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節

「你和安德烈·戴維斯是怎樣認識的?」
    「在地鐵站認識的。」
    理查藍汪汪的眼睛滿是等待,等待我更正自己。我告訴他我當時在地鐵站等一個朋友,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那是你們第一次見面?」
    「第一次。」那是第三次見面。
    理查往本子上刷刷刷寫著,要把我的不實之言落實下來。我得挺住,一口咬定的東西就接著咬。你又不缺這方面的見識。我六歲就見識過類似的局勢。我那時多沉著。審訊者比這位態度壞多了,手裡一根真正的軍用皮帶,銅帶鉤碰擊出危險的金屬聲響。它每響一次,父親和母親就一塊兒眨眼。銅頭皮帶一聲「丁零」,父母就出來了謊言,再一「丁零」,立刻又是真話。我的謊言卻貫穿一致,毫無矛盾,並圓潤流暢。那句謊言是什麼,已不必去記憶,只記得它給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
    「再好好想想,」理查·福茨說,「你能確定那是你們的第一次見面?」
    「我確定。」
    我看著清澈的藍色眼睛。很早很早,我就學會,先去找對方的眼睛,深人無論怎樣聰明、狡黠、陰險的眼睛,深人,深人,找死那樣,獵物看著黑洞洞的槍口那樣。我直視他的眼睛告訴他,如果他認為我的話缺乏可信度,他不必客氣,儘管推翻。
    「你不願再好好想想嗎?」理查問我,眼睛窄起來,如同畫家虛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視地去看眼前的畫面。他等於告訴了我,他已掌握了更確切的情報。誰出賣了我?安德烈?還是阿書?或許他們在我今早出門後已找了安德烈,套出了口供,而安德烈已聯絡不上我,無法與我同謀。我心一橫:不去管他,我抵抗我的。
    「人的記憶花招很多。」我對理查說。改口講英文,講這類似是而非的話拿別人的語言更少些品德上的負擔。
    微笑完全沒了,理查·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動作打開檔案夾。他目光在一頁上迅猛地劃過幾行字,抬起頭看著我。
    他改用英文說:「就是說,根據你的記憶,你煌外交官安德烈·戴維斯的認識始於地鐵站?」
    你看,他在講他自己的語言時多麼鋒利!理查·福茨的多禮、溫和、單純是別人的語言給他的風貌。回到他自己的語言,他是個才幹卓著,體現美國式效率的優秀特務。我大致相信他下一秒鐘會徹底拉下臉,對我說:「你被指控為中國軍方間諜嫌疑,你現在的每句話,或實話或謊言,都將有後果。」
    我在書店裡手腳不乾淨,看來沒有什麼不良後果。不然為那點渺小的貪圖受FBI的處理是比較難為情的。
    我說是的,是在地鐵站。在美國半年,我起碼知道,殺人放火,只要拚死抵賴,出路總會有的。我說完局面就僵了。理查把紙頁翻出煩躁的聲響,我呢,我去看空白的四壁。昨天下午我在教室裡看見理查·福茨的便條時,並沒想到會有這間密不透風的審訊室。便條上寫「請務必在明天上午十點到傑克遜街×××號××層來一趟。希望我們會有一次愉快的面談。」當時我的反應是:寄出的無數份求職信終於有了回復。理查·福茨是用中文寫的便條,他向系裡的值班秘書臨時要了張打字白紙,就地寫的。寫完便交給了秘書。秘書是五十多歲的女人,離罪惡最遙遠的良民。她對我說她對不住我,因為她完全無意地瞄了便條一眼,「傑克遜街×××號」這幾個英文字是它們自己進人了她的眼睛。她突然左右前後看看,問我是否知道傑克遜街×××號是什麼地方。我說我怎麼會知道。她從椅子上盡量夠我的耳朵,聲音很輕但每個音節都吐得很賣力。她說傑克遜街×××號可是個有名的地方,不信問問大馬路上的人,他們都會知道傑克遜街×××號。
    「假如今天我不來,你會怎樣?」我的語調不好,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
    「你不來不要緊,」他說,「我們會持續邀請你。」他現在仰靠著椅背,差不多是半躺。他的姿態是海灘上的,日光浴裡的。他用這個姿態告訴我,他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續很久。
    「要是我持續不接受你的邀請呢?」
    「沒關係,你會接受的。因為你不合作會對戴維斯先生不利,也會對你不利。」
    他臉上有了種無恥同時也有種驕傲。幾乎是認定自己正幹的是項神聖使命才會產生的驕傲。我也有過這樣的自我正義感,我們都有過。它使許多荒謬的事情正義化了。理查一小時至少掙五十美金,花在我身上絕對不值,但自我正義感使他覺得很值。因而他年輕英俊的臉雖然帶些無恥,卻毫不耽誤他執行正義,他認定的正義。這讓他和電影裡的FBI天壤地別了。電影裡的FBI連他們自己都不喜歡自己。
    「你想好了嗎?」理查·福茨恢復了中文,一點兒也不無恥不油腔滑調了。
    「什麼?」
    「你和安德烈·戴維斯真實的見面地點和時間。」
    「我告訴過你了。」
    「你們不是在北京認識的?」
    「我說了,我只記得我和他認識,是在地鐵站。能不能問一句:在哪裡跟一個美國外交官相遇,對你來說,很重要嗎?」
    「對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說,「不過對你非常重要。」
    他臉上的笑容有了點兒恐嚇的意味,一線白牙齒閃著寒光。他必須給這滑頭的中國女人來點兒恐嚇了。這女人二十九歲,學齡混亂,主修文學寫作,窮得只能在舊貨店買圍脖、手套、皮靴,窮得只得去偷書來滿足學校的書籍需求。他確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來,才說:「我要是你,我從現在起就加倍小心,盡量多說實話。」他的中文雖然沒得可挑,但說法是純粹美國的。美國原則是絕不勸你做什麼或不做什麼,而只告訴你,在你的位置上他會怎麼做。「我會非常小心,盡量不說謊,因為(休止符)你現在講的句句話(休止符)都至關重要。我要是你,我絕不會把重要的話講錯,而傷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我可不能當它好玩,他已經一再示警。事情已經很不好玩了。
    「沒錯,我認識安德烈·戴維斯是在地鐵站。」
    我雙手交握在胸前,聲音單調。我想我不必偷看手錶,最好大大方方地揚起手腕。眼睛的動作也要大些;不,要更大些,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鐘已經過去,審訊大致沒有進展,我們可以客氣一些,消磨掉剩下的十五分鐘。果然,你看,理查·福茨歎了口氣。
    「好吧,」他說,「你在地鐵站認識了安德烈·戴維斯?」
    「是的。」我在郊外公路上見到安德烈時,黃昏正在逼近,黃昏十分嫵媚,因而阿書的笑容比實際上要嫵媚得多。在阿書看,我的姿態、笑容簡直就是在向安德烈撒網。安德烈的車及時剎在阿書的車後。我看見它是輛七成新的福特,淺藍色。車門打開,下來一個穿北歐人的超厚羊毛衫的男人,就是安德烈。是件深藍和白色織成的圖案,領子一直拉到耳朵。一個年輕的獵人形象,皮膚讓雪原輻射成了深色。他問我們的車是不是熄了火,是不是需要他幫助。阿書請他幫著看看。年輕的獵人弓下腰,在打開的車前蓋裡撥弄幾下。我注意他濃黑的眉毛不是在糾結而是在痙攣,把所有的思考和感覺都抓成一團。然後他抬起頭告訴我們:這車太老了。
    阿書大失所望,像美國人那樣把眼珠翻上去迅速看一眼上天,然後說:這還用你來下診斷書?
    他又說,這麼老的車還能動,非常了不起。
    不久,車在他手下慢吞吞發動起來。他說,你看,它沒毛病,就是個老東西,該死了。
    阿書說:這樣好不好?我們跟你換車,你來開這輛老東西。
    他不置可否,聽覺和視覺都留在爛糟糟的車內臟上,以食指和拇指伸進褲兜,小心地抽出一塊手絹。是一塊折成正方、在飛快加深色彩的傍晚空間中顯得極其潔白的手絹。
    我對安德烈的最初好感,就發生在那個剎那。
    他拿潔白的手絹擦了擦手上的黑色油污,又把它折好,放回去。
    怎麼樣?阿書說,你來開這老東西?阿書和美國男人,交往起來,總帶點兒欺負的態度。
    那你們呢?安德烈問。
    阿書說,我可以開你的車啊。她讓人上當的意思十分明確無誤,十分公然,毫無圈套感,因此人們恰恰忽略了:這是一個圈套。她看我一眼,用中文對我說:學著點,看我怎麼讓人伺候。阿書來美國五年了,對待我自然像對待晚輩。她鼻子凍得又紅又亮,用大拇指一戳,說:這小子,他要不看見我們倆是女的,才不會停車。
    他掏出車鑰匙遞給阿書。我突然看見他特別濃密,向上捲曲的睫毛。我頭一次如此近地去看另一種族的睫毛。他向阿書交待淺藍福特的種種怪癖,比如每次啟動它都會向後滑動兩英尺。他的睫毛有力地張著,使他有了一副極其聚精會神的面容。
    就在這個時刻,我向他發出了一個笑容。我一點兒準備也沒有,這笑容是走火出來的。一個剛剛踏上異國國土的二十九歲女人,她束縛不了這個曖昧的、微妙的笑容。二十九歲的女人什麼也沒有;她赤貧,無助,只有這個笑容為她四面八方地抵擋。只要有一線希望,這笑容就會走火地發射出去。
    我馬上看見我笑容的成效:他先是一怔,之後便跟上了我。他投給我幽深的一瞥,那是他接受我笑容的收據。我感到我心裡出現一股感動;他在對阿書說話,知覺卻在我這裡。
    他說:這樣吧,你們倆全坐到我車上,我把你們載到前面的加油站去。
    阿書說:去加油站幹什麼?
    那裡暖和啊,他說,你們等在那裡,讓他們來拖這老東西。
    不行!阿書大嚷起來:拖一次要七十五塊錢!
    他清白無辜地聳了聳肩——這樣黑心賺中國窮學生的錢,他也認為非常糟糕,但這不是他的錯。我發現他的眼睛轉向我,意思是把我拉成他的一夥,給強硬地索取援助的阿書碰些釘子。我對他又來一個微笑。我被事情的進展嚇一跳:我和他暗中已成了一夥。
    他說:那你想怎麼辦?要你是我,肯把自己的車給陌生人開嗎?
    阿書說:反正要我花七十五塊是絕對沒門的!
    你聽著,他說,你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坐到我車裡去,二是不坐到我車裡去。他眼睛和我眼睛的往來,已相當密切。
    阿書頭一次碰到如此不肯上她當的人。她摔摔打打地打開她那老車的門,取出她的皮包和我的帆布包,又讓我把後備廂裡一雙舊高跟鞋,一把破傘,一把刮雪的刮子,一件帶舊貨店霉味的短大衣,兩聽可樂搬進淺藍福特。她怕人偷她的這些家當。搬遷結束,她突然又想不開了,怨憤地大聲說:憑什麼讓我花七十五塊錢?她戴皮手套的手在她的老車頂篷上拍一把,拍出一聲鋼精鍋的聲響。
    因為你不付七十五塊的話,就得付三百塊讓人把它當垃圾拖走。他說,他又朝我看一眼,又給了個第三者看不見的笑容。現在輪到他忙了:他在淺藍福特裡鑽進鑽出,把一大堆相片,二十來本書和四五十本雜誌,一張毛毯和一架七十年代末式樣的錄音機—一清理出來,放進後備廂。他解釋說他對兩個女客人毫無準備,車內的清潔整齊程度是單身漢標準。
    阿書安排三人的座次:她和他坐前排,我坐後排。車剛開動,她就伸手去調收音機頻道,同時大聲對我說:唉,聽見沒有,這傢伙是個單身!
    我笑笑。突然發現他在後視鏡裡看我,也在笑。
    不過他肯定沒什麼錢!阿書又說,這車還沒有道格拉斯的好!道格拉斯是她的前任男友,據說又窮又帥,又浪漫又不負責任。我覺得你不必跟他暗遞秋波,他說不定是個郵差,最多是個中學代數老師。你看他的車嘛!
    我見他又笑起來,這次笑得更妙,僅是眼睫毛的一張一弛。他有一副生動的五官。他們都有著生動的五官,因為每一筆畫都那麼濃重。因而那笑容一點兒也漏不掉,全被我接住了。
    阿書問他,你是不是教書的?
    他說他討厭教書。他說他在少年時代就常聽夥伴們說:實在什麼都幹不了,大不了就去教書。他反問:你們倆是留學生?
    對,職業學生。阿書說,業餘保姆,看護,業餘廚子,業餘情婦。阿書說得自己也大笑起來。她隨便起來比美國人還隨便。瘦小的阿書在貧嘴時就變得粗大狂放,笑出敲鑼般的洪亮笑聲。唉,你不是教書的,那你是幹什麼的?
    我?他說,我在外交部上班。

《無出路咖啡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