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章

一九六四年。
    鄰居家的收音機都沒熄,一會是合唱《雷鋒我們的戰友》,一會是新聞:「省委領導同志參加了這次罕見的大豐收,為顆粒歸倉作出貢獻。」
    我爸爸在帳子外面看了一眼母女倆。寂寞得很,跋著拖鞋走開了。
    不,我爸爸從來沒愛過我媽媽。是的,有時不需要愛情,我們中國那時有許多不幸和危險,把一個個家庭綁在一起,比愛情牢固多了。危險一過去,解體就開始,我的朋友們都在九年代陸續離了婚。
    我媽媽可能也不愛我爸爸。完全可能的,是我爸爸招惹危險和製造不幸的秉賦吸引了她。她在隱約的危機中,生發了她那學生腔的戲劇性激情。現實成了種假設,她的行為於是被放在舞台式的考驗中。臆想的流亡和迫害,悲劇人物感,她感到人和人的關係,婚姻的關係有了個悲劇的命題。她滿足,出身市井家庭的媽媽,她害怕再平庸下去。幾輩子的安分和平凡,對於驚世駭俗的潛隱嚮往一點點積累。我媽媽就是這個積累。她需要我爸爸這樣能力高卻注定受貶抑的人。這種人和任何一個當局都處不下去。
    我媽媽在認識我爸爸的第二個禮拜向他借了一本書。還書時她夾了個紙條,上面寫:我要嫁給你。
    你看,並沒提到愛情。
    書?或許是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別林茨基的文藝理論,都有可能。反正是最煥發學生腔的書。什麼「田畔中殘存的野花,往往比燦爛的花束更迷人」之類。
    接受了她,他思想的勇敢,過剩的悲天憫人,政治行為的笨拙,她需要這一切素質。似乎社會和這類人之間總缺乏公平,而不公平喚起她的激情。她的那種戲劇假設中,她總在救死扶傷,總在以她單薄的靈肉抗衡無形而巨大的勢力。於是她感到整個生存有了種深度和實質。就這樣一個溫柔和自我感覺神聖的女人。
    是的,她好看。
    細腰、塌塌的肩膀,小戶人家的那種勤勞和周全,細碎的對你的照料。自卑的微笑,還有最有忍受力的小業主階級那種對生活不衰的興致。她到鄉下去巡迴演出,給家裡背回一袋黃豆。一段山路她把它扔下了,第二天歇過來又原路跋涉把它找回來,後來的幾個月,我們餐桌上的黃豆燉豬腳她從來不碰。我和爸爸都憤怒地大吼:誰要你把腳掌走出血泡?!誰要你省給我們?!……她就那樣忍辱負重地笑笑,謝絕平等。這類棲牲讓她找到非常好的感覺:她只需我爸爸、我對她的犧牲領情,對負欠於她這樁事實認賬,而已。
    自信,充滿力量,如張開翅膀的母雞,身心內是上下幾萬年的沉厚母性。她不要償還,但你得知道你欠她。她一輩子花那麼多時間精力就使你欠她。
    我得告訴你,她背著我爸爸做了什麼。
    我講過:賀叔叔把那張定期存款單夾在首版的書中給了我爸爸。我媽媽聽見我爸爸一夜在書齋裡,一直抽煙,一直寫。她聽著他把寫完或未寫完的撕下、團掉,丟在桌下。
    是寫給賀叔叔的信。是十幾封信的開頭。十幾種互相矛盾的念頭。有的感謝賀叔叔給了他一筆頗厚的稿酬。有的只是張收據:今收到賀一騎同志一千元,按每工時八分五點六厘計價,(遵照社會主義勞工制度每日工作八小時計算,工作時共一萬一千六百八十小時)。有一封信問:
    以這錢來買什麼呢?一個人四年的心血?一生的尊嚴?永遠不顯露的秘密?還有一封信寫得最長,絲毫沒有提書和錢的事,興致悠然地說起一個山區小鎮,那裡綠山白水,茶寨茶歌,應該去那裡洗滌知識分子內心的污濁。在那裡,我爸爸說,他相信自己在文學創作上和做人上都會有長進。他說等他在那裡安下家,茶花時節請賀叔叔去客宿。這是十幾封未寫完的信中最完整的,也同樣不算數,在我爸爸長而彎曲的手指間也成了個青毛桃似的紙團。
    我媽媽站在兩扇書架製出的籠圈裡,一綹燙得微微焦黃的頭髮從額角遮下,髮絲毫無彈性和光澤。她看著桌下桌上的碎紙片和紙團。看著她丈夫一夜的突圍:衝鋒和撤退。思維朝十幾個方向衝去,想衝出一條出路。卻是無出路,一次次撤回。他回床上睡去了,像在黎明的白色中流盡最後一滴血的犧牲者,青灰的眼簾寧靜地合著。我媽媽把打開的一個個紙團又細細團起,把現場恢復。
    下午她換了身寬下擺的連衣裙,拉上我,穿過一人巷,上了紅磚主樓。
    賀叔叔住在四樓。到三樓時我逼問:是不是去找賀叔叔談錢的事。
    我媽媽說,不是的,我們家又不缺錢。這個家在祖母死後暗暗地闊起來,暗暗飲著一九四四年出產的美國克寧奶粉,從老舊的貴重衣物中源源不斷拆出衣料和毛線;這三口之家暗暗享用帶哈味的錦衣玉食。因此是不缺錢的。
    的確,那個時候我們中國人很少有缺錢的。好的東西也不是錢能買的,好東西叫做「待遇」:賀叔叔的轎車和司機,錢是買不來的。賀叔叔的大客廳、皮轉椅,與錢都無關。
    是我敲的門。我媽媽帶我來,是因為大人常在孩子面前顯得寬宏,通情達理。大人其實不大願意駁孩子的面子。我媽媽的直覺是,賀叔叔對我,一直是沒有明顯的輩分和原則。
    我媽媽跟在我身後,進了客廳,忘了告訴你,這門是不常鎖的。許多人都同我們一樣,敲敲門就直接把他們自己請進去。賀叔叔很少鎖門。除非上北京下上海。所以他回家常常看見茶几上有幾杯剩茶,還溫熱,他也從來不追究,那些自己款待了自己的人們是誰。他若見到撲克牌攤了一桌子,就知道我爸爸在那裡待過。我爸爸常獨自玩那種牌戲。一時沒有結果,他攤著剩局在茶几上,賀叔叔從來不去攪掉它們。他曉得我爸爸還會再回來,接著局勢玩下去。他對我爸爸所有的習性都接受,卻從不沾染上。
    賀叔叔回來的時候我正提著他的暖瓶下樓去打開水。
    在樓梯拐角碰見了他。我坐在樓梯的木扶欄上,兩條腿掛在一側,一隻手提個大暖瓶,另一隻手把持平衡。你看,我們就那樣長大的,隨處可以冒險和娛樂。賀叔叔兩手背在身後,一隻腳跨兩格樓梯,嗔怒帶笑地看著我的本事。
    他讓我拎開水回來時別做笨蛋,給開水燙了腳。我點著頭,上下門牙小心地銜著兩分錢的邊沿。他沒問我是不是跟我爸爸一塊來的;他斷定是的。進門看到在他客廳裡坐得如閨秀一般矜持的我母親,他肯定吃一驚。我媽媽從來沒去過他住處。我媽媽和他是非常熟的那種生人。沒有我爸爸,他們之間的熟識會頃刻不算數。賀叔叔肯定在一進門就意識到事情不簡單了:我媽媽一看就是武裝好了,從內到外。
    我拎著一暖瓶開水回來時,兩個人同時向我笑:可把他們從艱辛的閒聊中救了下來。我媽媽起身,找到兩個乾淨杯子,又輕聲討得賀叔叔的口頭嚮導,找出茶葉筒、杯墊子,她旋來轉去,為使那裙子不時怒放一下。我來了。
    她開始勇敢地施展自己、賀叔叔突然和我對視一眼。他,和十歲的我。
    沒有。
    那是下一年的他帶我上火車。那件事還沒形成,它止在形成。我在逐步形成那個於一歲的女孩,在此時此刻,什麼都在從這螞蚱女孩向那略微圓潤的少女形成。與賀叔叔,我們一向有個默契。
    他馬上明自了:我並不知道我媽媽在這裡轉些什麼。
    我也同他一樣急速地在猜這個女人的動機。
    再沒什麼可迴旋的,我媽媽把我拉到她膝蓋邊,坐下,把我的頭擺馨在她肩膀上。我要掙脫這個僵硬的母女造型,她暗中一發狠,揪緊我。
    這一切賀叔叔看在眼裡。後來我十八歲那年,和他單獨在他的瓜棚裡,我們一一核實過註冊進記憶中的場景動作。他在瓜棚裡告訴我,他看我母親那樣無援,拿我來遮擋。
    我奶媽把我硬做成長輩膝前的小女孩,不管事實多不符:我早已超越了那個年齡。我媽媽的嘴巴在我腦袋上方開啟,說,賀書記我們想求你個事,要是方便的話,你能不能跟出版社打個招呼,把她爸爸的名字加上去?
    我聽著我媽媽的聲音,甜酒釀一樣。
    賀叔叔的臉孔稍稍一偏,把理解力集中在一隻耳朵上。
    我媽媽拉緊我,她的嗓音和吐字從我腦後進入,穿透了我再出來;她藏在我身內,拿我講她的話演她的動作。
    她一說,就是——那本長篇小說。要是你跟出版社說一聲,就把她爸爸名字添上去了吧。」
    賀叔叔靠回到皮椅的後背上,嘴角開始發緊,向下撇。眼光移到一邊,移到我媽媽看不見他眼睛的地方。他說,你是說我那部三部曲?
    我媽媽說,她爸爸寫它寫得犯十二指腸潰瘍了。有時候吃了飯痛得太凶,直出黃汗!夜裡給痛鬧醒,要連夜熬姜茶!他在外面嘻哈沒事,只有家裡人曉得他。你問問他女兒!
    她把我往前一送,又拉回來。我當時只明白她在誇大爸爸的病,長大後才意識到她無賴式的苦肉計腔調。她把我爸爸的臉丟得很乾淨。把我爸爸辛辛苦苦積攢在人們印象裡的清高、對名利的傲視一記全毀光。把我爸爸的瀟灑全剝下來。
    我掙扎回頭,看見她輕淡施粉的臉紅潤細膩,臉蛋上一邊掛一顆淚珠。她把我臉擰轉回去,不准許我看見她撤謊時的艷麗容顏,但她需要我的依偎,需要孤兒寡母的造型。
    賀叔叔向下撇的兩個嘴角使他看起來有些凶。兩個酒窩在他頰上時深時淺地浮動,眼睛還是我們無法找見的。
    他說,這不行,生病不行啊。
    我媽媽馬上請賀書記放心,她會督促他看病服藥。
    賀叔叔馬上又說:一定要吃藥。好藥我想法給弄來。
    我媽媽眼看主題漸漸跑了,又把我往胸前摟摟,說,她爸爸病的樣子她都看見了,她不願意她爸整天弓個背在那裡寫啊寫啊。她知道是賀叔叔要她爸爸寫的,就不作聲了。
    整個情形讓我媽媽弄得不成話了。連我的自尊和體面她也不要了。我成了什麼?現在我一遍遍回想:我成了一年後在上海火車站.見到的那個乞婦懷裡的嬰孩。我媽媽是那個露著一個乳房的乞婦。
    她還沒完。她請求賀書記看在孩子的面上,把她父親的名字填到書皮兒上去。算作第二名作者,或算個執筆者。她說劇團演戲也是A、B角兒,觀眾買的都是A角的票,B角的名字寫上去沒用的,觀眾橫豎是看不見它,就是照顧照顧B角的心情。,不然B角也背幾百句台詞,也排演幾個月,暗地下的功夫比A角還大。對鏡子琢磨表情,創造手勢,幾百遍的運眼神,也是哭也是笑,跟瘋子一祥,心情應該照顧照顧。
    我媽媽說著就笑起來,賀叔叔也笑。
    賀叔叔笑完了說,這和劇團可不一樣。
    我媽媽又笑,說當然她曉得不一祥。她掏出手絹,擦去前一刻的悲傷弄出的眼淚。
    賀叔叔說,稿費可以再增加一部分,添個名字這事不好辦。你該知道,印出來的東西就是麥面蒸成了餑餑,改不了樣兒了。
    我媽媽很內行地說,那就下一版的時候改吧。就跟出版社說,上回漏掉一個作者的名字。
    賀叔叔嘖一番嘴唇,說我媽媽該早讓我爸爸來說明白此番意思。
    我媽媽說,他沒有此番意思;他不知道我和孩子在你這兒求情。下一版吧,賀書記你看怎樣啊?
    賀叔叔又把眼睛看到我們無法進入的空虛中。許久。
    他沒法再正眼看這對母女行乞,就像一年之後在火車站;他別過臉一眼也不去瞧那個袒露半個胸脯的年輕乞婦。
    我低下頭。
    我難受得直要哭出來,突然看見我自己的一對腳也是以兩個外側著地。什麼時候有了和我爸爸一模一樣的站姿?在這個渾身不適,需要極度忍耐的時刻,我爸爸的姿態出現在我的身上了。我在替我爸爸忍受。我在忍受他的手足無措,忍受他感到的這個空間中淡淡的無恥。忍受每一個人的難為情。忍受每一個人此刻的不得當,不對勁兒。原來我爸爸這樣站著,是忍受。他這樣站立,讓腳的不適,輕微曲扭來分走一部分壓力,那不得當,那難為情所造成的壓力。他原來有那麼多時候需要全力摒住,去忍受。他自身的,以及他人的淡淡的無恥。那一瞬間,我明白了我父親。看上去那麼渾然一個人,卻沒有一刻不體味到人和人之間的這種不適狀態。這種微妙的勾結,永遠不會從友情中被除淨。他原來不是個寬厚泰然的人,他敏感之極,精神上永久帶一絲病痛,他必須擰著雙腳去支撐和承受。那外在的官能不適使他分神,平衡了他內在的不適。我的爸爸,他怎麼能在那樣永久的忍受中活下去?
    我媽媽沒有察覺任何。沒有感覺到我在那麼痛苦的忍受中、賀叔叔卻感覺到了,他可能瞟了兩眼我麻木空白的臉。他說他答應為我媽媽這場走訪保密:說他會考慮她的請求。他被同情心震懾,像一年後在那女乞丐面前,顯得無力,同時在隱約厭惡著什麼。我媽媽起身,仍拖住我不放,逼我說謝謝賀叔叔。我毫無感覺我說了什麼。冰涼的貼在我媽媽懷前,如那個緘默的嬰孩、成了母親行乞的工具。
    在送我和我媽媽出門的時候,賀叔叔的手拍拍我的肩。我用力一躲。他眼睛問出些許關切來,我還是冰涼著。不適已需要全力忍受。我父親忍受的,還有祖父的,我都背負著。我必須全副精力讓我扭歪的雙腳忍受著我的和一切人的淡淡的無恥。那無恥不是我們的過錯,是我們的天性。
    沒有,我爸爸的名字沒被添加進去。
    只有一個妥協;在後記中賀叔叔加了一行字,說他一生一世將感激我爸爸。
    不好。不過謝謝你。你好嗎?
    是啊,我看見你怎樣忙了。天氣陰暗了這麼多天,當然來看你的人就多了。排在我後面的那個小男孩已經等在候診室了。
    他叫羅傑?
    三年了?從很小就來你這兒?
    在我看?他缺乏優越感。少年人認為天下成年人都愚蠢的那種優越感。他的頭髮是三十年代的,在額頭上拱一個彎,這樣。他媽媽一定保留了好萊塢三十年代男明星的不少照片。
    我已經上癮了。你借的藥典?
    舒茨也這麼說。他也借了一部藥典,把我用的所有催眠藥都查過。
    有一些片刻。
    另一些片刻我是遙遠的。大部分時間我是遙遠的,在我四十五歲的中文個性裡,心情帶點兒微妙細膩的紊亂,把什麼都停留在不加理喻的感覺裡。或許衰弱,或許太成熟。不像我的英文個性,可以那麼無辜。可以以那樣的尤辜去直言性愛和兇殺,可以向他明說:你在挑逗我、你在騷擾我。那種無辜使我本人永遠不直接對我的表達負責任。我本人,是我的中文人格。就這樣分裂開,又這樣攏合一處。比方,我可以用英文和舒茨談小說中的性描寫,毫無閃爍。我可以用英語清楚地說:我厭惡那天晚上。對於年僅十八歲的這個語言,我有所依仗。仗勢。這語言只有十八歲,它當然無忌後果,它當然冒犯,唐突,不圓滑。我沒有對舒茨說出:我厭惡,是因為忽然一下子,中文的我出現了。那成熟圓滑的母語,使我什麼也不說了。
    一切都遙遠了,帶一點兒可以原諒的無恥。
    不必說。彷彿四十五歲的母語制止了它孩子的莽撞。
    我的母語沉靜而憂悒,啞然中含著寬而深的吐納。
    是在學校的自助餐廳。我一語不發地坐在舒茨對面。
    音樂如一間打鐵鋪子。
    還有電影,在牆上。聲音和光重重擊在你的皮膚上。
    教授一頭濃密的白髮勁草一樣,在聲和光搖撼之中挺住。他兩眼正藍。
    賀叔叔和他實在沒有相像的地方,除了一頭濃密的白髮,很早白了頭,我十八歲。
    舒茨教授簡直就是活著的、行動的一堆學問,賀叔叔的天賦是原始的;那種未經提煉的、生的才情。教授卻能夠成為各種嫻熟的學者,治學上他有無限可塑性。但他不會是任何學術的開創者。
    想說明什麼?我想說明——我從來不拿這倆人比較,是你在引導我比較。
    這樣:我們坐在自助餐廳牆根上的一張桌,年輕人們吐出的煙在聲和光中浮起一層湛青色。就這樣:我和他都不敢再糟蹋了,也沒什麼可槽蹋了。都不喝濃咖啡、不抽煙、不玩好玩的東西。我們不像周圍的抽煙者那徉優越。
    在和舒茨相處時,我不時為自己的年輕感到優越。他常有的那個笑,是原諒我語言的年輕、簡單、衝撞。他愛憐這種稚拙,是摻了點兒男性成熟的謙恭的慣性使然。這個時候,我感到優越。其他時候也感覺優越於我。地位、名望、收入。他讓自己的優越感始終縈繞在心情上,絕不去識破它。他偶爾也識破;系裡的年輕男教師們那麼自然地同我調侃;自然,鬆懈的,在走廊裡攔住彼此,隱喻地玩笑,然後分頭,揮手說「回見!」教授舒茨這時刻看見了實質:我暗藏的優越。客觀的一份不必張揚的優越感,因為年輕他二十歲。出於優越感而對他讓步。
    我坐在地邊的瓜棚中沒有為自己十八歲的豆蔻年華感到優越,他頭髮白了多半,比種瓜老農更卑微。十八歲的我與他的對比、懸殊,都沒讓我感到優越於他。我對他的憔悴和早生白髮沒有憐憫。因為我不是二者間的優越者。
    你可以說年輕人在成熟的人面前,愚蠢可笑,說他們不知天高地厚,你得承認他們畢竟優越。優越讓他們膽敢愚蠢,愚蠢得起,可笑得起。在我的學生狂妄時我想,他們真狂妄得起啊。我擬試題,決定正確與錯誤然後給他們分數,支配他們的獎學金。所有的都不能阻上他們在我面前狂妄。他們把優勢讓給我,絕大多數時候,但那是他們在謙讓我。沒有她們的謙讓,我的講師做不下去。沒有他們把優勢好好隱藏起來,舒茨和我就無法堅持一種權威和秩序。我們賴於他們的仁慈而存在。
    所以我們一定要說他們不成熟、愚蠢。

《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