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讓兩位警官在餐廳的桌子邊坐下，自己坐在他們對面。他沒有請他們喝水、咖啡或其他飲料。帶文件夾來的是弗蘭克斯警官，弗蘭克斯把文件夾放在桌子的一邊。
兩位警官年齡相仿，博斯還沒從他們身上看到主副之分——誰是資格老的那個，是兩個人中的老大。
博斯猜測頭兒的應該是普瓦德拉警官。普瓦德拉先開口，車也是他開的。弗蘭克斯雖然拿著文件夾，但前兩個事實表明他應該是普瓦德拉的副手。另外一處說明問題的地方是弗蘭克斯兩種色調的臉。他的前額跟吸血鬼一樣蒼白，但臉的下半部分卻是紅褐色，兩種色調有著明確的分界，博斯知道這說明他不是經常打壘球就是經常打高爾夫球。弗蘭克斯四十多歲，他經常打的應該是高爾夫球。高爾夫球在警探中很流行，因為這項運動具有警探所需要的偏執特質。博斯發現，有時警探們對高爾夫球的執念會比對探案工作更深。那些臉上呈兩種顏色、一貫聽命於人的傢夥總是在糾結下一局的情況，糾結誰能把他們帶到另一個高爾夫球場。
多年前，博斯有個叫傑裡·埃德加的搭檔。因為癡迷於高爾夫球，傑裡常把博斯一個人落下。有一次，為瞭偵破一起案子，兩人出差去芝加哥找到並逮捕一名謀殺嫌疑人。博斯到達洛杉磯國際機場時，發現埃德加正站在行李櫃臺前查看高爾夫球俱樂部的情況。埃德加說他準備在芝加哥多待一天，因為那邊有個能帶他去梅迪那高爾夫的傢夥。博斯覺得梅迪那應該是個高爾夫球場。接下來兩天，在尋找嫌疑人的同時，他們開著租來的小貨車去瞭芝加哥的多處高爾夫球場。
博斯坐在來自帕薩迪納的兩位警察對面，斷定普瓦德拉應該是管事的那一位，便一直盯著普瓦德拉。
博斯趁他們還沒開口說話拋出瞭自己的問題。
“惠特尼是如何被殺的？”他問。
普瓦德拉露出不自在的笑容。
“我們到這兒是問你問題的，”他說，“沒打算反過來回答你的提問。”
弗蘭克斯拿起一本從口袋裡掏出的筆記本，似乎在表示他準備把聽到的回答記錄下來。
“但要想從我這裡得到答案，你們也得給我答案，”博斯說，“我們應該做筆交易，不是嗎？”
博斯把一隻手放在雙方之間的桌子上來回揮瞭幾下，表示平等和自由交易。
“不，我們不做交易，”弗蘭克斯說，“我們打個電話到薩克拉門托，就能以違反職業道德為由吊銷你的偵探執照。一旦我們打這個電話，你會怎麼樣呢？”
博斯把手伸到腰帶上，拿下聖費爾南多警察局的警徽。他把警徽扔在弗蘭克斯面前的桌上。
“打就打，”他說，“我還有另一份工作。”
弗蘭克斯湊近低頭看著警徽，然後露出得意的笑容。
“隻是個預備警官，”他說，“帶著這種警徽到星巴克喝咖啡，他們多半還會管你要錢呢！”
“今天剛有人要我當全職警官，”博斯說，“明天就能拿到正式警官的警徽。警徽上面寫瞭什麼其實並不重要。”
“我真為你感到高興。”弗蘭克斯說。
“打電話到薩克拉門托吧，”博斯說，“看看你們能做些什麼。”
“我們不要再互相鬥氣瞭好不好，”普瓦德拉說，“博斯，你的一切我們都知道。我們知道你在洛杉磯警察局的過往，知道前幾天晚上在聖克拉麗塔發生的事情。我們還知道上周你跟惠特尼·萬斯一起待瞭一小時。我們過來是想知道那時你們在幹什麼。惠特尼的確垂垂將死，但有人提前瞭一點時間把他送入瞭天國。我們要知道兇手是誰，動機又是什麼。”
博斯沒有回話，而是看瞭普瓦德拉一會兒。他確認普瓦德拉是搭檔裡管事並且能夠做主的那位。
“我是嫌疑人嗎？”他問。
弗蘭克斯喪氣地把身體縮瞭回去，對博斯搖瞭搖頭。
“又開始對我們提問瞭。”他說。
“博斯，你知道偵查的套路，”普瓦德拉說，“破案之前每個人都有嫌疑。”
“我可以打電話叫律師，讓他來擺平。”博斯說。
“想叫的話當然可以，”普瓦德拉說，“但這恰恰說明你想瞞著什麼。”
普瓦德拉盯著博斯，想知道接下來博斯會怎麼反應。博斯知道普瓦德拉在依靠自己的使命感幹活。博斯做過多年普瓦德拉和弗蘭克斯幹的警探工作，知道他們面對著什麼樣的局面。
“我和惠特尼簽瞭保密協議。”博斯說。
“惠特尼已經死瞭，”弗蘭克斯說，“他才管不瞭這麼多呢！”
再次開口時博斯故意一直看著普瓦德拉。
“他雇我，”博斯說，“花一萬美元讓我幫他找人。”
“找誰？”
“即便他死瞭，”博斯說，“我也能對此保密，這點你們應該很清楚。”
“我們可以因為在謀殺案調查中知情不報把你關進監獄，”弗蘭克斯說，“自然你很快就能出來。但在那之前你會在號子裡待上多久？肯定得一兩天吧。你想就蹲大牢嗎？”
博斯把視線從弗蘭克斯轉到普瓦德拉那裡。
“普瓦德拉，”他說，“我隻想跟你談。讓你的搭檔回車裡坐著。讓他離開這兒，我會跟你談，並回答你的一切問題。我沒什麼可隱瞞的。”
“我哪兒都不會去。”弗蘭克斯說。
“那你們來的目的就達不到瞭。”博斯說。
“丹尼。”普瓦德拉叫瞭聲搭檔的名字。
然後把頭朝門那邊歪瞭歪。
“你是在侮辱我。”弗蘭克斯對博斯說。
“去抽根煙，”普瓦德拉說，“休息一會兒。”
弗蘭克斯氣沖沖地站起來。他故意重重地合上筆記本，然後拿起文件夾便要走。
“最好把文件夾留下，”博斯說，“說不定我能指認出犯罪現場的一些狀況呢！”
弗蘭克斯看瞭眼普瓦德拉，普瓦德拉輕輕對他點瞭點頭。弗蘭克斯像是扔放射性物質一樣把文件夾扔在桌上。他從前門走出去，故意重重摔上瞭門。
博斯把視線從門那邊轉到普瓦德拉身上。
“如果要論一個扮白臉一個扮黑臉的伎倆，你們是我見過玩得最溜的一對。”博斯說。
“多謝誇獎，”普瓦德拉說，“但我們沒和你玩花招，他隻是脾氣暴躁而已。”
“水平也差一點吧？”
“何止一點啊！所以他才動不動就生氣。不談他瞭，我們還是抓緊時間談案子上的事吧。惠特尼雇你找的是誰？”
博斯停頓瞭一會兒。他知道話說出去就會傳得很快。對警察說的話馬上就會傳進其他人的耳朵。但惠特尼遇害的事實改變瞭一切，為瞭得到有用的信息，他決定在有限的范圍內，向警察提供一部分信息。
“他想知道自己是否有繼承人，”博斯緩緩說道，“他告訴我一九五〇年他在南加州大學讓一個女孩懷孕瞭。在傢裡的壓力下，他遺棄瞭那個女孩。他這輩子都在負罪感中度過，現在他想知道那女孩是否生下瞭孩子，自己有沒有後代。他告訴我他快要死瞭，是時候還舊賬瞭。他說如果有證據證明他已經當上瞭父親，他想在死之前挽回以前犯下的錯。”
“你幫他找到後代瞭嗎？”
“我們不是說好做交易瞭嗎？你問個問題，下一個由我來問。”
他希望普瓦德拉做出聰明的判斷。
“問你的問題吧。”
“惠特尼的死因是什麼？”
“不能外傳！”
“我保證。”
“我們覺得他是被辦公室沙發上的靠墊憋死的。被人發現時，他癱軟在書桌旁，看上去像是自然死亡。死在書桌旁的老人，這種事以前上演過無數次。但屍檢辦公室的卡普爾卻想在媒體面前出風頭，說會對死者進行屍檢。卡普爾親自做屍檢，在皮下發現瞭點狀出血。出血很輕微，臉上更是什麼都看不到，僅僅是結膜下有幾個出血點而已。”
普瓦德拉指著左側的眼角示意。博斯在許多案子中見識過結膜下面的出血點。中斷氧氣供給會使毛細血管爆裂。掙紮程度和受害者的健康程度決定瞭出血的程度。
“你準備如何阻止卡普爾召開新聞發佈會？”博斯問，“他不會放過任何一次出風頭的機會。發現被看作自然死亡的人其實是被謀殺的，這對他來說極好，能讓人覺得他的工作能力非常出色。”
“我們達成瞭個交易，”普瓦德拉說，“他對屍檢的結果保密，讓我們繼續開展工作。等我們在新聞發佈會上揭示案情真相時，再給他個露臉的機會，讓他看上去像個英雄。”
博斯贊許地點瞭點頭。換瞭他，他也會這麼幹。
“因此案子又回到瞭我和弗蘭克斯這裡，”普瓦德拉說，“信不信由你，我和弗蘭克斯是局裡的骨幹搭檔。我們又去瞭那幢房子，沒對任何人說這是謀殺。我們說我們來做跟蹤調查，對一些細節進行完善，把案子辦得盡善盡美。我們拍瞭些照片，做瞭些測量，讓人相信我們的確隻是去做後續補漏工作的。我們檢查瞭沙發上的坐墊，在坐墊上找到瞭形似幹燥唾液的物質。我們提取瞭幹燥唾液的樣本，對樣本裡的DNA和惠特尼的DNA做瞭比較，找到瞭殺害惠特尼的手法。有人拿瞭沙發上的坐墊，繞到書桌前座椅上的惠特尼身後，把坐墊扣在他臉上。”
“惠特尼這樣的老人做不瞭太多的掙紮。”博斯說。
“所以出血點不是很多，可憐的老人像小貓那樣立刻昏死過去瞭。”
聽到普瓦德拉說惠特尼可憐，博斯差點笑瞭。
“但這不像事先計劃好的，是嗎？”博斯說。
普瓦德拉沒有回答。
“該我問瞭，”普瓦德拉說，“你找到他的後代瞭嗎？”
“找到瞭，”博斯說。“南加州大學的那個女孩生下瞭孩子——是個男孩，男孩很快就被人收養瞭。我追查收養的線索，很快找到瞭孩子的下落。但他在二十歲前的一個月便死在瞭越南的一次直升機事故中。”
“媽的，你告訴惠特尼瞭嗎？”
“沒機會告訴他瞭。周日誰能進他的辦公室？”
“大多數是保安，還有主廚和管傢。有個護士進去給他拿過一次藥。我們對這些人都進行瞭審查。他打電話給秘書，讓秘書來為他寫信。秘書來以後發現他已經死瞭。除瞭惠特尼本人，誰還知道他雇你是幹什麼的？”
博斯知道普瓦德拉在想什麼。惠特尼正在尋找後代。如果惠特尼沒有後代，能從惠特尼的遺囑中受益的人可能會希望他快點死。從另一方面來說，他的後代為瞭早點繼承遺產，也有可能會動殺心。好在維比亞娜·貝拉克魯斯在惠特尼死亡前還沒被認作可能的遺產繼承人。這在博斯看來是個強有力的不在場證明。
“根據惠特尼的講述，應該沒人知道他雇我是幹什麼的，”博斯說，“我們是單獨見面的，他說沒人會知道他讓我幹什麼。見面後一天我開始為他找人，他的一個保安到我傢，想知道我幹得怎麼樣瞭。他表現得好像是惠特尼派來的。我把他晾一邊去瞭。”
“是戴維·斯隆嗎？”
“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但確實姓斯隆。他是三叉戟安保公司的人嗎？”
“斯隆不是三叉戟的人，他跟瞭惠特尼好多年瞭。三叉戟安保公司被引入後，他仍然負責惠特尼的個人警衛以及和三叉戟公司的聯絡協調。他獨自去過你傢嗎？”
“是的，他登門見我瞭，說惠特尼讓他來查看我的進展怎樣。但惠特尼告訴我除他本人之外，不能和任何人談這件事。因此我什麼都沒跟他講。”
接著博斯給普瓦德拉看瞭惠特尼給他的寫有手機號的名片。他告訴普瓦德拉他打過這個號碼幾次，並留瞭幾條言。惠特尼死後，他打瞭這個號碼，卻是斯隆接的。普瓦德拉點頭記下瞭博斯告訴他的信息，把這些信息和案子的其他線索放在一起進行考慮。他沒對博斯表示警察是否拿到瞭那部秘密手機，是否調查過手機的撥出和來電記錄，沒有問博斯是否認可就直接把這張名片放進瞭自己的襯衫口袋。
博斯同樣把普瓦德拉告訴他的信息和已知的線索放在一起考慮。迄今為止博斯覺得自己得到的線索比告訴普瓦德拉的線索要多一些。但在把新線索和原先的線索對照梳理時，他卻感到瞭不安。有些線索似乎對不上。他說不上哪裡對不上，但肯定有什麼地方不對勁，這讓他很擔憂。
“你們調查過公司方面嗎？”為瞭在思考線索的同時讓談話繼續下去，博斯隨口問瞭句。
“我告訴過你，我們已經調查過瞭所有人，”普瓦德拉說，“董事會的一些人多年來一直在質疑惠特尼的能力，試圖趕走他，但他總能在投票中取勝。因此對公司裡的一些人來說惠特尼的死沒什麼可惜的。反對他的人以喬舒亞·巴特勒為首，巴特勒很可能成為董事會主席。案子總是和誰能得利以及誰得利最多有關，因此我們去找他談瞭。”
那時他們把巴特勒作為可能的嫌疑人。他們不認為巴特勒會親自出手悶死惠特尼，而是判斷他有可能幕後操縱瞭殺人案。
“這不是董事會失和造成的第一起案件。”博斯說。
“肯定不是。”普瓦德拉說。
“遺囑的事怎麼樣瞭？聽說今天開啟瞭認證過程。”
博斯希望問得盡量隨意些，像是公司內部作案話題的自然延伸。
“今天開始的是公司律師一九九二年起草的遺囑的認證工作，”普瓦德拉說，“這是記錄上最近的一份遺囑。那時惠特尼癌癥第一次發作，為瞭確保權力讓渡比較明晰，所以讓公司律師起草瞭一份遺囑。在那份遺囑裡，他的所有財產在他死後都歸公司所有。這份遺囑有項附加條款——我想也可以稱為附錄，這項一年後補充的附加條款考慮到瞭找到後代的情形。但如果沒有後代，他的遺產都將歸公司所有，由董事會控制。遺產包括董事們的補償金和紅利支出。董事會現在有十八個人，他們將控制大約十八億美元的遺產。博斯，你應該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你們有十八位嫌疑對象。”博斯說。
“是的。這十八個人都很有錢，而且很難接觸到。去找他們要經過律師和層層大墻的阻攔。”
博斯很想知道那份遺囑中涉及後代的附錄裡說瞭些什麼，又擔心如果問的問題太過明確，會讓對方懷疑自己除瞭追查到死在越南的多米尼克外，還追查到別的後代的線索。他覺得哈勒也許能拿到一九九二年那份遺囑的副本，查到附錄裡說瞭些什麼。
“你去找惠特尼時，艾達·福賽思正好也在那座宅子裡嗎？”普瓦德拉問他。
普瓦德拉偏轉瞭話題方向，不談嫌疑人在公司董事會的事情瞭。博斯意識到他擁有好的審訊者的特質，好的審訊者從不直來直去，而是精於旁側敲擊。
“她在，”博斯回答說，“我和惠特尼交談時她並不在場，但把我領回辦公室的人是她。”
“真是個有趣的女人，”普瓦德拉說，“她和惠特尼在一起的時間比斯隆還長。”
博斯隻是點瞭點頭。
“那天以後你有沒有再和她聊過？”普瓦德拉問。
博斯停頓下來，思考著普瓦德拉提出的問題。優秀的審訊者都會在問題中設下陷阱。他想到艾達·福賽思提到被人監視的事情，又想到自己剛去艾達傢找她，普瓦德拉和弗蘭克斯就出現在自己傢門口這一事實。
“你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博斯說，“你們或你們的人應該看見我今天去瞭她傢。”
普瓦德拉隱藏住笑容，對博斯點瞭點頭。博斯避開瞭普瓦德拉所設的陷阱。
“是的，我們看見你去瞭，”他說，“我們想知道你為什麼去。”
博斯聳肩以爭取時間。他知道他們可能在他走後不久就去敲瞭艾達傢的門，艾達可能把他對遺囑所說的那番話告知瞭他們。但博斯心想，如果是那樣，普瓦德拉會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進行提問。
“我隻是覺得她是個非常好的老太太，”他說，“她失去瞭長久以來的上司，我想問候她。我還想知道她對發生的事知道些什麼。”
普瓦德拉停頓瞭一會兒，琢磨博斯是否在撒謊。
“你確定隻說瞭這些嗎？”他緊逼不放，“你站在她傢門口的時候，她看到你似乎不是很高興。”
“因為她覺得被人監視瞭，”博斯說，“事實證明，她的感覺沒錯。”
“我說瞭，在證明不是嫌疑人之前，每個人都有嫌疑。死者是她發現的，她自然也在嫌疑人之列。盡管惠特尼死亡的後果隻是讓她失去現在的工作。”
博斯點點頭。這時他知道自己對普瓦德拉隱瞞住瞭一條重大線索——普瓦德拉還不知道隨包裹寄來的那份遺囑。但一下子來的信息量太大瞭，他想在揭示出事實之前再爭取些時間。他改變瞭話題。
“讀過那些信瞭嗎？”博斯說。
“什麼信？”普瓦德拉問。
“你不是說惠特尼周日叫艾達過去幫他寫信嘛！”
“信沒寫成。她去瞭以後，就發現惠特尼死在書桌前瞭。但每周日下午，當惠特尼覺得有信要寫的時候，都會讓艾達過來替他寫信。”
“哪種類型的信？工作上的還是私人交往的信？”
“我想應該是私人信件。他是個老派人，喜歡寄信而不是發電子郵件。事實上寫信遠比發電郵要好得多。他在書桌上準備瞭紙和筆，隨時都可以寫信。”
“這麼說艾達要為惠特尼手寫幾封信嗎？”
“我沒有詳細問。但信紙和他那支漂亮的筆都在，隨時可以寫信。我覺得他原本的確打算寫信。博斯，這事你有沒有什麼頭緒？”
“你說有支漂亮的筆是嗎？”
普瓦德拉審視瞭博斯好長一段時間。
“是的，你沒見過嗎？在書桌筆筒裡，挺貴的。”
博斯伸出手，在黑色的文件夾上彈瞭彈手指。
“你們在那兒拍瞭照片沒有？”他問。
“我也許拍過，”普瓦德拉說，“那支筆有什麼特別的嗎？”
“我想知道是不是他給我看過的那一支。他告訴我那支筆是用他曾祖父挖出來的金子打造的。”
普瓦德拉打開文件夾，翻到一個放著些八厘米乘十厘米的彩色照片的塑料封套。他翻看著這些彩色照片，不一會兒就翻到瞭他想找的那一張，然後拿給博斯看。照片中惠特尼·萬斯的屍體躺在書桌和輪椅旁邊的地上。惠特尼的襯衫沒扣扣子，露出蒼白的胸膛，顯然照片是心臟復蘇失敗後拍攝的。
“看那裡。”普瓦德拉說。
他用手指彈瞭下照片左上方的背景裡的那張書桌。桌子上放著一沓和博斯包裹裡收到的信完全一樣的淺黃色信紙。筆筒裡放著的金筆和包裹裡放著的那支筆也非常像。
博斯把身體往後靠，遠離文件夾。照片裡的金筆說明不瞭什麼問題，包裹裡的筆是照片拍攝前寄給他的。
“博斯，有什麼發現嗎？”普瓦德拉問。
博斯嘗試進行掩飾。
“沒有，”他說，“隻是看到老頭死成這樣感到吃驚而已……還有那把空空的輪椅。”
普瓦德拉把文件夾翻轉過來，自己看著照片。
“萬斯傢有個常駐醫生，”他說，“但周日不在，隻有個受過急救訓練的安保，那位安保進行瞭心臟緊急復蘇，但是沒有奏效。”
博斯點點頭，試圖顯得平靜。
“你說屍檢後你們又去過那幢宅子，以拍照測量作為辦案的掩飾，”他說，“你們拍的照片在哪兒？把它們放進案件卷宗裡瞭嗎？”
博斯把手伸向案件卷宗，普瓦德拉連忙收回卷宗。
“別著急，”他說，“都在文件夾裡。按先後次序放在文件夾的後面幾頁。”
他又翻瞭幾頁文件夾，翻到另外一組照片。這組照片和前幾張照片幾乎是從相同的角度拍的，但地上沒有惠特尼·萬斯的照片。博斯讓普瓦德拉停在翻到的第二張照片那兒。照片展示出桌面的全貌。桌子上有個筆筒，但筆筒裡沒放筆。
博斯向普瓦德拉指出這一事實。
“那支筆不見瞭。”他說。
普瓦德拉翻轉過文件夾，想看得更清晰一點，接著又翻回第一張照片以確認。
“你說得對。”普瓦德拉說。
“那支筆哪兒去瞭？”博斯問。
“誰知道啊？警察沒有拿那支筆。在屍體搬走後，我們甚至沒封存現場。也許你的朋友艾達知道那支筆去哪兒瞭。”
博斯沒有告訴普瓦德拉他的猜測非常接近真相。他伸出手，把文件夾拉過桌面，想再好好看看死亡現場。
鋼筆在兩組圖片中的出現與消失的確很反常。但吸引他註意力的卻是那把沒有坐人的輪椅，這把輪椅解開瞭盤踞在他心頭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