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蕤
想說一說我的朋友旅美女作家嚴歌苓。我們在美國，住得很近，可以算是鄰居。在一次採訪中與她結緣，地點是在嚴歌苓的加州寓所，我們進行了一場關於美國、文學、母語、主流文化與邊緣文化、代溝的對話。從那次後，我們開始了不甚密的交往。
那些自稱的美女作家，在歌苓面前該不好意思了。因為舞蹈演員出身的她，絕對是無可挑剔的美女。
她是好萊塢編劇，也是純粹靠稿費生活的作家。她告訴我有一年光是交個人所得稅，就交了七萬美元。她寫作特別用功，但是她不用電腦也不會開車，堅持傳統手寫。而她的字和人一樣帥呆了。
我與她之間的緣分，可以說是重疊。我們同住在舊金山灣區，她住在島上，我住在山上。在北京買的房子也在一個區域。她和我都愛納博科夫、康德拉。我的第一本用英語寫作的書《LILI》，與嚴歌苓的第一本英譯長篇小說《扶桑》同一年在美國出版，而且在書市裡還被安排在一起講座。
我們會經常在地球某個地方碰到，舊金山、北京、香港。有一次我去美國一偏僻山區出差，當地人得知我是中國人，說一個叫嚴歌苓的中國作家剛剛才走。
嚴歌苓給我的感覺是遠離塵囂。她說她天生不合群，孤獨能給她能量，和人在一起會吸走她的能量。雖然是這樣，在創作上她卻會花時間去做研究，甚至是花時間去聽別人閒扯。
在寫作上，中西文化的差異使她更加注重內心的感覺，邊緣文化使歌苓疼痛地敏感。歌苓說，以前在主流社會和母語社會中對一些問題渾然不覺，想當然。而在美國對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很在意，自我意識變得很強。歌苓的高度敏感使得她的頭腦變得特別活躍。看樹，看天空，都有種荒誕感和另類感。經常會有意識流，人變得非常複雜。表面上平靜，內心像個瘋子，總有種疼痛的自我感覺。因為如此，更走向自己的內心，對內心的關注更加豐富。
我們在美國聽音樂會，看話劇都碰到過。本來，約了一起在北京逛街。現在她突然去了非洲。歌苓，非洲刺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