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受社會主義教育
我們初下鄉，同夥一位老先生遙指著一個農村姑娘說：“瞧！她像不像蒙娜·麗
莎？”
“像！真像！”
我們就稱她“蒙娜·麗莎”。
打麥場上，一個三角窩棚旁邊，有位高高瘦瘦的老者，撐著一支長竹竿，撅著一撮
鬍子，正仰頭望天。另一位老先生說：
“瞧！堂吉訶德先生！”
“哈！可不是！”
我們就稱他“堂吉訶德”。
那是一九五八年“拔白旗”後、“大躍進”時的十月下旬，我們一夥二十來人下鄉
去受社會主義教育，改造自我。可是老先生們還沒脫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眼鏡，反而
憑主觀改造農村人物呢！
據說四十五歲以上的女同志免於下鄉。我不敢相信，也不願相信。眼看年輕同志們
“老張”“小王”彼此好親近，我卻總是個尊而不親的“老先生”，我也不能自安呀！
下鄉當然是“自願”的。我是真個自願，不是打官腔；只是我的動機不純正。我第
一很好奇。想知道土屋茅舍裡是怎樣生活的。第二，還是好奇。聽說，能不能和農民打
成一片，是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線。我很想瞧瞧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
下鄉當然有些困難。一家三口，女兒已下廠煉鋼。我們夫婦要下鄉自我鍛煉，看家
的“阿姨”偏又是不可靠的。默存下鄉比我遲一個月，我不能親自為他置備行裝，放心
不下。我又有點顧慮，怕自己體弱年老，不能適應下鄉以後的集體生活。可是，解放以
前，艱苦的日子也經過些，這類雞毛蒜皮算不得什麼。
十月下旬，我們一行老老少少約二十人，由正副兩隊長帶領下鄉。我很守規矩，行
李只帶本人能負擔提攜的，按照三個月的需要，盡量精選。長途汽車到站，把我們連同
行李撇在路旁。我跟著較年輕的同夥，掮起鋪蓋卷，一手拿提包，一手拿網袋，奮勇追
隨；可是沒走幾步，就落在後面，拚命趕了一程，精疲力竭，只好停下。前面的人已經
不見了，路旁守著行李的幾位老先生和女同志也不見了。找不敢放下鋪蓋卷，怕不能再
舉上肩頭。獨立在田野裡，大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慨。幸喜面前只有一條
路。我咬著牙一步步慢慢走，不多遠就看見拐彎處有一所房屋，門口掛著“人民公社”
的牌子，我那些同夥正在門口休息。我很不必急急忙忙，不自量力。後面幾位老先生和
女同志們，留一二人看守行李，他們大包小件扛著抬著慢慢搬運，漸漸地都齊集了。
那半天我們在公社休息，等候正副隊長和公社幹部商定如何安插我們。我們分成兩
隊。一隊駐在富庶的稻米之鄉，由副隊長帶領；一隊駐在貧瘠的山村，由正隊長帶領。
我是分在山村的，連同隊長共五男二女。男的都比我年長，女的比我小，可是比我懂事，
我把她當姊姊看待。隊長是一位謙虛謹慎的老黨員。當晚我們在公社打開舖蓋，胡亂休
息一宵，第二天清晨，兩隊就分赴各自的村莊。“蒙娜·麗莎”和“堂吉訶德”就是我
們一到山村所遇見的。
我們那村子很窮，沒一個富農。村裡有一條大街或通道，連著一片空場。公社辦事
處在大街中段，西盡頭是天主教堂，當時作糧庫用，東盡頭是一眼深井，地很高，沒有
井欄，井口四周凍著厚厚的冰，村民大多在那兒取水。食堂在街以北，托兒所在街以南。
沿村東邊有一道沒有水的溝，旁邊多半是小土房。磚瓦蓋的房子分佈在村子各部。村北
是陡峭的山，據說得乘了小驢兒才上得去。出村一二里是“長溝”，那兒有些食用品商
店，還有一家飯館。
那時候吃飯不要錢。每戶人家雖各有糧櫃，全是空的。各家大大小小的醃菜缸都集
中在食堂院子裡，缸裡醃的只是些紅的白的蘿蔔。牆腳下是大堆的生白薯，那是每餐的
主食。
村裡人家幾乎全是一姓，大概是一個家族的繁衍，異姓的只三四家。
二“過五關，斬六將”
我們早有心理準備，下鄉得過幾重關。我借用典故，稱為“過五關，斬六將”。
第一關是“勞動關”。公社裡煞費苦心，為我們這幾個老弱無能的人安排了又不累、
又不髒、又容易的活兒，叫我們砸玉米棒子。我們各備一條木棍，在打麥場上席地坐在
一堆玉米棒子旁邊，舉棒拍打，把王米粒兒打得全脫落下來，然後掃成一堆，用蓆子蓋
上。和我們同在場上幹活的都是些老大娘們，她們砸她們的，和我們也攀話談笑。八點
開始勞動，實際是八點半，十點就休息，稱為“歇攀兒”，該歇十分鐘，可是一歇往往
半小時。“歇攀兒”的時候，大家就在場上坐著或站著或歪著，說說笑笑。再勞動不到
一個多鐘頭又“歇攀兒”了！大家拿著傢俱——一根木棍，一隻小板凳或一方墊子，各
自回家等待吃飯。這些老大娘只賺最低的工分。
有時候我們推獨輪車搬運地裡的秫秸雜草。我們學會推車，把穩兩手，分開兩腳，
腳跟使勁登登地走，把襪跟都踩破。我能把秫秸雜草堆得高過自己的腦袋，然後留心推
車上坡，拐個彎，再推下坡，車不翻。
有一次叫我們捆草：把幾莖長草捻成繩子，繞住一堆乾草，把“繩子”兩端不知怎
麼的一扭一塞，就捆好了。我不會一扭一塞。大都快黑了，我站在亂草堆裡直發愁。可
是生產隊副隊長（大家稱為“大個兒”的）來了，他幾下子就把滿地亂草全捆得整整齊
齊。
有幾次我們用小洋刀切去蘿蔔的纓子並挖掉長芽的“根據地”，然後把蘿蔔搬運入
窖。我們第一天下鄉，就是幹這個活。我們下鄉干的全是輕活兒，看來“勞動關”，對
我們是虛掩著的，一走就“過”，不必衝殺。
第二關是“居住關”。記得看過什麼《清宮外史》，得知伺候皇上，每日要問：
“進得好？出得好？歇得好？”“進”、“出”、“歇”在鄉間是三道重關。“歇”原
指睡眠，在我們就指“居住”；“進”和“出”就指下文的“飲食”和“方便”。
農民讓出一個大炕，給五位老先生睡。後來天氣轉冷，村裡騰出一間空房，由我們
打掃了糊上白綿紙，買了煤，生上火，我們一夥就有了一個家。但我和女伴兒只是“打
游擊”。社裡怕凍了我們，讓我們睡在一位工人大嫂家。工人有錢買煤，她家睡的是暖
炕。可是沒幾天，工人回家度假，黨支部書記肖桂蘭連夜幫我們搬走，在一間空屋裡塵
上撲鼻的冷炕上暫宿一宵，然後搬入公社縫紉室居住。縫紉室裡有一張竹榻，還有一塊
放衣料什物的木板，寬三尺，長六七尺，高高架在牆頂高窗底下，離地約有二米。得登
上竹榻，再蹬上個木樁子，攀援而上；躺下了當然不能翻身，得挨著牆一動不動，否則
會滾下來。我的女伴說：“對不起，我不像你身體輕，我又睡得死，而且也爬不上；我
只好睡下鋪。”我想，假如她睡上鋪，我准為她愁得徹夜不眠。所以，理所當然，我睡
了上鋪。反正我經常是半睡半醒地過夜。窗隙涼風拂面，倒很清新，比悶在工人大嫂家
煤味、人味、孩子屎尿味的屋裡舒服得多。每天清早，我能從窗裡看到下面空場上生產
隊排隊出發，高聲唱著“社會主義好”。後不久，村裡開辦了托兒所。托兒所的教室裡
擺著一排排小桌子小凳子，前頭有個大暖炕。我和女伴兒以及另單位的兩個女同志同睡
這個大炕。她們倆起得早，不及和我們見面就去勞動了。我每晨擂著拳頭把女伴打醒，
急急穿衣洗漱，一個個娃娃已站滿炕前，目不轉睛地瞪著我們看，我感到自己成了動物
園裡的猴子。同炕四人把鋪蓋捲上，沿牆安放。娃娃們都上炕遊戲。一次，我女伴的鋪
蓋卷兒給一個娃娃騎在上面撒了一大泡溺，幸虧沒透入鋪蓋內部。四人睡這麼一個大炕，
夠舒服的，儘管被褥有溺濕的危險。
第三關是“飲食關”。我們不屬於生產隊，吃飯得交錢。我們可以加入幹部食堂，
每日兩餐，米飯、炒菜，還加一湯，如加入農民食堂，飯錢便宜些，一日三餐，早晚是
稀的，中午是窩頭白薯。我們願意接近老鄉們，也不慣吃兩頓干飯，所以加入了農民食
堂。老鄉們都打了飯回家吃。我們和食堂工作人員在食堂吃。我們七人，正好一桌。早
晚是玉米渣兒煮白薯塊，我很欣賞那又稀又膩的粥。窩頭也好吃，大鍋煮的白薯更好吃。
廚房裡把又軟又爛的自薯剝了皮，揉在玉米面裡，做成的窩頭特軟。可是據說老鄉們嫌
“不經飽”。默存在昌黎鄉間吃的是發霉的白薯干磨成的粉，摻合了玉米面做的窩頭，
味道帶苦。相形之下，我們的飯食該說是很好了。廚師們因我喜愛他們做的飯食，常在
開飯前揀出最軟最甜的白薯，堆在灶台上，讓我像貪嘴孩子似的站著盡量吃，我的女伴
兒也同吃。可是幾位老先生吃了白薯，肚裡產生了大量氣體，又是噫氣，又是洩氣。有
一次，一位老先生洩的氣足有一丈半長，還搖曳多姿，轉出幾個調子來。我和女伴兒走
在背後，忍著不敢笑。後來我揀出帶下鄉的一瓶食母生，給他們“消氣”。
我那時還不貪油膩。一次夢裡，我推開一碟子兩個荷包蛋，說“不要吃。”醒來告
訴女伴，她直埋怨我不吃。早飯時告訴了同桌的老先生，他們也同聲怪我不吃，恨不得
叫我端出來放在桌上呢！我們吃了整一個月素食，另一單位的年輕同志淘溝，捉得一大
面盆的小活魚。廚房裡居然燒成可口的干炙小魚，也給我們開了葷。沒料到貓魚也成了
時鮮美味。我們吃了一個月粗糲之食，想到大米白面，不勝嚮往。分在稻米之鄉的那一
隊得知我們的饞勁，忙買些白米，煩房東做了米飯請我們去吃。我像豬八戒似的一丟一
碗飯，連吃兩碗，下飯只是一條罐頭裝的鳳尾魚（我們在“長溝”共買得二罐）和半塊
醬豆腐。我生平沒吃過那麼又香又軟的白米飯。
以後，我們一夥都害了饞癆——除了隊長，因為他不形於色，我不敢冤他。他很體
察下情，每一二星期總帶我們到長溝的飯館去吃一頓豆漿油條當早飯。我有時直想吃個
雙份才飽，可是吃完一份，肚子也填得滿滿的了。我們曾買得一隻大沙鍋，放在老先生
住的屋裡當炊具，煮點心用。秋天收的干鮮果子都已上市，我們在長溝買些干棗和山楂，
加上兩小包配給賣的白糖，煮成酸甜兒的酪，各人拿出大大小小的杯子平均分配一份。
隊長很近人情，和大家同事。我的女伴出主意，買了核桃放在火上燒，燒糊了容易敲碎，
核桃仁又香又脆，很好吃。反正什麼都很好吃。每晚燈下，我們空談好吃的東西，叫作
“精神會餐”，又解饞，又解悶，“吃”得津津有味。“飲食關”該算是過了吧？
第四關是“方便關”。這個關，我認為比“飲食關”難過，因為不由自主。我們所
裡曾有個年輕同事，下了鄉只“進”不“出”，結果出不來的從嘴裡出來了。瀉藥用量
不易掌握，輕了沒用，重了很危險，因為可方便的地方不易得。漚“天然肥”的缸多半
太滿，上面擱的板子又薄又滑，登上去，大有跌進缸裡的危險，令人“戰戰慄栗，汗不
敢出”——汗都不敢出，何況比汗更重濁的呢！
有一次，食堂供綠豆粉做的麵條。我撈了半碗，不知道那是很不易消化的東西，半
夜闌肚子了。那時我睡在縫紉室的高鋪上。我盡力綏靖，胃腸卻不聽調停。獨自半夜出
門，還得走半條街才是小學後門，那裡才有“五穀輪迴所”。我指望鬧醒女伴，求她陪
我。我穿好衣服由高處攀援而下，重重地踩在她鋪上。她睡得正濃，一無知覺。我不忍
叫醒她，硬著頭皮，大著膽子，帶個手電悄悄出去。我摸索到通往大廳的腰門，推一推
文風不動，打開手電一看，上面鎖著一把大鎖呢。只聽得旁邊屋裡雜亂的鼾聲，嚇得我
一溜煙順著走廊直往遠處跑，經過一個院子，轉進去有個大圓洞門，進去又是個院子，
微弱的星光月光下，只見落葉滿地，闃無人跡。我想到了學習貓咪，摸索得一片碎瓦，
權當爪子，刨了個坑。然後我掩上土，鋪平落葉。我再次攀援上床，竟沒有鬧醒一個人。
這個關也算過了吧？
第五關是“衛生關”。有兩員大將把門：一是“清潔衛生”，二是“保健衛生”。
清潔衛生容易克服，保健衛生卻不易制勝。
清潔離不開水。我們那山村地高井深，打了水還得往回挑。我記得五位老先生搬離
第一次借居的老鄉家，隊長帶領我們把他家水缸打滿，院子掃淨。我們每人帶個熱水瓶，
最初問廚房討一瓶開水。後來自家生火，我和女伴湊現成，每晚各帶走一瓶，連喝帶用。
除了早晚，不常洗手，更不洗臉。我的手背比手心乾淨些，飯後用舌頭迢淨嘴角，用手
背來回一抹，就算洗臉。我們整兩個月沒洗澡。我和女伴承老先生們照應，每兩星期為
我們燒些熱水，讓我們洗頭髮，洗換襯衣。我們大伙罩衣上的斑斑點點，都在開會時
“乾洗”——就是搓搓刮刮，能下的就算洗掉。這套“骯髒經”，說來也怪羞人的，做
到卻也是逐點熬煉出來。
要不顧衛生，不理會傳染疾病，那就很難做到，除非沒有知識、不知提防。食堂裡
有個害肺癆的，嗓子都啞了。街上也曾見過一個爛掉鼻子的。我們吃飯得用公共碗筷，
心上嫌惡，只好買一大瓣蒜，大家狠命吃生蒜。好在人人都吃，誰也不嫌誰臭，壓根兒
聞不到蒜臭了。有一次，我和女伴同去訪問一家有兩個重肺病的女人。主人用細瓷茶杯，
沏上好茶待客。我假裝喝茶，分幾次把茶潑掉。我的女伴全喝了。她可說是過了關，我
卻只能算是夾帶過去的。
所謂“過五關、斬六將”，其實算不得“過關斬將”。可是我從此頗有自豪感，對
沒有這番經驗的還大有優越感。
三形形色色的人
我在農村安頓下來。第一件事，就是認識了一個個老大爺、老大媽、小伙子、大姑
娘、小姑娘，他們不復是抽像的“農民階級”。他們個個不同，就像“知識分子”一樣
的個個不同。
一位大媽見了我們說：“真要感謝毛主席他老人家！沒有毛主席，你們會到我們這
種地方來嗎！”我仔細看看她的臉。她是不是在打官腔呀？
縫紉室裡有個花言巧語的大媽。她對我說：
“呀！我開頭以為文工團來了呢！我看你拿著把小洋刀挖蘿蔔，直心疼你。我說：
瞧那小眉毛兒！瞧那小嘴兒！年輕時候準是個大美人兒呢！我說：我們多說說你們好話，
讓你們早點兒回去。”她是個地道的“勞動懲罰論”者。
有個裝模作樣的王嫂，她是村上的異姓，好像人緣並不好。聽說她是中農，原先夫
婦倆幹活很歡，成立了公社就專會磨洋工，專愛嘀嘀咕咕。她抱怨秫秸稈兒還沒分發到
戶，嚷嚷說：“你們能用冷水洗手，我可不慣冷水洗手！”我是慣用冷水洗手的，沒料
到農村婦女竟那麼嬌。
我們分隊下鄉之前，曾在區人民公社胡亂住過一宵。我們清出一間屋子，搬掉了大
堆大堆的農民公費醫療證。因為領導人認為這事難行，農民誰個不帶三分病，有了公費
醫療，大家不幹活，盡去瞧病了。這件事空許過願，又取消了。我們入村後第一次開會，
就是通知目前還不行公費醫療。我們下鄉的一夥都受到囑咐，注意農民的反映，向上匯
報。可是開會時群眾啞默悄靜，一個個呆著臉不吭一聲。我一次中午在打麥場上靠著窩
棚打盹兒，我女伴不在旁。有個蒼白臉的中年婦女來坐在我旁邊，我們就閒聊攀話。她
自說是寡婦，有個十六歲的兒子。她說話斯文得出會意外。她歎息說：“朝令夕改的！”
（她指公費醫療吧？）“我對孩子說，你可別傻，什麼‘深翻三尺’！你翻得一身大汗，
風一吹，還不病了！病了你可怎麼辦？”我不知該怎麼回答。我的女伴正向場上跑來，
那蒼白臉的寡婦立即抽身走了。
有一位大媽，說的話很像我們所謂“怪話”。她大談“人民公社好”，她說：
“反正就是好噲！你說這把茶壺是你的，好，你就拿去。你說這條板凳是你的，好，
你就搬走。你現在不搬呢，好，我就給你看著唄。”
沒人駁斥他，也沒人附和。我無從知道別人對這話的意見。
有個三十來歲的大嫂請我到她家去。她悄悄地說：“咳，家裡來了客，要攤張餅請
請人也不能夠。”她家的糊窗紙都破了，破紙在風裡瑟瑟作響。她家只有水缸裡的水是
滿的。
有個老大媽初次見我，一手伸入我袖管，攢著我的手，一手在我臉上摩挲。十幾天
後又遇見我，又照樣摩挲著我的臉，笑著惋歎說：“來了沒十多天吧？已經沒原先那麼
光了。”我不知她是“沒心沒肺”，還是很有心眼兒。
我們所見的“堂吉訶德”並非老者。他理發順帶剃掉鬍子，原來是個三四十歲的青
壯年，一點不像什麼堂吉訶德。廚房裡有親兄弟倆和他相貌有相似處，大概和他是叔伯
兄弟。那親兄弟倆都是高高瘦瘦的，眉目很清秀，一個管廚房，一個管食堂。我上食堂
往往比別人早。一次我看見管食堂的一手按著個碟子，一手拿著個瓶子在碟子上很輕巧
地一轉。我問他“幹什麼呢？”他很得意，變戲法似的把手一抬，拿出一碟子白菜心。
他說：“淋上些香油，給你們換換口味。”這顯然是專給我們一桌吃的。我很感激，覺
得他不僅是孝順的廚子，還有點慈母行徑呢。
食堂左右都是比較高大的瓦房，大概原先是他家的房子。一次，他指著院子裡圈著
的幾頭大豬，低聲對我說：“這原先都是我們家的。”
“現在呢？”
他仍是低聲：“歸公社了——她們妯娌倆當飼養員。”
這是他對我說的“悄悄話”吧？我沒說什麼。我瞭解他的心情。
食堂鄰近的大媽請我們去看她養的小豬。母豬小豬就養在堂屋裡，屋子收拾得幹幹
淨淨。母豬和一窩小豬都乾淨，黑亮黑亮的毛，沒一點垢污。母豬一躺下，一群豬仔子
就直奔媽媽懷裡，享受各自的一份口糧。大媽說。豬仔子從小就佔定自己的“飯碗兒”，
從不更換。我才知道豬可以很乾淨，而且是很聰明的家畜。
大媽的臉是圓圓的，個兒是胖胖的。我忽然想到她準是食堂裡那個清秀老頭兒的老
婆，也立即想到一個趕車的矮胖小伙子準是他們的兒子。考試一下，果然不錯。我忙不
迭地把新發現報告同夥。以後我經常發現誰是誰的誰：這是伯伯，這是叔叔，這是嬸子，
這是大媽，這是姐姐，這是遠房的妹妹等等。有位老先生笑我是“包打聽”，其實我並
未“打聽”，不過發現而已。發現了他們之間的親屬關係，好像對他們就認識得更著實。
“蒙娜·麗莎”的爸爸，和管廚房、食堂的兩兄弟大概是貧窮的遠房兄弟。他家住
兩間小土屋。“蒙娜·麗莎”的真名，和村上另幾個年齡相近的大姑娘不排行。她面貌
並不像什麼“蒙娜·麗莎”。她梳一條長辮子，穿一件紅紅綠綠的花布棉襖，幹活兒的
時候脫去棉襖，只穿一件單布褂子，村上的大姑娘都這樣。她的爸爸比較矮小，傴著背
老是乾咳嗽。據他告訴我：一次“毛主席派來的學生”派住他家，他把暖炕讓給學生，
自己睡在靠邊的冷炕上，從此得了這個咳嗽病。我把帶下鄉的魚肝油丸全送了他，可是
我怕他營養不良，那兩瓶丸藥起不了多大作用。他的老伴兒已經去世，大兒子新近應兵
役入伍了，家裡還有個美麗的小女兒叫“大芝子”，“蒙娜·麗莎”是家裡的主要勞動
力。她很堅決地聲明：“我不聘，我要等哥哥回來。”她那位帶病的父親告訴我：他當
初苦苦思念兒子，直放心不下；後來他到部隊去探親一次，受到軍官們熱情招待，又看
到兒子在部隊的生活，也心上完全踏實了。
“大芝子”才八歲左右，比她姐姐長得姣好，皮膚白嫩，雙眼皮，眼睛大而亮，眼
珠子烏黑烏黑。一次她摔一大跤，腦門子上破了個相當大的窟窿，又是泥，又是血。我
見了很著急，也心疼，忙找出我帶下鄉的醫藥品，給她洗傷、敷藥，包上紗布。我才知
道他們家連一塊裹傷的破布條兒都沒有。“蒙娜·麗莎”對我說：“不怕的，我們家孩
子是摔跌慣了的，皮肉破了腫都不腫，一下子就長好。”大芝子的傷處果然很快就長好
了，沒留下疤痕。我後來發現，農村的孩子或大人，受了傷都癒合得快，而且不易感染。
也許因為農村的空氣特別清新，我國農民的血液是最健康的。
我有一次碰到個纖眉修目的小姑娘，很甜淨可愛。她不過六七歲。我問她名字，她
說叫“小芝子”。我拉著她們手問她是誰家的孩子。
“我是我們家的孩子。”
“你爸爸叫什麼呀？”
“我管我爸爸叫爸爸。”
“你哥哥叫什麼呢？”
“我管我哥哥叫哥哥。”
我這個“包打聽”，認真“打聽”也打聽不出她是誰來，只能料想她和“大芝子”
是排行。
大批蘿蔔急需入窖的時候，我們分在稻米之鄉的分隊也請來幫忙了。蘿蔔剛出土，
帶著一層泥，我們凍僵的手指沾了泥更覺寒冷。那個分隊裡一個較年輕的同夥瞧我和老
鄉們比較熟，建議我去向他們借只臉盆，討一盆水洗洗手，我撞見個老大爺，就問他借
臉盆洗手。他不慌不忙，開了鎖，帶我進屋去。原來是一間寬敞的瓦房，有各很大的炕，
房裡的傢俱都整齊。他拿出一隻簇新的白底子紅花的鼓墩式大臉盆，給我舀了半盆涼水。
我正要端出門，他說：“你自己先洗洗”，一面就為我兌上熱水。我把凍手握在熱水裡，
好舒服！他又拿出一塊雪白的香皂，一條雪白的毛巾，都不是全新，可也不像家常天天
使用的。我怕弄髒了他的香皂，只摸了兩下；又怕擦髒了他的毛巾，乘他為我潑水，把
沒洗乾淨的濕手偷偷兒在自己罩衣上抹個半干，才象徵性地使用了毛巾。主人又給舀了
半盆冷水，讓我端給大夥兒洗。他是怕那面盆大，水多了我端不動，或一路上潑潑灑灑
吧？十幾雙泥手洗那半盆水，我直為潑掉的那大半盆熱水可惜，只是沒敢說。大家洗完
了我送還面盆，盆底儘是泥沙。
村民房屋的質量和大小，大約標識著上一代的貧富；當前的貧富全看家裡的勞動力。
副隊長“大個兒”家裡勞動力多，生活就富裕，老鄉們對他都很服帖。正隊長家是新蓋
的清涼瓦屋，而且是樓房。老鄉們對那座樓房指指點點，好像對這位隊長並不喜歡；說
到他，語氣還帶些輕鄙。他提倡節制生育，以身作則，自己做了絕育手術。村裡人稱他
是“劁了的”。我不懂什麼“劁”，我女伴忙拉拉我的衣襟不讓我問，過後才講給我聽。
我只在大會上聽過他做報告，平時從不見面。大躍進後期，我們得了一個新任務：向村
民講解《農村十條》。生產隊長卻遲遲不傳達。關於政策多少年不變以及自留地等問題，
村民不放心，私下向我們打聽，聽了還不敢相信。我很驚奇，怎麼生產隊長遲遲不傳達
中央的文件，他是否怕有損自己的威信。
黨支部書記肖桂蘭是一位勤勞不懈的女同志，才三十七歲，小我十歲呢，已生了四
個孩子，顯得很蒼老，兩條大長辮子是枯黃色的。她又要帶頭勞動，又要做動員報告，
又要開會，又要傳達，管著不知多少事。她苦於不識字。她說，所有的事都得裝在腦袋
裡。我和女伴兒的居住問題，當然也裝在她的腦袋裡。我們每次搬個住處，總是她及時
想到，還親自幫著我們搬。我女伴的鋪蓋很大，她自己不會打；我力氣小，使足了勁也
捆不緊。如果搬得匆忙，我連自己的小鋪蓋也捆不上了。肖桂蘭看我們搬不動兩個鋪蓋，
乾脆把一個大的掮在肩上，一個小的夾在腋下，在前領路，健步如飛。我拿著些小件東
西跟在後面還直怕趕不上，心上又是感激，又是慚愧。肖桂蘭直爽真摯，很可愛。她講
自己小時候曾販賣布匹等必需品給解放軍，經常把錢塞在炕洞裡。一次客來，她燒熱了
炕，忘了藏著的錢；等她想到，紙幣已燒成灰。她老實承認自己“階級意識”不強，鎮
壓地主時她嚇得發抖，直往遠處躲，看都不敢看。當了支書，日夜忙碌，自己笑說：
“我圖個啥呀？”她正是熒屏上表揚的“默默奉獻”者。她大約“默默奉獻”了整一輩
子，沒受過表揚。
村上還有個“掛過彩”的退伍軍人。他姓李，和村上人也不是同姓。我忘了他的名
字，也不記得他是否有個官銜。他生活最受照顧，地位也最高。他老伴兒很和氣，我曾
幾次到過他家。這位軍人如果會吹吹牛，準可以當英雄。可是他像小孩兒一樣天真樸質，
問他過去的事，得用“逼供信”法，“擠牙膏”般擠出一點兩點。誘得巧妙，他也會談
得眉飛色舞。他常挨我的“逼供信”，和我是相當好的朋友。我離開那個村子一年後，
曾寄他一張賀年片。他卻回了我一封長信，向我“匯報”村上的情況。尤其可感的是他
本人不會寫信，特地央人代寫的。
村裡最“得其所哉”的是“傻子”。他食腸大，一頓要吃滿滿一面盆的食。好在吃
飯不要錢，他的食量不成問題。他專管掏糞，不嫌髒，不嫌累，幹完活兒倒頭大睡。他
是村裡最心滿意足的人。
最不樂意的大約是一個瘋婆子。村上那條大街上有一處旁邊有口乾井，原先是菜窖。
那老大娘不慎跌下乾井，傷了腿。我看見她蓬頭垢面，踞坐地上，用雙手拿著兩塊木頭
代腳走路。兩手挪前一尺，身子也挪前一尺。她怪費力地向前挪動，一面哭喊叫罵。過
路的人只作不聞不見。我問：“她罵誰？”人家不答，只說她是瘋子。我聽來她是在罵
領守，不知罵哪一位，還是“海罵”。罵的話我不能全懂，只知道她罵得很臭很毒。她
天天早上哭罵著過街一趟，不知她往哪裡去，也不知她家在哪裡。
四樁樁件件的事
有一天，我們分組到村裡訪病問苦，也連帶串門兒。我們撞到了瘋婆子家裡。一間
破屋，一個破炕，炕頭上坐著個臉黃皮皺的老大媽，正是那“瘋婆子”。我原先有點害
怕，懦怯地近前去和她招呼。她很友好，請我們坐，一點不兒像瘋子。我坐在炕沿上和
她攀話，她就打開了話匣子。她的話我聽不大懂，只知是連篇的“苦經”。我問起她的
傷腿，她就解開褲腿，給我著傷疤。同組的兩位老先生沒肯坐，見那“瘋婆子”解褲腿，
慌忙逃出門去。我怕一人落單，忙著一面撫慰，一面幫她繫上褲腿，急急辭出。我埋怨
那兩位老先生撇了我逃跑，他們隻鬼頭鬼腦地笑，說是怕她還要解衣解帶。
下午我要求和女伴兒同組，又訪問了幾家。我們倆看望生肺病的女人就是那天。後
來我們跑到僻遠地區，聽到個婦女負痛呼號。我很緊張。我的女伴說，沒準兒是假裝的。
我們到了她家，病人停止了呼號勉強招待我們。她說自己是發胃病。我們沒多坐，辭出
不久又聽到她那慘痛的叫號。我的女伴斷定她是不願出勤，裝病。可是我聽了那聲音，
堅信是真的。到底什麼病，也許她自己都不知道。
我們又看望了一個患風濕病的小伙子。有一次大暑天淘井，他一身大汗跳下井去，
寒氣一逼，得了這個病，渾身關節疼痛，唯有虎骨酒能治。虎骨酒很貴。他攢了錢叫家
人進城買得一瓶，將到家，不知怎麼的把瓶子砸了，酒都流了。他說到這瓶砸掉的酒，
還直心疼。但他毫無怨意，只默默忍受。我以後每見虎骨酒，還直想到他。
我們順便串門兒，看望了不常到的幾個人家，村上很少小伙子，壯健的多半進城當
工人了。有個理髮師不肯留在鄉間，一心要進城去。但村上理發的只他一個，很賺錢，
我們幾位老先生都請他理髮。那天他的老伴兒不在家，我們看見牆上掛的鏡框裡有很多
她的小照片，很美，也很時髦，一張照上一套新裝。我估計這對夫婦不久就要離村進城
的。
有些老大媽愛談東家長、西家短：誰家有個“破鞋”，誰家有個“倒踏門”的女婿，
誰家九十歲的公公溺了炕說是“貓兒溺的”，誰家捉姦仇殺，門外小胡同裡流滿了血。
我聽了最驚心的是某家復壁裡窩藏了一名地主（本村沒有地主，想必是村上人的親戚）。
初解放，家家戶戶經常調換房屋：住這家的忽然調往那家，住那家的忽又調到這家。復
壁裡的人不知房子裡已換了人家，早起上廁所，就給捉住了。
村裡開辦幼兒園，我們一夥七人是贊助者。我們大家資助些錢，在北京買了一批玩
具和小兒書；隊長命我做“友好使者”向村公社送禮。我不會說話，老先生們教了我一
套。我記得村裡還舉行了一個小小的典禮接受禮物，表示感謝。村裡的大媽起初都不願
把孩子“圈起來”，寧可讓孩子自由自在地“野”。曾招待我和女伴同炕睡覺的工人大
嫂就表示過這種意見。可是幼兒園的伙食好，入園的孩子漸漸多起來。工人大嫂家的二
娃子後來也入幼兒園了。我問她吃了什麼好早飯，她說吃了“苟兒勾”（豆兒粥），我
聽了很饞。
掃盲也是我們的一項工作。“蒙娜·麗莎”等一群大姑娘都做出拿苕帚掃地的姿勢，
笑說：“又要來掃我們了！”她們說：“幹活兒我們不怕，就怕‘掃’我們。幹了一天
活兒，坐下直瞌睡，就是認不進字去！”我曾親身經歷，領會到體力、腦力井不分家，
同屬於一個身體；耗盡體力，腦力也沒有多餘了。
我女伴兒和我得到一項特殊任務：專為黨支書肖桂蘭掃盲。因為她常說：“我若能
把事情一項項寫下來，不用全裝在腦袋裡，該多輕鬆啊！”可是她聽到“掃盲”，就和
村裡的大姑娘們一樣著急說：“又來掃咱們了！”她當然沒工夫隨班上課。我們的隊長
讓我和女伴兒自動找她，隨她什麼時候方便，就“送貨上門”式教她。我們已跟她說好，
可是每到她家，總撲個空，我懷疑她是躲我們。
不知誰的主意，提倡“詩畫上牆”。我們那個貧窮的山村，連可以題詩作畫的白牆
也沒有幾堵。我們把較為平整的黃土牆也刷白了利用。可是詩和畫總不能都由外來受教
育的知識分子一手包辦啊。我們從本村的小學校裡要了些男女學生的作文，雖有錯別字，
而且多半不完整，意思卻還明白。我們把可用的作文變成“詩”，也就是“順口溜”，
署上作者的名字。每首“詩”都配上一幅“畫”，有些牆上剩留些似畫非畫的圖痕，我
們添補成“畫”，再配上一首“詩”。我們一隊七個老人，沒一人能畫。村上有一個能
畫的小伙子，卻又不是閒著沒事的，只能乘他有空，請來畫幾筆。我和女伴兒掇一條長
板凳，站在上面，大膽老面皮一同揮筆畫了一棵果實纍纍的大樹，表示“豐收”。村裡
人端洋著說：“不賴。”這就是很好的鼓勵了。天氣嚴寒，捧著硯台、顏色缸的手都凍
僵了，可是我們穿街走巷，見一堵平整的牆，就題詩作畫，牆上琳琅滿目，村子立即成
了個“詩畫村”。有一幅“送公糧”的畫，大約出於那位能畫的小伙子之手，我們配上
了詩，卻捏造不出作者的名字，就借用了一位村幹部的大名。我們告訴了那位幹部，並
指點他看了“詩”、“畫”和署名。他喜得滿面歡笑，宛如小兒得餅。我才知道不僅文
人好名，老農也一個樣兒。村裡的小學校長命學生把牆上的“詩”抄在紅紅綠綠的紙上，
貼在學校門口，算是他們那學校的成績。我們有幾位老先生認為那是“剽竊”。就算是
“剽竊”，不也名正言順嗎！牆上都明寫著作者的大名呢！有的村裡彙集了幾個村的
“詩”，印成小冊子。上面的順口溜竟是千篇一律，都是什麼“心裡亮堂堂”呀，“衛
星飛上天”之類。我自己編造的時候，覺得純出“本店自造”，競不知是抄襲了人——
或者竟是別的村子抄襲了我們？不過這陣風不久就刮過了。
我們串門兒的時候，曾見到有幾家的條桌上擺著一隻鐘，罩在玻璃罩下。可是一般
人家都沒有鐘錶。如要開會，說明八點開，至早要等到九點或九點半，甚至十點。有一
次是在一個較遠的禮堂開一個什麼報告會。我們準時到會，從七點半直等到近十一點，
又累又急又無聊又餓。不記得那次的會是否開成，還是草草走過場的；我懷疑這是否相
當於“怠工”的“怠會”。一般學習會在食堂附近開，老鄉們在一個多小時裡陸續到齊，
發言倒也踴躍。老大媽老大爺一個個高聲嚷：“我說說！”說的全是正確的話，像小學
生上課回答教師他學到了什麼。如果以為他們的發言反映他們的意見，那就錯了。他們
不過表示：“你教的我明白了”。他們很簡單地重複了教導他們的話，不把這句話做成
花團錦簇的文章，也不參加自己的什麼意見。“怪話”我只聽到上文提起的那一次。也
許是我“過敏”，覺得語氣“不大對頭”。我回京談體會時，如實報道了那幾句話，誰
也沒聽出什麼“怪話”，只說我下鄉對農民有了感情，學他們的話也腔吻畢肖。我常懷
疑，我們是否把農民估計得太簡單了？
村子附近的山裡出黏土，經火一燒，變得很堅硬，和一般泥土燒成的東西不同。黏
土值錢，是村民增加收入的大財源。我們曾去參觀他們挖掘。肖桂蘭帶著一群小伙子和
大姑娘鏟的鏟，挖的挖，裝在大筐裡，背著倒在小車上堆聚一處。我們六個老人（我們
的隊長好像是有事到北京去了）象徵性地幫著搬了幾團泥塊。這是掛過彩的那位退伍軍
人請我們去的。他還要款待我們吃飯，我們趕緊餓著肚子溜回自己的食堂。
我們還打算為這個山村寫一部村史。可是掛過彩的軍人和肖桂蘭都是務實派，不善
空談。我的任務是“誘供”，另有幾人專司記錄。我一心設法哄他們談過去的事，因此
記不得他們談了些什麼。反正“村史”沒有寫成。
陽曆元旦村裡過節，雖然不是春節，村裡也要演個戲熱鬧一番。我才知道這麼個小
小荒村裡，也人才濟濟。嗓子好、扮相好的姑娘多得很。我才瞭解古代無道君王下鄉選
美確有道理。
五整隊回京
我們原定下鄉三個月，後來減縮成兩個月。
陽曆年底，村上開始過節。我們不好意思分享老鄉們過節的飯食，所以買了兩隻雞。
兩瓶酒送給廚房。我又一次做送禮的“友好使者”，向他們致謝意。那個村子出廚師，
專給人家辦酒席。他們平時“英雄無用武之地”，這回廚房宰了豬，又加上兩隻雞，就
做出不少拿手好菜，有的竟是我們從未吃過的。例如把正方形的五花肉，轉著切成薄薄
的一長條，捲上仍是正方形，燉得稀爛，人口消融。我們連日吃白面饅頭和花卷，都是
難得的細糧，我們理應迴避。這或許也是促成我們早歸的原因吧？因為再過一個月就是
春節了。
我們回京之前，得各自總結收穫，互提意見。意見多半是芝麻綠豆，例如說我不懂
民間語言等等，我不甚在意，聽完就忘了。但有一句話是我最得意的：隊長評語中說我
能和老鄉們“打成一片”。一位黨外的“馬列主義老先生”不以為然，說我不過是“婆
婆媽媽”而已，並未能與農民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打成一片。他的話也許完全正確。我
理論水平低，不會和他理論。但是隊長並未取消他的評語。我還是心服有修養的老黨員，
不愛聽“馬列老先生”的宏論。我覺得自己和農民之間，沒什麼打不通的；如果我生在
他們村裡，我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我下鄉前的好奇心，就這樣“自以為是”、“自得
其樂”地算是滿足了。
下鄉兩個月，大體說來很快活，唯有一個陰影：那就是與家人離散，經常牽心掛肚。
我同炕有個相貌端好的女伴，偶逢旁邊沒別人，她就和我說“悄悄話”。第一次的“悄
悄話”是她對我說的。她湊近我低聲問：
“你想不想你的老頭兒？”
我說：“想。你想不想你的老頭兒？”
她說：“想啊！”
兩人相對傻笑；先是自嘲的笑，轉而為無可奈何的苦笑。我們眼睛裡交換了無限同
情。以後，見面彼此笑笑，也成安慰。她是我同炕之友，雖然我們說“悄悄話”的機會
不多。
默存留在家裡的時候，三天來一信，兩天來一信，字小行密，總有兩三張紙。同夥
唯我信多，都取笑我。我貼身襯衣上有兩隻口袋，絲綿背心上又有兩隻，每袋至多能容
納四五封信（都是去了信封的，而且只能插入大半，露出小半）。我攢不到二十封信，
肚子上左邊右邊儘是硬邦邦的信，雖未形成大肚皮，彎腰很不方便，信紙不肯彎曲，稀
裡嘩啦地響，還有掉出來的危險。其實這些信誰都讀得，既不肉麻，政治上也絕無見不
得人的話。可是我經過幾次運動，多少有點神經病，覺得文字往往像解放前廣告上的
“百靈機”，“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一旦發生了這種效力，白紙黑字，百口莫辯。因
此我只敢揣在貼身的衣袋裡。衣袋裡實在裝不下了，我只好抽出信藏在提包裡。我身上
是輕了，心上卻重了，結果只好硬硬心腸，信攢多了，就付之一火。我記得曾在縫紉室
的泥地上當著女伴燒過兩三次。這是默存一輩子寫得最好的情書。用他自己的話：“以
離思而論，行者每不如居者之篤”，“惆悵獨歸，其‘情’更悽慼於踽涼長往也”。用
他翻譯洋人的話：“離別之惆悵乃專為居者而設”，“此間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
耳。行行生別離，去者不如留者神傷之甚也。”（見《談藝錄》541頁）他到了昌黎天
天搗糞，仍偷空寫信，而囑我不必回信。我常後悔焚燬了那許多寶貴的信。唯一的安慰
是：“過得了月半，過不了三十”，即使全璧歸家，又怎逃得過丙丁大劫。況且那許多
信又不比《曾文正公家書》之類，旨在示範同世，垂訓後人，那是專寫給我一個人看的。
罷了，讓火神菩薩為我收藏著吧。
村裡和我友情較深的是“蒙娜·麗莎”和她的爸爸。我和女伴同去辭行。“蒙娜·
麗莎”攙著大芝子送一程，又一程，末了她附著大芝子的耳朵說了一句話，大芝子學舌
說：“想著我們哪！”我至今想著他們，還連帶想到一個不知誰家的小芝子。
總結完畢，我們山村的小隊和稻米之鄉的小隊一起結隊回北京，我和許多同夥擠在
一個拖廂裡。我們不能像沙丁魚伸直了身子平躺，站著也不能直立，因為車頂太低，屈
的不能伸腰，因為擠得太緊。我坐在一條長凳盡頭，身上壓滿了同伴的大包小包，兩腿
漸漸發麻，先是像針戳，後來感覺全無，好像兩條腿都沒有了。全伙擠上車不是容易，
好半天曲屈著也不易忍耐，黃昏時分，我們終於安抵北京。我們乖乖地受了一番教育，
畢業回家了。
一九九一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