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後與齊華通了一次電話，他說余鴻文先生已在四個月前去世，他也剛剛從余鴻文先生的女婿那裡聽說。我問，老人安葬在哪裡。他說骨灰盒暫時安放在一個殯儀館的安靈堂。正巧，與我父親是同一個殯儀館。
那天下午，馬蘭在家裡陪媽媽，我一個人去了殯儀館的安靈堂。馬蘭太敏感，那樣的地方不適合去。
在安靈堂，我祭拜了爸爸和余鴻文先生的靈位。他們的位置，離得不遠。我特別向余鴻文先生的靈位深深鞠了一躬，他是祖父輩的長者，又是我爸爸、媽媽的婚姻大媒，因此，也是我生命起點的攢合者。
我的事情做完了，順著安靈堂的甬道離開。突然我看到了一個熟悉的笑容，那是一個骨灰盒上一幀發黃的照片。一看名字，原來是我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他還是用那種憂鬱而幽默的眼神看著我，我立即退後一步，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這引起了我的注意，覺得這裡可能還有其他文化界人士，便放慢腳步，左右打量。這一打量不要緊，就在徐扶明教授的對面，我看到了曾遠風的名字。走過去看生卒日期，他是八個月前去世的。
我又回頭看看徐扶明先生的骨灰盒，只隔了一條甬道。立即想起徐扶明教授那次給我講的話：「老弟，人生如戲，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遠是打手，有人永遠挨打。」
我想與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商量，能不能把這兩人的位置移開一點，不要靠得那麼近。但一想這必須通過雙方家屬，非常麻煩。而且，說不出理由。
走出安靈堂大門時我又停步了。我的眼角彷彿掃到，就在最靠大門的地方，有一個骨灰盒上的名字有點奇怪。也姓余，這是首先吸引我的地方；再看，叫余頤賢，原來是他。家鄉的盜墓者，又做過不少好事。真是他嗎？他什麼時候到了上海？會不會是同名同姓？從骨灰盒上的生卒年份看，他是在九年前去世的。
我希望真是他。從故鄉山間的月色下一路走到這裡，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