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教識字班，總把我帶在身邊。在我四歲那年，東邊的尼姑庵裡辦起了一所正式的小學，老師來挨家挨戶動員，媽媽笑著問：「還在地上爬的要不要？」
老師說：「要。」說著就把名字登記了。
這就開始了我漫長的學歷。
我去上學的前一天晚上，媽媽在燈前坐了很久。
桌上放著一隻新縫的小書包，一頂新編的小草帽，這都是鄰居送的。在書包和草帽邊上，放著一方磨好了墨的硯台，硯台上擱著一支毛筆。一頁已經開了頭的信箋，攤在桌邊。
媽媽本想把我上學的消息告訴爸爸，但一落筆，卻覺得份量很重。
這個學校與上海的學校完全不同，不但校舍是破舊的尼姑庵，而且聽說幾個教師也只有小學水準。媽媽驚恐地想，當年結婚時決定在鄉下安家，余、朱兩家居然誰也沒有考慮到這最冒險的一步。
媽媽握著毛筆在硯台上舔了幾次墨，還不知如何下筆。最後，她像是橫下了心，抓過那頂小草帽，在帽簷上寫下四個大字：「秋雨上學」。
第二天早晨我戴著草帽去上學的時候，媽媽本想攙著我去，因為我畢竟只有四歲，而去學校的路並不近，要穿過村舍、農田和兩條河。但是，祖母拉了拉媽媽的衣襟說：「不，讓他自己走去。」
每天晚上，媽媽還是在給鄉親們讀信、寫信。後來村裡成立了「生產合作社」，又要記勞動工分、算賬了。
因此，我家成了全村最熱鬧的地方。每條長凳上都擠坐著三四個人，前前後後又站滿了。燈火像一粒拉長了的黃豆，在桌上一抖一抖。全屋的人都圍著燈前一個二十出頭的短髮女子，而這些人自己卻都成了黑影。黑影顯得十分高大，似乎塞滿了四邊牆壁，有幾個頭影還映到天花板上去了。
在這些夜晚，我總是趁媽媽在黑壓壓的人群中忙碌，溜到曠野裡去玩。很快，我成了小夥伴中膽子最大的人。證據是，夜間去鑽吳山的小山洞，去闖廟邊的亂墳崗，去爬湖邊的吳石嶺，都是我帶的頭。
白天上學，也很好玩。教我們的何杏菊老師剛從外地的小學畢業，短頭髮，雪白的牙齒，一臉的笑，用現在的話說，是一個陽光女孩。她教我們識字、造句，全在做遊戲。她每天都講好聽的故事，我們聽不夠，她說你們再學一點字，就能自己看書了，書上的故事更多。很快我們真能看書了，我的第一本，是《安徒生童話》。但學校的圖書館一共只有幾十本書，是天下最小的圖書館，怎麼夠同學們借呢？何老師定下規矩，寫兩頁小楷，才能借一本書。我為了多搶幾本書看，天天憋著勁兒寫毛筆字。
幾年後，我已「粗通文墨」。
有一天，媽媽與我商量，弟弟出生後，她家務太多，忙不過來，我能不能幫著她為村民寫信、記工分。她知道這些事情會剝奪我玩樂的時間，因此想出了一個補償方式。她說：「你所有的暑假作業、寒假作業，都由我來代你做。」
我的小學沒有每天佈置的家庭作業，只有暑假作業和寒假作業。媽媽的提議可以讓我免除一切作業了，這樣的暑假和寒假會多開心！我當場就答應了。
「但是，每天晚上寫信、記工分也夠煩的。」我說。
媽媽捋了一下我的頭，說：「你聽到過老人講的四句話嗎？手巧裁衣，身巧爬梯，識水下河，識字拿筆。」
從此，夜夜與油燈、黑影、劣質煙氣混在一起的，是一個七歲的小男孩了。
比較起來，寫信、讀信比較方便，難的是每天記工分。因為記工分的時候，必須寫明勞動項目，有一些字我寫不出來。
最早是「挖渠道」的那個「渠」字，後來是「建防疫站」的那個「疫」字，我都寫不出來，問了媽媽。媽媽說：「這不怪你。這些字，都第一次到這裡，被你碰上了。」第三次，要記下一種新到的農具，叫「雙輪雙鏵犁」，那個「鏵」字連我媽媽都不會寫，後來看了產品說明書才知道。
那些年，過幾個月總有新名堂出來。村裡的農民老是擁來擁去看熱鬧，還覺得跟不上。他們祖祖輩輩過著差不多的日子，來個小貨郎都是全村的大事，現在真正的大事一下子來了那麼多，連那些茅屋、老橋都像喝了酒似的興奮著。
每個新名堂要出來，大多先由李龍在橋頭石墩上瞎嚷嚷。這次李龍又在嚷：「要放電影了！」
「什麼叫電影？」坐在他身邊的農民問。
「我問過了。是人做戲，那些人比我們真人還大，只能趁著天黑出來，白天不出來。做完戲，就飛走了。」李龍說。
「這算是鬼，還是魂？」大家問。
「大概是魂。」李龍說。
大家說他又吹牛了。李龍遠遠看到跛腳村長在田埂裡走，就拉著身邊幾個人一起飛奔過去求證。村長說：「真有電影，後天晚上在鄉里放映，可以通知村民去看。我在鄉里看到佈告了，放的是黃梅戲《天仙配》。」
李龍帶著一幫年輕的村民到鄉里去看了這場電影。臨出發時他突然轉身把篤公也拉上了，邊走邊說：「我們都是外行，請你這個內行幫我們講講。」
看完電影回來的路上，李龍和其他年輕的村民興奮地說個沒完。一聲不吭的，是篤公。不管李龍怎麼問，他都好像沒有聽見，只顧眼睛直直地看著夜路，往前走。
第二天，篤公找到跛腳村長，要求我們村放映一場。
村長說：「我哪裡做得了主？這至少也要由鄉長發話。」
篤公立即轉身朝著鄉政府走去。
老人這麼性急，村長覺得奇怪。
篤公當面向鄉長敘述的理由是，村裡成立了一個劇團，應該讓劇團的演員看看這部電影。
「你們真有這麼一個劇團？我原來以為你們村長誇大其詞呢。」鄉長說。
「劇團的戲是我教的，要不要我唱幾句給鄉長聽聽？」
鄉長立即阻止，說：「別了，我答應您，去與電影隊交涉，一定到你們村裡去放映一場。」
當時在農村放電影是一件麻煩事。首先要運過來一台小小的柴油發電機，嗒嗒嗒嗒地響著，試試停停，停停試試。然後就是懸掛銀幕，電影放映隊問村長掛在哪裡，村長說要問篤公。篤公義不容辭，指揮他們在我家堂前門口的場地裡懸掛，一邊系結在槐樹上，另一邊系結在屋簷間。篤公東看西看還是不放心，與我媽媽商量，能不能讓他上我家的二樓，從樓窗上看看銀幕懸掛的情況。
媽媽當然同意，篤公在我家樓窗口，指揮著銀幕的懸掛。
那夜的電影，對我們村，是一種巫術般的降服。這裡的農民好像全都中了邪，滿腦子全是那些黑夜白布上會動會唱的大頭人影。七仙女、天仙配、董永、黃梅戲，這些都成了全村的口頭語，從老太太到小孩子都隨口說。
那天晚上放映電影的時候，月亮起了很大的干擾作用。當月亮鑽進雲層時，銀幕的圖像就清晰；當月亮出來的時候，銀幕就模糊。農民都是第一次看電影，以為一會兒明、一會兒暗屬於正常，但祖母和媽媽都在上海看過電影，知道毛病所在，便經常抬頭看月亮。
突然，祖母捅了媽媽一下。媽媽轉頭看祖母，再順著祖母的目光看去，發現月光下，我家隔壁的樓窗已經打開，一個白色的人影隱隱約約。
媽媽立即領悟，篤公為什麼要爭取電影到村裡放映，為什麼到我家樓上查看銀幕。
媽媽和祖母天天晚上都在豎耳諦聽。她們估計，這些天隔壁的夜半歌聲會改成黃梅戲《天仙配》。但一直沒等到，不僅《天仙配》沒有，連以前經常唱的越劇《碧玉簪》也沒有了。
終於，半個月後，當幾隻烏鴉奇奇怪怪地叫過一陣之後，一種輕輕的唱曲聲在黑暗中響起。這聲音比以前溫柔得多，唱的就是那天晚上看電影時鑽到每個人耳朵裡的那一段：
樹上的鳥兒成雙對，
綠水青山帶笑顏。
隨手摘下花一朵，
我與娘子戴發間。
從此不再受那奴役苦，
夫妻雙雙把家還。
第二天吃早飯時，祖母笑著對我說：「你天天給人家寫信，順便也給安徽的叔叔寫一封吧。問問他，黃梅戲在安徽是不是人人會唱？他下次回家鄉來，能不能教教村劇團？」
我當天晚上就寫了。這是我第一次給叔叔寫信，不久就收到回信，叔叔說，那個演七仙女的演員叫嚴鳳英，由於這部電影，在全國出名了。他說他自己沒學會唱黃梅戲，能唱幾句的還是越劇。
祖母聽我讀完叔叔來信，笑著說：「不會唱黃梅戲也應該多回來看看。我們住在鄉下沒什麼不好，就是太冷清。」
一場電影使祖母又想念起了上海。她從不在村子裡串門，對鄰里間的事情毫無興趣。不管在臥房還是在廚房，她總是長時間地看著北窗外那條新修的公路。
外公每隔幾天會來一次，祖母一見就問：「有沒有外面來的消息？」
外公說：「我也是想來問消息的，志敬來信沒說起？」
兩位見過大世面的上海人，實在是感到寂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