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隻身一人前往太平洋屋脊步道進行歷時三個月的徒步旅行，可謂下過幾次決心。第一次是未經大腦、一時興起地想嘗試一下。第二次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決定要付諸行動。第三次是打定主意後，我花瞭幾個星期購物、打包，開始瞭漫長的準備工作。我辭去瞭服務員的工作，瞭結瞭那場婚姻，把自己的傢當幾乎變賣一空，和朋友們道瞭別，又去母親的墓前看瞭她最後一眼。之後，我驅車一路橫穿美國，從明尼阿波利斯趕到瞭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幾天之後，我飛到洛杉磯，坐車到莫哈維，又換車來到瞭太平洋屋脊步道和一條高速公路的交接點。
千呼萬喚始出來，大顯身手的時刻終於到瞭。但我很快意識到這次旅行到底意味著什麼，不禁擔憂起來。本來我這決心就下得無厘頭又欠考慮，未知的艱險自不必說，途中肯定還充滿瞭我始料不及的意外，況且我準備得又那麼倉促……我轉念一想：放棄吧？
但是，我的雙腳已經踏上瞭旅程的起點。
堅持去做，不顧一切。盡管會遇到前所未見的大熊、響尾蛇和美洲獅，也會慘遭水皰、過敏、擦碰和劃傷的折磨；盡管疲勞和貧困、嚴寒和酷暑、單調和痛苦、口渴和饑餓、榮耀和回憶一直困擾著我，我依然隻身從莫哈維沙漠一路走到華盛頓州。
終於，在經歷瞭漫漫日夜後，我真正走完瞭這條長路。我發現，我所認為的起點並非是真正的起點。實際上，我的太平洋屋脊步道之旅的起點並非始於我心血來潮決定上路的那一刻，而是始於我產生這個想法之前。準確地說，是四年七個月零三天前，當我站在明尼蘇達州羅切斯特市梅奧醫院的一個狹小的房間裡，被告知：母親就要走瞭。
當時我渾身上下一襲綠衣：綠褲子，綠上衣，頭上戴的蝴蝶結也是綠色的。這套衣服是母親親手為我縫制的，我從小到大的衣服幾乎都是她做的，其中有些恰好是我夢寐以求的，也有些我並不是很喜歡。我對身上這套綠衣服就不是很喜歡，但我還是穿瞭出來，因為它是我的懺悔，我的愛意，我的護身符。
那一整天，我都穿著那套綠衣服，和繼父艾迪陪著母親在梅奧醫院樓上樓下地接受瞭一項又一項的檢查。與此同時，我的心裡卻漸漸浮現出一句禱告。可能用“禱告”這個詞來形容我心中閃過的念頭並不合適，因為當時我在上帝面前一點兒也不謙恭，甚至不相信上帝。我心中的“禱告”，並不是“上帝啊，請憐憫我們吧”。
我想要的並不是上帝的憐憫。我根本不需要。我的母親才45歲，看上去還算健康。她堅持素食已經多年瞭。她從不用殺蟲劑，而是在花園四周種上瞭萬壽菊來驅蟲。我們幾個孩子一患感冒，她就會逼著我們生吃大蒜來治病。像母親這樣的人，是肯定不會得什麼癌癥的。梅奧醫院的檢查結果一定會證明她是健康的，德盧斯市那些醫生的診斷到時就不攻自破瞭，這是肯定的！德盧斯的醫生們算老幾啊？德盧斯又算老幾啊？德盧斯？哼！那充其量隻是個鄉巴佬紮堆的小鎮，那裡的醫生隻會信口開河。一個45歲、不抽煙、常吃大蒜、崇尚自然的素食者怎麼會到瞭肺癌晚期？這不可能！
讓他們見鬼去吧。
對，這就是我的禱告：見鬼去吧，見鬼去吧，見鬼去吧！
可是，身在梅奧醫院裡的母親，隻要站著超過三分鐘就會疲乏得支撐不住。
“要不要坐輪椅？”我們在一個鋪有地毯的長廊見到一排輪椅時，艾迪問她。
“她才不需要那東西呢。”我說。
“就坐一下。”母親說著，幾乎癱軟在瞭輪椅上。她與我四目相視瞭一瞬，然後就被艾迪推往電梯間。
我跟在後面，不讓自己胡思亂想。終於，我們乘上瞭電梯，準備去見宣判命運的醫生。我們總是叫他“正牌醫生”，一個已經把母親所有的檢查結果匯總，告訴我們什麼才是真相的人。電梯徐徐上升，母親伸出手來，一邊幫我把褲子整理好，一邊用手指摩挲著褲子的棉質佈料。
“這樣就好啦。”她對我說。
當時我22歲，母親懷我的時候也是22歲。她22歲有瞭我，我22歲時她卻要離開我……不知為何，這個句子就在我的腦海中縈繞，一時間蓋過瞭那句“見鬼去吧”的禱告。我差點痛苦地怒吼出來。餘生母親就要離我而去瞭，這種對未知的已知讓我快要不能呼吸。我竭盡全力將這個殘酷的事實擠出腦海。在那一刻，在那個電梯裡，我不能讓自己那麼想，並且盡力繼續呼吸。我安慰自己說，如果醫生帶來的是壞消息，他肯定會把我們領到一間辦公室，裡面會放著一張鋥亮的木制辦公桌，醫生會在那裡通知我們。
可是事實並非如我所想。
我們被領到一間做檢查的病房裡，按護士的指示，母親脫去上衣，穿上一件棉制的罩衫，罩衫上的帶子在她的身側松散地垂下。然後，母親爬上瞭一張帶軟墊的臺子，墊子上鋪著白紙。她每動一下，身下的白紙就會發出嘩嘩啦啦的聲音，聽起來仿佛整間屋子都在煉獄之火中熊熊燃燒。我的目光落到瞭她裸露的背部，她腰間那微微凹進去的曲線依然散發著生命活力。她不會就這麼離開的，她的背部就是最強有力的證明。我正盯著母親的背發愣，我們的“正牌醫生”走進瞭房門。他告訴我們，母親若是能夠再活一年，就是天大的奇跡瞭。他解釋說，母親的病已無藥可救，醫院已經回天乏術，決定放棄對她的治療。之後他安慰我們說，肺癌拖到這麼晚才診斷出來的例子，並不算少數。
“但她不吸煙啊！”我反駁道，仿佛這能讓醫生推翻他的診斷結果，仿佛癌癥是按常理出牌的好好先生，可以與之討價還價一樣，“她隻在年輕的時候沾過煙，況且她已經成功戒煙好多年瞭。”
然而醫生隻是憂鬱地搖瞭搖頭，然後便繼續進行下面的步驟，他畢竟是有工作在身的。他告訴我們，醫院可以通過放射療法來減輕母親後背的疼痛，通過這種方式，沿著她整條脊椎生長的腫瘤也許會有變小的可能。
我沒有哭，隻是呼吸，使勁兒地，故意地。然後，忘記瞭呼吸。我3歲的時候曾經昏厥過一次，當時我不想從浴缸裡出來，所以在水裡憋著氣耍性子。那時我太小不記事。“你當時怎麼辦的？你當時怎麼辦的？”童年時我總愛纏著母親，讓她一遍又一遍地給我講這個故事。這股刨根問底的勁兒，讓我樂在其中。母親一遍又一遍地告訴我，當時她伸出雙手，眼睜睜地看著我的臉變成瞭鐵青色，直到我的腦袋栽進她的手中，然後呼瞭一口氣，就這麼活過來瞭。
“我還能騎馬嗎？”母親向醫生問道。她坐在那兒，雙手緊攥在一起，兩隻腳踝也勾在一起，就像把自己銬瞭起來一樣。
作為回答，醫生拿出一支鋼筆，直立在水槽的邊上，然後重重地拍瞭一下水槽邊緣。“這支筆就是你接受放療後的脊椎，”他說，“輕輕一顫，它就可能像薄脆餅幹一樣粉碎。”
我和母親來到洗手間，各自將自己反鎖在隔間裡抽泣起來。我們沒有說話，並不是因為悲慟讓我們感到孤立無援，而是因為我們的悲慟是如此貼近，仿佛我們已然合二為一瞭。我感覺到母親靠在隔間的門上，用雙手一次一次地捶打著那扇門，整個洗手間的所有隔板都隨之顫動起來。過瞭一會兒，我們從隔間裡走出來，一邊洗臉洗手，一邊從亮得刺眼的鏡子中看著彼此。
我們來到藥房等著拿藥，一襲綠衣的我坐在母親和艾迪之間，頭上還頂著那隻綠色的蝴蝶結。環視藥房，我看到一個胖乎乎的光頭小男孩坐在一位老人的腿上，一位女士的一隻小臂不停地抽搐著，她用另一隻手死死地攥著胳膊，盡力讓這抽搐停下來。她等待著，我們也等待著。還有一位一頭棕褐色頭發的漂亮女人坐在輪椅上，頭戴一頂紫色寬簷帽，手上戴滿瞭鉆石戒指。我們三人出神地盯著她，隻見一個貌似她丈夫的人和她其他傢人向她圍過來，她用西班牙語向他們說著些什麼。
“你覺得她是不是有癌癥啊？”母親向我耳語道，聲音卻不小。
艾迪坐在我的另一側，但我不敢去看他。如果我朝他看一眼，我們就都會像薄脆餅幹一樣徹底地粉碎掉。我想到瞭我的姐姐卡倫，想到瞭弟弟利夫，又想起瞭我的丈夫保羅，還有千裡之外的外祖父母和姨媽。如果他們知道瞭這個消息，會說些什麼呢？他們會如何悲痛欲絕呀？我的禱詞變成瞭“一年，一年，一年……”這兩個字在我的胸中，如心跳一般地搏動著。
那是母親還能活著的時間。
“你在想什麼呢？”我問母親。這時等候室的揚聲器中傳來一首歌，是一首沒有唱詞的旋律，但母親知道歌詞，所以她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而是對我低聲吟唱起來：“紙玫瑰，紙玫瑰，看似真玫瑰。”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說，“我小時候聽過這首歌，在這種境地時聽到相同的歌，想想真是不可思議，我從來沒有料到過。”
正在這時，我們聽到醫生呼叫母親的名字：她的藥開出來瞭。
“去幫我取藥吧。”她說，“告訴他們你是誰，告訴他們你是我的女兒。”
我是她的女兒，但不僅如此。我是卡倫，是謝莉爾，是利夫，是卡倫·謝莉爾·利夫，是卡倫謝莉爾利夫……在母親的口中，我的名字與姐姐和弟弟的名字早已混成瞭一體。她低聲輕喚過這名字，大聲呼喊過這名字，尖聲怒吼過這名字，也輕柔哼唱過這名字。我們是她的心肝兒，是她的夥伴，是她的終點，也是她的起點。我們三人輪流坐在車裡她身邊的副駕駛座上。她會把雙手打開一掌距離，問我們：“我愛你們有沒有這麼多？”“不止這麼多。”我們狡黠地笑著答道。“那我愛你們有這麼多嗎？”她不斷問下去，雙手分開的距離一次大過一次。但無論她的雙臂打開多大的距離，還是沒有她給我們的愛多。她給我們的愛太多，已經超越瞭雙手能夠比畫出的長度。這份愛無以度量，無以容納。就像《道德經》中所說的“有名，萬物之母”一樣，她的愛是無時不在的，是無微不至的，也是不加矯飾的。每一天，她都毫無保留地把愛獻給我們。
母親出生於一個信仰天主教的軍人傢庭。在15歲之前，她已經在兩個國傢和美國的五個州生活過。她癡迷於馬，狂愛歌手漢克·威廉姆斯，還有一位名叫芭佈斯的摯友。19歲時，她奉子成婚，嫁給瞭我的父親。新婚不過三天，父親就在傢裡對她拳腳相加。她一次次地和他分手，又一次次地回到他身邊。她不願忍受這種虐待，但還是選擇瞭接受。他把她的鼻子打得流血，摔碎瞭她的碟子，他揪著她的頭發，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她拖到人行道上，磨破瞭她的雙膝。但他並沒能把母親打垮，28歲時，母親終於離開瞭他，再也沒有回頭。
母親孤身一人，隻有副駕駛座上的卡倫謝莉爾利夫伴她左右。
那時，我們四人在離明尼阿波利斯一小時車程的一座小城鎮上輾轉瞭好幾個社區，這些社區都有著特別唬人的高檔社區的名字，什麼“磨坊湖畔”“巴巴利山莊”啦，什麼“林蔭洋房”“美景湖畔別墅”啦。母親換瞭一份又一份的工作。她先是在一傢叫“諾斯曼”的飯店做侍者，後又轉到一傢名叫“大無限”的餐廳。在那兒，她穿著一件黑T恤制服，胸前印著閃閃的彩虹色的“GO FOR IT”。她曾經白天在一傢制造盛裝高腐蝕性化學物品的塑料容器工廠上班，下班後就把殘次品拿回傢來用。這些容器要麼有裂縫和缺口，要麼就是在制作過程中變瞭形。我們拿這些容器當玩具，給玩偶當床，或是當作玩具車的車道。母親沒日沒夜地工作，但仍沒能把我們拉出赤貧的泥沼。我們接受瞭政府救濟的奶酪和奶粉、食品券和醫療救助卡，還有聖誕節來臨時，用來救助窮人的免費禮品。我們圍著公寓樓的郵箱玩貼人遊戲、紅燈綠燈停、猜字謎。這個郵箱僅用一把鑰匙就能輕松打開，裡面寄來的，隻有賬單。
“我們不窮，”母親一遍又一遍地告訴我們，“因為我們有好多好多的愛。”她把食用色素摻到糖水裡，哄我們說那是黑松沙士、橙汁、檸檬汁之類的新奇飲料。她用不可一世的英倫腔問我們：“小姐，請問您還要再來一杯嗎？”我們每次都被惹得捧腹大笑。她把臂膀大大地張開，問我們她的愛有多大。這遊戲永遠也不會有終點，因為她對我們的愛早已超越瞭世間萬物。她是個樂觀鎮定的人，除瞭幾次生氣時她情緒失控，用木勺子打瞭我們的屁股。有一次，因為我們不願意打掃屋子，惹得她大喊一聲“去他媽的”，然後崩潰地哭起來。她就是這麼一個純真良善、寬容大度的人。她的男朋友有叫“殺手”的，有叫“毒品”的，有叫“摩托車手”的，還有一個叫“維克托”、喜歡滑雪的男人。他們都喜歡塞給我們幾個孩子5美元，打發我們去商店裡買些糖吃，好讓他們能和母親單獨在傢待著。
我們拿到錢，像小餓狗一樣沖出房門，而母親則向我們大聲叮嚀：“過馬路左右看！”
母親初遇艾迪時，並不對這段感情抱什麼希望，因為艾迪要比她小8歲。但是盡管如此，他倆還是相愛瞭。卡倫、利夫和我也愛上瞭艾迪。第一次見到我們的時候，艾迪25歲。兩年後，他娶瞭我的母親，並承諾成為我們的父親——一個能修會補的工匠。於是，我們離開瞭擁有冠冕堂皇的名字的小區，跟著艾迪搬進瞭一間租來的搖搖欲墜的農舍裡。這間農舍的地板是用沙土鋪成的，外墻上刷著四種不同顏色的油漆。他們兩人新婚過後的第一個冬天，艾迪在做工時不小心從屋頂上掉下來，摔壞瞭後背。一年之後，他和母親用12 000美元的事故賠償金，以一次性付清的方式，在德盧斯西邊一個半小時車程的艾特金縣買瞭一片面積為40英畝的土地。
這塊地上沒有房子，從沒有人在這塊土地上建過房子。這40英畝的土地上，到處都是樹林灌木、叢生的雜草，還有軟泥淤塞的池塘以及長著馬尾草的沼澤。它們和方圓數英裡的樹林灌木、叢生的雜草、泥塘沼澤沒有絲毫的區別。在成為“地主”的前幾個月裡，我們一起不厭其煩地繞著這片土地轉來轉去。我們沿著不靠公路的兩個方向一個勁兒地走，好像這麼做就能把我們的土地與外界劃分開來，讓我們能夠“自成一統”。而漸漸地，我們竟真的把這片土地和外界劃分瞭開來。原本看似與其他樹木別無二致的樹，在我的眼裡卻如人群之中老友的身影般漸漸清晰瞭，樹枝的搖曳突然間有瞭意義，樹葉也像我熟悉的雙手一般向我召喚。那一堆堆的雜草，那沼澤泥塘的輪廓，在我們的眼中都成瞭一種地標，一種除瞭我們以外誰也無法破解的暗語。
還沒搬傢之前，我們把去這塊新買的土地叫作“北上”。整整半年的時間裡，我們每個周末都會“北上”。我們用雙手清理出一小塊土地，在上面搭起瞭一個隻有一個房間的木棚，好讓我們五人有個棲身之處。我13歲那年的6月初，我們一傢搬到“北上”定居瞭下來。這搬遷的隊伍中，除瞭母親、利夫、卡倫和我以外，還有我們的兩匹馬、兩隻貓和兩條狗，以及母親在飼料店裡買瞭25磅雞飼料後免費獲贈的10隻小雞。夏天，艾迪會在周末開車回來和我們住。到瞭秋天，他又忙瞭起來。他的背已經差不多恢復瞭，所以他終於又能開始做活兒瞭。秋季是木工賺錢的旺季，因此秋季一來，他就會抓緊機會去做工。
傢裡又剩下瞭卡倫謝莉爾利夫和母親，與母親單身一人時的情形沒什麼兩樣。那年夏天，無論是睡著還是醒著，我們都很少離開彼此的視野，除此之外也看不到其他人。在距離我們20英裡處的兩個相反方向各有一座小鎮，東邊的小鎮叫作穆斯萊克，西北邊的鎮子名叫麥克格雷格。秋天的時候，我們就在其中較小的僅有400位居民的麥克格雷格鎮上學。而整整一個夏天，除瞭偶爾登門造訪的八竿子打不著的鄰居，這裡一直是我們四人的天下。我們拌拌嘴、聊聊天、開開玩笑、鬧鬧不和，日子就這麼一天天過去。
“我是誰？”這是我們在遊戲的時候一遍又一遍提的問題。在這個遊戲裡，有個人要先想好一位名人或普通人，然後其他幾個人就可以無限制地提問，依照得到的“是”或“否”來判斷這個人的人名。“你是個男人嗎？”“你是個美國人嗎？”“你已經死瞭嗎？”“你是不是查爾斯·曼森？”
我們一面玩著遊戲，一面打理著一個花園，它支撐我們在這片似乎千年來無人照管的土地上度過整個寒冬。與此同時，我們在這塊土地的另一頭搭建的房子也在一天天成形，有望在夏天結束之前就能完工。在勞作時，我們被身邊的蚊子鬧得一刻也清閑不下來。但母親不允許我們使用任何損傷大腦、污染環境或傷害子孫後代的化學殺蟲劑，而是讓我們在全身塗上薄荷油或是胡椒油來驅蚊。夜晚時分，我們喜歡就著燭光來數自己身上的蚊蟲叮痕，像79、86、103這樣的數字，已是傢常便飯瞭。
“總有一天，你們會感謝我的。”如果我們幾個孩子因懷念曾經擁有的便利生活而心生抱怨，母親便會這樣告訴我們。我們從未享受過錦衣玉食的生活，甚至連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也無法企及，但我們畢竟體驗過現代生活的便利和安逸。電視一直是傢裡必不可缺的物件，沖水馬桶和擰開龍頭就能接水喝的自來水更不在話下。但在這種“返璞歸真”的新生活中，即便是最為基本的日常所需也需要疲勞冗長而枯燥的步驟，嚴密、瑣碎而徒勞無功。一臺科爾曼牌戶外爐、一臺艾迪做的用真冰來冷卻食物的不大中用的老式冰箱、一隻倚著木棚外墻搭起的水槽、一個裝水的有蓋水桶，這就是我們的廚房瞭。這裡的每一個物件起到的作用，都不及我們在它們身上所下的功夫大。每樣東西都需要我們修修補補，倒瞭裝裝瞭又倒，拉過來又拖過去，清空再填滿，用泵抽水，添柴火，還得隨時留心那些物件的使用壽命……
我和卡倫睡在躍層的床上，床與天花板之間的距離很小，我倆幾乎無法直著背坐起身來。利夫睡在不遠處一張小一些的床上。母親的床就在地板上，艾迪在周末回來時會和她睡在一張床上。每天晚上，我們都是在閑談中入睡的，就像舉辦睡衣派對似的。天花板上有一個和我與卡倫的床大小一樣的天窗正對著我倆，天窗上透明的玻璃離我倆的臉隻有幾英尺遠。每個夜裡，黢黑而迷人的夜空和閃亮耀眼的繁星都是伴我入眠的好夥伴。有時，它們那肅靜的美麗近在咫尺，讓我不禁深深地體會到，母親的話是對的，將來的某天我們一定會感謝她的。實際上，我當時就已滿懷感激，胸中似有什麼東西在慢慢發芽，如此強烈，如此真實。
幾年之後，當我的生活被悲傷搞成一團亂麻時，我又憶起瞭當時在胸中發芽的東西。是它讓我相信，這次跨越太平洋屋脊步道的徒步旅行，會讓我尋回原本的自己。
萬聖節那天晚上，我們搬進瞭自己動手用樹木和木頭邊角料搭成的房子裡。房子沒水沒電，沒有電話，沒有室內廁所，各個房間也沒有門。在我的整個青少年時期，艾迪和母親一直在為這幢房子添磚加瓦，使它更完善。母親種瞭一畦菜園，秋季來臨時，她把園內的蔬菜裝罐醃制，然後冷凍起來。她不但會割楓樹的汁液來制作楓樹糖漿，還會烤面包、纏羊毛，另外還能用蒲公英和西藍花的葉子自制織佈染料。
長大後，我離開傢到位於雙城的聖托馬斯大學念書，而母親並未離我左右。我的錄取通知書上說，學生傢長可以在學校裡免費上課。母親雖然留戀她在現代喧囂中的清靜僻壤，但她一直渴望擁有一個學位。我們兩人一起拿她的“執迷不悟”開涮，然後又一起權衡這其中的利弊。我們討論的時候母親說，她已年過40，上大學未免有些高齡之嫌。事實的確如此，我無從反駁。況且，到聖托馬斯大學開車需要三個小時。我和母親思忖再三，終於做出瞭決定：她決定去聖托馬斯大學讀書，但我要求我們倆各自過各自的生活。我住在學校宿舍，她開車來上學，下課之後回傢住。如果我們倆在校園裡相遇，我隻要不和她打招呼，她也得裝作不認識我。
“這一切可能都是枉費心機。”我們的計劃一出爐，她就告訴我，“因為我十有八九會因為掛科被勸退吧。”為瞭做好準備，她在我高三的最後幾個月裡一直跟我如影隨形，乖乖地完成跟我的作業一樣的所有作業，努力磨煉自己的學習技巧。她把我的練習題悉數抄寫下來，跟我寫一樣的論文，通讀我讀過的每一本書。我依照老師的打分標準給她的作業評分，但在我的眼中，作為一個學生而言，她真的不怎麼靈光。
然而沒想到，她卻在大學裡獲得瞭全A的好成績。
在學校裡碰到母親時，有時我會給她一個熱情的擁抱，有時我則與她擦肩而過，仿佛她隻是一團空氣。
母親被查出患有癌癥時，我倆都在讀大學四年級。我們在聖托馬斯讀瞭一年以後，雙雙轉入瞭明尼蘇達大學，她在德盧斯分校上學，我則轉到瞭明尼阿波利斯分校。說來也巧，我倆選的竟是相同的專業。母親主修的是女性研究和歷史兩個專業，我的則是女性研究和文學。到瞭晚上，我倆常常要煲上一個小時的電話粥。那時我已經結瞭婚，嫁給瞭一個叫保羅的男人。我們就在我傢那片土地的樹林裡舉行的婚禮。婚禮上，我身穿一襲帶蕾絲的純白緞子婚紗，這婚紗，是母親親手縫制的。
母親生病後，我把自己的生活完全拋在瞭一邊。我告訴保羅，不要寄望於我，我是去是留，全看母親的需要而定。我想要輟學，但是母親不應允，她懇求我，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一定要拿到學位。她自己暫停瞭學業，說這隻是暫時的“休整”。其實，她隻需要再修幾門課就能夠畢業瞭，她說她一定會畢業的，還說即便是死也要拿到文學學士學位。說完，我們倆啞然失笑，然後又四目相視，心中如打翻瞭五味瓶一樣。她在病床上堅持完成瞭作業，我通過她的口述，幫她把作業錄入電腦中。她堅信，不久之後，自己就能有精力完成剩下的兩門課瞭。我雖然沒有離開大學，但在征得瞭教授們的批準後，每周隻在學校裡待兩天。這兩天時間一結束，我就會趕回傢裡，陪在母親的身旁。得知母親的病後，利夫和卡倫幾乎不知該如何去面對她，不同於他們，我不願離開她哪怕一分一秒。況且，母親需要我。艾迪雖然盡己所能地抽空陪在母親的身邊，但他不得不去工作，畢竟要有人來支付這一切。
我為母親準備飯菜，她雖然很努力地試著下咽，但卻幾乎吃不進什麼東西。如果她感覺肚子餓瞭，便會像個犯人似的坐在那裡，直愣愣地盯著盤裡的食物說：“看上去很好吃嘛，我可能緩一緩就能吃下去瞭。”
我把傢裡的地板擦得鋥亮，還把櫥櫃裡的東西全部清瞭出來，在櫃裡墊上嶄新的紙張。母親不是在睡覺，就是在呻吟，要麼就是在數藥片、吞藥片。她的身體狀況稍有起色時，她就會坐在椅子上和我聊聊天。
其實，我倆也沒什麼新的話題可聊。母親是那麼透明、那麼坦率，而我又是那樣喜歡刨根問底，以至於我們早已聊過瞭所有話題。我知道，她對我的愛大過瞭世間萬物，大過瞭世間萬物之外的萬物；我知道，她在童年時喜愛的三匹馬分別叫作“夥計”“老兄”和“酒神”；我知道，她在17歲的時候把第一次獻給瞭一個叫邁克的男孩；我知道，18歲時她遇到瞭我的生父，也瞭解瞭他倆頭幾次約會時的情景；我知道，當她把未婚先孕的消息告訴外祖父時，外祖父驚得把勺子掉在瞭地上；我知道，她討厭向神父懺悔，也討厭自己所做的不得不懺悔的事情，比如對她的祖母出言不遜、破口大罵，又比如抱怨她的妹妹在旁邊玩耍而自己卻得擺餐桌，再比如穿著裙子出門去上學，然後再偷偷換上塞在包裡的牛仔褲。小的時候，我不厭其煩地問啊問啊，讓她一遍又一遍地給我重復故事中的那些情景，還盤問她誰說瞭什麼、是怎麼說的、她當時是何感想、當事人站在什麼地方、事發時是什麼時間……母親時而不甚情願、時而津津有味地向我描述著，一邊笑著一邊問我到底為什麼如此好奇，然而我就是想要刨根問底，自己也說不出個緣由來。
而今，母親正瀕臨死亡。我徹頭徹尾地知道有關她的一切，她已經融為瞭我身體的一部分，不僅是我所熟悉的那個她，連我降生之前的那個她，也一並與我合二為一瞭。
這種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傢之間來來回回的日子並沒有維持太長時間，隻有短短的一個月多一點兒。母親的生命隻剩下一年的消息猶如噩夢一般，我們一起到梅奧醫院的日子是2月12日，而3月3日那天，母親便因渾身劇痛難忍而不得不趕赴70英裡外德盧斯的一傢醫院入院。穿衣服準備去醫院的時候，母親突然發現她已經不能自己穿襪子瞭。她把我叫到她的屋裡，讓我幫她一把。她坐在床上，我在她身前雙膝跪下。我從未幫任何人穿過襪子，沒想到竟會這般困難。那雙襪子無論如何也不肯服服帖帖地裹住她的雙腳，老是歪斜到一邊去。我不禁對母親慍怒起來，仿佛是她故意把腳擺成瞭一個讓我沒法幫她穿上襪子的角度。她緊閉著雙眼，上半身向後靠著，雙手在床上撐著身體，我聽到瞭她深緩的呼吸。
“真該死，”我脫口而出，“誰來幫幫我！”
母親俯視著我，一時間沉默下來。
終於，她凝視著我，伸出一隻手輕輕地撫摩著我的頭頂，隻說瞭一個詞：“親愛的。”這句話貫穿瞭我整個童年，語氣總是那樣特別，那樣清晰可辨。而此時此刻，在說出“親愛的”這個詞時，母親所用的並不是我想聽到的語氣，而我卻無力改變。這語氣意味著，母親對苦痛已然全盤接受瞭。她這無盡的樂觀和好脾氣，真是讓我心如刀絞。
“我們走吧。”我終於笨拙地把襪子套到瞭她的腳上，然後幫她穿上鞋子。
她動作遲緩而僵硬地穿上大衣，扶著墻壁穿過屋子，她的兩隻愛犬緊隨著主人，用鼻子頂她的手、蹭她的腿。我看到她輕輕地拍瞭拍它們的腦袋，那時，我心裡的禱告早已沒瞭蹤影。“見鬼去吧”這句話早已被我咂得索然無味瞭。
“再見瞭，親愛的。”母親對兩隻狗說。“再見瞭，傢。”她一邊說，一邊跟著我走出瞭傢門。
當時我絲毫沒想過母親會這樣溘然長逝。在她撒手人寰的那一刻之前，這個想法從未在我的腦海中浮現過。她是堅如磐石、不可戰勝的，她是我生命中的守護神，即便垂垂老矣，也依然能在園間耕作。這樣的場景深深地烙在瞭我的心中，就如我一次次地纏著讓她細細描述的童年回憶一樣。我將這幅畫面保留在心中，就像這是屬於我自己的回憶。在我的腦海裡，母親老去後優美的身形，就像我曾經寄給她的一張黑白照片上的畫傢喬治婭·奧·吉弗一般高雅。我們從梅奧醫院回來後的幾周，我將這幅畫面藏在心間，不願抹去。而在這之後，當她住進德盧斯那傢醫院後，我漸漸淡忘瞭那幅畫面，腦海中浮現的是更為現實、更加樸素的母親的形象。我在腦中勾勒著一幕一幕的場景：5月和8月母親的姿態，10月母親的身影。日子一天天流逝，我腦海中的母親也隨之一層層剝落。
入院的第一天，護士問母親是否需要註射嗎啡，母親拒絕瞭：“嗎啡是給快死的人打的，打嗎啡就意味著沒有生的希望瞭。”
但她僅僅堅持瞭一天。她睡去，醒來，談天，說笑，也會因為劇痛而嗚咽啜泣。白天我陪在她的左右，晚上則由艾迪來看護她，利夫和卡倫卻遲遲不肯露面，兩人的借口讓我聽來既牽強又拙劣。但他們的缺席並未影響到母親，她一心隻想將身上的劇痛根除掉，而在一針針嗎啡藥勁過後，卻發現這隻是她一廂情願罷瞭。而那可惡的枕頭仿佛也在與我們作對，沒有誰能把它們墊到合適的高度。一天中午，一位我從未謀面的醫生走進病房，告訴我，母親已經快不行瞭。
“但是這才過瞭一個月呀！”我憤怒地說，“另一位醫生告訴我們她還能活一年呢。”
醫生緘口不語。他很年輕，大概30歲，一條柔和而多毛的手臂垂在口袋裡。他站在母親旁邊，低頭看著躺在病床上的她，“到瞭現在這個階段，我們優先考慮的，是病人是否感到舒服。”
舒服？！如果想讓我母親感到舒服，那麼那些護士為什麼還一個勁兒地減少嗎啡的劑量呢？在他們之中有一位男護士，透過緊繃的白色護士褲，他的陰莖的輪廓若隱若現，我甚至希望能把他拽到母親床腳對著的那間狹小的洗手間裡，隻要他肯幫我們，為他做什麼我都心甘情願。我想取悅他，去感受他壓在我身體上的重量，去感受他在我發絲間的呼吸，聽他一次又一次喊我的名字。因為我想讓他報償我，讓他把母親的病當作大事去重視，想讓他因這悲憫而椎心泣血。
母親請求這位男護士給她多註射些嗎啡，她以一種我畢生從未耳聞的方式苦苦乞求，就像一隻發瘋的狗。而面對母親的哀求，男護士卻一直看著他的腕表，一眼也沒有掃一下母親。無論他對母親是答應還是拒絕，那張臉上的表情都絲毫不曾改變。有時他會一語不發地給母親加藥，有時則用冷硬的聲音斷然拒絕。母親邊懇求邊抽泣，她的淚水不像正常站立的人那樣掠過顴骨流向嘴角，而是溢出眼角、滑過雙耳，然後滾落進她散在病床上的亂蓬蓬的發絲之中。
母親並沒有活夠一年。她沒能等到10月，沒能盼來8月，也沒有迎來5月。在德盧斯的醫生第一次查出她患癌癥後的第49天，在梅奧醫院的醫生再次確診後的第34天，她離開瞭這個世界。然而這其中的每一天都像是一種永恒，日子一天天地堆疊在一起，變成瞭濃霧中一種清晰可見的冷酷。
利夫一次也沒來看過她，卡倫在我的再三堅持下來過一次。對他們的冷漠，我既感到心如刀絞，又不禁憤憤不平。我和卡倫討論過這件事，她怯怯地低聲回應道：“我不想看到她這個樣子。”然後便潸然淚下。我沒法和弟弟取得聯系，在我和艾迪看來，他仿佛人間蒸發瞭一般。一位朋友說，他和一個叫蘇的女孩一起住在聖克勞德，另一個朋友曾經看到他在謝裡夫湖的冰面上釣魚，但我已無暇顧及他的事瞭。我每天都要全身心地撲在母親身上，在她嘔吐時為她端著塑料盆，一次又一次地調整那總也放不好的枕頭，把她扶到床邊帶坐便的座椅上，明知她可能十分鐘就要嘔吐，也要哄著騙著讓她吃些東西。而大多數時間，我都在她的身邊看著她沉沉睡去。最痛苦的莫過於，看到沉睡中的她，面容仍因痛楚而扭曲著。她的每一個動作，牽動的不僅僅是垂在她身邊的靜脈導管，更讓我的心也一陣陣跟著縮緊，生怕她會弄掉她那浮腫的手腕和手背上的針頭。
見她從睡夢中醒來，我將手伸過那一根根導管，將她睡得蓬亂的頭發整理好。我柔聲問她：“你感覺怎麼樣？”心中祈盼著奇跡能夠出現。
“哎……親愛的。”這幾乎是她能說出的所有話瞭。話音落下，她避開瞭我的目光。
母親睡去的時候，我便在醫院裡隨處溜達，經過開著門的病房時，我的雙眼便會窺探進去。我瞥見過劇烈咳嗽、渾身青紫的老人，也看到過臃腫的雙膝纏著繃帶的婦女。
“你還好吧？”護士們常用陰鬱的口吻問我。
“我們還勉強堅持得住。”我回答，仿佛我一個人可以代表我們全傢。
但這是一場我孤身奔赴的戰役。我的丈夫保羅用盡全力，來減少我的孤獨。他還是那個幾年前讓我瘋狂墜入愛河的溫存而善良的男人，還是那個讓不滿20歲的我以閃電之速以身相許的男人。但隨著母親向著死亡一步步地走近，我與保羅之間的什麼東西也在一點點凋零，無論他如何挽救，終究還是於事無補。我仍然會在一個個漫長的午後用醫院的付費電話和他聊天，也會在回到傢中的一個個長夜和他通話。我們會聊很長時間，我一邊哭一邊把發生的事情全部倒給他，他會與我一起落淚，努力想讓我感受到哪怕些許的慰藉。無奈，他的話語是如此蒼白無力，仿佛無法傳進我的雙耳。他又怎能體會失去母親的滋味呢？他的雙親婚姻美滿，兩人都還健在。在他完好無缺得幾乎熠熠生輝的傢庭的映襯下，我與他的結合，似乎隻能加深我的苦楚。這不是他的錯。但與他相處讓我感到難以承受，與其他任何人相處也是如此。我唯一能夠勉強相處的人，也正是那個讓我最無法承受的人——我的母親。
每天清晨，我都會坐在母親的床邊，試著為她讀些東西。我手邊有兩本書，一本是凱特·肖邦的《覺醒》，另一本是尤多拉·韋爾蒂的《樂觀者的女兒》。這些是我們在大學裡讀過的書，是我們共同喜愛過的書。我嘗試著為她讀書，然而卻沒法讀下去，因為每個從我口中念出的字都飄散在空氣中，消失得蹤跡皆無瞭。
我的祈禱也同樣是徒勞。我幾近癡狂、瘋癲地禱告，我禱告上帝，禱告諸神，無論這神靈我是否知曉、是否能夠企及，我都要試一試。我咒罵母親，抱怨她沒能給我任何宗教方面的教育。母親對她那壓抑的天主教傢庭環境很是憎惡，因此在成人後，她完全切斷瞭與教會的聯系。而今，死神就在她的眼前，而我卻連個信仰的神靈都找不到。我向浩瀚的宇宙禱告，但願上帝果真存在於這寰宇之中，希望他老人傢能夠聽到我的心願。我不停地祈禱，但心氣卻一天天衰退下去。這不是因為我找不到上帝，而是因為我倏然間真的找到瞭他——我意識到，上帝一直都在，但他絲毫沒有阻止事情發生以挽救母親的生命的意圖。上帝不是美好希冀的恩賜者，而是一個殘酷無情的旁觀者。
在人生的最後幾天中，母親的病情波動已不像以前那樣劇烈，應該說，她的狀態一直很低迷。當時，她手腕上總是插著一根導管，導管上連著一個裝著液體的透明袋子，緩緩地往她的體內註入嗎啡——她已一刻也離不開嗎啡瞭。清醒的時候，她有時會“哎，哎……”地呻吟幾聲，有時則不勝淒涼地嘆一口氣。有時，她會看看我，送給我一瞬的慈愛；有時，她則會翻身再次昏睡過去，仿佛我並不存在；有時，母親醒來會搞不清自己身在何處，讓我給她拿點兒墨西哥肉卷和蘋果醬；有時，她會以為她所深愛的那些動物全都在病房裡陪著她，她說：“真見鬼，那匹馬差點兒踩到我瞭。”然後便不滿地四處張望，想尋到那匹馬的蹤跡；有時，她則會用手在空氣中輕撫，幻想著我們傢的貓正靠著她的大腿臥著。那一刻，我是多麼想聽到母親稱贊我是這世上最好的女兒啊。我並不以這個想法為榮，但我的確渴望得到這樣的誇贊，就仿佛我發高燒時，而唯有母親的誇贊才能為我退燒似的。難抑對這份肯定的渴望，我竟不加掩飾地直接問母親：“我是不是這世上最好的女兒？”
母親說：“你是，你當然是瞭。”
但這並不能滿足我。我想要這幾個字在母親的腦海中織結纏繞，然後快馬加鞭地傳送到我這裡。
我渴望愛，渴望到瞭火燒火燎的地步。
母親的死降臨得很快，但並不突然，像是一縷緩緩燃盡的火焰，由餘焰變為煙氣，隨之又飄散在瞭空氣中。她並沒有來得及被這病拖得形容枯槁，在離去之前，她的身形雖然消瘦瞭些，但還算豐滿，還算是一個有生氣的女人的體態。她的頭發也沒有掉光，但由於臥床數周，她的發絲已因受損過度而又黃又枯瞭。
透過母親病房裡的窗戶，我可以看到偉大的蘇必利爾湖。這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也是最為冰冷的一灣湖泊。想要看到湖景，我不得不側著臉，緊緊貼在窗戶玻璃上，這樣才能捕捉到一抹湖光，看到那湖水與地平線連成一片。
“這可是湖景房呢！”母親驚呼著，但她太孱弱瞭，已經無力起身親眼去看這片湖瞭。隨後，她把聲音壓低瞭一些，輕輕說，“我這一生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住一間帶景致的房間。”
母親希望能坐著死去，於是我用能尋來的所有枕頭為她搭起瞭一個靠背。我想把她從醫院裡帶出去，把她安置在一片草地中，讓她在那裡離開這個世界。我從傢裡帶來一條她用我們的舊衣物親手縫成的被子，蓋在她的身上。
“把這東西拿開！”她粗蠻地咆哮著，就像一個遊泳的人一樣一腳把被子蹬開瞭。
我凝望著母親。窗外，陽光灑在人行道和積雪結成的冰面上。那天是聖帕特裡克節，護士們為母親送來瞭一塊綠色的方形果凍，放在她身旁的桌上。(1)隨著母親的動作，這塊果凍也跟著震顫著。這是母親人生中最後一個完整的日子瞭。這天的大部分時間裡，她都目光呆滯，似睡非睡，時而神志清醒，時而陷入幻覺。
雖然不情願，但那晚我還是離開瞭母親。護士和醫生們告訴我和艾迪：“已經到時候瞭。”我總以為癌癥患者會在人世上彌留一段時間，因而我以為他們的意思是說，母親尚有幾周的時間可活。卡倫和保羅說好第二天早晨要從明尼阿波利斯開車趕來，外祖父母也說好幾天之後要從亞拉巴馬州來探病，而利夫仍是杳無音信。艾迪和我打電話聯系瞭利夫的朋友和朋友的傢長，讓他們給利夫捎話，懇請他能打個電話過來，但他仍然沒有打過電話。於是，我決心離開醫院一個晚上，找到利夫，把他帶回醫院來，好讓這事兒有個瞭結。
我對母親說：“我明天早上就回來。”而後我看瞭看半躺在塑膠沙發上的艾迪，對他說，“我會把利夫帶回來的。”
母親聽到利夫的名字，睜開瞭雙眼。那湛藍而閃光的雙眼，與從前別無二致。經歷瞭如此的病痛折磨，那雙眼睛卻始終沒有改變。
我不平地詰問道：“你怎麼能不生他的氣呢？”這個問題，我可能已經問瞭十遍瞭吧。
“強扭的瓜不甜啊。”以前母親老是這麼回答我，或者，“謝莉爾，他才18歲啊。”但這次，母親隻是凝視著我，說瞭一句：“親愛的。”當我被她的襪子搞得火冒三丈時，當她眼見我竭力改變現狀卻徒勞無功時，她說的都是這個詞。她用這唯一的詞語，試圖給我安慰，讓我逼著自己接受眼前的現實。
我對母親說：“我明天會和他一起回來。我們會一起回來陪你的，好嗎？我們都不會離開你的。”我將手伸過她四周垂下的一根根導管，輕輕地撫摩著她的肩膀。“我愛你。”我一邊說，一邊俯身下去親吻她的面頰，但她卻避開瞭我，因為她身上的劇痛讓她連一個吻也無力承受瞭。
“……愛……”她太過虛弱，已無力說出“你”和“我”，隻是低聲說瞭一個“愛”字。我走出病房時，她又重復瞭一遍。
我乘電梯下樓，來到寒冷的街上，沿著人行道往前走。我路過一傢酒吧，透過平板玻璃窗，看到酒吧裡座無虛席，每個人都戴著亮閃閃的綠色紙帽子，身穿綠色襯衣和綠色背帶褲，喝著綠色的啤酒。一個男人與我目光相會，他醉醺醺地指點著我，隔著窗戶大笑起來。
我開車回傢，喂瞭馬和母雞，然後拿起瞭電話。兩隻狗感激地舔著我的手，傢裡的貓也拱著趴在我的大腿上。我給每一個有可能知道弟弟下落的人打瞭電話。有人告訴我，他酗酒很嚴重；有人告訴我，沒錯，他的確和一個來自聖克勞德的叫作蘇的女孩在一起。午夜時分，電話鈴聲響起，是弟弟，我告訴他，這是他和母親的最後一面瞭。
半小時過後，弟弟走進門來。我真想沖著他大吼，真想用我的滿心惱怒和責難把他震得渾身戰栗。但當我看到他時，我所能做的隻是抱著他號啕大哭。那一夜，他看上去是那樣蒼老，又是那樣稚嫩。我生平第一次發現，弟弟已經長成瞭一個男人，但我也能感到，骨子裡的他還隻是個孩子。我的小男孩，一直以來被我如母親般呵護的那個男孩，在母親因工作不能在傢的時候，是我別無選擇地擔負起瞭媽媽一半的責任，照顧他、呵護他。卡倫和我雖然相差三歲，但我們的成長環境讓我倆和雙胞胎姐妹無異。在利夫的成長過程中，我倆付出瞭同等的心血。
“我受不瞭，”他淚流滿面，一遍一遍地重復著，“我不能沒有媽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
“我們隻能去面對。”雖然我自己也不知所措，但我還是這樣回答弟弟。我們仰臥在他的雙人床上，一邊哭一邊聊到瞭凌晨時分。我倆就這麼依偎著，慢慢地進入睡夢之中。
幾個小時後，我醒瞭過來。我先把動物喂好，又裝滿好幾袋在晚上看護母親時可吃的食物，然後叫醒瞭利夫。不到8點，我們就開著母親的車往德盧斯趕去。弟弟開著車，急速地向前飛馳，汽車音響中飄出的U2樂隊的《約書亞樹》震耳欲聾。我倆都沉默不語，隻是專註地聽著車裡的音樂。車窗外，初升旭日的光射在路旁的積雪上顯得格外刺眼。
趕到母親的病房時，我們看到緊閉的房門上有一塊牌子，通知我們在進門之前先到護士站簽字。這塊牌子我還是頭一次見到，但我以為這隻是走個過場而已。我們正往護士站走時，一名護士朝我們走過來，我還沒有開口，她便對我們說：“我們在她的眼睛上放瞭冰塊，她想要捐獻角膜，所以我們得把冰塊……”
“什麼？”我不禁大聲驚呼，護士嚇得一激靈。
沒等她作答，我便朝著母親的病房奔去，弟弟緊隨在我的身後。我推開病房房門，艾迪站在那兒，向我們伸開雙臂，但我側身閃過瞭他的懷抱，徑直撲到母親的床邊。隻見母親的雙臂無力地耷拉在體側，拔去瞭針頭和導管的雙臂上，黃一片，白一片，泛著烏青和暗黑的顏色。她的雙眼上各蓋著一隻裝著冰塊的手術用手套，手套那肥大的手指部分懶散而滑稽地垂散在她的臉上。我抱住她的身體，那雙手套滑落在床上，又彈到瞭地板上。
我像隻發狂的野獸，把臉死死地抵在她的身體上號啕大哭。當時，她已經過世一個小時瞭，四肢已然冰涼，但腹部尚有餘溫。我把臉埋進這餘溫之中，再一次悲痛欲絕。
我一次又一次地夢見母親。夢中的我，每次都在母親撒手人寰之際陪在她的身邊。夢境中，是我親手把母親殺掉的，一次又一次地將她殺掉。這是母親親口給我下的命令，每一次我都會雙膝跪地，一邊哭一邊乞求她不要逼我，但她卻不肯從我。每一次，就像一個乖女兒那樣，我最後都照做瞭。我把她綁在前院的一棵樹上，用汽油澆在她的頭上，然後用火把她點燃；我讓她沿著我們搭建的房子前的沙土路奔跑，然後再開著卡車碾過她的身體，她的身體卡在卡車下方一塊帶鋸齒的金屬板上，我就這麼拖著她往前開，把她從車上甩下來以後，又倒車再次碾過她；我用一根微型的棒球棒，緩慢、猛烈而悲傷地將她活活打死；我把她塞進我親手掘好的洞中，把沙子和石頭踢在她的身上，把她活埋在洞裡。這些夢境並不虛幻，夢中的場景對我而言如現實一般逼真，就像一部我潛意識的紀錄片。夢中的卡車的確是我的卡車，夢中的前院就是我們現實中的前院，夢中的那根球棒也實實在在地和雨傘一起放置在衣櫃之中。
我並沒有從這些夢中哭泣而醒，而是尖叫著驚醒的。每到這時，保羅便會按住我、抱緊我，直到我安靜下來。他用涼水打濕一塊毛巾，蒙在我的臉上，但這毛巾卻無法滌蕩掉那些有關母親的噩夢。
沒有什麼做到過，也沒有什麼可以做到。沒有什麼能夠讓母親起死回生，沒有什麼可以讓我去面對她離去的事實，也沒有什麼可以讓我在她閉上雙眼之時陪在她的身邊。這切膚之痛讓我心如刀絞，讓我一次次重重地倒下去。
我花瞭幾年的時間，才終於在世間萬物之中找回自己的位置。我到底還是變回瞭母親撫養大的那個人。每每想到母親喚我“親愛的”時的聲調，每每憶起她那無可代替的目光，我的心就會抽泣淌血。我渴望自己能夠改變這一切，而這渴望於我，已經成為一片荒野，我必須自己探出一條路來。我花瞭四年七個月零三天去探這條路，在我到達終點的那一刻之前，到底去向何方，我自己也無從知曉。
這個終點就是“眾神之橋”。
(1)穿綠色的衣服和吃綠色的食物是聖帕特裡克節的一個習俗。——譯者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