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火車站以後，我沒有再見賀叔叔，直到秋天。他還是照原樣揉揉我的頭髮。我們還像原先那樣親熟。整個的來往中，卻有了一截省略。
我從來不能確定那一夜存在過。
他想必是把那些都擺設好了，在快入夜的時候，說他有三五句話必須和我談。我們都給系裡那架愚蠢的老複印機延誤到那個鐘點。十一點，四百頁書稿釘成冊。就是他和我合作了兩年的那本書，《中國當代文學語言的非流通性》。
沒有告訴你過嗎？
沒關係，你需要記的事太多了。
在專注於這本書寫作的時間內，我和舒茨成了我倆私人關係的局外人。他不甘心這樣，有時我也不甘心。
我也不甘心。不明白為什麼。我以為最希望的就是這樣相安無事，偶然約會，許多事情不去深究。這好像應該是七十歲的男人和四十五歲的女人之間最明智的關係。你知道他妻子還在挽救他們的婚姻。有次來了個中國運動員的參觀訪問團，酒會上挽臂走進來的老夫婦，就是舒茨和妻子。我立刻喜歡上了這個盤起灰色髮辮的女人。她有著和丈夫一模一樣的顧盼和微笑，一模一樣端盤子、持餐具的手勢，完全相仿的方式扮個鬼瞼。她同舒茨被同一種生態環境演化，成了絕好的一副對稱體。長久的廝磨和摸索，兩副天性如七巧板那祥一點點淘汰誤差，一點點拼對如整體。非得怎樣甘願被埋沒的女子，才能與她的男人形成如此的唱和。她給所有人留下的最好的印象，是她不企圖留任何印象。她是淡雅的一份，可有可無，卻在舒茨忘了的事情上都能給予精確補救。她輕快抹去舒茨落下的一片菜葉，拾起他扔的不是地方的一隻紙杯，替他換一塊乾淨餐巾，自如與協調，幾乎像是舒茨在自我糾正，他們完全不知道那種滑稽的一體性。
舒茨和她去婚姻調解處，已有一年了。
一個女人已經溶解在他生命裡，他怎麼會不寂寞。好的婚姻都寂寞。達爾文的婚姻也是寂寞的。寂寞在達爾文那裡，是甜美的。在舒茨那裡，也一直甜美，直到一天他決定它是苦的。
對，是我出現的那一天。他這樣說的。
我們的面談延長了三小時，就是那一天。
我對他，相當好感。兩個星期後，他第一次請我吃午飯，後來是晚飯。後來晚飯桌上有了蠟燭。燭光使我們臉容和神態意味深長起來。
不愛他。但這份不愛不是時時刻刻很清楚。
我不甘心不愛。偶然地，我會刺激一種親密的可能性。常在他接受「我們不相愛」這個現實時，我對他忽然愛戀起來。
這樣：我們裝訂完了三十本書稿。忘了告訴你，這是他的辦公室，窗外有湖，湖上來的風帶形狀帶稜角地打在玻璃上。白天，他電腦擱置的角度使他眼睛的餘光能納入一點湖色；或者說，湖色太亮時，便會入侵他的眼睛。寫字檯很大，拐個彎，是系主任該有的那種凌駕之勢。它的對面有兩個沙發，給來談自己各種麻煩的系裡的教授坐的。還有我這類助教。茶几上放了一塊干了的三明治，給兩排牙齒軋成一個凹形，如同牙醫拓下的牙齒模型。清掃工推著車，一層樓一層樓地逼近。舒茨拿出酒來。
我說：真驚訝，你還有酒！
舒茨天真地笑了，說學校只是處處貼「不許抽煙」的警語。他說不僅準備了酒，他還去理了個發。
我欠起身，去跟他碰一下杯子。祝我們的合作將有個成果。他誤認為我話裡有話，眼睛中的灰色變得湛藍。我看著他年輕起來的臉，皺紋和白髮都成了一種偽裝。他晃著酒杯，深紅液體一圈圈上升，就要從杯沿出來了，他停住，鼻尖湊到杯子口上，深嗅一口。一個有酒文化的人。
我喝了一口灑，感到自己還是湊興的。
他說你以後會喝酒的。
不，不緊張。
可能有一點緊張，因為我急於知道事情在往哪裡走。
他不能完全找到我的眼睛。他談起歌劇來，談兩個星期前看的那場《阿依達》。一些樂句開始出現在他的話裡。
他說起它在大都會首演時，露絲·班姆頓(註：美國著名歌劇女演員，五十年代第一位在《阿依達》中扮女主角)的輝煌。我爸爸那麼狂愛音樂。在他十四歲時，主管音樂教育的神父對他說，孩子，放棄吧，你耳朵的音準很壞。
從此入們見他狠狠顫動腮幫，那是他在內心奏樂，在內心奏得驚天動地。他在我媽媽和我面前倒不太在乎我們的耳朵，常會上不沾大下不佔地來大半個旋律。那是他內心的陶醉禁不住了，突然冒出了他形骸的容納。
他結束了第二杯酒。電梯上升的聲音響了許多。
我心裡敬重這個人，感激他為我與妻子去婚姻調解處。為了我要吃很多苦去毀掉他的生態平衡。他是那種學者：可以把別人原創的想法打磨得光彩照人而他自己並不去原創。他是以別人的智慧而智慧的人，但他非常的智慧。我的感激和敬重在他對一切無所求時悄悄上升，成為愛。在他和我為一個概念爭執的時候，或許，在許多人在場時他淡淡地隔著人叢向我一領頜，有一種骨血親情才有的淡泊。我在類似的時刻會意識到我們間頗美好的內心往來。我總是在系裡每週四十五分鐘的教學會上，遠遠地，讓他看到我的眼睛。
而在夜半，一樓的學生教師撤光了，清潔工推著工具車一層樓一層樓地上來，我競讓舒茨找見了我的眼睛並讓他許久地掌握著它們。這是不意中闖下的禍。根本不應該接過酒杯。在他打開腳邊的櫃門，一摞文件坍塌出來，他的手搆出這瓶一九八八年的紅葡萄灑的當口，就該道個別。
倒不是特別怕闖禍的後果。車窗把小站上的燈光甩人，田野裡稻子成熟的味道從窗縫進入。我倒不特別怕，也不懂該怕什麼。我們恐懼著我們所嚮往的。我們不是怕刀，是怕我們心底下以刀去傷人或自傷的秘密嚮往。恐高病不是恐高，是恐俱我們天生具有而從不被認識的墮落慾望。或讓別人去墮落的慾望。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你朝山澗裡投一塊石頭，聽著那墜落的經過，最終聽見一個象徵的你，或者一部分的你墜進湍急的澗溪。你感到釋然和緩解。不知哪兒來的一陣興奮，一股壓力，讓我急於知道事情會不會被惹大。我見車窗外的白光浪濤一樣打在他臉上。那是我信賴和崇拜的面目，非得去愛慕他，這不是十一歲的女孩子可以選擇的。
燈光把全部的陰影塑出來，眼眶的兩個洞窟，顴骨下的空蕩，微突的牙床。一個人經過死亡的形狀塑出來了。
我推脫。酒杯很玄地在我們的掙扎中傾過來傾過去，他一把取締它，擱在身後的辦公桌上。人們第二天會看見銀灰地毯上可疑的紫紅痕跡。他發出「嗯？嗯？」的輕柔誘導聲，徵得我的同意。一切都結束在清潔工走進來之前。我穿著及腳面的長裙，裙裾拂下來，又完好如初。他在我身後取下衣帽鉤上的大衣和圍巾，我突然決定不與他同路。
這之後的同路會一塌糊塗。我急匆匆走過處處有煙頭灼眼的走廊地毯，走過所有空的教室，千姿百態的空桌椅在白色日光燈中發出回聲，他喊著我的名字追來。要我戴上他的手套和圍脖。
電梯裡走出推車的清潔工。車輪子轟轟地輾過地毯，小伙子哼著永遠的墨西哥小夜曲，向舒茨教授和我問晚安。
我和他都忘了捺鍵鈕，電梯一直下行，到地下室去了。這個一百多年歷史的學校有個一百多年前的地下室，很少有人知道它。門打開得特別慢，這樣「刷……」一下。我們都不說話了：電梯門外是個昏暗迷亂的巨大場地，堆著許多年許多年的垃圾，層層疊疊的殘疾課椅。我們都沒想到這幢樓會有如此的底部。好半天我倆才想起捺鍵鈕，讓電梯載我們回升。
如果時間到了請打斷我。
已經過了？……
你太體諒了。
好的，我一定。
差點忘記——你讓我記下的心裡閃過的念頭。不全。
我畫得很糟。
我是你今天最後一個訪者嗎？
我得告訴你這件事了，它是我父親，賀叔叔，我，我母親，我們生活中標著最醒目記號的事。就是那個耳光。
我或許已經提到過，或許沒有。
我印象中，我父親和賀叔叔是誰也離不開誰的朋友。
離不開是他們友情的根本。比「好」、「親密」要深沉得多，類似生物概念的相互寄生。從達爾文進化論派的心理學觀點來看，人和一切生物間的依存關係，是相互的開發利用、相互投資，一切生命間被視為價值的，是可開發可投資的潛能。友情和愛情，都是以開發和投資為主導的。
你們都知道中國大陸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發生了什麼。文化大革命。前面要加上「史無前例」「無產階級」。
沒有目睹的人想像它是個巨型卡通片，億萬人的動作，行走，揮拳頭都特徵化得成了卡通，滑稽的快，缺乏來由和邏輯。
既然你們大致瞭解文革中的中國人幹了些什麼，我就不多介紹。只摘取那十年中的一兩個細部，給你看是個傍晚，很好的一個傍晚。初夏的風哆嗦著白楊葉片。批鬥會的標語從一棵楊樹牽到另一棵楊樹上，組成一個排樓狀。賀一騎三個字被縛在紅色歪斜的十字架上。場景就是這樣。
指控太多了。其中之一是「反動作家」。
批判會場是木板搭成的臨時舞台，沒人可斗時它也不荒著，十五六歲或五六十歲的紅衛兵在上面唱歌、跳舞。
這樣一個舞台。這樣高高架在「藝術家協會」紅磚大樓的門口。賀叔叔胸前垂吊著有他名字的木牌，長久的鞠躬。被他領導過的藝術家們一個個上台去，朗讀講稿，不斷伸出食指，措向舞台中央的賀叔叔。賀叔叔仍是他幾年前在朗誦會上的那身海軍藍，鈕扣丟了兩顆，前襟被鼻子流出的血塗黑一片。乾淨筆直的頭路沒了。
就是一半留發，一半剃禿。外形不美，心理上十倍的不美。
我也是一名觀眾。常常是觀眾。看歌舞，看演說，看人兌換毛主席像章。飛機製造廠停工，有足夠的鋁去鑄像章，越鑄越大，大得可以做一面盾牌。我現在看著賀叔叔僅剩的頭髮被人扯住，面容被扯成了一個陌生者、他忽然看見了觀眾中的十五歲少女。是我。他不知道這少女該不該來觀看。他還想對她笑一下，表示他並不和人們一般見識。不那麼大不了。他沒能做到，給我看到的是那滿腹委屈滿心屈辱。他沒看見我爸爸，右手深插在外套口袋裡。
那隻手捏著兜裡掖藏的幾頁批判稿，像當年賀叔叔的手撫摸著找爸爸替他寫的小說，橫豎拔不出來。不少作家都「造反」了，花白頭髮，肚子微腆，臂上賓著紅衛兵袖章他們爬上舞台，如京劇中老生那樣抖抖的指頭將賀一騎數落著。
許多崇拜賀一騎的讀者們特地趕來，從遠郊來的人自行車上蒙一層厚塵如出土文物。崇拜者們聆聽一個個默默無聞的作家念批判稿。賀一騎也好，作家們也好，從此都卸了妝。如此地當著大庭廣眾，在舞台仁隆重地一點一點地卸妝。
我爸爸和所有造了反的作家、美術家、音樂家站左一堆，也戴紅袖章，卻不好好地戴到位置_上，讓它聾拉到袖管口。我講過我爸爸一向的裝束：料子是祖母遺留的，設計是他自己的。總是與他存在的時間、空間有一點差錯。
已經不倫不類，再加一個位置不對的造反派紅袖章。他既不願意放棄個性建樹，印象的製造，又企圖同化於集休。
我爸爸，看看他那副樣子，面色蒼白，神經質地眨著眼。
崇拜者們聽懂了一件事；每個人控訴的內容，都包涵這個事實，賀一騎從來沒在稿紙上連續扒過四十分鐘。除了《紫槐》，他從來沒有動筆寫過任何作品。他們說，賀一騎，你奴役別人；你從一開始就相上了一個軟弱而有天資的人；讓他替你寫了八十九萬字！
我爸爸的臉突然紅得可怕。他出了人群，上了舞台。
右手還那樣，深插在外套口袋裡，像賀叔叔一樣，捺在隨時會響的武器上，我看著這張酒醉似的紅臉。有這麼一張臉必定要出事了。我想走開，不想知道將會出什麼事。我見我爸爸踏上木梯階，根本沒感覺到自己踩空一步。他步伐的連貫性和手腳的協調性都出現了梗阻與變態。笨拙而難堪，加上袖口上完全不合宜的紅袖章，我父親那麼嚴肅冷峻地在開大家一個玩笑。他走到賀叔叔旁邊。
走得太近了，好像要劫法場。他的右手有拔出批判稿的動勢。也許他寫得不那麼惡意十足，寫得生動些，有趣些，不只是充滿不得志者的正義和倒算。可是太近了，離賀叔叔微微發胖的身軀己不到一步。
賀叔叔這才意識到誰來了。他向爸爸轉過臉。有幾個月了，他們彼此分離，此情此景的相見，他有點戰亂中相逢的悲喜交集。就在他與爸爸照面的剎那，我爸爸的右手拔出來了，竟是空的。那隻手從口袋的底部出發，從他自己也不能預估的暗地發動，它漸漸成形了一個動作，一個被叫做「捆耳光」的動作。我爸爸、賀叔叔，以及所有的人同時明白這個動作的意義。在它的釀成和發生之前，我爸爸和賀叔叔以及台下上千人一樣不知何所期。那耳光之脆、之狠、之漂亮。
因為這隻手出發前的目的地並不明確，在完成旅程後，它頓時驚覺地回顧。我爸爸的整個意識開始回顧。
他從來沒有打過人。恨暴力、恨人與人、動物與動物肉體間的暴烈接觸。認為沒有比它更低級的交流。
沒有，人們一時靜靜的，反應斷在那兒。
賀叔叔在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中頭偏了一下。像是看著那一巴掌打在別的人或別的物體上。過了一會他才逐漸弄清，被打的客體正是他自已。又過一會，他才抬手去摸被捆的那塊面頰。他不是因為被捆痛，被捆出火灼般五根指痕而去摸。摸，是想摸出邏輯、頭緒來。他想摸摸看，是否真有一個耳捆子存留在那裡；不管他會不會忘卻和原諒，它都永遠存留在那裡。不摸他絕對不相信它會從他最信賴最不可分離的朋友那兒來。
到現在我還清清楚楚看見賀叔叔那雙眼睛，那裡面有一點點天真，來自自信的天真。它們就那樣看著我爸爸，像是說：你怎麼啦？
耳光還在初夏黃昏的空氣中一圈圈的擴散，在一千多人的鼓膜上一波一波地盪開，賀叔叔就那樣看著我爸爸：
你到底怎麼了？
我得承認，賀叔叔眼睛裡的其餘成分都是不天真的是精明、成熟、對權術的通曉。是雙厲害的眼睛，表面上有著農民溫暖的笑意。它們正是看透了人的弱點而能做他們的領導，發揮他們的長處，最好地開發他們的長處。看出袒護和嬌慣人的短處是開發他們長處的始點。因此，它們寬厚地審視人們的短處，給予悅然的默許。
賀叔叔摸了一下臉頰：沒有口角流血那種電影鏡頭，只是微細地泛起一層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