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楊絳先生二三事作者：錢碧湘
我認識楊絳先生，是由錢鍾書先生介紹的。
那是在１９７０年秋，河南息縣學部（“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的簡稱，中
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五七干校在中心點上開大會，哲學所、文學所、外文所的隊
伍挨在一起。會間休息，我正和哲學所周禮全先生閒話，忽然望見錢先生和楊先生
就在近處。周先生和他們是住同樓的鄰居，他鄉遇故舊，分外熱情。我下干校後認
識了錢先生，卻尚未認識楊先生。錢先生替我做了介紹。初次見面，無非是客套寒
暄。楊先生從北京下來不久，我遂問：“女兒好嗎？”楊先生笑瞇瞇地答道：“好
的，好的，謝謝！”我沒話找話，又問：“女婿好嗎？”楊先生仍然笑瞇瞇地答禮：
“好的，謝謝。”他們走後，周先生轉身責備我：“你怎麼問她女婿？他們的女婿
自殺了！你難道不知道？”啊呀！我真該死！我一點兒都不知道。初次見面，我這
樣失禮，戳了她心中巨創，楊先生竟然笑面不改。她的自製忍耐，令我驚服。她的
寬容大度，令我感佩。她的笑容就此深深地印在我心上。
他們的女婿我有印象，是個老老實實的人。多年後我聽說，文革中，他是屬於
中間偏右的，對校內幾個造反派頭頭持反對態度。１９６９年冬，錢先生已下放干
校，他的女兒錢瑗在北京一個工廠勞動，其夫得一在另一個地方勞動。兩人的休息
時間不同，小夫妻倆難得同時回家。得一獨自回來，便會和楊先生說說見聞。開始
整“５·１６”時，他感到很奇怪，回家來對楊先生說：“還真有‘５·１６’！
看來我反對左派倒對了。誰是‘５·１６’，交待了不就完事了嗎？”誰知他後
來被反咬一口，被誣陷為“５·１６”的組織者，咬定他手中掌握著“５·１６”
名單，逼他交出黑名單。他自然交不出，心裡又氣又急。這次回家，他對楊先生說
起自己的苦惱：“我不能頂撞工宣隊，我也不能頂撞群眾，我又不能編瞎話害別人，
我又不會說謊。媽媽，我心裡亂得很，沒心思去理髮店。我又不願意囚首垢面地走
出去見人。媽媽，您替我理個發吧！”楊先生是一流的理髮師，錢先生、錢瑗理髮，
都是楊先生親自動手。錢瑗看得手癢，就拿得一的頭練手。錢瑗手藝差，總把頭髮
理成一個個台階，理到一半，得一常常大叫“媽媽”。錢瑗就笑他：“你又叫媽
媽救命了！”這次女婿提出要楊先生理髮，楊先生一邊替他理髮，一邊寬慰他：
“得一，人的一生總會遇到許多挫折，晚遇到不如早遇到，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們
一家人都是支持你的。”不料，這竟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理發！過不多久，錢瑗回
家說：“得一失去自由了。”又過一段時間，他就屈死在北師大自己的宿舍裡。後
來落實政策，他的問題得到澄清，開了追悼會，發還了骨灰，發放了撫恤金。最近
提起此事，楊先生還痛心地說：“女婿最後一次理髮，還是我親手替他理的。”
文革驟起，乾麵胡同十五號高知樓裡的權威紛紛墜落九天，“斯文掃地”。錢
家更是大難臨頭，家破人亡。於是，有人乘人之危，挨門挨戶去“借錢”，開口便
二百、三百（當時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月工資是５６元）。好些人家怕招災惹禍，乖
乖地如數奉上。此人找到錢家，開口“借”二百元。楊先生聽明來意，正色道：
“錢是有的，但不能借給你。我們兩個人都拿高工資是不合理的。我們現在自己只
是用點生活費，餘下的錢都存在銀行裡，以後是要上繳給國家的。”不卑不亢，把
來人頂了回去。３０年後舊話重提，楊先生說：“別人怕他，我不怕他。下干校前，
我真的上繳了兩萬元，軍宣隊還表揚我‘要求進步′。我這個人一輩子不要佔便宜
的，這一回，倒讓我佔了大便宜：落了個’要求進步′的好名聲；錢呢，後來又還
給我了。”說完，電話裡傳來了她清脆的笑聲，我可以想見她那粲然的笑容。
楊先生出身大家，從來把錢財看得很輕。看到別人有困難，總是樂於幫助。她
凡給人經濟上資助，心思細膩，只怕傷及別人的自尊心。這方面謝蔚英女士和鄭土
生先生的文章（注１）中都有生動的敘述。我自己也親歷過一件事：唐山大地震時，
我們住在沿街搭建的地震棚內。那時謠言四起。一天傍晚，聽幾個老北京說，北京
歷史上遭受過洪水，我們住的地方是低窪地，當年就都淹了。若是再有大震，引發
洪水，我們怕有滅頂之災。我聽得毛骨悚然。恰好那天我收到我的老師芮和師先生
的來信，邀我們去蘇州避難。我就和朱狄（注２）商量，決定去蘇州，當然要邀錢
家同行。我十萬火急趕到學部大院去找他們。他們已由外文所的年輕同事幫著搬進
大食堂躲地震。大食堂裡住滿了人，床鋪一張挨著一張，錢先生、楊先生的兩張行
軍床就並排放在中間。錢先生穿著汗背心側身面朝裡躺著，楊先生拉我坐在床邊。
我滿頭大汗，渾身哆嗦，說著聽來的壞消息，還埋怨錢先生：“你倒還躺得住！”
逼他從床上坐起來。聽完我的建議，楊先生拉著我汗濕戰慄的手說：“阿圓還要講
課，她不能請假。她在北京，我們不能丟下她自己躲出去。”錢先生也說：“我們
是要和女兒在一起的。”我不好再勸。楊先生轉了話題，問我：“你們決定出遠門，
經濟上有準備嗎？”我說：“路費是有的，到了那邊，老師會管我們的。”楊先生
沉吟一下說：“住在他們家裡，已經是麻煩人家了。經濟上還不獨立，不大方便。”
說著，她站起身來走到牆邊，在一隻掛在牆上的舊書包裡摸索一番，回來遞給我一
個鼓鼓的信封，說：“碧湘，帶在身邊，在外面用得著的。我們自己還有，不要和
我強。”她說話的口氣就像長輩在給自己的孩子籌劃出門，我也就沒有客氣。楊先
生摸黑送我到大門口，我怕她腳下不穩，又回送她到一號樓西頭拐角處。楊先生笑
著推我走：“怎麼像生離死別似的？快回家去做準備吧！”我匆匆回到住處，不敢
在地震棚打開信封，特地和朱狄回到樓裡，打開信封一看，竟有４５０元！那時，
我和朱狄的月工資加在一起才１１８元。面對這一大筆錢，我們的頭腦倒冷靜下來
了。想到他們有德有才處變不驚，我們無知無識倒這麼惜命，未免太可笑了。我們
決定不走了，次日由朱狄去還了錢。
對待窮苦人，楊先生更是憐老惜貧。大院裡有個給許多人家洗衣的於奶奶（她
不叫“余嫂”），她常替錢家洗衣。楊先生待她很好，她也最向著楊先生。楊先生
下干校前，看於奶奶老得腰都彎成９０度了，不忍心再教她洗衣，她來家，不讓她
幹活，但仍給她一元工錢。楊先生下干校了，關照女兒照顧於奶奶。於奶奶每週來
一次，對錢瑗說：“你媽媽下干校了，我來照顧照顧你！”錢瑗笑著說：“於奶奶，
你坐下，媽媽讓我照顧你！”錢瑗做了好飯好菜，讓她吃飽吃好，再給她一元錢。
於奶奶十多年前去世了。楊先生以她為原型，寫了小說《林奶奶》，發表在一家雜
志上。
從干校回來後，我們帶著三歲的兒子非非去幹面胡同拜訪。他們一家三口侷促
於裡外套間內。外間支兩隻單人床，母女兩人合住，吃飯、待客也在這裡。裡間放
一張大床，是錢先生的臥榻；臨窗放一張書桌，便是錢先生撰寫《管錐編》的天地
了。我們是空手去的，楊先生卻熱情待客，從櫃子裡拿出五六樣糖食：巧克力、高
級奶糖、金橘餅、話梅等擺滿小桌。非非看花了眼，高興得用小手亂抓一氣。我要
去管他，楊先生倒攔住我說：“小孩子，叫他玩，不要拘著他。”楊先生非常愛孩
子們，孩子們也非常愛楊先生。非非無師自通地解釋他和楊先生親如祖孫的淵源：
“我是豬（朱），奶奶是羊（楊），我們是一事兒的。所以奶奶向著我。”我把他
的小孩話寫信告訴楊先生。楊先生來信說：“告訴非非，我不但姓羊，還屬豬，所
以和他同類！……並問我的同類小豬八戒好。”在她的慈祥裡，還保有不泯的童心，
所以孩子們都依戀她。他們借住在學部大院時，左近幾家鄰居幾個四五歲的孩子都
纏住了楊先生。楊先生給他們吃糖果，哄他們玩。孩子們無拘無束，有的還大膽提
要求：“楊奶奶，過年了，你給我買把大刀！”楊先生依了他，買了一把木製玩具
大刀送給他。楊先生真是孩子們的慈祥善良的老奶奶。
錢家“流亡”後期，借住在學部大院七號樓一間辦公室裡。那些“連鍋端”
下干校的家庭回到北京，已是“故園歸去卻無家”，都被安排在七號樓、八號樓裡
居住。辦公室沒有生活設施，家家在門前舉炊，樓前污水橫流，無人過問。老夫婦
一遷入，楊先生便去疏通臭水溝。當年同樓的一個鄰居，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楊先生
蹲在樓前，用手一點一點摳除污物的情景。
他們住的這間屋，原是外文所的雜物間，位置數全樓最差：底層最靠西，南牆
開一門一窗，北牆又開一窗，最是陰冷難耐，冬天暖氣又燒得不熱。錢先生在棄家
“流亡”後不久，就因受累受寒引起哮喘病大發作，送進醫院搶救，幸得轉危為安。
但他大腦皮層受損，語言、行走都有困難。遷入學部大院時，他病體尚未完全康復，
走路仍然不穩，楊先生都不敢讓他一人走出去上公共廁所。老夫婦倆一人一張行軍
床，北窗下放了一張借來的書桌供錢先生使用，角落裡放一張小書桌歸楊先生使用，
二人艱難度日。
不久，《毛澤東詩詞》翻譯工作又被提上日程。這事原來由周總理負責，有一
個五人小組集體工作，錢先生列名其中。此時，江青插手介入，委派一人來主持工
作。楊先生一再說：“鍾書還病著呢！”小組裡的人就天天到錢先生的臨時住處來
工作。他們一到，楊先生沏上清茶，盡了地主之誼，便躲到屋角去做自己的翻譯工
作。那位受委派的人有時會時明時暗地捎一些話來。有一天，這人環顧陋室，開口
說：“你們住的房子太小了，不像樣子，……”沒等他挑明意思，楊先生馬上說：
“我們住得很好，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而且，樓前是文學所的圖書館，樓後是外
文所的圖書館，要用什麼書，非常方便。”他就不便深說下去了。又有一天，他說：
“請鍾書同志住到釣魚台去，那邊的房子大一些，楊絳同志可以同去照顧你。”楊
先生忙說：“我是不會照顧人的。我自己還要別人照顧呢！”他說：“那就再帶個
阿姨一起去！”錢先生、楊先生不搭腔，他也就沒法再說下去了。
國慶節到了，錢先生受邀參加國宴，錢先生有病不去。此人又來替江青做說客：
“江青同志特地準備了一輛小汽車，來接鍾書同志、楊絳同志去遊園。”錢先生說：
“我國宴都沒有去。”此人說：“鍾書同志不能去，楊絳同志可以去嘛！”楊先生
推辭說：“國慶節阿姨放假了，我要照顧病人，我還要做飯。”
他們哪裡是“住得很好”，他們實在是住得太差了！他們居此陋室，經歷了唐
山大地震，經歷了嚴寒、疾病、煤氣中毒。環境這樣惡劣，但他們“不降其志，不
辱其身”，固守陋室執著於自己的名山事業：錢先生潛心撰寫巨著《管錐編》，楊
先生孜孜翻譯西班牙名著《唐·吉訶德》。而在當時，知識分子裡品格低下的不乏
其人。有些人沒有任何關係，也要鑽頭覓縫巴結“四人幫”，甚至不惜賣身投靠，
乞求庇護。錢先生和楊先生的人品、氣節與這等人比，真有雲泥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