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給妻子婉喻和兒女們、孫兒女們的最後一點貢獻做完瞭。他可以放心地接受任何突如其來的一槍瞭。他隨著一個捕魚中隊駐紮到離青海湖三裡的地方，每個無眠之夜都給婉喻盲寫書信體隨筆。既然跟婉喻和孩子們此生相聚的可能性已經很小，他的書信體隨筆越來越像給妻子的懺悔。把它們潤色到完全滿意之後，他計劃用存下的錢買稿紙，把盲寫瞭幾年的文章落實到紙上。他覺得自己和鄧指的交情足夠讓鄧指幫他在死後把稿子轉交婉喻。
每個白天，老幾跟捕魚隊的犯人們一塊到湖邊，跟漁船出港。冬天就不用船瞭，在冰上鑿開一個洞，湟魚會跳到冰面上。犯人們難得開懷大笑，而這就是他們大笑的時候。他們邊笑邊到處撲騰，企圖按住滑溜溜的大魚小魚。有的魚可以跳到人頭的高度，自己把自己摔個半死。犯人們像一群冰球運動員，你擠開我，我撞倒你，翻騰蹦跳的魚就是他們拼搶的球，玩得跟魚一樣凍成一根根冰棍。有時湖邊站著一群藏人，沉默地看著群穿黑衣服的漢人玩捉魚遊戲，漸漸都聚到裝魚的大筐子旁邊，每人手裡都出現瞭五塊或一塊的鈔票，孩子們骯臟的手心捧著糌粑面。他們拿錢買或拿糌粑換筐子裡活著的魚。一條二斤重的魚，從一個藏族老頭手裡換瞭十元錢。帶工的管教幹部做主，把那天打的魚都賣給瞭藏人，打算以賣魚的錢去農業中隊換糧，到牧業中隊換肉，改善改善吃魚吃倒瞭的胃口。藏人把幾筐魚抬到冰窟窿邊上，低沉的誦經聲升起來。隨著誦經，一條條魚漸次被放回水裡。
犯人們在五十米以外袖手觀望：可惜沒人花錢把他們買下放生。
半個小時瞭，藏人們還是念念有詞地圍著冰窟窿低吟高唱。
囚犯們相互看看，開始懷疑他們不是在誦經，而是在詛咒；黑鴉鴉地跑到他們地界上來的漢人都是魔鬼，他們真正的罪孽是吃完瞭高壽的魚，又來吃年輕少壯的魚，甚至連幼年童稚的魚娃子都吃。
這兩年冰窟窿越鑿越大，卻撈不出幾條魚來。於是就用炸藥炸。藏人們遠遠地註視，大魚小魚的屍首銀白一片。低沉的唱誦和過去不一樣，不止詛咒，還有對魚的超度。
統計員老幾不敢看那些藏人。死去的魚被鐵鍁鏟進筐子，抬到磅秤上過磅。這些一年才一歲、一歲才添一兩肉的魚讓給吃得差不多瞭，極少碰到跟他的囚齡一樣長的二十歲的魚瞭。
藏人們低著頭慢慢走開瞭。老幾開始統計魚的產量。他想，魚們長一兩肉，他就會認識一批新來的犯人。文化大革命開始已經幾年瞭，年年都有各種稱號的犯人出現，有的稱號老幾熟悉，比如“現行反革命”、“歷史反革命”，有的稱號說起來繞嘴饒舌，很長的一串字眼，讓老幾覺得新鮮，比如“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挑動群眾鬥群眾的黑手”、“林彪路線爪牙”等等。他們來瞭後，魚的產量下降得更快。
接下去，犯人的稱號越來越長，越來越繞口，到瞭有種叫做“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分子”的犯人來到捕魚中隊的那年，湖面上的冰鑿開好幾個洞都撈不出多少魚來瞭。
鄧指氣急敗壞地來到現場，被鑿出巨大裂紋的冰層在他急促的翻毛皮鞋下面咯吱咯吱地響。
鄧指三年前升任瞭這個分場的政委。他還穿著當七大隊六中隊指導員時穿的破舊軍裝，披著蹭滿黑油泥的將校呢大衣，但他成瞭另一個人，不是沉默就是暴躁。自從鄧指差點斃瞭老幾的那個夏天傍晚，老幾又去過鄧指傢幾次。在傢的鄧指也是另一個男人，不再用那種嫌棄在外、疼愛在內的眼光看著自己的媳婦；現在他看著女人進進出出，就像看著一個人形大疑團，眼睛明明白白告訴別人事情不算完。鄧指的臉被青海湖的風和湖面上的太陽曬得越發黑暗，越發像非洲友人，濃厚的頭發卻突然在頭頂禿瞭一大片。“文革”中來的犯人有一些大知識分子，議論鄧指的脫發是神經系統紊亂造成的，而神經系統非常神秘，有時候內心太緊張，太抑鬱，都會導致紊亂，所以民間把這種脫發叫成“鬼剃頭”。老幾覺得，是鄧指心裡一直沒有消解的大疑團剃瞭他的頭。
有一天鄧指叫老幾到他傢去，輔導他小兒子的初級英文，晚上他送老幾上馬車的時候說，他希望稍微聰明點的小兒子遠走高飛，作為工農兵大學生到大城市去，將來到亞非拉國傢去。他不願小兒子長大後跟他的大姐、二姐和哥哥一樣，繼續留在大草漠上生活。穎花兒嫁的丈夫還是個勞改農場幹部，大兒子眼看也要高中畢業，也會留在勞改農場工作。這些沒見過世面的孩子以後都跟他們父母一樣，無期地伴隨這樣或那樣的犯人過完一生。小兒子不離開這裡，沒有好女人會跟他，最終也會跟他爹一樣，找個他媽這樣的女人。老幾不敢插話，不知他這一番頓悟跟他突然脫發有沒有關系。
快走到馬車跟前瞭，鄧指拍拍老幾的肩膀，感嘆老幾的好心眼，寧願自己給斃瞭都不願一個不相幹的女人受苦。老幾不知該否認還是該承認。鄧指心裡什麼都有數，連他老幾不是個結巴，他都清楚。一個健全人偽裝殘疾，偽裝二十年，鄧指尊重這樣的意志和毅力。他簡直把老幾看成瞭小說《紅巖》裡裝瘋的華子良，那是一個何等偉大的男人才有的意志和毅力。
“你還記得咱倆說的那些話不？我說女人明著跟你鬧比暗著鬧好得多？”鄧指問道。
老幾當然記得。但是他不想攪和鄧指的私事。“不記得瞭。老瞭。”老幾禮貌地說。
“你現在也挺好，沒有女人煩心。”鄧指說，嘗盡苦頭的那種玩世不恭。
老幾說他給自己的妻子馮婉喻寫瞭一本書信體的書，將來從腦子裡謄抄下來，請鄧指幫他寄給馮婉喻。鄧指愣瞭一會，說他先看看，如果內容沒有大礙，這個忙他是會幫的。老幾又說，這一輩子想跟妻子說的話都在那本書裡瞭。鄧指意識到老幾在進行臨終相托。
“操，老東西你想什麼呢？！別胡思亂想，好好改造，爭取寬大，說不定還有見她的一天。見瞭她，你自己把書給她唄。”鄧指說道，用訓斥的口氣來給予老幾安慰。
正是那次談話之後，鄧指就得瞭“鬼剃頭”。老幾聽說他中藥西藥都用瞭，非但沒有止住“鬼”繼續給他“剃頭”，而且剃得越來越光溜，有時候光溜的地方長出頭發來，有頭發的地方又光溜瞭。
“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分子”是個農村的大隊書記，在犯人裡常常炫耀他跟女知識青年的親熱經歷，炫耀那些女學生有多麼嫩，多麼細，怎樣在頭一次“見紅”。話不知道怎麼傳到瞭鄧指耳朵裡，他指使捕魚中隊的一個幹部把大隊書記用紙銬銬瞭三天。
這天鄧指來到結冰的湖上，蹲在冰窟窿邊上觀察湖水裡的動靜。他一側臉，突然發現自己旁邊就是那個大隊書記。
“一邊兒去！”鄧指不是對人說話，是呵斥一條狗。
大隊書記臉皮夠厚，對鄧指說：“我是看政委您蹲的這個地方危險，聽著冰在你腳底下咯吱咯吱響呢！”
鄧指一下子躥起來。他心裡窩瞭多少不痛快，積存瞭多少疑團，現在可找到瞭發泄口。“你跟誰說話呢？！你以為你是個人，能跟我說上話瞭？……要我是你，沖一個冰窟窿就紮下去！”他一步步逼上去，手伸到腰間。
誰都明白一個幹部把手伸到腰間去幹什麼。
“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分子”給嚇壞瞭，兩腳打著滑地跑開，一邊跑臉一邊扭過來看鄧指是不是還在逼近，或者手從腰間是否掏出槍來瞭。這樣他什麼都顧上瞭，就是沒顧上腳下。冰層還薄，給鑿開的冰窟窿帶出的大裂紋在大隊書記腳下徹底裂開，所有人眼睜睜看著他掉進瞭洞裡。大隊書記發出一聲“啊呀！”人就不見瞭。
犯人們轉過頭來看鄧指。鄧指卻一動不動。過瞭一分鐘，鄧指才說：“操，你們發什麼呆？還不快撈人！”
犯人們問怎麼撈，鄧指說打撈瞭這麼多年的魚瞭，倒問他怎麼撈人？他是政委，主管文件傳達，落實文件精神。他揮揮手說，叫大傢快撈吧、快撈吧，口氣隨便，似乎在一盆湯面條面前謙讓，讓其他人先撈面條。
老幾和另外兩個犯人找來一根粗麻繩。繩子上結滿冰，非常地滑，幾乎握不住。繩子的一頭系瞭一個鐵皮桶，被放進冰窟窿。過瞭四五分鐘，桶還是沒有被大隊書記抓住。有的犯人說，這麼冷的水，弄不好已經死個毬瞭。另外一個犯人說，各人體質不一樣，這小子跟鐵蛋兒似的，經得住凍。第三個犯人說那還是五分鐘就凍死比較好，十分鐘也是個凍死，多遭罪。
鄧指點著煙，一邊抽一邊看。突然，離人們打撈的那個冰窟窿五十米的一個冰窟窿裡，竄出一個腦袋，同時發出“呃”的一聲。大傢一看，說沒錯，這小子確實是個鐵蛋兒，且凍一會兒才死得瞭。人們拿著繩子往那個冰窟窿沖去。大隊書記等不及瞭，一個勁扒著冰窟窿的邊沿往外爬。但每一次都失敗，扒碎幾塊冰，又落回冰水。
犯人們把大隊書記打撈上來以後，大隊書記基本沒有知覺瞭。湖邊離監號還有三公裡，鄧指說搬回去肯定沒得救。大傢七手八腳扒瞭他的衣服，開始給他做人工呼吸。誰也不知道正確的人工呼吸該怎樣做，你來按按，我來按按，眼看大隊書記的皮肉越來越青，那個“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器具越縮越小，都要縮到他毛聳聳的小腹裡去瞭。
有人說也許他沒有喝多少湖水，隻是凍著瞭，暖一暖說不定能過來。幾件棉衣裹在他身上。一小時過去，鐵蛋兒似的大隊書記真的硬成瞭一大塊鐵。
號子裡那天晚上的話題自然是掉進冰窟窿的大隊書記。一個文化大革命中被送進來的“盜竊抄傢物資”的賊分析這將要成為一個案子，因為大隊書記的死跟鄧政委掏槍有關。老幾知道，“盜竊抄傢物資”的賊對鄧指懷恨在心，因為鄧指打趣過他，說犯法也犯得那麼沒出息，連反革命那種王法都不敢犯，去盜竊人傢打劫來的東西！另一個犯人是“一打三反”運動的成果，他的分析是鄧政委在政治上有靠山，不然不會爬那麼快，所以靠山會替他頂住。犯人們都參與瞭討論：鄧政委沒有掏出槍來呀！還用掏出來？誰不知道他在掏槍啊？！那掏出槍來和沒掏出來在法律上就不是一回事！……
老幾希望鄧指確實有一座不可視的大靠山，這樣無論他有沒有掏槍的意圖都不會在法律上跟他算賬。否則鄧指給撤瞭職，誰替他老幾轉交書稿給婉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