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都被樹葉剪碎瞭，剪成瞭一片片不規則的圖形，晃晃悠悠地浮沉在柏油馬路上。這是浙江省城杭州市的勞動路，時間是1981年8月29日。這一天，我像進入瞭夢鄉，被一輛軍牌照卡車從富陽縣城拉到杭州，來到毗鄰西湖景區的浙江省軍區招待所。為瞭等人而在招待所作短暫停留後，又呼呼啦啦去瞭火車站。一路上，我記住瞭一個令人驚奇的情景，就是太陽光像一塊大白佈，被遮天的樹葉剪得粉碎，鋪在黝黑的瀝青路面上，黑白分明，會沉浮、會晃動，像是夢中的情景。雖然這時候我還穿著土衣便服，但嚴格地說此時我已是一名軍人，享受著軍人應有的待遇。比如進火車站時，我們走的是軍人專用通道，上瞭火車，乘務員給我們提水倒茶，我們也給乘務員拖地擦窗，親如一傢，情如魚水。
火車開瞭一夜又一個白晝，第二天傍晚時分到瞭福州。福州的夕陽依然灼熱如火，空氣中彌漫著凝練、憤怒的火氣，讓我覺得仿佛來到瞭另一個星球——也許是火星吧。當我背著行李與三位招生官、六十名同學一起走出月臺時，渾身已被洶湧的汗水浸透。但這並不讓我感到難受，因為年少稚嫩的心房被第一次遠離傢門的緊張好奇和對未來的猜測期待牢牢占領。我與陌生環境之間缺少瞭一個翻譯，即便有招生官發號施令，我依然時時覺得無助，隻好小心翼翼地跟著別人行動，亦步亦趨，隻怕掉隊。
火車站外，早已候著兩輛掛軍牌的綠色大卡車。車子載著我們，穿過瞭福州著名的五一廣場，向郊外開去。大約過瞭半個小時，天漸漸黑暗瞭，在落日的最後一點餘暉中，我們的車子鉆進瞭一座巍峨的大山。有人介紹說，這山叫鼓山，是福州的旅遊勝地，山上有許多風景名勝。黑暗中，我看不見任何名勝古跡，隻見山勢陡峭，山路崎嶇，沿途樹影婆娑，怪石嶙峋，山風陰森森地吹來，偶爾送來幾聲獸鳴鳥叫。這感覺倒不錯，因為我早聽說我上的是一所特殊的軍校，似乎理當隱匿在這麼一座魅影憧憧、山高路險的深山老林中。我心裡不由升起一股子“天降大任於斯”的自豪感、莊嚴感。
我上的是“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現更名為“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總部在鄭州，是總參下屬的一所重點工科大學，有“軍中清華”之美譽。我就讀的是該院的福州分院，是專科。盡管如此，錄取分數還是很高，院方到我們中學招生時，初定的調檔線比浙江省劃的調檔線高出40分。我相差30多分，自然是想都不敢想。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帶去醫院體檢後，可以說是潰不成軍，測視力的“山”字表簡直像一架機關槍，一下子撂倒瞭20人中的14人，加上通過其他關卡時被卡掉的，最後隻剩兩人勝出。要知道，這不是一般的入學體檢，這是入伍體檢，是按當兵的要求來嚴格要求的。於是，學校又重新劃瞭調檔錢，比前次降瞭一半。可對我來說，還是不夠，還差得遠。
但也不一定。
那天，我去到醫院參加體檢。天很熱，醫院裡的氣味很難聞，我出來到樓下，在一棵小樹下乘涼。不一會，樓裡出來一個戴眼鏡的同志，大胡子，胖墩墩的，他顯然是來乘涼的，站在我瞭身邊。正是中午時分，樹又是一棵小樹，罩住的陰涼隻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兩個人有點困難，除非我們挨緊瞭。我由於自小受人歧視，也許是被迫養成瞭對人客氣謙讓的習慣，見此情況主動讓出大片陰涼給他。他友好地對我笑笑，和我攀談起來，我這才知道他就是負責“工院”招生的首長。我向首長表示，我很想去他們學校，就是成績差瞭一點。首長問瞭我的考分，認為我的分數確實低瞭些，否則他可以考慮要我。後來，當首長獲悉我數學是滿分、物理也有98分的高分時，他驚疑地盯瞭我一會兒，認真地問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們學校。
我激動地說：“是真的，真的。”
五分鐘後，我改變瞭體檢路線，轉到四樓，接受瞭有軍人在場監督的苛刻的體檢。我的身體狀況比我想象的要好，要爭氣，一路檢查下去，一路綠燈，哪怕連腳底板也是合格的——不是鴨腳板。當天下午，我離開醫院時，首長握著我手說：“回傢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瞭由首長親自蓋章下發的通知書。至此，我尚不知首長姓甚名誰，但他是我的恩人，這一點我心裡清楚，並記著。
首長姓王，名亞坤，山東泰安人。後來我知道，“首長”也不是什麼大首長，隻是機關的一個營級參謀，年齡也不大，才40來歲，隻是長相顯得有些老。因為在機關，平時我很難見得到他，偶爾在路上碰到，我很想跟他敘敘舊，道個謝，但他總是愛理不理的，似乎忘記瞭我。倒是他愛人，在醫護所當醫生，是可以經常看見的。有一次我發高燒，連續打瞭幾天針。其中一回，護士不在，是他愛人親自給我打的，給我留下瞭極深刻印象。本來，醫生是不打針的，她完全可以讓我等，但她沒有，而是親自上陣，而且在打針的過程中很體諒我的痛，一隻手把著針管盡量緩慢地推進藥水，另一隻手還在針口旁邊用食指輕輕撓著，以分散痛感。迄今為止，我當然打過不少次針，可這樣的待遇還是第一次。我當時很想告訴她，我是她丈夫開恩把我招進校的，隻是因為陌生和羞怯而張不開口。以後，我曾多次鬥爭過，想上他們傢去看看，明確表達一下謝意，但想起老王愛理不理的樣子，我的膽量總是越想越小，最後不瞭瞭之。就這樣，直到離校我也沒有去拜訪過他們。
再以後，我離他們越來越遠，心裡的人和事也越來越多，慢慢的，他們就從我心裡淡出瞭。2003年夏天，我在成都，突然接到老王的電話，說想來看看我。歡迎！歡迎！我在最好的賓館開瞭房間迎接他，同行的還有他的醫生愛人。20多年過去瞭，他們都老瞭，退休瞭，我也不再年輕，褪去瞭因為年輕而有的羞怯。我們像老朋友一樣相見，回憶往事，暢談國傢大事，叨嘮傢長裡短，可以用“相談甚歡”來形容。那時我已經出版瞭《解密》和《暗算》兩部小說，據說在我原來的單位裡引起瞭轟動。我註意到，他們隨身帶著這兩本小說，談話很快轉移到我的寫作上來，關心我是怎麼當上作傢的，眼下正在寫什麼。我一邊盡量滿足他們的好奇心，一邊又想盡快擺脫這話題——因為這有自我炫耀之嫌。哪知道，他們揪住這個話題不放，問瞭又問，刨根問底，最後竟然給我奉上一箱子材料，希望我寫寫“箱子裡的事情”。
我用一個下午看完箱子裡的東西，直覺告訴我，這是很值得寫的。但我一直不知怎麼來寫。多就是少，材料太多瞭，反而不知道怎麼舍取。我曾經寫過一稿，取名為《兩個老牌特務的底牌》，他們看瞭不滿意，卻沒有責怪我，而是責怪自己沒有提供足夠的材料。隨後的幾年間，他們不辭辛苦，東奔西走，尋尋覓覓，又收集瞭很多材料提供給我。盛情難卻，2008年，我又開始寫第二稿，斷斷續續寫瞭一年，交給他們。這一次他們基本上是滿意瞭，但需要修改的地方又似乎很多，改到他們完全滿意時，我不得不承認，這本書的作者已經不是我瞭。
是誰？
金深水，或者林嬰嬰，或者王亞坤夫婦，或者是他們合著，我所做的不過是一個編輯的工作，理當退到作者幕後。我鄭重地向他們這麼提議過，卻未能得到他們同意，我隻好勉為其難。從某種意義上說，王亞坤夫婦又對我施瞭一回恩，我不知怎麼來感謝他們。他們說，隻要讀者喜歡這本書，就是對他們最好的感謝。對此，我深信不疑。甚至，我不相信哪個作傢能寫出這麼好的書。事實上，好書都不是作傢用筆頭寫出來的，而是有人用非凡的生命、非凡的愛、非凡的經歷譜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