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張第十九

第十九篇的記載,與上論第九篇《子罕篇》性質有相同之處。《子罕》這一篇,記載當時孔子做學問、言論、行為的實際教育理論,現在《子張第十九》這一篇,講到孔子的學生乃至門人,受孔子教育以後,對於孔門道學的發揮。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上面所說的,在孔子的言論中間,提到什麼要緊的事,都是“君子、君子”,到了這裡,子張提出來的是“士”,我們由此可以看到先後時代上的稍有不同。中國的“士”,我們曾提到過的,每十個青年中選一個比較有學問、能力強的人為士,這是中國的選舉雛形,現在的選舉是西方式的,中國古代的選舉精神,一直到漢代,表面上都是如此,真正自由民主的選舉,推出來為社稷服務的就是“士”。現在子張說,為什麼國家社會需要知識分子的士?這個知識分子的觀念與現在稍有不同,當時的知識分子是為人群需要的“儒”。“人之需也”,子張說一個知識分子要“見危致命”,看到國家社會艱難的時候,只好出來,挑起這個責任。在《禮記》中也有過同樣的話。如我們經常標榜的文天祥,他之當宰相,是很可憐的任務,等到南宋末代最後沒有辦法的時候,才發表的,他本可以不幹,換句話說你們吃肉過好日子的時候不要我,現在卻要我了!但文天祥可沒有這個不爭氣的觀念,這也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士所謂“見危致命”的典型,艱難危險的時候,你既然要我,我就來了,準備這條命賠進去。

當然,除了文天祥以外,歷史上許多開創的時代中,也有很好的事例,不過,對於成功的一面,大家覺得不夠醒目,所以未提。例如郭子儀,便是一個見危致命的典型。“見得思義”,就是得到什麼利益的時候,或者有功勞酬庸的時候,就要考慮了。“思義”就是考慮是否為我們本分所應得的?不能隨便得。由此可見中國文化要求一個知識分子,士大夫階級的所謂“儒者”,是這樣嚴格:最艱難困苦的由我擔,好的由你們大家拿去,我不一定要。

中國古代文化對於祭祀天地祖先鬼神,非常重視,譬如十二月廿四的祭灶,也是幾千年的歷史了,雖然看起來是迷信,其實有重大的意義,當然祭祀行禮的時候,要規規矩矩,如面對神靈。現代的科學只是講看得見的一面,還有看不見的一面,正在摸索。這看不見的一面,至少現在科學還無法證明有沒有,一個真正的大科學家不敢說沒有,所以對天人之間的祭祀要“思敬”。

“喪思哀”,死了人是喪,這是狹義的講面對喪事要有沉哀的心情,如講中國《禮記》,這個喪字包括有更大的意義,如時代的失敗。今日在座的人,相處此地,內心都有無比的悲憤,都應有責任問題的痛思。子張說要做到了這四點,才夠得上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士,不愧為一個讀書人。這一點我們要認清,自己的國家文化中一個知識分子、讀書人,構成為士的條件有如此之難。

孔子去世以後,子張在教學生,也就是繼承了孔子精神,從事社會教育。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這八個字很難。“執德不弘”,執就是抓住,譬如信仰就是抓住某一思想為中心。“德”是廣義的,包括道德之德,真理。我們普通每一個人都有這種德,譬如看到別人做好事,心裡一定肅然起敬,看到人家有好畫,心裡也很欣賞,讀書時感到書中的道理很對,也很開心。但是我們照著做了沒有?沒有,這就是“執德不弘”。我們沒有這樣遠大,我們也服從真理,看見好人好事也很欽佩,但是自己做起來,沒有那麼積極,不能發揮。“信道不篤”的“道”並不只是宗教的“道”,包括一切真理。我們人生的體會,有時明明知道是這個道理,但到處理事情的時候,自己的個性、脾氣一來,就不管道理了,這就是“信道不篤”,不踏實。上面這八個字,是我們最容易犯的錯誤,老實講不但是普通人如此,有許多宗教徒也如此,他們對信仰應該是堅定,但據經驗看來,有時候只好對他們付之一笑,常常發覺他們都是“執德不弘,信道不篤。”他不見得對那個宗教真正有認識、有信仰,像這種人教他得意也不可以,“焉能為有”,他得意就會得意忘形,忘記了自己。讓他失意也不可以,“焉能為亡”!他又會失意忘形。換句話說,自己沒有建立一個人生觀,自己沒有中心思想,受環境的轉變,有的人沒事做時,會很痛苦,就是因為自己沒有中心思想的修養,如果自己有中心思想而退休閒居,就沒有關係,否則的話,閒居時就很可憐,這情形就是子張這個話,“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子張認為要做到“執德能弘,信道能篤。”自己有中心思想才可以。能處有處無,坦然自在。

有容德乃大

子張、子夏這些人都是同學,孔子去世後,子張在教學,子夏也在教學,後來荀子這一派都是由子夏這一派流出來的。子張、子夏都有學生,有一天有這樣一件事: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雲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的學生,碰到師叔(子張少子夏四歲),就問師叔什麼是交朋友之道,子張就反過來先問,你的老師是怎麼告訴你們的呢?子夏的學生說,我們老師教我們,對於可以交的朋友,就和他往來作朋友,不可以交的朋友,就距離遠一點。子張就說,那對不住,我當時聽到我們的老師孔子所教我們的,和你老師所教你的不一樣。(子張也蠻會講話,他並不說你們的老師講錯了。)我所聽到我們老師是說,一個人處社會交朋友要尊賢,有學問有道德的值得尊敬,而對於一般沒有道德、沒有學問的人要包容他,對於好的有善行的人要鼓勵他,對不好的,差的人要同情他。假定我是一個有道德修養,有學問的人,自己是個君子,那麼對哪一個不可以包容呢?假如我自己是一個混蛋,那麼自己不必拒絕人,人家先討厭我了,何必還要去拒絕別人?

這一段記載得很老實,就是講子張和子夏都是孔子的學生。一個教育,一個思想,到了第三代就大變。好比三民主義思想,到現在考試起來就很難。這是說一個學問的發揮,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範圍擴充了,方向就兩樣,這是第一個觀點。第二個觀點,就看到子張的見解,比子夏的見解是高明一點,作人的道理是應該如此;對於不及我們的人,不必討厭他,要同情他,能夠幫助的就盡量幫助他,即使不能幫助也要包容人,原諒人家一點。如果自己是對的,當然要助人,自己不對就免談,所以子張的見解是比子夏高明。

彫蟲小技大有可觀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這是講學問和人生修養的道理。子夏說,人生天地間的學問,分門別類,不止一種,雖然有很多小道,如下棋、寫中國字、作詩、刻圖章,甚至於打牌吧,這些都不是什麼大學問,只是小道,古人所謂彫蟲小技,但也是學問,並不簡單,都很難,如果深入去研究,都會有所成就。但為什麼它是小道呢?是說一個人的精神思想,前面的目標不放遠大,專抓一點小成就當成大學問,就被困住了,像掉進泥坑裡去了,爬不起來,所以君子不取小道,寧可走大路。但現在時代不同了,這個事也很難講,譬如八股文,寫文章也是小道,但現代的青年連小道都做不好。

講人生修養,一個大丈夫,不管對哪門學問,都要能入乎其內,出乎其外,不要被它困住了。因此,反過來講,對於下棋、打牌等等,能入乎其內,出乎其外,不被它困住的,不能不算是學問。如困住了的話,就變成了“致遠恐泥”。有一個朋友的孩子,在大學讀書,成績很好,文章也好,字也好。我這位朋友還嫌他兒子的毛筆字寫得不好,要我勸他的孩子去習毛筆字。我告訴他現在已經到了用打字機的時代,而且一支筆千餘元,一錠墨二千餘元,一張宣紙又好幾百元,已經寫不起了,將來孩子學成能創業,何必一定要書法好?正是:“銷磨百代英雄氣,殿體詩書八股文。”殿體書又名殿閣體或台閣體,就是在皇帝面前應試所寫的字體,現在印刷界稱之為“正楷字”的。這些都是小道。但是現在很可憐了,沒有真正的文化,人家外國人來看中國文化,我們拿什麼給人家看?動輒到故宮博物院。到了故宮博物院,心裡一個慚愧的念頭——沾祖宗的光!我們這一代有什麼給人家看?我們自己真值得反省,我們只拿書畫、音樂這些小道當作文化,而且現在還拿不出來,即使拿得出來,也不過只是做做表面工作,在精神思想上,一點都沒有建立自己的文化,這個問題很嚴重。因此子夏所講的小道也有可觀,對此實在有很多感愧。

學問無盡歲月難留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這是子夏告訴學生做學問的道理。我們看到子夏教學生的這兩點,真有無限的感慨。子夏說,一個人應該每天反省自己所欠缺的,每個人都有所缺乏的,不要認為自己有一點知識就滿足了,還要再去補充、學習。每天補充自己所沒有的學問,一個月接著一個月,有恆心不丟掉,不忘記所學的,這樣才真可說是好學,就是有恆。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說,一個人知識要淵博,但是知識越淵博思想越沒有中心。這一點大家要研究一下,特別注意,尤其搞思想的人要注意。不但是現在社會,古今中外的知識分子都是一樣的,知識淵博的人,思想反而失掉中心。不過也許我這個看法是錯的,如果知識淵博,人品又好,修養又有中心,那一定是第一流人物,這種人很難辦,什麼都沾不上,軟硬都不吃。其實,一般的知識分子,並無可怕之處,都是很安分的。我也常常和學生說笑話,將來時代是你們的,你們還年輕,我也看不見了。你們將來做事,萬一碰到知識分子搗亂,很容易辦,多送他一點錢,弄一個清高的官給他做,然後給他聲色犬馬,就什麼都沒有了。試看歷史上,皇帝們,對付文人很簡單,都是這個法子,給什麼翰林院,什麼大學士,等於一個顧問,上了班泡杯茶去吹牛,再賞黃金多少鎰,另外賜幾個宮女給他,他再也沒有精神來惹事了,就完了嘛,很容易安排的。

對人,學問並不一定可貴,但是文人有知識,最喜歡亂叫。我們幾十年來,社會亂成這個樣子,首先鬧的還不是一般不成器的知識分子。說他真傾向於偏激思想嗎?不見得。說他真對什麼思想有研究嗎?也不見得。他就是借題發揮來鬧,對某一人不滿意,就借題發揮地鬧,結果把一個國家鬧成這個樣子。這些人也真可憐,沒有中心思想,而且多半是窮極無聊,處處不滿意,實際上是鄉巴佬說朝廷。這就是博學不一定有用,博學要篤志,有一個中心,意志堅定,建立人品,那麼知識淵博,有如一顆好的種子,意志的堅定是肥料,培養出花和果來。內在沒有一個中心,知識越淵博,思想越危險,覺得樣樣都有道理,容易動搖,應該是真理只有一個,要把它找出來,所以要篤志。

“切問而近思”,切問就是經驗,多聽多問。但要注意,中年人都體會得到,人生經驗多了,結果容易走上兩條路:灰心或怨恨,覺得自己幾十年都上當,社會上沒有真理。切問包括了經驗,所以有了經驗還要近思,要真正有思想學問,去體會人生經驗就好了。近思有兩個意義,一個是思想要有中心,一個是不要想得太虛玄太高遠,要切近的平實的思想,人生到底沒有什麼太高遠,不必向外找,我們知道朱熹先生寫一本書叫《近思錄》,就是取這句話的意義。子夏教育學生,如果能做到這兩句話,那麼孔子所標榜的“仁”這個學問的中心就有了。

體相圓融用之不窮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夏說,社會上各種做工藝的,自己必須有一工藝場地,才能專心做成他的事情。知識分子的求學,首先要認識,學術知識是一回事情,透過知識還要建立一個東西,這個東西無以名之,稱它為道。一切學問為了道而學,知識學問都是為了培植這個道,知識並不就是道。“道”是什麼呢?這個問題就像“仁”一樣,討論起來就大了,就麻煩了。我們可以簡單的分三方面來講:有它的體,有它的相,有它的用。體就是中心,形而上的。相就是它的現象,譬如全部四書所講的關於人生的行為思想,都是道的相,這個相為達到人生目的就是用。這是簡單的解釋“道”的體、相、用。如果嚴格講起來太多了,這裡不發揮。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講到人生的修養,後來中國文學中常用“文過飾非”四個字,其出典在此。自己有過錯了,粉飾一下,掩護一下。子夏說,一個小人對於自己的過錯,總想辦法說出一套理由,把過錯掩蓋起來,一個君子自己錯了就承認錯了,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和太陽、月亮一樣,偶然有一點黑影,大家都看得見,可是等一下就會過,仍不失原有的光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這是下論曾經提到過讚揚孔子的話。他說一個人有高度的修養,就是君子之人,有三種變相:看起來不可侵犯,實際上跟他一親近,又非常溫和,充滿了感情,但聽他講話,儘管他說笑話,但他言語的內容,又非常莊嚴,不可侵犯的。這是講有高度修養的人。上論中有這三句話的同義語用來形容孔子,他這裡再重提一下,強調君子學養的典型。

交淺不言深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這個地方子夏教學生們將來作人處世的道理,上面兩句話是講如何做領導人,下面兩句話,是講做別人幹部,“臣道”應有的態度。他說一個君子,要指揮下面的人,需要他們做事的時候,必須先要建立起來他們對自己的信念,當他們對自己有了信念,然後要他們做事,雖然沒有告訴他們所以然,他們仍會做到。當部下對自己還沒有信仰的時候,要求他們過多,他會以為是找他麻煩。一個領導人,在與幹部之間沒有建立信心以前,雖然是為了幹部的利益而想的辦法,但幹部們反而誤會你在利用他們,損害他們的權益。一般人的心理如此,人是最難對付的,所以待人處世必須以信,信之重要在此。

第二點,說明作為一個高級幹部的人,要對主管長官提出建議之前,先要自己估計,有沒有在領導人心中建立信任,真正對自己有了信任,再依信任的程度,作適當的建議才對。如果長官對自己的信任還不夠,則自己提出來好的意見,往往會得到相反的結果,上級反而誤會,懷疑你在譭謗他、反對他,這問題就大了。我們讀歷史,甚至看《貞觀政要》,唐太宗的意見,常常被魏征、房玄齡這班大臣碰回去。有人說魏征、房玄齡了不起,但更了不起的是唐太宗,魏征如果沒有碰到這種好老闆,老早被懷疑了。唐太宗到底是唐太宗,能信任大臣,包容大臣的反對意見。張良何以不找別的老闆而找劉邦?也還是劉邦了不起,對他言聽計從,這都是說明長官與部下之間,要相互有信,下對上敬信,上對下信任,才有偉大的成就。如互信不夠,沒有真誠的溝通情感和思想,問題就大了。

大行與小節

子夏曰:大德不逾閒,小德出入可也。

我們要注意,這兩句話是子夏說的,平常很多人都誤引述是孔子說的,“閒”就是範圍,上古的時候沒有房門,晚上睡覺,門用木架子擋著就是了。當年在大陸的西南、西北地區就可看到,一些山洞的門口用木架一擋就算了,並不怕小偷,只防牛羊跑出去,所以叫“閒”。子夏主張大德、大原則不要超出範圍,不可以輕易變更,小的毛病大家都有,不要過分責備。人能做到這樣也就很好了。那麼子遊說話了: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講到這裡,是記載了子夏教學的事。孔子死後,子夏在河西講學這個階段的事。他的同學子遊說,子夏所教的這些年輕學生們,“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這裡“灑掃、應對、進退”六個字,是古人的教育,包括生活的教育、人格的教育,是中國文化三千年來一貫的傳統。如果有外國人問起我們中國文化教育方面,過去的教育宗旨是什麼?我們不是教育專家,專家說的理論是他們的,我們講句老實話,中國過去的教育,主要的是先教人格的教育,也就是生活的教育。美國也講生活的教育,但美國的生活教育是與職業,與賺錢相配合,而我們過去的生活教育是與人格的建立相配合,不管將來做什麼事,人格先要建立。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教育。現在我們的教育跟著西方走,所謂的生活教育,則是美國式的生活教育,教出來的孩子,先以能夠謀職業,有飯吃,謀生為第一。這其中差別很大很大,這是教育上一個大問題。當然將來會變,依我的看法非變不可,不變就不得了。社會自然會使它變,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不是偶然的,到了某一情勢、某一階段,自然會變。

過去孩子們進了學校,首先接受的教育就是“灑掃、應對、進退”這幾件事。“灑掃”就是掃地,搞清潔衛生等,我們現在小學、中學都有,好像和古代教育一樣,其實是兩樣的。我們從西方文化學來的教育,制度變了,教務、訓導、總務三個獨立。等於一個政治,三權分立,三樣都不連繫,結果三樣都失敗。教務只教知識沒有教學問;訓導是空的;總務呢?下意識中就認為是搞錢的。變成了這樣,可見我們整個教育制度沒有檢討,因此學生對學校大體上都是壞印象。中間細微末節的事還很多,譬如老師下命令搞清潔,就沒有一個搞好清潔。我經常說搞總務之難,一個好的總務,是宰相的人才,漢代的蕭何,就是搞總務的。總務這門學問,在學校裡有家政系,(這個翻譯得不好,實際上就是內務系。)訓練內務人才。但總務始終很難搞好。任何一個機關團體,一上廁所就發現毛病,管總務的也不可能每天去看每一個抽水馬桶,這就可見總務上管理之難。至於灑掃方面,現在的青年連地都不會掃,雖然中學小學要掃地,可是拿到掃把揮舞,反而把灰塵揚得滿天飛,抹了桌上灰塵,轉身反而抹到牆上,連灑掃都沒學會,生活教育真不容易。再其次的“應對”,更成問題。現在的學生幾乎不會應對,如問他:“貴姓?”他就答:“我貴姓某。”“府上哪裡?”他會說:“我府上某地。”就是如此,應對的禮儀沒有了,這是大問題。最後“進退”更難了,一件東西該拿不該拿?一件事情該不該做?是大學問,小的時候就要開始教。如吩咐去向長輩拜年,到了親友家,該站該坐?站在哪裡?坐在哪裡?進退之間,作人的道理,都要注意教育,現在這些都沒有了。古代的教育,就從灑掃、應對、進退這些地方開始。

中國的古禮,周公之禮,六歲讀小學,小學就從這種生活規範學起;進一步八歲十歲認字;十八歲入大學,那是學大人。所以中國文化,小學這個階段,就是求作人的知識,先培養一個人,然後再講高深的修養,才是大學之道,這是我們中國過去文化教育的路線。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時代真可憐,很差勁,“灑掃、應對、進退”統統沒有了,非常嚴重,這不能全怪學校,幾乎每個人都要怪自己,因為現在我們搞得不中不西,不今不古。如果完全西化還好,西方人還是蠻有禮貌的,儘管有的披頭散髮,像嬉皮一樣,他對人還是有一套,很有禮貌,也許他只穿一雙膠拖鞋來,但對美國人不必要求這些,因為他們很節省,以頭發來說,美國孩子一年中難得有一次上理發館,普通家庭婦女,都是自己動手的,節省得很,只有英國講究衣飾派頭,所以不要以為外國人平時穿著不好就沒有文化,當他們參加社交宴會時就很講究了。人家有人家一套禮貌,可憐的是我們這一代青年們,什麼都沒有,所以我們這一代必須特別為下一代著想。這是對“灑掃、應對、進退”大概說了一下,如果詳細說中國傳統“灑掃、應對、進退”的沿革,可以出一本專書了。

子游批評子夏,說子夏辦教育,教的學生,“灑掃、應對、進退”這幾件事勉強還可以,不過這是枝末的問題,他還沒教人家根本。外形都教得很好,沒有內容,怎麼辦?他這個話傳到子夏耳裡,子夏就說,我這個老同學的要求太苛刻了,太過分了。應該從哪裡先開始?哪一樣放在最後?乃至哪些應該放棄了?換句話說,辦教育的人,造就後一代,要觀機設教,沒有固定什麼叫先本後末的事。基本上就要完成一個人格,人在外形上做好,“灑掃、應對、進退”懂了以後,慢慢就會達到內心。譬如種植草木,要有個區分,不能混合。同樣,教育學生,對人才的資質要有自然分類。如果施教如下雨一樣普遍澆下來,可是青菜所吸收的雨量和大樹所吸收的雨量各不相同,這中間因受教者的本質不同,是必須有所區別的。不管如何,從事教育的人,固然希望後一代好,但基本的教育最要緊,雖然它是注重形態,可是形態也要教好,怎麼可以隨便說它沒有用呢?至於再進一步,由生活教育一直到精神教育的最高處,不是我們做得到的,要聖人才可以教人馬上悟到“道”的真諦。

學與仕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這兩句話要注意,後來一直成了中國文化的中心思想之一,講到這裡,我的感慨特別多。過去我們中國文化,都是走這兩句話的路線,我們翻開歷史來看,覺得很可愛,過去的人所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學問有成就,考取功名,做了官,揚名天下。可是做了官以後,始終不離開讀書,還在求學,每個人都有個書房,公餘之暇,獨居書房不斷進步,這是古人的可愛處,就是“仕而優則學”,儘管地位高了,還要不斷求學。“學而優則仕”,學問高了,當然出來為天下人做事。然而到了現代幾十年看來,只有“學而優則仕”,至於說“仕而優則學”就少有了,而是“仕而優則牌”,閒來無事大多數都在打牌。有的買了線裝的二十五史等書,我擔心放在那裡將來會被書蟲蛀了,因為他都在打牌,這正如《老殘遊記》所謂:“深鎖瑯嬛飽蠹魚。”所以我深深地感慨,一個時代的風氣之可貴,我們要為後一代做好榜樣,我們已經害了自己,害了社會,絕不要害後一代,對後一代培養好,使國家未來的前途,看到光明的遠景,我們這一代再不能馬虎了。歷史上,如司馬光做了這麼大的官,退下來,公事之餘,他就著作、讀書,《資治通鑒》是他著作的,千古的名著,不是簡單的。現在讀書的風氣沒有了。剛才說笑話,“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牌。”現在這個風氣又過去了,不是“牌”了,仕而優則“舞”,下班以後跳茶舞、喝咖啡等等,花樣多了。這就說到社會上讀書的風氣的確是很重要。其次我有另一個很大的感慨,過去辦教育的只是犧牲者,一輩子從事教育,的確是犧牲。很多人教出來的學生地位很高了,回來看老師還磕頭跪拜的,學生為什麼如此?是老師對教育的負責,學生終生的感謝。現在不然了,學而優則商,讀完了書去做生意,生意做垮了就“商而不優則仕”,搞一個公務員當當,公務員再搞不好,於是“仕而不優則學”,轉過來教書去!這怎麼得了?我這話是老實話。前幾年確是如此,看到這種情形,身在教育界就感慨良多了。時代的趨勢變成這樣,我們對於子夏這兩句話,應該要深切地反省深思,今天的社會,所謂中國文化、中國教育,到了這種情形,應該怎麼辦?

我們從文化資產中,看到歷代名臣的著作太多了。至於名家也不一定是地位高,官做得大。如清代的鄭板橋、袁枚這幾個名家,官位只不過是當縣長而已,而且他們也不想做大官,當了縣長以後,年紀輕輕就辭職了,回家之後以名士的身份從事著作,所產生的影響非常大。而我們現在,好像已經沒有這個精神了。現在天天在講中國文化,而中國文化人——知識分子,這個讀書的精神可變了。最近以來,有許多年輕的同學,討論到著作的問題,我告訴他們,現在的教育,由小學一直到大學,這十幾年讀書,所浪費的精神的確不少,都在應付考試。孩子們真可憐,而用腦力記下來的東西,考試完了以後,連影子都沒有了,這些學問到底有沒有用,將來至少在文化教育史上,是一個大問題,現在我們也許感覺不到,但歷史是一個天平,將來是要算總帳的。

現在的年輕學生,把腦力用在不必要的記憶上,但到大學以後,開始想真正讀書的時候,已經缺乏這個精力了,而且心靜不下來,沒有讀書的習慣。當年我們讀書的時候,是盡量的吸收,裝進來,當然也啟發了自己的思想,但沒有像為了考試那樣,去擔心應付這些記憶,而讀得非常輕鬆,到二三十歲的時候,對於以前讀進來的書,統統發揮出來了。尤其碰到作人處世的時候,把原來所吸收的東西,盡量發揮出來,可真的很有用。現在的年輕朋友,他們可以說沒有真正讀過一本書,而近年來,小學的孩子所具有的知識,比二十年前的孩子又多了許多,但真教他對學問修養下一個決心,他就做不到了。所以我們可以預言的,將來我們國家民族對這個問題,會深深感覺到害多利少,會很痛苦的。這是由“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兩句話聯想到的。

再說“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古人不但是讀書,而且把工作經驗和學問融化在一起,所以寫真有價值的著作,準備流傳。我們看古人有價值的著作,如講中國政治哲學吧,絕對離不開《管子》。但是《管子》這本書,就不是像現在我們這樣,為了拿一個學位或是為了出名而隨便亂寫的,而是從他一生的經驗,乃至從他在歷史上有名的“一匡天下,九合諸侯。”——這是孔子對他的評語。管仲原是一個犯法的罪人,齊桓公起用他以後,他能夠九合諸侯。當時的國際關係比現在還難做好,而他能前後開了九次國際聯合會議,而且大家非聽他的不可。他沒有用原子彈壓迫別人,也沒有利用石油控制別人,就把政治上一個混亂的時代,領導上了軌道。所以孔子非常佩服他。以他這樣一生的事功,也只寫了《管子》這一本書。不過後人再研究這本書的內容,認為真正是他寫的,不過十分之三四,有十分之六七是別人加進去的,或是後人假托他,或是他當時的智囊人物增進去的。但不管如何,這本書對中國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說比孔子的思想還早。他這樣以一生的經驗,只寫下了一本書,可見古人著作,慎重得不得了。還有一本《商君書》,秦始皇以前的秦國,他之所以特別強盛起來,就靠商鞅變法,他是講法治的法家,也可以說以法律作統制工具的政治家。秦國用商鞅以來,一直主張法治。這本書究竟真假的成分多少,我們不去管他,但在中國法家政治思想上非常重要,要想研究思想鬥爭,這些書是不可少的。我們一般人,這幾十年來接受外國哲學思想,比接受自己的哲學思想更多,洋裝書比線裝書看得多,這也是一個大問題。滿清入關打明朝的兵法,就是用了一部《三國演義》,雖然這個話太概括,也未免太輕視清朝了,但是大體上是如此。《三國演義》雖是一部小說,所包括的外交、政治、經濟、軍事、謀略思想太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人打中國以前,幾乎日本全國的人都在讀《孫子兵法》與《三國演義》,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而我們現在的年輕人看過這些小說的,實在是少之又少了。

我們研究文化問題,一定要把別人的根找出來,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找出了別人的根在什麼地方,然後知道他下一步是怎麼走,知道他必然是什麼路線,而且實際上歷代講統治的人,內在都是用法家的思想與原則。雖然商鞅變法自己是失敗了,而這部《商君書》,和《韓非子》等這些法家的著作一樣,在中國政治的運用上,都是很重要的典籍。假使研究鬥爭的手段,在這些書裡,可以找出來的例證太多了,是用不完的。

這也就說明了“仕而優則學”,一方面工作服務求經驗,一方面不斷求學,增加學識的淵博以開拓心胸,再配合自己為人處世的實驗,而產生的學問,這是中國文化講學以致用的精神。但是現在和學人文科學的學生們談談,真覺得悲哀,連自己中國的歷史都沒有讀好,只學了研究歷史的方法,而中國古人讀歷史不是走這個路子,讀懂了以後,自然知道方法。

現在更可悲哀的,有中國學生去美國研究中國學問,如中國史、中國文學等,或是只研究一節中國斷代史的某一點,就拿到了學位,想想看這該多可憐!這個樣子讀歷史,學位是有了,而對於歷史與人生的配合則不曉得。這也是我們要注意的,將來對後代的教育,對自己工作與處世的方面,也許會有新的認識。所以“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這兩句話,我們今天讀來,是有無限的感慨。

辦喪事不是演戲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這是講喪事,我們看到四書五經,尤其在《論語》中,很多次都說到喪事,以現在年輕人的觀念來說,講死人的問題太多了,這也是一個問題。儒家為什麼對於喪事——死人的問題講了那麼多?我們要瞭解兩個道理:第一要瞭解所謂人生,只有生與死兩件大事,這兩個階段就是兩頭,好比天像一樣,早晨和夜晚;或如一年的過程從正月到年底,就是這樣一個現象。所以中國文化對人生問題的重點,在於養生送死。西方文化的重點只有一半,養生非常重要,小孩子在西方文化中很有地位;而老年人可憐得很,因為他們對送死不是太重視的。中國則顧到兩頭,養生與送死,因此自古對喪禮就非常重視。但是這種重視,產生了一個流弊,在春秋戰國時,喪禮的繁複,討厭到極點:一副棺材有三套,所謂衣、櫬、棺、槨。朱熹有一部著作專門講這些的,如土葬還要放木炭石灰等等,說來也蠻科學的。有的地方則不同,天葬的掛在樹上給鳥吃了,水葬的丟在海裡就葬了,簡單得很。而中國的喪禮很繁,繁得過分了,所以當時有人出來反對。孔子以後的墨子,也是最反對重視喪禮的一個。他討厭透了這些,所以《墨子》裡有一篇《節喪》,以社會經濟的觀點,認為這是很大的浪費,很不應該的,這也是墨子經濟道德觀點。但是孔子、孟子的思想,對於過分的節省是反對的。在《禮記》上有規定,對喪禮是有所修正的,這是我們要注意的歷史文化的事實問題。第二個要注意的是屬於人類文化的,我們可以不用這個“喪”字,我們研究古書,對這個“喪”字,並不須要頭大,如果思想貫通起來,從人類學的觀點來看,都是一樣的。我們說過,西方文化的根源是宗教,由宗教發展為哲學,由哲學發展為現在的科學,這是三位一體的東西。對於世界上的宗教,我們就以比較宗教來講好了,這也是近年以來在大學裡一門新興的學科,哈佛大學等都有這個系,對每個宗教的教義、哲學理論、方法,都作一個客觀的比較,我們以比較宗教的立場來看,先不談教義,每個宗教首先講人死的問題,而且每個宗教都是專管死人的,教人不要怕死,死了以後到我這裡來,好像每個宗教教主都開了一家觀光飯店,招攬生意:“到我天堂上來,我的天堂第一。”“你到我西方極樂世界,招待周到,非常清淨。”有的說“到我天上來,我那裡是真正的清真。”好像我們當年到了上海,一上碼頭,很多打燈籠的旅館茶房來拉生意一樣。

為什麼每個宗教都如此,都管死的事,沒有管生的事?這一點唯有我們中國文化值得自豪,我們中國文化很少談到宗教,我們固然管死,但也管生的,你們站在殯儀館門口看,看得很可憐,每天都有抬出去,有時候每個廳還排隊,上午下午都忙不過來。可是中國文化,是站在婦產科門口看,天天看到孩子抱出來,沒有什麼悲哀,你那裡抬走一個,我這裡抱出兩個,高興得很,“生生不息”。這是西方原始文化與中國原始文化的基本不同點。

但是有一點我們要注意,不管如何,都對於生命的生與死的問題在研究。生與死的確是個大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解決。這就是說中國文化喪禮的境界,古人為什麼到處提到喪禮的內涵,它包括的問題有這樣大,並不簡單,我們不要輕視它。

現在回到書上: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的思想是根據孔子的傳統來的,他對於當時社會風氣中,對喪禮過分的鋪張,有一個修正的論調,認為辦喪事要誠心哀痛就夠了,表面上辦得非常鋪張,辦得非常隆重,內心沒有一點哀痛,外面的禮貌再好,仍不是喪禮的精神。古代就是用這樣一句話,概括了上述的觀念,如果現在寫文章,便可以在報章雜誌上,寫好幾評論文批評這個事。我們現在如果把這句話對年輕學生講,一定會引起反感,他們認為這句話有什麼了不起?這就是學問與時代沒有辦法配合。我們這一輩知道,中國舊式社會因幾千年來的習俗,有的地方,可以出錢僱人來哭喪的,那種哭喪聲,比唱歌還好聽,就有專門以替喪家哭死人賺錢維生的人,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流弊。而這種風氣,過去在廣東、福建某些地方最盛行,因為這是漢唐文化的遺風。這種替人哭喪的人名為“挽郎”,等於現在出殯行列中的中西大樂隊,因此子游提出這個主張來,修正這種社會風氣。

難能可貴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這是孔子死後,同學們互相的評論,大家關起門來的檢討。這一篇是子張開始,所以這裡討論到子張。子遊說,我們的同學子張,作人的確了不起,一般人很難做到的事情,他去做了,困難的事情,他敢去負責任,敢去挑這個擔子,而達到任務。這一點子張做到了,但是還沒有達到夫子那個仁的境界。

這是子游對子張的評論。曾子也隨著附和,認為子張是個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但是他修養的內涵,還沒有達到仁的境界。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這是用曾子的話,說明學問的道理,這裡又提到喪事,他說,據我當年聽到夫子(指孔子)說“人未有自致者也”。這是一個問題了。自致是自動自發,就是說自動自發的人幾乎是沒有的,雖然有這個心情,但很難構成有恆的行為,而能夠達到最後目標的很少。這個話看起來很空洞,但孔門的道統比較注重內心自省的修養,這也是求學問仁的中心。所以這句話就是說,一個人很難做到自己肯責備自己,乃至由自己內心的反省,而到達了聖人的境界,這是很少的事例。換句話說,就是任何一件事,都受客觀環境的影響,出於不得已,完全出於主動的很少,例如有一件事——打牌,三缺一的時候,還跑很遠的路去拉一個人,這是出於自致。但以心理學來研究,這也不是出於自致,因為打牌這個娛樂就不是靠自己來的,而是靠幾個人湊合成一種環境而影響來的。所以真正由自己內心自發,自致,達於仁的境界,的確非常少。嚴格的說,一定要講,哪一件事情是比較自發的呢?曾子便引用孔子的話“必也親喪乎!”一定說起來,只有父母死了的時候,內心真覺得悲哀,那種悲哀是自然的,可以勉強說純粹是自發的悲哀。但是注意“必也”兩個字,就是“勉強、一定、硬是要說的話”的意思,實際上那種悲哀,有時候也是迫於不得已,而並不是真情。(所以說中國古文,虛字裡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因此一個人內心的情感與良心,真正能自發自致的畢竟太難。這節書看起來很簡單,如以心理學、哲學來看,可發揮的地方太多了。

繼往開來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這是歷史哲學的問題。孟莊子是古代的世家,魯國世襲的大夫,姓仲學,名速,他的父親孟獻子,名蔑。孔子當時說,孟莊子可真是一個孝子,他對於父母的孝行來說,其他的一般人都做得到。(像我有一個朋友,六十幾歲了,也是白髮蒼蒼,事業很大,工作忙得很,家中有八十多歲的老父,他每天晚上一定回家陪父親吃飯,否則他父親就吃不下飯,有時父親還罵他,甚至用手杖打他,他趕緊跪下來給父親打,但這些孝行還不算太難。)孔子說,最難做得到的,是孟莊子承繼高位以後,對於他父親原來用的這班老幹部,並不改變,同他父親一樣待他們,沒有變更,而且對於父親的政策,繼續執行。這兩句話實在道理很多。歷史上古代的政治形態,秦漢以前的宗法社會與秦漢以後又不同,與現在更不同,現在社會假使和古代一樣,那就糟了。現在是工商社會、科學時代。春秋戰國不但是農業社會,而且還保留濃厚的宗法社會形態,非常保守的,那時是敬老尊賢,重視前人的經驗。現在重視年輕人,著重求新求變。這又是歷史文化一個大問題,將來是不是人類整個文化會走回頭路?這很難說,看歷史的演變,說不定會走回頭路。這是第一點。

這段書還要注意的,中國講孝道,曾子著了一部書,後來列為十三經之一的《孝經》。嚴格研究孝道,這中間也有些問題,如果我們每個家庭的孩子都是狹義的孝子,那就不會有人去革命了,大家都去當孝子,這個社會還是不會有進步的。所以孝與不孝之間,存在著問題。後來發展到孝與忠是相關連的,但後來又變成忠於一人、忠於一事的狹義的忠。實際上講孝道,就要研究曾子所著的這本《孝經》,其中說到孝道的精神,就是西方文化的愛,愛要擴充到愛天下人,就是大孝於天下,後世所提倡的忠,就是孝的發揮。因此唐宋之後,有“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這句名言。一個人對父母家庭有真感情,他如出來為天下國家獻身,就一定真有責任感。古代的“忠”,現在的名稱就是一個大的責任感,不過這兩個詞句作一比較,我認為還是中國古代的“忠”更好,因為“責任”只是法治的觀念,而法治觀念產生的流弊,就是會在我們的思想上產生有價值沒有價值的問題,如果沒有價值又何必盡這個責任?中國古代的文化則不談價值的問題,只有情義的問題,所以我們要瞭解,孔子講孟莊子的孝道“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是說他能大孝於天下,繼父親善良政治的成規,是難得的。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我們要注意的,這個“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什麼難呢?其實非常難,也許我們大家沒有這樣的家庭環境,體會不到,假使有這樣的家庭環境就可以體會到,往往對於老一輩的幹部不會用。中國有句話“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們講歷史上兩個故事就可以看出來:

漢武帝殺他最寵愛的妃子鉤弋夫人,是因為要立她所生的孩子為太子。當漢武帝立定了這個決心的時候,先把太子的母親殺了。有人問漢武帝為什麼這樣做,漢武帝說,自古以來國家所以會亂,都是帝王年少,母后年壯干涉政治所致,我年紀已大了,這妃子還年輕,將來我兒子當了皇帝,母后如果干政怎麼辦?漢武帝這種做法,說來是一種權術、帝王的統治手段,但也不能說沒有道理。

第二個故事也是出在漢朝,以前提過漢文帝到周亞夫細柳營的故事。漢文帝進不了營門;周亞夫出迎,以甲冑之士不便跪拜,拱手為禮,軍容嚴肅,文帝讚他的軍隊最好,重用他。但是後來景帝時,周亞夫還是被逼死。為什麼殺他呢?漢景帝講了一句話,批評周亞夫為“此人鞅鞅,非少主臣。”這時景帝就決定要殺了他。他也認為周亞夫絕對是忠臣,但只忠於我景帝、忠於國家,可是我年紀已大,將要死了,兒子年紀還小,上來當皇帝,他心裡就不會服氣、不痛快了。

我們讀歷史,看到了很多事,所以有人看通了,一輩子都不願出來做事。(但現在民主時代當然不同。)像這些帝王處理這些事情,如果只以古代宗法社會的體制來說,則有他的道理。

再說唐太宗與徐世勣的故事。徐世勣和太宗一同起來打天下的,戰功之多,武功之高,都是了不起的。當唐太宗將死的時候,第一個決定,馬上發表徐世績去邊遠地區戍守邊疆,等於一個總司令降下來當一個團管區司令。唐太宗並且告訴他的兒子高宗,注意這道命令送達後,徐世勣是怎樣起程動身的。可是徐世勣到底是年輕時和唐太宗一同起來打天下的,也很高明,深懂唐太宗。他是在半路上接到命令的,一接到命令,連家裡都不回去,立即就去邊疆報到。別人把這情形報告以後,唐太宗放心了,知道他將來會聽高宗的。

假使徐世勣有猶豫或不愉快的表現,恐怕也要被殺了。這件事足見唐太宗的英明。也好在是出於唐太宗的手上,因為他的好處太多了,世人就把這種玩手段的事忘了,如說出在秦始皇這類人手上,一定給世人罵慘了。唐太宗是怕他功太大了,所謂“功高震主”。

其實社會人情都是一樣。豈但是政治?對人付出太多的感情時,對方會受不了,對朋友熱心幫忙,如果過分得干涉到他的事務,必會遭反感,所以人生就是政治,政治也是人生。看多了,就知道“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的確很難。所以這幾句書表面上很簡單,卻是真學問,要好學、要深思,用頭腦從人生中去體會。

法律不外人情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孟家找曾子的學生陽膚做士師,勉強比方,士師約等於現在的司法行政部長,但權還更大,可以直接處理執行的官。陽膚上任前向老師曾子請教,徵求意見。

曾子就告訴他說,上面領導的人,(古代帝王政治是說上面領導的人,現在可以說是整個的歷史時代)失其道,社會文化沒有上軌道,一個亂的時代,因為時代亂了,民心也散亂了,沒有中心思想,沒有中心信仰,也沒有真感情,這情形已很久了。(自春秋開始到曾子這個時代,已經亂了三百多年,比我們現在還可憐,所以我們的歷史是多災多難的歷史,中華民族文化會這樣深厚,也正因為歷史在多災多難中渡過的。知識分子在多災多難中,把政治的、人生的、社會歷史的經驗累積起來,流傳給我們。這便是歷史文化的精神。)“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這是曾子對法治的觀點,他認為應該把社會的實際情形與法治配合起來,這是執法人員應該具有的態度,判案的人,要深深瞭解人的內情,犯罪的動機究竟在哪裡?有許多是社會問題促成人去犯罪,所以在這樣的時代,辦案的時候,對犯罪的人,應該別有一種憐憫悲痛的心情,因為大家都是我們的同胞,我們的老百姓,為什麼這人會犯罪?這是我們的責任。所以只有無比的悲痛和憐憫,沒有什麼功績可喜的,更不要認為辦了一個大案,自己有功了而高興。如果社會上永遠不發生罪案,那有多好呢?所以古代的士大夫,對於社會風氣壞了,每人都有自己應該負責任的感覺。

上面幾段,用曾子的話說明學問外用的道理。下面便提到子貢的觀念:

成敗論英雄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這是子貢對歷史哲學的一個批評。周武王推翻紂王建立周朝,是因為紂王暴虐。子貢說,紂王的壞,並不像後世說的那麼嚴重,等於另一派的人說秦始皇的壞,不如一般人說的那麼壞,秦始皇焚書坑儒是事實,說他把天下的書都燒了則不見得,他只是把全國的書集中到咸陽阿房宮,不許民間多流傳,怕老百姓知識高了難統治,這才是真的。至於坑儒,他坑的儒,是實在令人討厭的一些人,我們注意歷史上“處士橫議”四個字。秦始皇最初找好多高級知識分子開會,提出很多問題向他們請教,開會時,大家屁都不放一個,開完會以後,心裡又在嘀咕。這還不算頂討厭,更討厭的是那些沒有做到官的處士們,又生橫議,雞蛋裡去挑骨頭,強橫地找道理,又不是走直道,所以秦始皇一氣就坑了這些人。我們大家也要反省,讀書人最容易犯這個毛病。開會開多了就會知道,一些人在開會的時候,唯唯諾諾,對什麼事都沒意見,等散會以後,他又到處亂批評。所以秦始皇坑儒也有他的理由。這些都是李斯干的,而罪過都歸到秦始皇的身上。中國的書誰燒的?項羽燒的,咸陽一把火,連續燒了三個月。秦始皇建阿房宮當然不對,像那種建築,如果不被項羽燒掉,還流傳到現在,那是了不起的文化古跡。假定根據《阿房宮賦》的形容,人站在馬上,高舉十丈長的旗桿,仍然可以通過阿房宮的城門,意大利的建築是不能比的。所以我們古書文化的破壞,這位項老兄的罪過也是很大的。

不但項羽罪過大,蕭何也有罪,他到底只是縣吏——科員出身,到了咸陽以後,所注意搜羅的,都只是戶口、錢糧這些行政方面的基本資料,都搬走了。至於書,因為他也沒有把書讀好過,就不管了。等項羽一到咸陽,這位世家公子一把火,把書都燒了,這也歸罪於秦始皇嗎?這都是對歷史講公平話。世家公子而兼太保的項羽,就有這樣不懂事。近人易實甫有一首詩說他:“二十有才能逐鹿,八千無命欲從龍。咸陽宮闕須臾火,天下侯王一手封。”非常有趣。

所以這裡子貢說紂王的壞是壞,但並不是後世所說的那麼壞,一個人,尤其是一個領導的人,如果自己做得下流,做得壞的時候,天下的錯盡都歸到他身上。因些我們看歷史,有些人真可憐。不但歷史如此,社會也是這樣,子貢這個是老實話,所以作人要小心。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子貢說,一個大丈夫有過錯,沒有什麼關係,好像日月一樣,一個本來發亮的東西,給別的影子掩蓋起來了,大家都看得見;變轉來,大家也看得見,仍然仰慕。這段文字就是這樣,在意義上有兩個:第一個意義是說,君子人不怕有過,不要自己去掩飾,錯了就坦承錯了,給大家看得見,這是君子風度,不過現在明白了,改過來了,人家就像對太陽、月亮一樣,仍然會仰望他的光明。第二個意義,君子就是代表在上面的人,領導人。在過去的社會,小人有過錯沒有關係,他本來就是一片無明,黑洞洞的,再也找不出一點亮光,大家看慣了。但對太陽,大家都看慣了他是亮的,假如他有一點黑,就要被人指摘,所以在客觀上看,君子之過,有這樣的可怕,如果錯了,要馬上改,一糾正大家都會原諒他,因為人們始終是仰望他的。

聖人無常師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這一段是研究孔子本人和研究中國文化的幾個不同觀點。公孫朝是衛國的大夫,他問子貢,孔子是跟誰學的?學問怎麼這樣好?等於我們現在說他是哪個大學畢業的?子貢說“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中國文化集大成的是周朝,周朝有三個人具代表性。文王、武王統一天下,而周公建立中國文化與政治的基礎,所以周代維持了八百年的政權。春秋戰國的時候,正是周代衰落的時候。子貢這句話,就是說,中國文化並不是完全沒有了,還是存在的,問題在於人。如果有比較賢的人,(“賢”代表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就懂得中國文化大的一方面。不賢的人,對於中國文化小的部分也知道。等於現代有人以為要瞭解中國文化,到故宮博物院看看就夠了,對於科學方面的文化,不但不欣賞,還反感,甚之還認為我們沒有人文科學,不知道中國文化在精神方面的偉大。這也就說明不賢者不是完全不知道。如繪畫、編織、木刻,乃至有名的三把刀——廚師的菜刀、裁縫師的剪刀和理髮師的剃刀,也不能說不是中國文化,它還是中國文化的一種,是其小者。不管大小方面,中國文化,從文、武、周公以來,到孔子那個階段,都有中國文化的精神。至於老師孔夫子,不管對於哪一樣中國文化的精神,樣樣他都有,如果問他的老師是哪一位,那是沒有的,誰有長處,他就跟誰學,所以無常師。沒有認定跟一個人學。哪一門有所長,他就學哪一門。後來唐代韓愈“師說”的觀念,也由此而發揮。

宮牆外望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雲,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是人名,叔孫氏,名州仇,謚為武,魯國的大夫。這是孔子以後的事情。這一篇都是說到孔子的學生出場了,這時子路也已經死了,子貢在國際之間很有聲望,所以叔孫武叔在朝廷中告訴一班大夫們說,真要比較起來,孔子的學生子貢,比孔子還行。子服景伯也是人名,魯國的大夫,他和子貢是同學,在《憲問十四》中曾經提到過,他在當時是很有實權的人,他報告孔子,公伯寮在造老師的謠言,只要老師一句話,我就可以除掉公伯寮。孔子說不必那麼做。現在子服景伯聽了這個話,就回來告訴子貢,說叔孫武叔在如何批評老師。子貢就說,譬如門牆,(後來稱拜老師為列入門牆,就由這個典故來的。)我們築的牆,只築到肩膀這麼高,人家站在外面一望,就看見了裡面的一切。

講到這裡,順便提一下,我們看了日本式的房子,圍牆都很矮,人家都說日本人喜歡矮,其實不然,我們中國古代,唐、宋時間的房子,都是如此,都是矮牆,所以古代的武俠小說講飛簷走壁,這種牆只要有一點功夫,用手在牆頂一搭,一甩就上去了,是可以做得到飛簷走壁,可不比現在幾層樓的高牆。其次,以前的牆是土牆,上面往往有小坑洞,手上有點功夫,是可以抓住洞來上去,現在的鋼筋水泥牆,壁虎功也好,什麼功也好,完全靠功夫上不去。古代的牆矮,宮牆也並不高,我們到日本看皇宮,靠護城河的外面的宮牆是高的,如城牆一樣,裡面的宮牆還是不高的,這是中國的古制。

子貢說我的牆只到肩膀,人家在外面把頭一伸,就看到裡面,房間裡擺的什麼茶几,掛的什麼畫,好的壞的東西都看得見,換句話說,這個家裡有多少內容,給人家一眼就看透了,我的學問、修養、作人就是如此被人看得見,程度只到這個樣子而已。講到我們老師的這個宮牆,有數十尺之高(古時七尺為一仞),因為老師的門牆太高,連門在哪裡,一般人都找不到,使人看不到裡面的情形,那裡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更不要說了。我們這裡可以看到古人的文字,兩個地方的形容詞用得不同,子貢說自己的牆矮,人家就看穿家中的內室,“室家”兩個字,嚴格說來就是夫妻的寢室,連私生活的房間都看見了,一眼看到底,這是子貢在形容自己。而在講到老師的時候,就很恭敬,不用“室家”兩個字了,而用“宗廟”,在古代的制度,“宗廟”是敬祖宗的地方,最高的地方。這兩個形容,一個對自己很隨便,一個對老師的很恭敬,這就看到古文文字的邏輯觀念,身份不同,下的句子形容詞都不同,古人是注意到這些要點。我們現在隨便有隨便的好處,也有隨便的壞處。子貢再把孔子的學問用皇宮來形容,宮殿太高了,看不進去。孔子的學問有如帝室的莊嚴富有,面前站著文武百官有那麼多,所以一般人要研究老師,能夠找到門的已經很少了,何況登堂入室!叔孫武叔這位先生說我比老師還更好,也難怪,因為我太淺薄了,他們一眼就看穿了,認識我是容易,認識老師則難,因此難怪他們要這樣說了。“不亦宜乎”用在這裡,是文字的反用。

宋朝的宰相張商英,是學禪的,在他沒有當宰相以前,很自負,因為看了很多佛學的書,認為自己懂禪了,這時他還在當轉運使,掌管幾省的財稅,運輸補給連帶地方行政,權力相當大。一次他經過一個佛寺,寺裡的大和尚雲峰悅禪師說,張轉運使太驕傲了,自以為懂禪,他不過官做得大,但禪的修養不一定就好,我一定要打擊他的傲氣。可是小和尚們怕死了,因為以前的大和尚,是由政府敦請的,等於現在的大學校長,轉運使有權影響把他解聘,所以徒弟們勸他不要得罪了這位大員。這個老和尚說,出家人既不求名、又不求利,是就是,非就非,教徒弟們不必管。第二天張商英來了,當然很客氣,兩個人就談到禪,而張商英看不起這個大和尚,只跟這個大和尚談詩,對大和尚說:“聽人家說你詩作得很好。”這個大和尚說:“轉運使你不要聽外人亂講,別人說我詩作得好,正如人家說你的禪學得好是一樣的。”這句話可把張商英罵慘了,“不亦宜乎!”這句話,就是這個道理。這是講話的藝術,也是罵人的藝術,非常高明,子貢這句話也是如此。他們說我好,是對的,因為他們眼光淺,只能看到淺的地方,孔子太高深,他們看不到。

聖人心日月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叔孫武叔這個人,又有一次譭謗孔子,子貢就勸他不要這樣做,孔子不是你們譭謗得了的,別人學問好,道德好,那就好比山坡,的確崇高偉大,但還是可以慢慢爬到頂上去的。至於孔子的偉大崇高,像太陽、月亮一樣,是拿不到,摸不著的。一般人與他隔離關係,想不受孔子思想的影響,等於排拒太陽、月亮的影響一樣。太陽、月亮永遠照臨天下,你蓋一間房子想擋住他,太陽、月亮並不生氣,你房子裡總要有些亮光,這些亮光還是從太陽、月亮來的。就是說,你雖然不接受孔子的思想,但沒有關係,孔子的思想還是慢慢會影響到你,所以你想譭謗孔子,只不過是顯得你自不量力。

有些人批評孔子,有人就引用了這一段,說明想推翻孔子是沒有用的,毀不了孔子的。這種引用是很對,我們常常看到宗教的經典上,如基督教及佛教的經典,也常常用類似這個比喻。一個大聖人的心,就像太陽月亮一樣。我們常看到於佑老最愛寫的一副對聯中的“聖人心日月”就是根據這一段書來的,太陽月亮的光明,永遠照臨,你要蓋間房子遮蓋起來,是你自己的事,太陽、月亮照臨的心,並沒有不平,他永遠是平等的。

欲贊無詞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陳子禽是孔子的學生,在上論和下論中,這位同學有好幾次都有所懷疑,而對子貢提出問題。這裡他去對子貢說,子貢老兄,我看你很了不起,非常值得我們恭敬,你已經很成功、很完美了,身心內外的修養,都達到“恭”的境界。(這個“恭”並不只是“恭敬”,而是“謹嚴”的意思。)實際上我們的老師,(古代的禮貌,學生對老師可以稱字、稱號,不能稱名,所以他們口裡的“仲尼”,就是孔子的號。)我看未必比你好。子貢就教訓這位同學了,他的話又和答覆上面幾個人的不同了。他說,一個人言談很重要,一句話代表了你的智慧學問。換句話說,我們聽人家講話,對方一開口,他有多少程度,多少修養,就可以知道,有時候聽一句話,就曉得他無知,所以言語要特別注意,不要亂開口。我們老師的高明,我們永遠都達不到他那種程度,他崇高得像天一樣,不是可以用一張梯子讓我們爬得上去的。從《論語》這些資料,我們知道孔子在生乃至他過世以後,真正能夠宣揚孔子、捧孔子的還是子貢;而對於孔子的學問,真正能在事功上用得出來,對於時代有所貢獻的,也還是子貢,所以子貢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如果正面的稱讚孔子,從完全敬仰孔子的學問這一方面看,古今中外任何恭維孔子的文章,所說的話,都被子貢在這裡統統講完了。結論都在下面,別人無法再超過他的好,這也可以說是預言。

他進一步對陳子禽說,夫子的學問,永遠在這個世界上。小至於個人的成家立業,大至於為天下、為國家做大事,想建立一個思想行為作風的基礎,必須要以孔子的學問思想作基本,沒有辦法不這樣做,沒有辦法超過他的範圍,人生經驗到了的時候,更加深刻地覺得他的對。想做好一個領導人的,必須具有領導的基本道德與學問,領導的基本條件很多,中外有關的書籍也很多,但都是講權術,不是道德,都不行。真正的領導要以道德為基礎。說到以道德為基礎的領導,就離不開孔子的思想。要安撫天下,安撫人心,也只有用孔子的思想,因為它代表了中國文化的中堅精神,一般人才會信仰,才會接受這安撫而來附和,而一切行為,也必須以孔子這種以道德為基礎的思想,才能達到真正的人與人之間的和平相處。——這是子貢形容孔子的偉大之處。

下面說到孔子個人:孔子活著是大家的光榮,他死了是大家的悲哀,像這樣誰都及不了他。我們兩個是同學,你怎麼把我捧得比老師還更好呢?“如之何其可及也!”就是說怎麼辦得到呢?這也可以說是子貢真誠懇切的定論,這也是子貢情深意真的心聲吐露。

《論語別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