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子第十八

現在講《微子第十八》篇,這一篇和第八篇《泰伯》有相呼應的作用,也可以說,這兩篇是連續的。《泰伯》篇是上論接近結論的一篇,《微子》這一篇則接近了下論的結論。這篇所記載的,都是與孔子當時的學說思想有關的事情,所以記載中完全用孔子的話的地方就少得多了。而是記載一些與孔子思想有關的個人的歷史。這篇東西可以很快研究完,但篇中的問題是很重要的。

先說本篇的問題所在。本篇題目是“微子”,而微子、箕子、比幹這三個人,在周文王、武王要革命的時候,都是紂王的大臣,也都是歷史上有名的忠臣。箕子後來封於高麗,就是現在的朝鮮,所以朝鮮的文化,是我們中國文化的遺留,朝鮮的民族,也可以說是箕子的後代。當時箕子把中國文化的陰陽、八卦、五行、天干、地支這些東西,流傳到高麗,所以韓國的國旗,用的是《易經》八卦中的四卦:“乾、坤、坎、離”。就是代表天、地、日、月,也可以說整個是中國文化的精神。這是箕子所傳的。這裡所提的微子、箕子和比干,他們是殷商的貴族,紂王的尊親。為什麼要首先提他們?而且這一篇的最後結論,提到周朝能夠興盛起來,“周有八士”,因為有八位了不起的人,輔助周朝興盛起來,這八士當中還沒有提到姜太公、周公,他們還不在八士以內。而這一篇的中間提到許多隱士,隱士並不一定是殷紂時候的人,有許多還屬於孔子同時代的人,全篇的編輯路線是這個樣子。如果從表面上看這篇書,尤其是“五四運動”以後看這些書,很多人認為這是為專制領導者幫腔的,因而對他有各種的譭謗。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但是有一點,從表面上看,這中間又有許多是反孔子的。所謂“反”是我們現代的說法,事實上是與孔子的觀點不同,至少是站在兩方面,這裡都老實地記載下來了。所以我們讀書,有時不可被表面文字騙過去了。

其次,我們要研究這篇書為什麼要這樣編?第一它是說明創造歷史,創造時代,完全是屬於“人”的問題,等於說英雄可開創時代。在一個時代中有人才,這個時代就興盛了;人才衰落了,這時代也完了。第二點用人的問題,一個領導者能鑒識人才,培養人才,他的事業是成功的;如果不認識人才,不知道培養人才,事業一定是失敗的。第三點關於個人的,這是很嚴重的問題,至少過去是如此,將來社會怎麼變,就很難說了。過去的時代,個人的立身出處非常重要,也就是第一步站出來很重要,所以有人一輩子當隱士。

隱士與歷史文化

有人說中國過去的隱士,就是西方文化中自由主義者“不同意”的主張,他不反對,反正個人超然獨立,這是民主政治的自由精神。這個比方表面上看起來很對,實際上還是不大對,因為中國一般知識分子中,走隱士路線的人並不是不關心國家天下大事,而是非常關心,也許可以說關心得太過了,往往把自己站開了,而站開並不是不管。印度的思想,絕對出家了,去修道了,就一切事務不管;中國的隱士並不是這種思想。我們研究中國的隱士,每一個對於現實的政治社會,都有絕對的關聯,不過所採取的方法,始終是從旁幫助人,自己卻不想站到中間去,或者幫助他的朋友,幫助他的學生,幫助別人成功,自己始終不站出來。在中國過去每一個開創的時代中,看到很多這樣的人。

最有名的如明朝朱元璋開國的時候,能夠把元朝打垮,當然中間是靠幾個道家思想的隱士人物出力,正面站了出來的是劉伯溫,背後不站出來,故意裝瘋賣傻,瘋瘋癲癲的人有好幾個,如裝瘋的周顛,另一個是鐵冠道人,這是著名的,這些人朱元璋都親自為他們寫過傳記。正史不載,因為正史是儒家的人編的,他們覺得這些人太神奇了,這些資料都不寫在正史中。尤其是周顛這個人更怪,既不是和尚,又不是道士,一個人瘋來瘋去的,與朱元璋的交情也非常好,每逢朱元璋有問題解決不了的時候,他就突然出現,告訴朱元璋解決的辦法。有一次朱元璋還測驗他,周顛說自己不會死,朱元璋把他用蒸籠去蒸烤,結果蒸了半天,打開一看,他等於現在洗了一個土耳其浴,洗得一身好舒服。從此朱元璋告訴部下,不可對周顛怠慢,這是一個奇人。像這一類的人,也屬於有名的隱士思想一流的人物。

中國過去有道之士,可以不出來干涉現實的事,但他非常熱心,希望國家太平,希望老百姓過得好,寧可輔助一個人做到太平的時代,而自己不出來做官。等到天下太平了,成功了,他的影子也找不到了,他什麼都不要。在中國古代歷史中,這一類的人非常多的。當然正面歷史不大容易看到,從反面的歷史上,可以看到很多,幾乎每個朝代,都有這些人。就拿王陽明來講,他所碰到的與普通人的生活及觀念不同的異人也很多。

本篇當中,就說明了雖然是隱士思想,明知道時代不能挽救的時候,他們站開了,但並不是消極的逃避,等於是保留了文化的精神,培養後一代,等待下一代。最有名的,如唐代的王通,我曾經提到過很多次,他的學生們在他死後私謚他為“文中子”。在隋煬帝的時候,他本來有志於天下,想自己出來幹,但與隋煬帝談過話,到處看過以後,知道不行,就回去講學,培養年輕一代。所以到了唐太宗開國的時候,如李靖、徐世勣、房玄齡、魏征這一批唐代的開國元勳,文臣武將,幾乎都是他的學生,所以開創唐代的文化思想,文中子是最有功勞的。可是我們讀唐代的歷史,還沒有他的傳記,所以後人還是懷疑文中子的事跡,是不是真的,否則為什麼沒有他的傳記?最後經過考證,原來文中子的兒子,得罪了唐太宗的舅子,也是一位很有名的大臣,人也很好,不過在學說思想上意見不同,所以後來修唐史的時候,就沒有把文中子的思想擺進去。因此文中子死後,他的謚號,還是朝中這班大臣,也就是他的學生們私下給他的。歷史上有名的“自比尼山”故事,就是說不僅他的弟子,連他自己也自比為當代的孔子。而實際上以功業來說,也許他比孔子還要幸運,因為孔子培養了三千弟子,結果沒有看到一個人在功業上的成就,而文中子在幾十年中培養了後一代的年輕人,開創了唐代的國運與文化。

像這一類,也屬於隱士之流的思想,明知道時代不可以挽回了,不勉強去做,不作儒家思想的“中流砥柱”——人應有中流砥柱的氣概,但能不能把水流挽回呢?這是不可能的,只可以為自己流傳忠臣之名而已,對時代社會則無法真正有所貢獻。道家說要“因應順勢”,這類人的做法,就形成了後世的隱士。本篇記載了很多隱士,孔子當時所遇到的,是孔子在他們面前吃癟的,也是孔子正面和他們衝突的,這衝突並不是吵架,是意見衝突,思想的幽默,可見他們也非常瞭解孔子,也認為孔子的做法並沒有什麼錯誤,各走各的路線,這是本篇的第四個要點。

結論下來,這一篇有兩個重點:第一個重點是歷史哲學的一種觀點,第二個重點是個人的立身處世,自己的人生觀,人生哲學,究竟該走哪條路線。雖然這種觀念與思想,在本篇的文字中,一個字都沒提到,而事實上就是這樣一種精神,我們把全篇研究完了,對自己應該是個很好的借鏡,可作為一個參考。把本篇的精神與重點報告完了,下面就比較容易研究,不像以前的各篇,每句話都要作很多的發揮,這裡差不多每一觀念都作了整個的發揮。現在我們講到本文了。

眾鳥高飛盡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這是殷紂引起了西周革命的時候。大家都知道紂王是很暴虐的人,因受悠久文化的影響,還是有很多忠臣,可是幾個人向他建議,(古代下對上為“諫”,上對下為“勸”,現代通用為“建議”了。)而紂王無道,不聽這些建議,把微子廢掉,離開宗室了,後來微子的後代,由周朝封於宋,就是春秋戰國時的宋國。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特色,“興滅國,繼絕世”。周朝起來革命,成功以後,並沒有對紂王之後滅絕,還一定把前朝的後人找出來,使他們繼承祖宗的香火。箕子是紂王的叔父,也被降為奴役,箕子後來還是沒有死,帶了殷商的文化,由遼東渡海到朝鮮去了。比干是被紂王殺死的。這三個人都是紂王時代的忠臣,而遇到一個這樣暴虐的君主。時代的衰敗挽不回的時候,走的走,被關起來的關起來,死的死。孔子認為這是古代的忠臣,雖然他們本身死了,可是對於國家文化的精神,永遠留下了千秋萬代的榜樣。所以稱他們是殷商時代的三位仁人,成仁取義的人。

下面跟著說到柳下惠,魯國的人,大家都知道柳下惠“坐懷不亂”,這還是小事情,歷史上坐懷不亂的男人或女人有很多,不過古人以柳下惠作標榜,我們也不必再另外舉別人的例子了,而坐懷不亂並不是柳下惠最高的一面,他最高的一面在這裡: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作士師,等於現在管刑法的官,勉強比作現代的司法部長或最高法院院長。他三次上台,三次都被罷免下台,於是有一個人對他說,你先生何必一定要在魯國做事,出國去吧!你自己國家不要你,何必一定幹,到別的國家說不定有更好的地位。柳下惠答覆他說,一個人終身行直道,思想、行為、做事完全直的,走正路來做人家的部下,在任何一個國家社會做事,都是一樣會有問題,都要吃虧,會被擠下來的。如果以歪曲的心思,用手段來取得地位,以得功名富貴為榮耀,並不想真為國家社會做事的,那又何必離開自己父母之國呢?祖宗都在這裡,一樣可以做事。換句話說,隨便在哪裡,決不走歪路,而走正路,在任何社會都是一樣比較困難的。柳下惠的人品就在這裡,為了貫徹人格的思想,為了貫徹傳統文化以正道事人,以正道立身處世,忽視於功名富貴,那是身外事,並不在乎,這是他的人格。這裡先記載他的事情,後面孔子還要提到他的。

為什麼把柳下惠的事放在微子、箕子、比干三人的記載後面?柳下惠並不是殷紂時代的人,而是春秋戰國孔子這一時代的人,還可能稍稍早一點,比孔子大幾歲,不過已是一個天下聞名了不起的人物,這裡先記載他的事,柳下惠的這幾句話,也說明了前面三個人的事情。所以中國的古文,如《論語》的文章一看起來好像是法律的條文,一條一條,好像連不起來,實際上仔細一讀,它是長篇文章,連接得非常好。換句話說,微子、箕子、比干,有的願殺身以成仁,如比干;被趕出去就走了,如微子;為奴就為奴,如箕子。為什麼他們不彎一彎呢?態度稍微改變一下,去拍個馬屁,也會好好用他們,更何況他們本來就是皇族。可是他們為什麼不這樣做?這就說明個人作人也好,在國家社會中立足作一普通人也好,大原則上人格的重要。反過來,就是如果以枉道事人的話,隨便哪裡都可以幹,如果堅持以正道、直道事人,又何必離開?所以引用柳下惠的這幾句話,等於是為上面三個人的事,作了一個註解,這就是《論語》的編輯方法。

王不留行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孔子周遊列國到了齊國,那時齊國的國君,(就是齊國的諸侯,我們隨便講,叫他國君,是借用的名詞。)正是景公的時代,有一度,他的首相是有名的小矮子晏子——晏嬰,這個人品德很好,學問也很好,在歷史上是名宰相,了不起的忠臣,也很清高,樣樣都很好,並且自己著了一本書——《晏子春秋》。另一個更早一點的名臣管仲,也是齊國大臣,著有《管子》,這兩部書現在都流傳著,當然,其中內容真偽雜陳。孔子到了齊國以後,齊景公本來想用孔子,可是晏子不同意,怕因此自己不能在齊國立足。不過這個問題的資料並不很充分,晏子是不是那麼嫉才的人是一個問題。其次,涉及齊景公本身的問題,不過歷史上有說齊景公是受了晏子的影響才這樣的,但是要注意,當時齊國與魯國的邦交並不很好,所以後來引起了戰爭,齊國準備打魯國,魯國一定打不過齊國的,孔子這個時候,很為自己祖國的危機著急、彷徨,準備自己出國,去國際上想辦法的。後來由子貢出面,在各國走了一趟,扭轉了整個國際的局勢。

當時齊景公對孔子非常好,不過不能用他,所謂不能用是外交辭令,齊景公也沒有當面告訴孔子:“老先生,你是了不起,我想用你,可是我不會用你啊!”這就太難堪了,他不會那麼做,這只能利用別人來透露,所以齊景公所說“若季氏,則吾不能。”這季氏,就是魯國的季家。但季家對孔子非常好,孔子一班學生在季氏兄弟下面做事的也很多,雖然季氏對孔子恭維,可也沒有重用他。現在景公就把話透露給孔子,像季氏一樣的對孔子則我不能,我要就重用他,如你孔子願意永遠住在我齊國,我願如季家的兄弟一樣的待你,雖不重用也不冷淡,恰到好處。齊景公並說明採取這個態度的原因,只說是自己年紀大了,沒有雄心,不想稱王稱霸了,假如是年輕的時候,孔子來到我齊國,我一定重用他,這個話一傳到孔子耳裡,當天孔子就走了。

我們看古代的記載,文字非常簡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吾老矣,不能用也。”這句話,使孔子馬上就走了,如果寫小說,這中間一定還有許多故事。孔子為什麼立刻離開?可見左右有人妒忌,從旁說了閒話,孔子不馬上走,說不定有人會害他。這也可以說齊景公很愛護孔子,因為自己國內的政權以及其他一切等等,所形成的環境,的確沒有辦法用他,所以說:“吾老矣,不能用也。”只好這樣暗示他,因此孔子聽了以後,趕快就跑了。

這一段為什麼放在上面兩段的後面?假使以普通的方法讀《論語》,讀一輩子也白讀了,如以歷史人生的觀點來讀,就和上面兩段的意義與精神是一樣的。一個人的立身出處,當環境不容許的時候,就毅然決然而去,所謂“飄然遠引”,沒有什麼留戀的。人生為了什麼呢?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為了自己能對社會人類有所貢獻,絕不為現實的功名富貴,乃至如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這也說明柳下惠的道理,也是說明殷朝三仁的道理。

江山與美人

上面是說孔子離開齊國的關鍵,下面是說當時孔子為什麼離開魯國: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原來齊國想出兵打魯國,在這以前,孔子曾經一度當司寇,國際上各國諸侯都很害怕,魯國如真起用了孔子,就不得了,大家想盡了辦法,用各種手段,使孔子下台,同時國內的環境也不許可他展開抱負,所以干了三個月就下來了。後來齊國為了使魯國更趨衰弱,以現代話來說,就利用了女間諜,選了一批非常漂亮的名女人(為女樂),送給魯定公,當時孔子主張不能接受,否則魯定公這個人靠不住,意志會沉迷下去,影響到國家。而當權的季桓子,自動先接受了齊國的女樂,果然,政府規定每天必定舉行的早朝——朝會,都接連三天不開,大家去看女樂了。孔子一看這情形,知道齊國這一手很厲害,魯國的前途完了,孔子馬上出國了。

孔子去魯、去齊這兩次的離去,說明了一個人的去留之間,是非常有分寸的,中國文化講究的,一個知識分子、讀書人,立身處世,進退之間大有分寸,絕不會顧慮到生活問題,這是一個大問題。過去每逢過年,很多家庭無論作裝飾,或是附庸風雅,都會懸掛朱柏廬《治家格言》,治家格言中:“讀書志在聖賢,為官心存君國。”是很有份量的名言。

為什麼要出來做官,現代叫做公務員,現在公務員的觀念和以前官的觀念,的的確確兩樣,所以有時候拿現代的公務員比過去的官,我也認為大不妥當。過去一個讀書人,十載寒窗,一旦考取了功名,那真有味道,哪怕是一個小小的縣令,出來時還要鳴鑼開道,老百姓還要迴避,坐在轎子裡比汽車舒服得多了。最小的官是典史,勉強等於現在縣裡的警察局長、監獄長,這是編制內的人。皂隸之類都不在編制內,由縣令自己想辦法在節餘項下開支。以前一個縣衙門裡,編制外不過一二十人辦事。像清朝康熙時代,全國官吏,上自宰相,下至地方小吏,只有一萬七千人,而做了那麼多事。這個問題我們今日還是值得研究的。那個時候,考取功名出來做官的,四萬萬人中只有一兩萬人,的確是很光榮。現在當然兩樣了,是公務員,替人服務了。但是大家還有一個毛病,把公務員與官的觀念始終混在一起,如果這一點真正分開了,搞清楚了,那好辦了。很遺憾的,幾十年下來,這一點還沒有搞清楚,以致產生了政治上、社會上很多糾紛。

講到這裡,我們知道,古人對於該不該出來當官,所謂立身出處,是很慎重的。現在我們的教育變了,每一個考進來的,都是為自己的職業問題著想,這是美國化、西方文化的影響,所謂杜威等人的思想,“生活就是教育”,他們教育與生活、技術配合在一起。人家的文化基礎同我們完全兩樣,我們今天沒有搞清楚自己的文化精神,對別人的也沒有搞清楚,別人的東西是不是適合我們的國情,今天還在考驗中。今日考進來的學生,目的是為了職業,既然為了職業,那麼做醫生是職業,做公務員也是職業,職業的下面,就只有價值問題,也就是待遇如何?首先問劃不划得來。過去我們的思想,從不考慮個人待遇問題,所謂“為官心存君國”,講好的一面,是犧牲自我。為什麼要得到權位?是為了實行自己的理想,好替國家做一番事,如此而已。在歷史上許多大臣,死了以後可憐得很,像秦檜害死岳飛,抄家的時候,什麼都沒抄到,破書而已,像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去研究的重大問題。

鳳凰離亂不如雞

現在接下來,是孔子離開魯國以後,周遊列國,到處為文化,為人類的思想在努力。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碰了一個釘子了。楚狂接輿是道家人物,是楚國一個著名裝瘋的狂人。狂人並不是瘋子。過去說的狂,就是滿不在乎,有點像現在的嬉皮。美國前幾年流行的嬉皮,他們所畫的祖師爺,都是我們中國人,其中兩個是禪宗的和尚:寒山、拾得,留長髮拿掃帚的;還有像楚狂接輿,也是他們的祖師爺。還有我們晉朝的劉伶、阮籍兩個愛喝酒的,這些人他們都供起來,自稱是他們的祖師爺,這是他們學中國文化的一點點皮毛。所以楚狂並不是一個瘋子,接輿是他的名字,道家的書與“高士傳”都說他姓陸,陸接輿就是楚狂,也是道家著名的隱士,學問人格都非常高。孔子碰到他時,他就唱著歌過來了。歌是故意唱給孔子聽的,他沒有直接說孔子,而說“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古人說麟、鳳,有時候代表人中之君子,或者是天下絕對太平,時代有道的時候,就可見到走獸中的麒麟、飛禽中之鳳凰,亂世的時候就看不見。不過後世一般人認為沒有這兩種東西,把長頸鹿叫做麒麟,對不對,也很難講。這兩樣東西,是中國文化的標誌。還有一樣就是龍。現在楚狂是用鳳來比孔子,他說鳳啊!鳳啊!你倒楣了,這個時代出來幹什麼?過去的錯了,你就算了,未來的你還是可以改正。這兩句話的含義是很深很深的。大而言之,也可以說是歷史錯了,是不能挽回的,但是你不要去懷念那過去的歷史,應該開創未來的。不過他唱給孔子聽,這個意義很深遠,等於對孔子說,你老是想把這個時代挽救過來,這是挽救不了的啊!算了吧!算了吧!這個時候想出來挽救這個時代,是危險極了,你這時如想出來從政,你可免了。孔子一聽,知道不簡單,趕快停下車來,想跟他講話,可是這個“狂人”一看見孔子停車,知道孔子要來和自己說話,就加快腳步溜了,避開了,使孔子永遠無法跟他說話,也是他懶得跟孔子討論。

楚狂這個人是有名的隱士,給孔子碰一個很大的釘子,如說他對孔子不欣賞,他偏要來唱這首歌給孔子聽,可見他是有心的,孔子曉得,孔子懂他,下來想向他請教,可是他又走開了。歷史上隱士們都這樣,做了許多怪事,點到為止。這是孔子碰到了和他唱反調的第一個隱士。在這一篇裡,這些唱反調的統統出來了。

處處關津處處寒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長沮和桀溺,是兩個隱士,一對好朋友,在並肩種田,孔子經過那裡,不知是有意或無意的,教子路去問路,問過江的路口,這“問津”是這篇文篇的“點題”,我們中國以後的文字上,所謂“指點迷津”的典故,就是從這裡來的。長沮就先反問子路,你替他趕車的那個老頭子是誰?這是明知故問。子路說,坐在車上的是我的老師啊!鼎鼎大名的孔丘。長沮說,就是魯國的那個孔丘?子路說,是啊!就是他。長沮說,既然是孔丘,他當然知道該怎麼走,還要來向我們問路嗎?他這話答得很妙,子路問的是車子應該走向哪裡的路。長沮答的不是車子走的路,是人生之路,長沮的意思是說,這個周遊列國、到處還要傳道的孔子,他現在“路”都不曉得走嗎?他這個話是很妙,很幽默的。

子路問不出道理來,就轉過頭來問桀溺,桀溺卻反過來問子路,你是什麼人?子路說,我名字叫仲由。桀溺說,你就是魯國那個糟老頭孔丘的徒弟嗎?子路說,是的。桀溺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滔滔是形容詞,現代語彙就是潮流,當潮流來時,海水一漲,浪花滔滔滾滾,不管好的壞的,統統都被浪頭淹沒了。天下皆是也,就是說現在全世界都在濁浪滔滔,一股渾水在流,這情形又有誰能夠把它變得了,那洪水氾濫的時候,時代的趨勢來了,誰都擋不住。並且他告訴子路:“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這句話中的“辟”就是“逃避”的“避”;“辟人之士”,是指孔子,避開了魯國,魯國政治太亂,自己的國家他救不了啦!為了想實行自己的理想,到處去看,是避開亂的社會,另外想找更好的環境,為“辟人之士”。桀溺是告訴子路,你跟著孔子這樣的“辟人之士”,可是人是避不開的,如現在的和尚出家,神父的入會,反正都沒有離開社會,不過換了一個生活。哪裡出得了家?真出家談何容易?真出家就是桀溺說的“辟世之士”,連這個時代都拋開了。離開這個社會,跑到深山裡去,不和任何人打交道,這就是出家嗎?永嘉禪師曾經說過,當你的心不能平靜的時候,跑到深山都沒有用。不要以為到了山裡,就是出家修行,有時候看到風吹草動,心裡都會煩起來。如果把自己的心修平靜了,在任何熱鬧的地方,就和在山林中一樣的清淨,這是基本的道理。所以這一段桀溺對子路說,其實時代是逃避不了的,你與其跟著孔子一樣,覺得這裡不對,就離開到另外一個社會,還不如像我們一樣,自己忘記了這個世界,忘記了這個時代,種我的田,什麼都不管。他說到這裡以後,再不說話了,拿起鋤頭,還是不停地種他的田。

子路碰了釘子,就回去把經過報告孔子,孔子聽了心裡很不愜意,臉色變了,很落寞也很難過的樣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後世自命為儒家的人,抓住這句話作為把柄,認為道家這些隱士都不對,說孔子在罵他們是禽獸,這些人沒有國家的觀念,不是人,是禽獸。這是後世的解釋,但我否認這種解釋,後世的儒家根本解釋錯了。我的看法,孔子非常贊成他們,孔子這句話不是罵他們,因為上面有句“夫子憮然曰”,孔子心裡很難過,很落寞的味道,所以告訴子路:“鳥獸不可與同群。”鳥是飛的,獸是走的,而且鳥是海闊天空由他飛,獸類之中,絕大多數野獸都在山林裡,不在人類的社會中,飛的與走的不能擺在一起,換句話說,人各有志,各走各的路,遠走的就去遠走,高飛的就去高飛。孔子接著說,其實我很想跟他們一樣,走他們的路線,拋開天下國家不管,我還不是跟他們兩個人的思想一樣的。換句話說,都是在憂世的,擔憂這個國家,擔憂這個時代,擔憂這個社會,這種憂都是一樣的,問題只是做法兩樣。他們可以丟下這個社會、這個時代不管,只管自己種田去,可是我丟不下來。假如說國家社會上了軌道,我又何必來改變它呢?就因為時代太亂了,我必須要犧牲自己,來改變這個社會的潮流。這就是孔子!所以我們知道孔子走的路線,比這些隱士們走的路更難。明知道這個擔子挑不動的,他硬要去挑。

我們這裡引述歷史一件事來補充說明:宋代王安石上台了,蘇東坡這批人和他的意見不同、分歧,形成了後來著名的“黨禍”,而王安石所用的人都非常壞,所以這班正人君子都紛紛辭職。當時有人主張最好不要辭職,因為王安石下面這一批人,將來一定要把事情搞壞的,你多佔一個位子,使他們少搞壞一點,這就做了好事。這就說明挑這種擔子很難,明知道要壞,可硬是不走開,佔住一點,少壞一點,雖然不能積極的挽救,也是消極的防止,孔子走的是這個路線。

如此風波不可行

下面又來一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有一次跟著孔子後面走,大概脫了隊,落伍了。“遇丈人”,碰到一個老頭子。“丈人”不是岳父,古代丈人是對長輩的尊稱。過去寫信,對父執輩稱世伯,自稱世晚或世侄,但有的與父輩沒有交情,而年歲地位又比自己高得多,這時就尊稱對方為“丈”,就是長者、前輩的意思。子路碰到一位老先生,用他的枴杖,挑了一些編織竹器的青竹篾籐,子路就問他,你看到我的老師嗎?這個老頭子可罵了子路一頓,什麼你的老師?這種人光在那裡吹牛,也不去勞動勞動,連五穀都分不清楚,一天到晚只在那裡用頭腦,用嘴巴吹牛,我才不認識你的什麼老師。老頭說完,把枴杖往地下一插,在那裡芸田,手扶著杖頭,用腳把禾苗周圍的草,壓到泥土下去。子路搞得沒辦法,被他的氣勢懾住了,拱手站在那裡恭恭敬敬的不敢動。於是這位老頭子帶子路回家,留他住下,還殺雞,做了很好的飯,很豐盛的款待他,而且還教兩個兒子來做陪客。第二天子路找到孔子,又報告了經過。孔子說,這是一個隱居的高人,教子路回去找他,可是子路到了那裡一看,這位老先生搬家了。

關於這些隱士的事情,儒家記載得很有限,我們如果看《高士傳》、《神仙傳》這一方面的書,則這種人很多。如佛家禪宗的隱山和尚,這是佛教進入中國以後唐代的故事:有兩位很有名的大師,出門“行腳”——“行腳”是佛家的術語,就是到各處參訪有道德學問的高人。這兩個和尚走到一個深山裡面,在溪水中洗臉,其中一個是洞山,告訴另外一個密師伯,這山中住有高人。密師伯說怎麼知道?洞山說,我們洗臉時不是看到一片菜葉子,隨溪水流下來嗎?可見上流有人。於是兩個人就去找,雖沒有路跡可循,但終於找到了這個隱山和尚,搭了一個茅草棚,一個人住在深山,於是這兩個和尚跟他談道,他們談得相當投機。後來,這兩個和尚就走了。但在半路上一想不對,多年來難得一見的高人,隱居在這裡,實在太可惜了。於是第二天回去找,找不到了,連茅草棚都燒掉了,只留了幾首詩在那裡,最後兩句說:“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像這樣所謂隱士思想的人物,在中國歷史上很多,並不是灰心,灰心就自殺了,而多半是很有修養的人。

子路找不到這個荷蓧老人,回來告訴孔子後,談起這件事有所感想——子路不是一個絕對莽撞的人,他跟孔子這麼多年,孔子也很欣賞他,所以他講出一個道理——他說,一個知識分子,有學問有能力,不肯出仕貢獻給國家社會,(這裡要注意,“仕”的觀念,在春秋戰國以前,是為對國家有所貢獻而出仕,後世是為了自己的功名富貴,出來做官為出仕,完全是兩回事。)不合於義。社會有社會的秩序,長幼的階級,父是父,子是子,人倫的階級不可廢,家庭父母子女的秩序都不可亂,更何況國家社會的政治體制,怎麼能廢?假使廢了,社會就沒有型態、沒有秩序,不成社會了。這些隱士思想的人,欲潔身自好,把自己身心人格搞得很清高,自己有自己的觀點。社會中有許多人也是這種個性,這種人是守成的第一流人才,可是教他去開創,那就糟了。開創事業的人,好的要,壞的也要,而且要準備接受壞的,天下好的名聲固然好,有時候為了成功一件事業,往往要擔負很多壞名聲,其實很冤枉。但是能夠挑得起來,就很難了。這種做法,比潔身自好還更難。所以我們常常感到任勞任怨難,尤其當主管的人更是如此。創業的人,第一個修養要能夠任怨,但不是手段,要是一種德行才行。所以潔身自好的人,多半是隱士。子路這時可有個感想,認為潔身自好的人,亂了人倫之道,把一切都丟開了,只管自己。也可以說,是絕對的個人自由主義者,對於國家社會並無貢獻。所以子路說,君子的出仕,並不是為了自己想出鋒頭,而是為了貢獻給國家社會——“行其義也”。看了這些隱士們,就曉得“道之不行”了。因為社會上的知識分子,多半喜歡走隱士的路線,覺得救不了時代,就做隱士,向後退,不敢跳下這個渾水去。大家都像這個樣子,有學問,有修養的人,頭腦太清明了,看清楚了,不願來淌這個渾水。所以子路說他懂了,搞不好了,他知道跟孔子這位老師所走的路線,自始至終,永遠都是自我犧牲,因為其他的知識分子,多半只管自己了。

上面到這裡,等於告了一個段落,下面一章就等於引用孔子的評論了。先說逸民,古代逸民也近於隱士,在歷史上,後來引用孔子這句話,有“逸民傳”。尤其清朝的歷史,對於明朝的許多絕對不投降,當然更不肯出來做官的知識分子,像王船山逃到湖南的山裡去了,像陝西的李二曲、江蘇的顧亭林等等,硬是不出來,當然也沒有被殺,這一類人在清代的歷史上留下來,就列入“逸民傳”中,當然不是二臣,二臣就是投降了的,逸民是很高逸的,這又與隱士有所同而又大有不同之處了。

窮達行藏

現在繼續講《微子第十八》,今天說到“逸民”這一段。上次說過,這一篇所講的,等於是歷史人物的報道,也反映出立身處世的道理,一種走入世的路,一種走隱逸的路,當隱士為出世之路。不過中國過去的隱逸之路,並不完全是消極的,以舊文字來形容,可用“有所待也”四個字。他們不是為個人利益有所待,只是想為國家社會有所貢獻而有所待,雖然同入世的人看法兩樣,角度兩樣,但都是有所待。因此,隱逸的路線也可說是積極的,他們救人救世的目標是一致的。可是這一類人,和孔夫子正面對照起來,顯出兩個方向。這一篇裡大部分都是說隱逸的,孔子提出來: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孔子認為這批逸民們,最值得欽佩的,確定了人格,立志不變,自己認清楚了一個主義、一個思想、一個目標。他這個人格不管什麼環境,永遠不變,不動搖,同時不辱其身——這四個字是很難的,拿社會的現象與歷史作一個對比,就會知道,歷史上有許多人降志辱身。有人在一個時代變更,尤其國破家亡的時候,例如宋末、明末時期,有很多人,或為了怕死,或為了一己的功名富貴而降志,降志而後辱身,招來不知多少侮辱,被人看不起。但是話說回來,有許多人還以辱身為光榮的,對這種人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同時由這點,也可以瞭解我們中國思想文化,對於人格教育的建立是很重視的。再說不辱其身的事例,我們但看社會上許多人,雖然發財了,但是乃由降志辱身得來,也是很可憐!對於不辱其身的定義,廣義的是堅定人格,高尚其志,這是很不容易的。孔子認為真夠得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只有伯夷、叔齊他們,這兩個人連皇帝位置都不要,可以做到棲心道德,視天下如敝屣。

孔子又說等而次之,便如柳下惠、少連這兩個人。柳下惠這個人我們曾經提到過的,三次上台,三次下台,始終搞不好,孔子說,這好像就差一點,可以說降其志,又辱其身了。明知道做不好,非硬做不可,又不知道權變,如知道權變,將就一點也好,又不能將就,既挽不回時代,又自取其辱,結果既降志而又辱身。辱身是指個人對社會環境而言,降志是對自我人格而言。孔子說,在這方面來講,柳下惠、少連就比較差了。不過,他們一生的言語思想是中倫的。這個“中”是射箭射中了的“中”。“中倫”就是中於倫常的道理,維持了傳統文化的精神,同時也說他們言語思想完全是走中肯的路子,他們的行為,能夠中於中正的精神。總之,他們的言行思想,可以保持原來的規矩沒有變,只能如此而已。但挽回不了時代,對社會也沒有貢獻,所以說他們是自己降志辱身。

再其次如虞仲、夷逸這幾個人,用現代話說,也可以說是時代的逃兵,或者說是現實社會裡退伍了的人,自己認為對社會沒有什麼貢獻,就只好退出。他們一輩子隱居,沒有出來做過事,放言高論、批判是非得失。我們把“隱居放言”連起來看,便知唯有隱居可以放言,這怎麼說呢?對功名富貴、社會的一切都無所要求,沒有企圖,所以就可以客觀地講公正的話,也敢於講話。但孔子說他們雖然如此,也只能做到他們本身一輩子清高而已,儘管再大的功名富貴放在面前都不要,捨棄掉了一切人事上的禍福利害關係,自己退隱了專門自修。固然說時代不對了,環境不許可他們有所作為,沒有辦法,只好退隱了,不過退隱也是不得已的一個權宜之計,所以說它是一種通權達變的辦法而已。

孔子提了這幾個隱士的典型以後便說:我和他們則是兩樣,真正時代不需要我的時候,我可以作隱士,需要我的時候,我也可以出來,絕對地負起責任來做事。並不是自己立定一個呆板的目標,像上面提到這幾個著名隱士的作風。因為他們自己劃了一道鴻溝,自己規定了人格標準,守住那個格。孔子說無可無不可,就是說不守那個格,可以說是“君子不器”,也就是“用之則行,捨之則藏”的意思。需要用我的時候,把責任交給我,我就照做,挑起這個擔子,不要我挑起這個擔子的時候,我絕不勉強去求,所以說孔子是“聖之時者”。他這個聖人與別的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自己所說的“無可,無不可。”沒有規定哪一樣可去做,沒有絕對否定哪一樣事情不可做。“無可,無不可。”有時候被人錯誤解釋是滑頭的事,好像這樣也可以,那樣也可以,其實不是這意思,而是說不固執自己的成見。

這一段等於是這一篇內容要點的畫龍點睛了,本篇的宗旨就在這個地方,也可以說,在為人處世上,給我們一個啟示,看自己應該向哪一個人生路線邁進。

時衰鬼弄人

下面跟著就是講時代的混亂,由這一節就可見當時春秋戰國,尤其在魯國,傳統文化的衰退,結果知識分子統統逃走了,都去做了逸民。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在這裡孔子提出當時的魯國,這班人都散了。魯國是周公之後,周公是建立周代文化的開創人,所以中國上古一直到周代的傳統文化,比較能夠保存的,是在魯國,而到孔子這個時代衰敗了,人才都散了。當時的文化,重點在禮樂,那個時代管樂的,不是現代一樣的音樂專家,以現代語彙說,都是高深的哲學思想家而兼禮樂方面的事,可是當時這一班人都散掉了。管樂的大師摯,“大師”是官名,勉強等於現代的部長階級,“摯”是人名,這個人離開自己的魯國,到齊國去隱掉了(並不是去就更好的職位)。亞飯干,這裡的“飯”字等於是管樂的官階官名,亞飯等於副首長,幹這個人到楚國去了。三飯繚到蔡國去了。四飯缺到秦國去了。鼓是打鼓的鼓手,中國古代音樂的鼓手是合奏中的指揮手,很難的,那個名叫方叔的鼓手到河內(黃河上游)一帶去了。搖撥浪鼓的武,過了漢水到了長江一帶。少師,即大師的副手名叫陽的這個人和打大磐的襄出海,到海外去了。這一篇簡單的述說就是這樣記載這幾個人的行蹤。單獨看這一段記載,沒有什麼道理,好像毫不相干的,但這說明一個國家社會,在變亂的時代,真正憂時匡世的人才離散,無法存在高位,大家退隱散伙了。真正有學問,想為國家天下貢獻能力的人,無能為力,灰心地,都逃避現實而東零西散,人才一去,這個社會、政治的結構、社會的形態就成了大問題。透過這一段,我們要瞭解它的精神,等於領導一個單位,發現了好幾個人才,薪水不足以養廉,或者某一環境困擾他,他們就散掉了,一個人唱獨腳戲,就唱不起來。整個歷史時代的光輝或黯淡,都是人的問題。不管制度如何好,還是要靠人來執行,沒有人才就完了。所以這段要與前後文連起來看,就可看出它的精神來。把這段文章圈斷,那是後來宋明儒生們幹的事,如照他們圈斷的來讀,這一段記載,孤零零擺在這裡,就毫無意義,就好比王安石罵《春秋》這本書是流水帳一樣,沒有什麼道理,但連起來看,這本帳大有文章,由此可知當時的時代歷史之嚴重,時代要變亂,人才都離散了。

由此再把下面兩節連起來,作為本篇的結論。

周公遺訓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我們再強調要連起來看,就看出了《論語》的道理,指導我們的方針。上面講了當時文化集中地的魯國,到了孔子時代已經開始衰微了,老成凋謝,人材星散。這裡又推溯記載魯國開國之初周武王的兄弟,建立周代文化的周公,告訴他的兒子魯公(就是伯禽,分封在魯國),一個領導的人,不管是個人作人,或者擴充到政治上,總之,為天下國家社會,要沒有私心,好處先不要想給自己的親信,要大公無私。這是第一點。

不要使自己提拔起來的幹部怨乎不以,就是不使重要幹部心裡不以為然的怨懟,感到不過以他來擺位置、作傀儡,並不是真正要他做事。大臣如不以領導人的做法為然,又不好明說,就會變成尸位素餐,應付一下上班,反正提意見也沒用,這樣就很危險,這是第二點。再其次:“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這是說明中國古代文化的念舊精神,共同創業有功的人,這些故舊,到了年紀已大,應該退休時,雖然頭腦差些,沒有用了,但當時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如果他們沒有太重大的錯誤,不要隨便捨棄不用。中國文化所講的人倫文化,就是推己及人地愛人。因此對於故舊,雖然老了,但他年輕時還是有用的,出過力,甚至可能在其間還幾乎連命都賠上,今日老了還算是幸運的,所以周公說對於這種人,除非犯了太大的錯誤,否則不能無故丟棄他們。為政之道也好,作人之道也好,這是念舊、愛人。對朋友當然如此,對於老朋友,如果沒有什麼嚴重的問題,活著已經沒有幾次好見面了。見一次少一次,更不能拋棄這分友情。這是第三點。

還有一點最重要的,一個做領導人的,不可要求幹部是全才。人常常容易犯這種錯誤,希望幹部又能幹,又沒有缺點。這是萬難做到的。還有一個常犯的毛病,對於一個能幹的幹部,任何事都交給他辦,結果常常使這個能幹的幹部受不了,因為他到底是人,不是鐵打的。這就是說無求備於人。再說,人都有長處,有缺點,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是聖人,尤其是共同創業的幹部,又能為你打天下,又能為你守成,同時又是聖人,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交朋友,做領導人,不要對人責備求全。

這四點是周公吩咐他的兒子——魯國的國君,為領袖者的重要原則。因此,把這段放在本篇這個地方,編得太好了。上面講了許多人生態度與孔子對立的人,以及一般逃隱之士。如《孔子家語》記載所罵孔子的“如喪家之狗”,像條野狗一樣,到處亂跑。形成兩個目標完全不同的相對類型。因此就可以看出一個道理:很多隱逸的人是被環境逼走的,這就關係到政治上作領導人的問題了。孔子經常提到周朝之德,所以下文就以周朝之人才濟濟作一小結。

周有八士: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周朝的興起來,除了主要的姜太公、周公以外,還有重要的幹部,就是這八個人,幕僚中的要角,周朝初期奠定了後世八百年天下的基礎,並不簡單,全是靠人才濟濟,同心協力所致。對這八個人的歷史,我們保存的資料不太多,暫且到此打住。

《論語別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