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到農場那天，正下大雪。我小時候在農村都沒有碰到過這麼大的雪，看不見房，看不見樹，看不見路，只是一天一地的白色漩渦。原以為看不見的東西是被大雪蓋住了，等到在漩渦裡掙扎了很久才發現，其實地上真的沒有房，沒有樹，也沒有路。
終於走到了大地的盡頭，前面是一個冰封的湖。湖邊有一些蘆葦，我們要在蘆葦蕩邊搭建自己的宿舍。沒有磚瓦，只用泥土一方方夯緊，壘牆，蓋上稻草，算是房了。然後每人分四根竹子往泥地上扎，到扎不下去的時候就在上面擱一塊木板，這便是床。
兩個軍人指揮著這一切，這裡是軍墾農場。
搭建了宿舍，軍人宣佈，我們的任務是砸冰跳到水裡去，挖起湖底的泥，一點點壘堰，日積月累，在湖中開出一個新的農場來。而且，說幹就幹，立即跳下去。凍僵的腳在水底被蘆葦根割得鮮血直冒，還沒有感覺。
從水裡上岸，還是一片滑溜溜的污泥塘。大家不斷摔跤，爬起來又摔。就在這時，我腳下的奇跡出現了：只有我，穩穩地走著，不摔跤，還可以去攙扶這個，拉拽那個。一開始連我自己也有點吃驚，但立即就明白了，這是童年的歷練，幼功未廢。
我正是在這樣的泥路上赤腳長大的。不是家裡沒有鞋，只是太享受赤腳在泥塘裡滑溜的痛快。沒想到那麼多年過去，家鄉和童年，還被我帶在腳下。我由於這點本事，立即在「難友」間建立了威信。
農場給我們每個人發了一點錢，可以購買一些日用品。我一拿到，就立即全數寄回上海，祖母應該已經買了火車票回到家鄉。
我猜得出她要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拉一個鄰居小孩陪著，到吳石嶺去上墳。那兒，有她的老伴，我的祖父，還有她的一堆孩子，包括不久前去世的叔叔。
「集合，集合！」這是管我們的排長在喊。他姓陳，一個樸實的軍人，與我們已經很熟。他說，來了一個副營級的年輕軍官，要對我們這些大學生訓話。
我們在坑坑窪窪的泥地上排好隊，那個瘦精精的年輕軍官踱著步子站到一個泥堆上。他板著臉，壓低了嗓門說：「大學生，沒什麼了不起。請誠實回答，你們蠢不蠢？」
一片沉默。
「我再問一遍：你們蠢不蠢？」
「蠢——」大家懶洋洋地拖著音，不知道他在玩什麼幽默花招。
他來勁了，再問一句：「你們傻不傻？」
「傻！」大家突然明白該怎麼回答了，喊得迴腸蕩氣，像是在高聲歡呼。
「那好，」他得意地宣佈結論了：「你們現在要全體脫褲子——」他故意在這兒停頓，雙目炯炯地掃視了大家一遍，男女同學面面相覷。幸好他終於說完了全句：「割尾巴！割小資產階級的尾巴！正是這條尾巴，讓你們又蠢又傻！」
他說完就轉身走了，步態矜持而快速。大家立即笑成一團，包括陳排長。
大家打聽，這個軍官姓什麼。陳排長說，好像姓齊，因為是副營級，大家都叫他「齊營副」，名字搞不清。
這事當天就被羅股長知道了。羅股長是正營級，即刻勃然大怒，當著我們的面說：「什麼東西，敢到我這裡來敲鑼賣糖！成天騙人家說自己是大學生，現在一見到真的大學生，就來訓話過過癮。還當著女學生的面說什麼脫褲子，我哪天非派幾個戰士真把他的褲子脫掉不可，拖到這裡叫他示範！」
我們想像著那個瘦精精的「齊營副」一絲不掛地站在土堆上的樣子，很痛快。
大家笑瞇瞇地看著羅股長，覺得他真做得出來。羅股長扭頭對陳排長說：「別受他干擾。今天倒有正事，上級來通知，收繳大學生行李中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書。明天就辦。」
這是一個晴天霹靂。我們下鄉，知道是一輩子的事，都帶了一些書，防止自己真的成了農民。這些書，有哪一本符合當時的政治標準呢？第二天，兩隻裝滿書的水泥船離開農場要到縣城去焚燬的時候，大家都在水邊默站著，就像送別自己的靈柩。
後來知道，每個人都想方設法為自己留下了一兩本。我看到陳排長嗜煙如命，就向一位抽煙的同學借了一包煙，塞給他，順便也就留下了一部丁福保編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和一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這兩本書，正是那天我到廢品回收站去賣書前，按照祖母的指令留下來的。
陳排長把那包香煙塞進口袋，緊張地拿起這兩部書胡亂地翻看了一會兒，便問：「裡邊有沒有反對毛主席的話？」
我說，沒有。
「有沒有反對林彪副主席的？」
我說，沒有。
「有沒有反對解放軍的？」
我說，沒有。
「你保證？」
我說，我保證。
農活，沒有一個季節有空閒。我的肩，一直血肉模糊，因為天天有重擔在磨，癒合不了。
但是農活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一旦下手就牽腸掛肚。天天去看秧芽活了沒有，禾苗站住沒有，水溝滲漏沒有。過一陣，又去看稻子抽穗沒有，穗子飽了沒有……為了這個，還要朝朝觀雲，夜夜聽風，像是著了魔，差一點把外面的政治運動忘了。有時，把家裡的傷心事也忘了。
終於到了潮汛季節，農場的堤壩受到了嚴重威脅。那天傍晚傳來警報，東北段的堤壩已經出現險情。我一聽大事不好，立即招呼二十幾個夥伴飛速跑去，到了那兒正遇到決口。這一決口，整個農場都會淹水，我們所有的勞動全泡了湯。
我二話不說就縱身跳進水裡，二十幾個夥伴一起跟著跳了下來，我們緊緊地挽著肩膀，用身體堵壩，不讓決口擴大，一直等到部隊和農民趕來。我們被拉上岸來的時候已經凍僵，被送到宿舍後，一個叫沈立民的盲人夥伴，用雙手把我們的身子一一按摩回暖。
我在身子暖過來之後躺在床上，突然對於自己縱身堵壩的行為產生了後怕。倒不是怕死，災難年月大家對生命看得不重。我怕的是，一旦自己出事，爸爸、媽媽、祖母和弟弟怎麼辦？
由於這件事，農場認為我們是「英雄」，正逐級上報，準備頒獎。與報紙上經常宣傳的英雄相比，我們的動機、動作和效果都與他們差不多。唯一的區別是我們還活著。
就在這個時候，從剛剛修復的堤壩上開來了一輛吉普車。我以為是報社記者來採訪「英雄事跡」了，但很快發現不太像。
還沒有來得及打聽，它又開走了，卻抓走了一個學生。兩天後，又來了一輛吉普車，又抓走一個學生。
兩個被抓走的學生，原來都是學生造反派的首領。這些天，還有不少上海工人乘長途汽車到縣城，然後一批批朝農場趕來，他們也是來審查學生造反派的。
學生造反派，本來在學校裡是我們的對頭，但到農場後天天一起勞動，早已沒有對立，成了朋友。想想也是，他們當時「造反」，只是響應上級號召罷了。我們不接受他們，也只是不理解上級號召罷了。現在上海的工人掌權者要大規模地整治他們，我們的立場立即站到了他們一邊。更何況，與我一起跳到洪水裡去以身堵壩的二十幾名夥伴中，有十個是原來的造反派。我們早已「生死與共」。
突然傳來消息，三連正在審查著的一個學生造反派首領，跳水自殺了。
死者是女生，審查她的是上海財經學院的一個工宣隊員，農場方面就讓那個「齊營副」配合。他們兩人一星期來天天輪流找她談話，結果給談死了。各連學生一聽說，義憤填膺又同病相憐，立即就趕到了三連。
出了人命，羅股長顯然急了。他用手指著「齊營副」和那個上海來的工人，厲聲問：「你們說，到底查出了她什麼問題？」
那個工人支支吾吾地說：「只說她在造反派中被人家叫外交部長，有向政府奪權的嫌疑……」
邊上的學生立即大喊：「這是同學間開玩笑，他們上綱上線！」
羅股長立即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鐵青著臉上前一步，說：「我還被老戰友叫過總統呢，你來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