的。私下裡,卻很會送人情。

前些日子,田守誠還對汪方亮說:「那時候,開除你黨籍的決定顯然是錯誤的,但

我也不好反對,因為我和你私人關係過密。」

  汪方亮並不買賬,立時拉下臉來說:「胡扯!首先是原則。應該說的,就要說。

什麼私人關係不私人關係,我不承認和你有什麼私人關係。」

  「文化大革命」後期,田守誠和鄭子雲先後恢復了工作。逢年過節,田守誠總

是偷偷去看看汪方亮。那時候,汪方亮還因為「惡攻」的罪名未恢復工作,更沒有

恢復黨籍。想想,那是什麼罪名.又是什麼時候啊。有幾個人能這麼干呢能做到

這一點,實在是不容易。鄭子雲卻從來沒去看望過汪方亮。但在討論處理他的問題

時,卻堅持實事求是。如果田守誠和鄭子雲在部黨組會議上發生意見分歧,形成不

了決議的時候,汪方亮幾乎總是鄭子雲的支持者。其實,他們兩人的私人關係並不

十分密切。據田守誠多年的觀察,鄭子雲不交什麼朋友。只能這樣理解,那是兩個

互相需要的幫手,而並非推心置腹的朋友。

  紀恆全告訴鄭子云:「報社葉知秋同志來電話——」

 
《沉重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