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間很小，一扇窗也沒有。比我寒傖的公寓裡那間浴室還小。一隻日光燈被四面白牆反射，光線過剩。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個長方形口子，室內的人能否得到足夠空氣就看它的了。你別想逃，不信你逃逃看。我像所有嫌疑者一樣，對這間八平方米審訊室的頭一個條件反射是：逃跑有多大的成功率？就算逃出這個門，還有門外長長的走廊，然後是個四通八達的大辦公室，在那裡你馬上會失去東南西北。即使你走運，找到了出路，你也會在接待室被截住。接待室是一間明亮寬敞的大廳，公正而森嚴，架子擺得很大，掛著星條旗和聯邦調查局的徽記。你最遠能逃到那裡。再遠，大廳門口那個彪形衛士就會馬上翻臉，叫你「站住！舉起手來！」他會拔出手槍，叫你「到牆根那兒去！」然後槍口逼著你後腦勺，空閒的那隻手便上來抄你身。那個場面比較沒面子，我就真成了反面人物。
我此刻當然不是正面人物。從天花板上的方形口子裡那監視器鏡頭裡看，我大概有不少疑點。鏡頭中我臉色蒼白，缺乏營養和睡眠，心神不寧且腦筋遲鈍，如同大部分剛著陸這塊國度的中國人。在鏡頭裡我的白色羽絨服，大紅圍脖，冒牌「Levis」牛仔褲使我大致混得過去：一個超齡留學生，像大多數亞洲女學生一樣，留著最省錢的髮式——披肩長髮。不過，你別想輕易混過去，沒那麼簡單。
我看了看手錶，十點半。那麼就是十點二十分。我的表總比正確時間快，是增加緊迫還是虛設從容，我也搞不清。我在那張坐過殺人縱火搶劫強姦販毒嫌疑者的椅子上坐了下來。一張醜陋的椅子，一坐上去便讓你陷入被動和劣勢。它的扶手上包著假皮革,上面有一道道劃痕。是那些窘迫不安的手干的。什麼都幹得出來的手，堅硬骯髒的指甲在上面刻劃，同時是謊言、狡辯、不得自圓其說，這上面或許將添上我的指甲割劃。我的手也什麼都幹得出來：一小時前，在書店裡把一本課堂急用的書塞進了羽絨服的大口袋。我買這件不合身的羽絨服，就圖它有兩個巨大的口袋，使我的書本開銷大大減少。我的落網很可能和我在書店的不良表現有關。
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我有什麼破綻。
門開了，進來個男人，一個標緻的小伙子，頭髮火紅，梳成保守、可靠的偏分，臉色新鮮，帶一股得當的科隆香氣。他向我伸出手：「對不起，讓你久等。」他的京腔一點兒調也不跑。我把手給他握，我的微笑不太好，有點魂飛魄散。審訊者的漂亮是個冷不防。他比我認識的所有美國男人都漂亮，聲音純淨，笑起來白牙如光亮那樣一閃。而且他很年輕，最多三十歲。不過，你別忘了你在哪裡。我看不透：是因為他牙齒特別整齊，才使他的笑容格外健康呢，還是由於一副健康的笑容而使他的牙顯得異常整齊。你別忘了他是你的審訊者。
我接過他遞上來的名片。名字是「理查·福茨」，職務是「特別偵探」。更準確的稱號應該是「特務」或「便衣」。
便衣福茨替我脫下羽絨服，接過我的紅圍脖。這套動作他做出一些體貼來，像個男主人接待他的女客人。別這樣想，他這是在繳我的械。我目送他抱著我的衣服出了門，兩分鐘後回來了，告訴我：「替你掛到衣架上了。我辦公室裡。」
我說：「謝謝你。」你就是不剝走我的衣服，我也逃不了。
他解開深藍西裝的紐扣，鬆了鬆黃地黑點的領帶。對我說：「這裡熱得不像話。你熱不熱？很無聊——冬天比夏天熱，夏天這裡要穿件毛背心。有什麼必要？夏天這屋裡非常冷，豪華的冷，奢侈的冷！」
「是嗎。」你夏天在審誰？
「你該看到芝加哥的夏天。為了它一個夏天，我們情願忍受它三個冬天。芝加哥的夏天只有四個月，其餘三個季節都是冬天。」
我笑了笑。他一年四季都這樣，在這屋裡一團和氣地坐在審訊者的位置上。他的審訊都是從東拉西扯開始。從很好的笑容開始。這是個年輕的笑容，很高興自己活著的年輕的笑。他打開抽屜，拿出一個檔案夾，目光從左往右掃，一趟一趟掃下來。然後他合上它，兩個小臂壓在上面，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封面上輕輕彈動。開始是一個節奏，漸漸，成了另一個節奏。氣氛迅速改變了。這段沉默並不長，頂多幾十秒鐘，但他要的效果有了，他要我如坐針氈。
我如坐針氈地一動不動。突然我意識到，我的手指甲深深掐進了椅子扶手的假皮革。
「你一定很好奇，我怎麼會請你到這裡來。」他略略偏著臉。他讓我感到，他非常喜歡自己正做的這樁事。他彈著手指說：「要我，我就會很好奇。」他開始從這樁事裡得到娛樂。
「我的確很好奇。」我一共偷竊過十二本書，一瓶阿斯匹林和一個針線盒。半年中，一共就這些。
理查又笑了。這笑從蓓蕾到徹底綻放的整個過程都給我看見了。他說：「安德烈的眼光很好。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安德烈？」我當然知道你在說什麼。「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安德烈·戴維斯。沒錯吧？」
「噢，你是說安德烈·戴維斯。」有人叛賣了他？還是他叛賣了我？這是一場怎樣的麻煩？
「他眼光不錯。」理查說。他穩穩地看著我，身體卻不很老實。他坐的原來是把轉椅，他向左邊轉二十度，再向右邊轉二十度。不管他是怎樣個角度，他的目光始終把我罩住。他的藍色目光。他在檔案夾上輕彈的手收在空中，很突然的。「安德烈·戴維斯和你是什麼關係？」
「朋友。」你以為呢？當然不只「朋友」。
「正兒八經的男女朋友？」
「就是朋友。」
「戴維斯先生說，你們是正兒八經的男女朋友。有婚姻趨向，在美國被看成正兒八經的戀人關係。」
我看著他，說：「噢。」
這個特務的意思是，美國的男女關係多種多樣，通姦之外、不傷風化、發展不快不慢、偶然同居的這種，叫正經的。除此之外，都是胡來。
「你們真的相愛？」他一下子停止了轉椅的動作。面色有了些焦慮。在這種地方，說這樣的話題，他也覺著彆扭。
我想了想：說：「嗯。」我能說什麼呢？
我突然發現不對勁了：便衣福茨像個真正操心我進步，關注我操行的團支書。我曾花出去七年時間和一個團支書作對。我將兩臂往胸前一抱，說：「怎麼了？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我笑了笑，二郎腿輕輕晃了晃。從天花板的鏡頭裡看下來，我或許有一點兒放蕩。
「就是說，你承認你和我們的外交官安德烈·戴維斯正式開始了有婚姻趨向的戀人關係？」
「嗯。」我怎麼知道？我又沒有想過給它定義。你到底想拿我怎樣？十二本書的偷竊和安德烈有什麼相干？「我不知道你對中文裡『戀愛』這詞的理解，是否和我完全一致。」
「可以再給你一個定義，」他說，「你在和美國外交官安德烈·戴維斯的交往過程中，是否談到過結婚？」他口氣一粗，「談到過，是吧？」
「好像是。」
「是，還是不是？」
審訊是這樣開始的。特務福茨是這樣笑瞇瞇地開始審訊的。
「是的。」
他的笑一下變得鬆弛了。他體內也是一陣鬆弛：得到了我的第一步供認。「好。這就明確了。你看，我們指的正式戀人就是指的這個。」
我還是看不出我的禍闖在了哪裡。
「不可以和安德烈·戴維斯談戀愛嗎？」
「嘔，」他說，「歡迎你和他談戀愛！我給你錯覺了嗎？你怎麼會覺得我反對你們的戀愛呢？」他肩膀聳起，兩手張開。他的肢體充滿表達。「戴維斯先生是個傑出的外交官，二十三歲剛出學校苗頭就很好。當然歡迎你和他戀愛。他的中文怎麼樣？比我的怎麼樣？」
「他能背古文。你知道，中國古文。」別以為我想拿他鎮住你。你臉上有了輕微的酸意，極輕微的。
理查忍著妒忌笑了笑說：「我聽說他會唱不少墨西哥情歌。」他說著拉開抽屜，眼睛在裡面略一搜索，然後又回來，看著我。抽屜裡一定有安德烈·戴維斯的資料，他剛才顯然來了個緊急補習。「你聽他用德文朗誦過《浮士德》嗎？」
「當然。」從來沒聽過。即便安德烈樂意對牛彈琴，我也無從知道那便是《浮士德》。
「對了，他一定告訴了你，他當過兵。」
「沒有。」他當然告訴過我。
「他居然沒告訴你這件事？」理查的肢體語言表示他大致不相信。「他當過兵！在上大學之前，他當了三年步兵。美國軍隊提供上大學的費用……」
「軍隊付學費？！」
我此刻的興趣很真切。就是從天花板的鏡頭一眼看下來，也看得出我對「學費」二字的敏感，勁頭很大。我對和錢有關的信息都勁頭很大。
理查說：「你們中國軍隊沒有給你一筆錢嗎?哦，是說，你退伍的時候？」
我的心跳錯了一個節拍。原來他在這兒埋伏我；他句句話都不是閒話。我告訴他，中國軍人退伍會得到一筆錢，一個美國人不屑的數目。我還告訴他，我們是窮人的隊伍。
「不過你不同啊，你是軍官。軍官會有一筆不小的錢吧？」
「記不太清了。」我記得很清楚：一千四百塊，叫做「安家費」。
他看著我，眼睛很快樂。他說：「夠買五輛自行車。」他挖苦成功了，快樂變得明目皓齒。
「六輛自行車。」
他說：「那得看什麼官了。」
我說：「那得看什麼自行車了。這算不算你有興趣的情報。」
「別叫它情報嘛，純粹是我個人的興趣。可能你猜出來了，我是個中國迷。」
「這不用猜。」在人自我吹捧的時候，我一向比較合作。
「中國軍隊是個特殊的部隊。自給自足。」
我說他對極了，他對中國的理解一點兒也用不著我幫忙。他又來個明目皓齒的快樂。即便是特務，他也是個心地明澈的特務。他無非讓我明白，蒙騙他不大容易，甚至是相當艱巨的一樁事。假如我蒙騙他，我可不是故意的。我喜歡對陌生人口是心非。尤其對一個上來就是對立面的陌生人，尤其是，他很可能發展成一個對立面的老熟人。
二十分鐘了，這個人到底想拿我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