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山間老屋已經很有年歲，處處衰朽。隱隱約約，還能看出當年一點不平常的氣息。樓有兩層，盛老師在當地的兩個朋友用一把生銹的鑰匙打開一把生銹的大鎖，破門開了。走上一個滿是灰塵的樓梯，在轉彎處有一個小小的亭子間，大概有四平方米吧，這就是我的住處。
我知道周圍山間都沒有人住，那兩位朋友已經為我架好了一張小床，留下一個水瓶，關照我不要忘了關門，就走了。我一個人坐下，盤算著什麼時候下山搜羅一點耐饑的食品，再到山溪打一桶水。這個晚上，我第一次感受到天老地荒般的徹底孤獨。
夜裡風雨很大。無際的林木全都變成了黑海怒濤，盡著性子在奔湧咆哮。沒有燈火的哆嗦，也沒有野禽的呻吟……
第二天上午，風雨停了，我聽到一種輕輕地推開樓下破門的聲音。正因為輕，把我嚇著了。
更讓我發怵的是，破門又被輕輕合上了，傳來更輕的走樓梯的腳步聲。
再一聽，好像不是腳步聲，只是老樓梯的木頭在自個兒咯咯作響。
我把自己的房門推開一條最小的縫往外看，只見一個極其清瘦的老人，朝我的房間走來。我立即轉身把自己貼在牆上平一平心氣，等待著有什麼事發生。但是，老人並沒有進來，他在我門口轉了個彎，又繼續往上走。到了二樓，他從衣袋裡摸出鑰匙，把那間朝南正房的大門打開了。他進了門，但沒有把門關住。
老大爺顯然並不知道我住在這裡。但他是誰？在這裡做什麼？那間房間又是幹什麼用的？陪我來的那兩位朋友並沒有提起。
本來，被嚇著的應該是我。但是他老成這個樣子了，我卻擔心起他被我嚇著。我故意用手在門框上弄響了一點聲音，老大爺聽見了，從二樓門口看下來，我隨即跟他打了個招呼，並告訴他，是誰讓我住在這裡的。老大爺和氣地點了點頭，我也就順便上了樓梯。
樓梯正好十級。我站在二樓正間的門口往裡望，呵，滿滿一屋子的舊書！老大爺邀我進屋，我坐下與他聊了起來。
他看了我一眼，說：「我們奉化是蔣介石的家鄉，這你應該是知道的。這是蔣介石的圖書館，按他的名字，叫中正圖書館。」聽得出來，他對現代年輕人的歷史知識有懷疑，因此盡量往淺裡說。
我問：「能看看嗎？」
他說：「請。」
我走到第一個書櫥，就在《四部叢刊》前停了下來，並伸手打開櫥門，取出一部，翻看了一下。
老大爺有點吃驚，便隨口說：「這《四部叢刊》和《四部備要》，都是當地一個叫朱守梅的紳士，在一九三年捐獻的。」
我說：「一九三年捐獻的可能是《四部叢刊》吧，因為《四部備要》要到一九三六年才出版。」
老大爺眼睛一亮，看了我一會兒，又立即走到另一個書櫥前，從裡邊取出《四部備要》翻看。然後把書放回，笑著對我說：「你是對的，一九三六年，中華書局。」
我看到這滿屋子的書早已喜不自禁，為了進一步取得老大爺的信任，不得不繼續「顯擺」下去。我說：「中華書局是衝著商務印書館來的，《四部叢刊》應該是商務版。」
老大爺從我眼前取出一套翻了翻，說：「你又說對了。看來中華書局後來居上，《備要》比《叢刊》好讀，新式排版，乾淨清晰。」
我還在說下去：「商務也有更清晰的，你看這，王雲五主編的《萬有文庫》。」我用手指了指對面的一個書櫥。
就這麼扯了幾句，老大爺已經完全對我另眼相看。
他拉了把籐椅讓我坐下，自己坐在我對面，說：「我不知道你從哪裡來，但你住在這裡，這些書算是遇到知音了。」
「我能隨意借閱這裡所有的書嗎？」我興奮地問。
「隨意。但不能離開這個房間，到你那個亭子間也不許，這是一九三年定下的規矩。」他說。
我一笑，心想，「文革」初期造反派沒發現這兒還算僥倖，他居然還固守著一九三年的規矩。但是，這種不識時務，讓人尊敬。
「那您幾天來一次？」我問。
「如果你要看書，我可以天天來。」他說。
「這多麼麻煩您啊。」我說。
「我平日沒事。你來看書，我陪著高興。」他說。
果然，以後老大爺天天來，我也就能天天看書了。
這些書，我以前都見過，大一點的圖書館都有，否則我哪能隨口說出它們的版本？只不過，所有的圖書館都在城裡，沒有這裡的安靜。在這裡讀書不僅沒有干擾，而且也不存在任何功利，只讓自己的心毫無障礙地與書中的古人對晤。這種情景，我沒有遇到過，這些書也沒有遇到過。
沒有功利，卻有動力。我剛剛經歷過的家庭災難和社會災難，至今尚未了結。裡裡外外吃了那麼多苦，死了那麼多人，中國怎麼了？中國人怎麼了？我要在這些書中尋找答案。起點是黃帝、炎帝和蚩尤，重點是老子、孔子和墨子。
這山上，經常有半夜的狂風暴雨。老大爺傍晚就下山了，可怖的天地間彷彿只有我一個人。這是我與古代完全合一的混沌時刻，總覺得有一種浩大無比的東西隨著狂風暴雨破窗而入，灌注我的全身。
我每隔四天下山一次，買點最便宜的吃食。不同季節的山野，景色變化無窮。腳下總是厚厚的落葉，被濕濕的嵐氣壓了一夜，軟綿綿的踩上去沒有任何聲音。但是等我上山，太陽已經曬了好一會兒，連落葉也都干挺起來，一下腳便簌簌作響。歡快的蟬聲，因我的腳步時起時落。
走山路的經驗使我想起家鄉。我的家鄉離這兒不遠。從這裡看過去，隔著青灰色的霧靄，有一些水墨畫似的峰巒。到了墨枯筆抖的地方，就到了。那兒也有很多老屋，其中一間的屋頂下，住著我的祖母。
祖母。至今余家的最高精神領袖，穿越了多少人生惡戰，還在屋簷下設想著聚族而居。我本來打算在這裡住一陣之後搭一輛長途汽車，再走多少路，去看看她。但是，這一樓古書已經開始了我的另一份學歷，功課緊張得廢寢忘食。我請祖母稍稍等待，等我研習完這一段，就過去。
——我就這樣在山路上胡思亂想，抬頭一看已到了山下。
我在山上，由於盛老師的兩位當地朋友，得知發生了唐山大地震，又由於路過的兩位山民，知道了毛澤東去世。
在知道第二個消息的當天，我就立即下山，趕往上海。
我有預感，一個時代結束了。
到上海一看，一切依舊。天下所有的大變動，都會有一個「憋勁」的時間。乍一看，風停雲沉，鳥雀無聲。
一見面，媽媽就忙忙亂亂地到裡間去給我尋找洗澡的替換衣服了，爸爸嚴肅地看著我，說：「益生去世了！」
啊？我呆住了。
益生哥才比我大一歲，生了什麼病？爸爸說：「是自殺，為了結婚的事。」
我問了半天，終於把事情的輪廓搞清楚了。
原來，益生哥聽了我的話，沒有參加「工宣隊」進駐大學，但同廠的多數工人都去進駐了，結果生產停頓，無所事事。他成天待在家裡不上班，便養起了一缸金魚。有一天他發現，對窗也有一缸金魚，比自己養得好，而金魚缸後面的女主人，更讓他眼睛一亮。上海居所擁擠，所謂「對窗」也就是一竿之遙，兩人從隔空討論養金魚的經驗開始，漸漸好上了。但是姨媽聽說對窗女子曾經有過一次婚姻，便竭力阻止。
他們母子兩人，就此展開了長達幾年的游擊戰。益生哥煩不勝煩，乾脆躲到了鄉下，住在外公家裡。但他與自己的戀人已經很難分開，兩人多次在鄉下幽會。於是，那位我們的長輩都認識的海姐，出了一個只有小市民婦女才想得出來的壞主意：打電報給益生哥，宣佈姨媽昨夜上吊自殺，正在搶救。
這個偽造的消息本來是要誘騙益生哥快速趕回上海的，但是，老實的益生哥只覺得母親一生全是為了自己，「她死不如我死」，便仰脖喝了農藥。
「這麼說，他是在家鄉死的？」我問。
「對，死在家鄉，葬在家鄉。」爸爸說。
「姨媽怎麼樣了？」
「幾乎瘋了。」媽媽說，「長時間住在鄉下，天天給兒子上墳，一次次用頭撞墓碑，鮮血淋漓。」
「她還立了遺囑，」爸爸補充道，「說自己死了不與兒子葬在一起，怕兒子煩心，但她一定要葬在附近，到了陰間也天天向兒子道歉。」
這是我聽到過的最悲苦的故事。
這個真實的故事再一次證明，天下很多災難，出自愛。
益生哥和姨媽，在「文革」中並沒有受到過任何批判。但是社會亂成這樣，人人無法溝通，個個都走極端，愛恨全成畸形，連他們也活不下去。
幾天後，爸爸急匆匆進門，喘著氣，說：「北京那幾個最討厭的人，被抓起來了。三男一女，現在都叫他們『四人幫』。」
媽媽說：「真爽氣！」
我一聽便「霍」地站了起來，說：「爸爸、媽媽，我馬上到鄉下，把祖母接回上海！」
先坐海輪，再乘長途汽車，第二天傍晚我就回到了老家。
進村就見到背靠在槐樹上站著的李龍，奇怪的是他一點也不老。
我叫了他一聲「李龍叔」，他一抖，因為從來沒有人這麼叫過他。然後，他走近一步，直愣愣地看著我：「你是誰啊，上海來的吧，那就是……秋雨！沒錯，秋雨。」
「跟我來。」他邊說邊陪我去見祖母。
像村裡的其他人家一樣，祖母並沒有把房門關嚴，留著一條縫。李龍要去推門，我把他拉住了。我擔心祖母那麼年老了，經受不住突然的驚喜，便伸手敲了敲門。
一個快樂的聲音從裡邊傳出，是祖母。她說：「秋雨到了，進來！」
我連忙推門進去，走到祖母跟前，彎腰捧起她的手，問：「祖母，您怎麼知道是我來了？」
祖母拉我坐下，看著我，得意地一笑：「第一，村裡沒有人會敲門，要敲也不是這種敲法；第二，我知道你這兩天會回來接我，北京的事情我在廣播裡都聽到了。」她指了指屋外掛著的一個拉線廣播盒子，每家門口都有。
祖母還是祖母，判斷力無人能及。
「行李我已經收拾好了，但你要在這裡多住幾天。看看外公，再上一回山。」
我滿眼佩服地乖乖點頭。
外婆幾年前去世後，外公一個人在過日子。他沒有祖母那麼好的判斷力，一見我嚇了一跳。然後，他搓著手憨笑，坐下來開始毫無次序地講各種事情，好像有十輩子的話要吐給我。我假裝全都聽明白了，不斷點頭。最後他說：「你要上山，好。你余家長輩的墳都在上面，所有的墓碑都是我寫的。」
說著，他突然把自己坐的椅子朝我頓進了一步，輕聲說：「我在志士的墓碑上還特地寫了『同志』兩字，也算是給他恢復名譽。我看出來了，這報紙上誰的名字下加『同志』了，也就算平反了。」
這完全出乎意外。首先用這種奇怪方式為我叔叔申冤的，居然是他老人家。想當初，余家要請他為祖父寫墓碑的時候，年輕的叔叔還堅決不同意呢。
我想告訴外公，但沒有說出口：叔叔一生，與誰也不是「同志」，就他一個人。
三天後，我陪著祖母回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