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荒的傍晚。
一九四二年。
默默跟隨行軍隊伍的，是個四十多歲的女人。看去在五十五到六十歲之間，因為瘦和衰弱。女人跟著一個十四歲的小八路。老婦人對小兵說：小兄弟你餓吧？小兵回頭看她一眼，趕緊跑兩步跟上隊伍。老婦人也跑幾步，嘴唇都喘白了，又說：小兄弟你看這一路上槐花都沒了，叫人都吃光了。小兵說：都吃光了狽，你跟著隊伍幹啥？！隊伍有行動哩！小兵前頭有個老兵，這時對大娘嚷起來：這是要打日本去呢，你跟著幹啥？急著給鬼子送信去吶？！
大娘只得跟他作作揖，說：我有個孩兒也參加咱們隊伍了；我那孩兒跟這位小兄弟一般大。她還是一步不松地跟著隊伍。隊伍上坡。隊伍下坡。浩浩蕩蕩。隊伍越走越快，大娘自己跟上了，一身爛絮，一雙爛鞋都給落在了後邊跟不上她了。小兵不時回頭看看這位枯骨一架的大娘，彷彿是鼓舞她跟上來，也彷彿求她別再跟了。幾個兵都惱了，對大娘說：沒見過討飯討到部隊來的！再狗攆人咬著不放，我們可要開槍了！大娘說：八路軍不打俺鄉親。老兵說：八路軍不打好鄉親！有人這時把槍栓拉上了，刺刀也上上了。大娘這才眼巴巴看著那細瘦的小兵跟著細瘦的隊伍從山樑上走沒了。
天黑時，西北來風。隊伍歇下來。把每條糧袋抖淨了，熬出半鍋小米粥，每人半瓢倒在各自的洋鐵罐子、搪瓷缸子裡。多半從日木兵那裡來的。還沒來得及吃，有人說，哎呀不好了，槐樹林那邊站著的不就是方纔的討飯大娘？大娘卻是不過來，有一兩個兵叫她，她也不過來，她靠著一棵樹一直坐到每個戰士把粥都喝完廠，才又走到那小兵身邊。小兵眼圈紅起來。抿緊嘴唇不去看大娘的臉；大娘手從懷襟裡掏出一把蔫了的槐花，對小兵說：小兄弟，拿著吧，都給你留著呢。小兵眼淚流到了脖子上。大娘說：俺家有個小子，也十四，也跟隊伍走啦。大娘說著也不看小兵的臉，淚流到脖子上。
幾天以後，隊伍打仗回來，看見那個大娘已經歪在土包上餓死了。小兵抱起她來，有的人聽他哭聲中有「娘……娘……」的呻喚。
對，是這本書中的一個故事。以它命名了全書《紫槐》。
沒錯，是賀叔叔的身世。
一篇寫得好極了的小說。我得承認，我爸爸永遠寫不出如此不露聲色的殘酷；那美麗，古老而含蓄。
現在來看一看完然不同的一種背景。我爸爸生在上海租界，曾有個留洋回國的父親。有個芝蘭性格卻很少相夫教子的母親。父親是不笑的，從兩個圓圓的厚鏡片後面嫌惡地看著世界。他留給我們子孫所有的相片都是不笑的，僅是兩側鼻翼向外掀起而形成笑的影子。那神色讓你覺得你實在夠他忍受的；他所以能夠穿著三件套西裝一天天活下去是因為他對你的忍受。他在回國的第八年死去了，這樣一個人你都不必去問他的死因。所有功能都支架在一個忍受上，放棄了忍受，一切就都放棄。他死得清秀俊逸，遠比他活的時候可親。他的遺孀的性格非常適合做寡婦，美麗、冷漠，一向很懂得和寂寞打交道而把空空蕩蕩變作一種飽滿。她和一個女傭把惟一的几子養大，家庭的必需像伙食費一樣一天天減少。傭人說：太太，沒檀香了。她就回答：那就不要點了吧。傭人說：太太，少爺的袍子沒有漿怎麼就穿去學堂了？她就回答：那就不要漿了吧。她柔慢的回頭，抬眼皮、咧嘴微笑，緩慢卻持續不斷地落齒落髮。到我見到她時，她口中只有上下八顆牙齒，為了美麗的原因堅絕不再落了。我看見她總是一個人在推牌九，膝上一隻做夢的貓。她管咂一口白開水叫「喫茶」，茶碗也處處打了缺口，只剩她端茶的手勢還精巧，還能讓人看到那往昔的精巧。我爸爸離開家去上大學時，他的家境已被她母親削減到最基本點。這個基本點和貧窮沒有直接關係，因為祖母死後我們發現她垛存的成匹呢料和絲絨，整套的金銀器。
我爸爸是他父母惟一的孩子。在我看來，他的父母不是不具備生養的人力和財力，是不具備生養的興致。
我爸爸從小進人基督教小學和中學。
我爸爸，每個認識他的人都不會有任何困難向你講起他。
這樣把我爸爸和這個叫賀一騎的人並置，他們以各自的異端，天懸地殊來填補彼此內心那不可言喻的需要。
人們告訴賀叔叔的，有關我爸爸的，他都不去信。他從來不信他是個狂妄的人，花花公子，從來不停地戀愛和背叛。賀叔叔恰恰認為我爸爸自有他情有獨鍾之處。他一開始在人群中找到了那個喧嘩大笑的源頭。他朝我爸爸走過來。我爸爸意識到這個剛上任的上司正是在朝他迫近。
現在有印象了吧。
這個有不雅笑聲的人，是我爸爸。從家庭和教會學校的沉悶中，不知怎樣，他精神和肉體中爆發出那樣的笑。
他笑得那麼突兀，以至笑聲的發啟完全是啞在身體深部的一股強大震動。痙攣，可以說。笑聲從一個痛苦的層次穿越過來；在痛苦的擠壓下和摩擦中，它穿越過來一然後這笑成了一股爆破的力量，掙脫了痛苦而上升，形成一個徹底的盛開。他的嘴和五官都在那一瞬舒展到極致。不僅僅面孔，他的四肢和身軀都是這狂歡的一部分，都必須推波助瀾地把笑給播送出去、最後，他笑出了一點尖嘯。他可怕起來了。歡樂在剛剛接觸到憤怒的邊界時嘩地退回，整個笑的鍵盤是那麼長一段！從低到高，音階的跨度成了那麼寬廣的一串排列！它不是由歡樂發啟，亦不由歡樂來完成，卻縱跨一個由疆界到疆界的歡樂全程。
賀叔叔當時想，此人竟會這樣笑。他認為此人最可愛之處是他絲毫不邀請別人同他一起笑，因此他沒有那種被謝絕的張惶失措。沒有丑角的挫傷感。我們都會做剎那間的丑角，都拿觀眾太當一回事；觀眾是否會產生共鳴我們不得而知。我們那一瞬間的丑角生涯成了僵局。我爸爸的成功在於他台下沒有觀眾，或者，他忘掉了觀眾。那一刻他只管他自己，如伸懶腰、打嚼、打哈欠，純屬個體的活動。
我爸爸比任何人都需要觀眾，只是：他能夠在那一刻把觀眾忽略掉，忘乎所以，如癡人那樣腦中空空。我爸爸，他必須有人旁觀才能進入無人之境。
賀叔叔和我爸爸，帶著他們不尋常的友情，進入了六十年代。一些時尚和口號，在悄悄地死，悄悄地生。
記得賀叔叔的「小灶」吧？那個綠色碗櫥紗的屏風。
人們在食堂讀著黑板上的菜譜，一面看我爸爸被廚房雜工叫進屏風內。食堂內吵鬧得像火車站。賀叔叔同我爸爸的交談一點聲息也沒有。一隻食堂喂的豬在買飯的隊伍裡撞來撞去。人們常看見我爸爸張大嘴笑，興奮得坐也坐不住，椅子在他屁股下前伏後仰，往往只有兩條椅子腿支著地。有時他乾脆不坐，繞著圓桌，繞著一塊塊往嘴裡填饅頭的賀叔叔踱步。有時他手裡有一摞稿紙，人們猜那便是爸爸在幫賀叔叔潤色的一部長篇小說。事實上，我爸爸是從頭到尾在替賀叔叔寫這部近百萬字的作品。
根據賀叔叔一疊筆記。
注意另一個事實：沒有賀叔叔救助，我爸爸此刻正在同其他右派們結伴挑糞上，填裝炸藥炸築水壩的石頭。好一點，或許正在土坯教室裡教七歲到十六歲的一年級生。
最強，是去個邊城做文化館幹事，辦小城中大戶人家的紅白喜事。
我爸爸之所以還在這個凹字形紅磚辦公樓裡領工資和糧票，還能在這個省城報刊上持一個令人耳熟的名聲，你知道，是歸功賀叔叔的。一天，賀叔叔說起想請個人幫他整理份小說初稿，我爸爸立刻就說：我來吧。在此話脫口時，我爸爸非常差窘，兩個耳朵邊沿充了血紅得晶瑩，是生怕他報德的急切讓賀叔叔看破，再看小。
此後，常在綠紗屏風後面，賀叔叔聽我爸爸向他講述小說的進展。
我知道。從八歲到十一歲，我已知道我們家所有的事。我知道我爸爸在兩個大書架建造的「書房」裡，集中精力完成賀叔叔那部近百萬字的著作。集中精力於護住我們擁有的這兩間只需五元租金的房子。護住年幼早熟的我和他那書架搭起的自治區。一進人那裡，就聽見他褲帶上金屬環扣的擊碰聲，那是他在脫下外褲，只穿長內褲或短內褲坐在三尺長一尺寬的書案前。
我十歲了。
大饑荒。
不，我不記得。我還不知道用什麼字眼來形容飢餓。
這個詞在我們社會的進行時態中是不存在的，被塗抹了。
飢餓的生理感覺被否認掉了。如同所有肉體的需求，對於其存在不給予認同和理會。我們的生活情景被預定，其中充滿陽光和希望，充滿非生理的幸福。因此。生理的痛苦，諸如飢餓便是沒有名分的感受；它存在，我們卻無法將它命名。同其他建立在相同理想的國家一樣，飢餓的痛苦是正常現象，是必然，卻又是每個人該去悄默承受的。
理想主義從一開始就伴同著飢餓。
三年的大饑荒是用別的字眼來取代的，比如：三年自然災害。
因此飢餓在我記憶中是別的一些概念，比如：朗讀會。
不知為什麼，那麼多詩人從飢餓中產生。那樣的朗讀會在大饑荒的三年中特別盛行。
注意到了。但美國作家和詩人們的朗讀會是同志式的溝通，戰友式的相互支持。
並不普遍。中國作家很少當眾朗讀他們未完成的作品。抑或完成的。
也許他們認為作家更應該作為文字和語言活著。
很多！讓你不得不暗暗捉摸：詩歌和飢餓之間，是否有著必然聯繫。
那些朗讀會總伴有餐會。一張粉紅色菲薄的餐券，憑它去領一份米飯，上面覆蓋著黃豆肉丁。肉丁常常是豆腐乾丁，據說營養是一樣的。那是秋天的一個週末。我媽媽從下午就進入了朗讀會(餐會)的氛圍。她打開箱子，撥開一層層樟腦球，拿出裙子和旗袍。我們家沒有能讓她看見全身的鏡子，她就站到凳子上，拿一件件衣服到脖子上對比顏色。
爸爸從書房伸出頭說：別穿紫紅的，花鼓燈似的！
我媽跳下凳子，換一件秋香色，又飛快站上凳子。
我發現這天爸爸特別在意媽媽的打扮。連她往臉上撲粉，他都疑惑地瞪著眼。媽媽說，怎麼這樣婆婆媽媽呀，又不是你上台。我爸爸不吱聲，看她手腕子一抖一抖，黃面色漸漸消失了。媽媽眼睛緊閉，微皺眉頭，給粉嗆得直要咳嗽，他看媽媽拿出鉛筆，在舌尖上蘸了蘸，去勾畫撲進粉裡的眉毛。媽媽使勁睜開眼。使勁瞪著鏡子，爸爸也幫她瞪著。我媽從鏡子裡看我爸一眼，說，你給老賀把生字標出來了嗎？爸爸嗯一聲。
媽媽最後打開口紅蓋子。口紅也是祖母留下的。我常常背著媽媽打開它。一旋開那子彈殼似的銅帽兒，一股油哈味就冒出來。紅顏色也不新鮮，看去也哈了。陳舊的唇膏使媽媽微翹起嘴，喘息短促微弱了，像祖母。
我們準備出門時.賀叔叔一邁腿從柵欄上跨進來，他目光躲開娟秀而古怪的媽媽，看著我說，這麼漂亮啊！我知道他實際上是在說我媽媽。爸爸旱有準備，從風衣口袋裡拿出一疊稿紙，遞給賀叔叔說，先看一遍，字要是不熟，多念兩遍。賀叔叔笑笑說：我的故事我還念不出來？
爸爸說，有些字我怕你不認得，給你注了同音字。賀叔叔大聲說，我那麼笨？沒吃過豬肉見過豬走吧？
兩人撇下媽媽和我，先走了，又一塊停下腳，哈哈地笑。爸爸再次停下，獨自笑，良久不往前走。
男人和女人；花露水和雪花膏的氣味；醬油氣味，人人捧著一個大搪瓷盤子，持一柄搪瓷勺子，吃著醬色濃重的飯萊。
近處是我媽媽。她一邊細細地吃一邊機警地四處望，想找個地方把她盤子裡的東西倒進隨身帶來的飯盒裡，帶回去添加些蔬菜，又變成三人的一頓晚餐。
遠處是賀叔叔和爸爸，站在樓梯****淡。爸爸手裡端一大盤食料，不曾動過幾口；賀叔叔卻空著手。他吃「小灶」，肉丁是真的肉，不是滾上一層醬的發酸的豆腐乾。
一些人上來向賀叔叔躬躬身，握手。又一些人上來。
我不斷為人讓道、我眼睛卻一直朝爸爸和賀叔叔那裡望。我爸爸這天的樣子與平常有些出人。我的爸爸，我從小就意識到他與眾人的出人。他一身上下，很少有規整的服飾，總是七長八短披披掛掛。獵裝式的米色風衣從不系鈕子，腰帶擰成一根繩兒；頸上搭一根深咖啡色絲綢圍巾，面積寬裕，肥大的兩端垂蕩在風衣襟前，不時被他談笑時的手勢驚動起來。那根圍巾只不過是一截舊綢料，也是從祖母遺物中發掘的，對光看看，上面不知多少蛀眼，微力之下它就會碎在你手中，是它那將腐將化的質地，使爸爸比在場的任何人都缺乏一點實體感。爸爸秘密修飾了自己，我突然明白了。我爸爸的修飾和別人相反：把本來就缺規矩的全身弄得更亂，頭髮盡其本性向各個方向曲捲。我不懂得的那股趣味把我吸引了。現在回想，他的頹唐和感傷，使當時的我內心極被牽動。
我爸爸在笑，拍著一些人的肩，也被一些人拍著肩。
是賀叔叔主持那天的朗讀會。人們在大廳裡找好一把深藍絲絨的椅子，安頓下來。被糙劣食物破壞的矜持恢復了。深藍絲絨的幕簾上綴有金流蘇，打蠟地板和水晶吊燈，這畢竟是個矜持的所在。由於多日對這一餐飯的期望終於得到答覆，所有眼睛安寧了，神情是美味的豐足的。
節目中有七八個人朗讀自己的作品。大多是詩歌。賀叔叔的《紫槐》是朗讀會的開場或壓軸。這天來了一群少年宮話劇團的男孩女孩，將《紫傀》配了樂，誦到高昂處，都成了一副歌喉。
觀眾的呼吸聲變得不均，變得潮濕：飢餓竟可以是美麗的。
我揩著淚，無意中，我發現賀叔叔在看著我。我把拳頭停在嘴唇上，驚訝和羞怯。他是那樣的看著這個十歲的女孩子。他全看見了，看著淚水怎樣越聚越厚，在她兩個眼珠上危險地搖曳；終於積得太沉重，眼睛再也盛不住，剝離了出來，形成一顆圓熟完整的淚珠。紅桑葉上的春雨，一顆水珠子從細到大，地心引力把朝下的那端變得圓腴碩大，形成了珠寶的錐形。他看見了我由於流淚而鼻子不通，肺葉伸展和收縮。他坐在距我六步左右的地方。坐在供主持人休息的沙發上。它是大廳裡惟一的沙發。他看見了一個十歲小女孩沁出情感和愛慕的過程。一個秘密的過程。
我還不懂，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愛慕會開始得那樣早，能越過種種巨大的不可能。
誰不愛慕他呢？我們必須愛慕英雄和偶像。飢餓於是產生了詩歌和美麗。
我把手停在嘴邊，連鼓掌也不能夠了。他那樣長久地看著我是怎麼了？兩束溫情的目光從那帶支配性的身軀上投向我。不僅溫情，他還覺得有點好玩。一個小女孩為了他那件遙遠得失去真假的身世傷心，他有些被逗樂了，又有一點愧意。人們把故事團來團去，一層層渲染使它增生。他心疼這小女孩竟對它那樣信以為真。
有一剎那。他像是要起身，朝我而來。要來抱起小女孩，給她一番哄慰。告訴她，許許多多的事都不是真的。
十八歲時，賀叔叔說他在朗讀會上確有那衝動。但我不相信他會和我如此之巧地分承了同一記憶各自的那一半。我不敢說自已的這一半有多可靠。而多少美好的事依賴於我們記憶的不可靠性而存在。
我爸爸和我，分承的是同一記憶的另一半。
我爸爸坐在我右邊的椅子上，他的右邊是我媽媽。那個六十年代的秋天夜晚，人們抿緊嘴唇打飽隔的那個大饑荒的晚上，對於我爸爸最重要的一個節目，是賀一騎將在閉幕前朗讀那部長篇小說中的選章。誰也不知道它是我爸爸一字一字寫出來的。知道的是，賀一騎在寫一部巨型小說，史詩般的，畫卷般的，規模百萬字的，我爸爸將替他潤色文字。
我媽媽用胳膊肘輕杵一下我爸，他才看見賀叔叔正走向舞台中心。一身海軍藍色，一隻手穩在右肘那看不見的左輪上。我爸爸看見他的一筆一畫在賀叔叔的手裡握著。
我爸爸和大家一塊鼓掌，笑容癱瘓了。賀叔叔轉向麥克風，人們還在鼓掌。我爸爸卻停下來，他不知自己是怎麼了。他看著賀叔叔正派、紅潤的臉，稿紙上的濃墨滲到了背面。我爸爸不知自己到底怎麼了。彷彿是感到哪兒傷了，他一動不動，以知覺去摸索那隱秘的一股疼痛。
賀叔叔的臉色那麼年輕，那麥收的血色一直不褪。他的河南話音在大廳裡嗡嗡起來。閱讀很慢，很沉穩，在一些柔緩的拐彎抹角上，等待著聽眾的理解。他明白聽眾全跟上了，眼睛把所有人罩住，壓住所有的急切，將食指在舌頭上抹一下，稿紙果斷地被扯起而發生撕裂般的聲響。
接著念下去，繼續他的征服。
一處或兩處，我爸爸獨自闖出幾聲笑來。他知道自己在語句中埋伏了什麼，因此他早早進入了期盼。他曾在那兩扇書架搭建的書齋裡，一遍遍地寫和撕毀稿紙，把那些機關設置到字裡行間。此刻他一人獨守後台，預期所有的機關奏效，玩出把戲來。把戲成功了，並稍稍出乎他的意料，他的笑便失了禁。笑時他竟沒發現他是唯一知底細者；除了他，沒1個人懂得那語言和細節布設的絕妙。除他自己，沒一個人在意那把戲的謎底。就那樣，爸爸的笑聲從肅靜中爆出，如同太平無事的夏夜，乘涼人群中無端無由響起兩個爆竹，那樣嚴重的缺乏上下文和群體意識。
當然，我無地自容。
周圍有人嘖噴，顯出被惹煩的神色。
我媽媽踢了踢我爸爸的腳，他卻還是把那笑的音階全奏完了。笑過，爸爸感到強烈的無趣。他駝起背，兩隻手裝在風衣口袋裡，腳仍是掌心對掌心，輕微顛晃。肯定有點失意和憤恨。我知道我爸爸很少憤恨別人，只是偶然地，他會真誠地恨自己。可能也恨他和賀叔叔都參與的這份友情。
真心的喜愛他。喜愛賀叔叔的勇敢，仗義和豪爽。覺得最吸引人的是賀叔叔璞玉渾金般的獨創性。沒有規範，沒有格式，一個一個的故事都被濃烈地個性化了。我爸爸說，你可以寫賀一騎那些故事。不過不會有他的氣味。我爸爸的藝術良知是清澈的。
其實他不是被賀叔叔奴役，他被他的喜愛所奴役。
他們誰也不知道，他們相互傾軋，像所有最親密的人之間。我們對父母、父母對我們，傾軋不僅是物質的，而是心靈的。
大概應了心理學的「反動力」之說。人喜愛自己能認同的人，卻因了反動力的緣故，往往被自己完全不能認同的東西所吸引。
再給我一些時間。
在講到你認為是癥結之處以前，你得讓我建立信賴。
還好。我們昨天一塊吃了午飯。
不是，是校園裡的便餐廳，學校沒有中國餐館。
一件軼事：保險公司給我推薦的那個在保險網中的心理大夫，半年前就死了。可是他的錄音電話還在工作。直到昨天，他兒子按照我一個多月前留在答話機上的號碼給我回電。那是他兒子頭次跨進他的世界，清理他的遺物。
七十多歲的老醫生，三隻漆黑的檔案櫃、裝滿他患者們的陳述記錄。他死了，他兒子不再需要這些記錄。誰會需要這些記錄呢？從此後誰對它們負責呢？……
好的，請問吧。
沒有，從來沒有聽見過。
我明白你是指幻聽。不，沒有過。
那是有過的，但自己同自己說話不算症狀吧？
你也是？
問過舒茨，他說他逮著自己幾次了。大聲罵自己，也勸自己。
不罵，我就是和自己商量。現在去拿信還是晚上？要不要吃安眠藥？
帶來了。這是我常吃的兩種。
會上癮？生活裡癮多了，這個也不算什麼。
試過。兩周，一點五毫克的。
就是自殺念頭迫切的時候。
還會有的，和心情好壞沒有直接關係。自殺在我的基因裡。
我祖父的心情並不壞。心情壞多是自我衝突。我祖父是統一的。他自然。很少有太大的自我衝突。我爸爸，滿心都是衝突，他的笑都是衝突出來的，但他不會放棄。自我與超我與本能構成的三角衝突，使他得到不斷調整和補充。一次次的充電和減壓，這是我爸爸。
非常簡單，一次我在巴黎的德歐塞現代藝術博物館裡，站在羅丹的雕塑前面，忽然一個念頭襲來，自殺了，就不必非得崇拜羅丹了。世界在你到來前已規定好所有你必須崇拜的東西。沒有選擇。不崇拜你太孤立廠。你必須愛拉哈瑪尼洛夫。愛肖洛霍夫。列維坦，毛澤東，國家，名譽，父母。護必須愛，不然不安全，現在我必須愛和崇拜羅丹、莫奈、米羅、夏卡爾。我不加選擇地崇拜、愛，因為文明和進步就包涵絕大多數人吃力的跟隨。在非常偏僻的美國小鎮，你還能看見莫奈的複製品。雖然是被動的，畢竟也是崇拜的表態。輪不上你來懷疑的，你一生下來，貝多芬已經同喜瑪拉雅山一樣，把你籠罩在偉大的陰影中。自殺，你便跳出了這個安排。
已經給你規定好了的正面人物、事物。自殺是挪出這種慣性。
博物館大門前那銅塑的工農兵是正面形象，還有王深白一直在雕琢的，打算補入工農兵行列的「革命知識分子」。
還有賀叔叔。
——我在想、從哪兒接下去。
對，火車。去祖母家的火車上。
我那時身高一米五五，體重七十五斤。十一歲的女孩，長得稍猛了些。
其實這個歲數的女孩都有一點兒厭世。倔強？她們總是有一頭乾燥的頭髮。
……像是沒有足夠的準備來講這件事。
謝謝。
那我告訴你那之後的事吧：
火車在一個悶熱的早晨到了上海，有一種甜蜜和不穩的情緒在這世界上。我什麼也沒表示，把頭髮編結好，看著賀叔叔笑一下，什麼也沒說。也許我說了一句：車為什麼在夜裡停那麼久呢？
賀叔叔又替我提起小籐箱。叫我跟緊他，別讓擁擠的人群擠散。他溫熱的大手帶著適度的潮濕擱在我肩上，擋開站台上的人流。很大一股人體的生理氣味，他也想替我擋開。就要出貴賓室了，他愣住，轉臉對我說，糟糕，忘了一件行李！他的公文包丟在火車上了。他往回走幾步，又走回來，額頭和脖子上頓時油亮起來，淺藍襯衫的腋處一邊出現一個月牙形的汗漬。喚過來一個女服務員，讓她跑步去從火車上把那公文包截下來。服務員很快回來了，說火車剛離站，公文包要到了杭州才會被送回來。賀叔叔嗓音重了，說：那怎麼行？開會的發言稿還在裡面，還有一個德國萊卡照相機！後來我知道，裡面還有一個筆記本，記著紐扣大的字跡，是賀叔叔想到的情節和細節，需要口授給我爸爸寫進那部長篇小說的。其中一些詞彙只有他自己識得，那是他忘了一半自己發明了一半的字。筆記本封面裡夾著他妻子和兒子的照片，是小城裡的照相館以水彩上色上得過火了那種。
又在貴賓室交涉一會。沒有更好的結果。賀叔叔看著我笑笑，說：小伙子，好在沒把你這件大行李丟了！
我跟著他走到車站外：炎熱裡一些穿破棉襖的乞丐灰暗地晃來晃去，滿地縱橫著彎彎曲曲的污水，看去可疑。
而就在這些污水之上，數不清的人躺在行李上昏睡。餿了的西瓜瓤氣味在空氣中冒著泡兒，釀著什麼。上海一九六三年盛夏的一個早晨，白晝來得遲些。
我們邁過一些橫豎的人體，艱難地睡著卻絕不甘心醒來的人們。
賀叔叔讓我等著，他去尋找大會派來接他的車。
我等著。忽然出現一個想法；在這個車站，偶爾有父母讓孩子們等著，他們永遠不再回來，各種各祥的原因導致了如此的割捨和擺脫。孩子等到天黑，等到天明，不知道遺棄其實早已開始，那些天他熟睡，他任性或乖覺，都不妨礙一個預謀的成熟。我把小籐箱緊靠腳放好，望著賀叔叔消失的方向；他離去時在人堆裡開出的路，已經又癒合。這個車站上，偶爾有個絕望地翹首的孩子。
你知道，你小的時候對大人們比對自己信賴得多。你聽見父母在半夜吵架，在半夜做愛，或喝酒吃東西，第三天早上，你仔細在父母臉上找一個證據，找半夜那件不尋常的事的證據。可你沒有找到，因此你認為你不過做了個夢。你為這個夢會愧怍。十一歲的女孩，因為自己秘密的一些嚮往而發生了夢魔。她為火車之夜的夢境感到愧怍，汗在白色泡泡紗的單調衣裙和因發育而微微疼痛的身體之間黏稠起來。
我稍稍向左邊走一點.想看清人們是怎麼了。人漸漸往那裡聚攏，如同大群的螞蟻要合力搬弄什麼。
是一個女乞丐。坐在一隻木盆裡，懷裡抱一個不出聲亦不動的嬰兒。女乞丐不會比穿白裙的女孩年長出一輪去。骯髒掩蓋了她的青春。她渾身只有那個露出的乳房是乾淨的。不是全部，只是嬰兒的嘴和臉常常觸碰廝磨的那一帶異常潔白。那是個很好的乳房，不像女公共浴室裡的那些，存在得毫無目的。它從肩部源起，看似平坦卻已在暗中勾出了弧度。然後陡峭起來，形成它最壯闊的主峰。
峰巔使皮膚繃得很緊，繃得薄極了，全然透明，透出它的沉重、多汁。一些淡紫的血管蛛網一樣柔細而不確定，處女時期形成的褚色圓暈此時膨脹得出現了危機。乳頭己被嬰兒的吮吸重塑，塑出它原始的形狀，碩大一顆呈出母性的慷慨。
所有的人都別無選擇，非得去看那個乳房不可。我忽然看見賀叔叔也在人群中。他是一路找我找到這人群裡來的。他闖入時只感到人群靜得驚心動魄，同時他已知道了女乞丐的美麗故事。他一眼就看明自盛著女乞丐的木盆是什麼木料。那是一隻桃木浴盆，作出鄉村豪紳家的少奶奶氣質。它給用了七八十年了，經常給桐油細細油過，盆發著暗暗如肉體的潤澤。女乞丐袍著嬰兒，從洪水上乘木盆漂流出來。木盆以外的都失去了。人群裡的誰在負責傳播這個故事，人們聽著。呢喃唏噓地贊同。反正賀叔叔走到最裡面時已求索到故事頭尾。故事是沒有得到女乞丐校對的，尤其那有關她的豪紳背景，那個被槍決的祖父，充公的豪宅和化整為零的祖產故事說她嫁不出去，沒人要娶她，她只好嫁到百里外的生疏地方去。故事結束在木盆的價錢上。她的惟一嫁妝，價錢是三十五斤糧票。
糧票。和這兒的減價券完全兩碼事。糧票是你存活的許可。它限定每個人的佔有量，限制不合理的食慾，限定人的居住範圍和活動半徑。必須得到上海市當局發的每月二十八斤糧票，一個人才能叫自己上海人。你可以有房產，有錢，但你可以照樣挨餓；沒有糧票，一切物質對你的肌體都是無機的。因此沒人買得起這只木盆，知道它值，知道它盛著一條半人命。
看去多汁的乳房其實已經干凋，嬰兒正在遺棄它從沉睡直接進入昏迷。
我猛見賀叔叔站在我對面時，有人正跑去叫警察，有人把一個山芋麵餅放在女乞丐面前，就迅速而鬼崇地消失了。把憐憫攤開在眾多眼皮下是件羞臊的事。這樣露著一個乳房的女乞丐，憐愛和那個乳房便有了種聯繫。
我的目光始終不離開這只乳房。我幾乎忘記它從哪兒來。它和眼前的圖景有哪種關聯，卻是一陣為它而生發的激情。我在今天可以對當時的激情有所懂得了。似乎什麼東西接通了它和我，它成了我的。我明白地體驗它被我自己的身體負承起來的份量，一種偉大的份量。那突起；我明白地體驗我自己的掌心托起它的滿足。
女乞丐不自覺地向前送著胸部，雕塑一般在脊背上形成後仰的彎曲。那不自覺的原始慷慨。
三十多年來這個形象蝕在我的記憶裡，越來越深。十一歲是不該去對女乞丐的乳房發生崇拜和驚羨的。賀叔叔看見了我目光的靶心。他叫我一聲。我看看他，從他擔憂和困惑的眼神裡，我知道自己是荒謬的。我們同時又去看一眼女乞丐。一個感覺在我心裡映動一下。賀叔叔的手托住這乳房。就是那只走起路來不甩動的手，它之所以不甩動是因為它有一個使命；手和這只乳房，它們有個秘密的關係。
賀叔叔又叫我一聲，皺起眉露出父親式的焦灼。他說，你可把人找苦了小伙子！他走過小小的空場地，走過木盆和山節餅，一時間把人們視線的瞄準弄亂了。他拉起我一條手臂，說：有什麼好看，車在那邊等咱們呢！彷彿他自己也沒意料到的一個動作，他隨便從口袋掏出一個小紙團兒，投在那只木盆裡。兩張二十斤的糧票。他扯起我走出人堆，女乞丐在後面叫：大哥，把盆拿去吧！
賀叔叔沒理她，臉上有淺度的噁心。女乞丐叫他「大哥」人人都聽到了。他不想那麼公然地做她「大哥」。本來那點兒不經意的體己，全讓她賣弄出去。他還怕她會叫著叫著上來拉他，獻出一隻美麗的潔白乳房。我想賀叔叔是先我一步看見女乞丐的，也一定看得比我深人。一邊看一邊從貼身口袋掏出所有糧票。兩張小紙票在他手心不停地團著，在指縫間捻揉，心病似的愈結愈緊。如同《紫槐》中的少年士兵和老婦人；似乎有一絲兒私情是他不願暴露的。所有人同她都似乎有一份暖昧的私情，他們正受折磨，卻不能承認。
賀叔叔拉著我的手，一直拉到吉普車裡。我一直找不著賀叔叔的眼睛，車內是暗的。我叫了他一聲，他回轉瞼表示答應我，可我仍找不著他的眼睛。按說是哀哀的，按說是《紫槐》中那少年的。一個人不給你看到他眼睛的時候，不管他怎樣把整個面容給你，你都是找不到的。
在幾年後那些批鬥會上，賀叔叔罪人一樣由衷地低下頭。人們把他的頭髮向後扯起，想讓台下所有喊「****賀一騎」的人看看他的面容；他們看見了他被扯出了位置的五官，卻看不見他的眼睛。那個時刻，只有一霎，十五歲的我看見了他的眼睛。只有我一個人看見了，是他給我看的。他只給我一個人看那裡面的委曲、狂怒，那令他瘋癲的自尊的劇痛。他只允許我看了那一霎。
文化大革命。
不止了，是三十年前了。
是，叫紅衛兵。
不是壞人，就是和我當時的年齡相仿的孩子。有的稍大些，二十來歲。
參加過，後來退出了。我發現一篇很長的批評文章一共才用了七百多個字，就退出了。重複性太高，多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