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憲問第十四

仁,是一種人生邏輯

原文

《憲問篇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華杉詳解

“憲問恥”,原憲問老師,什麼是可恥。老師說,國家有道,明君在上,言聽計從,正是君子有所作為之時,但若在這個時候,只是做官領取俸祿,卻幹不成什麼正事,這就是恥。反過來,國家無道,上無明君,下有奸臣,這時候,君子當明哲保身,隱退而去,但若還是尸位素餐,同流合污,那就是恥。

原憲這個人,出身貧寒,個性狷介孤傲,不肯與世俗合流。對於他來說,邦無道,不同流合污是沒問題的。但是在邦有道的時候,他也比較缺乏與人合作共事的性格和能力。朱熹註解說,孔子跟他說這話,是既肯定他的不同流合污,又激勵他要進取有為。

孔子為魯司寇時,讓原憲給他做家宰,給他九百斛的俸祿。原憲推辭不要。我不知道這段對話,是在孔子讓他做家宰之前,還是之後。如果是之前,是不是原憲覺得,既然老師說尸位素餐可恥,我不拿工資,不就不會有恥了嗎?孔子當然不會同意他這種荒唐想法,說你不要,你拿回家分給鄉親們嘛,反正這俸祿你必須得領。

原憲也沒想想,他做家宰的不拿工資,不是給其他給老師幹活的同學們找難受嗎?這就是他的狷介之處。

原憲又問仁:克、伐、怨、欲,這四條都不去做,可以算是仁了嗎?

“克”,是好勝。“伐”,是自誇,前面《公冶長篇》有顏淵言志:“願無伐善,無施勞。”我希望自己有善事不張揚,有功勞不誇張。“怨”,是怨恨。“欲”,是貪慾。好勝、自誇、怨恨、貪慾這四條都不去做,算是仁了嗎?

孔子說,這只能算是難得,是不是仁,我還不敢說!

好勝、自誇、怨恨、貪慾,這是人最常犯的毛病,沒有四條都犯,至少也得犯兩條。如果一個人,真的能做到四條都不犯,那實在是太難得了,那是力足以勝私,剛足以勝欲,了不起!但是,你是把這些毛病都壓制住了,卻啥也不幹了,又怎麼去行仁德呢?

仁者胸懷天下,志向高遠,追求不一樣,則別人所好勝的、自誇的、怨恨的、貪戀的,對他價值都不大,對他都不是問題,他不被這些東西所羈絆。同時,他又能包容萬物,包容他人的好勝、自誇、怨恨、貪慾,所以他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孔子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但他這個邦有道的標準,並不是很高,只要你說真話,幹正事,沒有掉腦袋的危險就行了。

仁,是一種人生邏輯,原憲並不在仁的境界,仁的邏輯裡,他不是不同流合污,而是不能合流於世,什麼他都看不慣。那你把好勝、自誇、怨恨、貪慾,都克制住,自己回家待著,啥也不幹,那怎麼能算仁呢?

不拿工資是一次,問恥是一次,問仁是一次,老師不斷地開示他,原憲卻聽不懂,不會追問。老師呢,你不問,他也不往下講了,知道你沒進入邏輯,講也沒用。孔子在世時,原憲就跟著老師。孔子去世了,他就在魯國隱居,極為貧困。子貢去看他,他住在一個窄巷子裡,子貢的大馬車開不進去,只能下車步行。原憲戴著個樺樹皮帽子,穿個草鞋還沒鞋跟,草拖鞋,拄著個灰菜稈的手杖出來迎接。子貢嚇了一跳,脫口而出:“你是不是生病了?!”原憲的反應,《莊子》是這樣記載的: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原憲搶白子貢說:“沒有錢,那叫貧。學習了道理卻不能實行,那叫病。今天我是貧,不是病。觀望世俗的好惡而行事,結黨營私而交友,學習是為了別人的讚譽,教導別人是為了有利於自己,失掉了仁義,裝飾了車馬,那是原憲我所不忍為也。”

原憲一番話,莊子說子貢逡巡而有愧色,渾身不自在。司馬遷在《史記》裡說子貢“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不高興,走了,終身都以自己說錯了這句話為恥。

“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原憲是不忍為,但假如他“忍為”,子貢能做到的事,他做得到嗎?孔子不是莊子,他不會同意莊子贊原憲而貶子貢的記載。原憲不是仁,他只是“難”,子貢問他是不是病了,他說“學而不能行謂之病”,那老師教他的,他學到了嗎?這就是他的病,他自己不知道啊。

有志之士,終身進取,不要“安全感”

原文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華杉詳解

孔子說,士志於道,居不求安,因為他的志向很大,顧不上,也不關注生活條件,怎麼方便怎麼來。如果貪戀安逸生活,唸唸不捨於宮室器物之美,沉湎於聲色貨利之私,那就不是士了。

這個歷代故事很多,第一個是春秋五霸之一,晉文公重耳,他做落難公子時,流亡到齊國,齊桓公把美艷的宗室之女姜氏嫁給他,還陪嫁了大筆財富,包括二十輛馬車,把他安排在了溫柔富貴鄉中。重耳已經流亡了十幾年,在齊國重得富貴,他樂不思晉,也不想復國大計了,一心享受生活。

他不進取了,那跟他流浪十幾年的人怎麼辦哪?狐偃、趙衰等人密謀,也得到重耳之妻姜氏的支持——她也不想要一個沒出息的丈夫——將重耳灌醉。然後拖上馬車,快馬出城,離開臨淄,踏上復國之路。姜氏在勸導重耳時說:“行也!懷與安,實敗名!”走吧!懷戀安逸生活,就會毀壞功名!這和孔子的話是一個意思。

第二個例子,是戰國末年秦國大將王翦,他率六十萬大軍出征滅楚,秦王嬴政送他到灞上,他臨行反覆絮絮叨叨向秦王“請美田宅園池甚眾”“以請田宅為子孫業耳”。嬴政大笑。出關前,王翦又連續五次求賜美田,部下親信都看不下去了,說王將軍您這樣會不會太過分了。王翦說:“舉國六十萬大軍都在我手上,我不顯示我關心的只是田宅子孫,難道讓秦王懷疑我胸懷大志嗎?”

明代《幼學瓊林》裡面的話,“求田問捨,原無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有志之士,終身進取,不要“安全感”。一個公司錢多了,高管中層個個富足,就腐朽了,基層員工就沒盼頭了。這就要有新的志向和冒險。寧肯死在路上,不可死在床上。人要永遠前進,才有活力,沒事幹,所謂享受生活,身體的新陳代謝都沒了,就腐爛了。組織也一樣,要永遠能冒險,能進取,保持不安全,保持新陳代謝,否則,就會成為一個腐朽的官僚組織,等死。

不安全,比安全感重要!不安全才有精神,有生命力。

不管國家有道無道,我的觀點不改,我的言行可以改

原文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華杉詳解

“危”,是高峻的意思。“孫”,同“遜”,卑順的意思,俗話說的“裝孫子”。

孔子說,君子處世,一以貫之,不管國家有道無道,我都堅持我的觀點,不會你說啥就是啥。但是,我的觀點不改,我的言行可以改。改言行,是為了明哲保身,保護自己和家人。之前孔子評價寧武子“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愚蠢,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國家有道,寧武子就出來當官做事,發揮他的智慧;國家無道,他就愚蠢得跟個傻子似的,在家待著,啥也不說,啥也不幹。他的智慧,別人能趕上,他那裝孫子的功夫,誰也趕不上。所以“愚不可及”前面有個“其”字,中間再標點一個逗號——其愚,不可及!

這裡孔子又說這事,如果國家有道,無論言行,都不需要顧忌,危言危行,不僅行為要堅持原則,說話也不能客氣,不能苟且,批評意見一定要說出來,否則就是諂媚,就是鄉願。前面說過,鄉願是德之賊,如果好人說你好,壞人也說你好,你肯定和壞人有苟且;如果你從來不得罪任何人,你肯定不是好人。

反過來,如果國家無道,那是壞人掌權,你做事的原則要堅持,但說話就要注意,這是注意避禍。荀子講臣道:“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短,以為成俗。”如果你在暴政之國,無法躲避,你就挑他好的說,他不好的地方你不批評。他做失敗的事,你更不要提。他的所長,你讚頌他;他的短處,你不要指出來。荀子的意見,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你始終保持“正能量”。

張居正說:“行無時而不危,君子守身之節也;言有時而可遜,君子保身之智也。”不過他是宰相,是當權者,不希望國家出現這種情況。他給小皇帝講課說:“然有國者而使人遜言以苟容,豈國之福哉!”在下位者,謹言保身;在上位者,要鼓勵大家說話。管理學上說,如果公司出了壞事,老闆總是最後一個知道的,那就糟糕了。

有德的人一定能說,能說的人未必有德

有德之人也一定愛說,不愛說,也是不仁,因為你不願意幫助別人啊。

原文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華杉詳解

孔子說,有德之人,一定能講出道理,有闡發道理的名言警句;反過來,能講出道理的人,卻不一定有德。同樣,仁者一定有勇,而反過來,有勇的人,卻不一定是仁者。就是說,德可以兼言,言不可以兼德;仁可以兼勇,勇不可以兼仁。

有德之人,一定能說。因為德是內,言是外,張居正說:“和順積中,而英發於外,敷之議論,必然順理成章而可聽,是言乃德之符也。”和氣順理的思想感情在心裡,自然散發出英氣正氣,說出一番議論來,順著那道理,自然成文章,人人愛聽,所以言語是品德的符號表現。

反過來就不一樣了,能說的不一定有德,他說的話,他自己都沒有認真對待,沒有自己先踐行,甚至自己都不信,他說話是為了說服別人,是懷有影響他人看法和行為的目的。因為他覺得這個道理、這個邏輯,可能能說服對方,他就把這個道理、這個邏輯搬出來。而這道理,這邏輯,對不對,成立不成立,他自己並沒有認真想過。如果搞不定,他馬上會搬出另一個邏輯、另一番道理。所以他說的,都不是自己心裡自然散發出來的,是根據情況在外面搬來的。這個可別以為是說別人,我們自己就經常這樣,因為說服他人、操縱他人的目的太急切,就經常自欺欺人,而且習慣於自欺欺人,說一些自己都不信、不做的道理。所以每跟人講一個道理之前,先問自己兩個問題:

一、這話,我自己信嗎?

二、這話,我自己願意照著做嗎?

養成問自己這兩個問題的習慣,是很好的修身方法。

有德者,不僅能說,而且必須愛說。不愛說,也是不仁。荀子有一段話,把這個問題更推進了一步:“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如果你以賢明的先王為榜樣,傳承文明禮義,結交飽學之士,卻不愛說話,那你一定不是誠士,你心不誠!沒有誠意去幫助他人,沒有誠意去推動社會進步。所以有德的君子,一定有志於言,行安於言,快樂於言,所以君子一定要為大家辨明是非。這就是現在說的公共知識分子了。是君子,就一定要做公共知識分子。蜘蛛俠說“能力越強,責任越大”,有知識的人也一樣,知識越多,越有責任把知識貢獻給社會,這就是春秋時魯國大夫叔孫豹說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也是宋儒張載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再說“仁者必有勇”。張居正說,勇是仁之發,仁者雖然不以勇敢自許,但是“心無私曲,正氣常伸”,臨事之際,自然見義而勇為。勇者就不一定了,他可能一時血氣之勇,和仁沒有關係,甚至是不仁。

不要做與眾不同的人,要做大家都能接受的人

原文

南宮適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ào)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適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華杉詳解

南宮適,適,音kùo,是孔子弟子,在前面《公冶長》篇出現過,能謹言慎行,孔子說他“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靠譜,可靠,把自己的侄女嫁給了他。

“羿”,不是大家熟悉的那個后羿射日的羿。歷史上有三個羿,一是帝嚳的射師,二是唐堯時射日的后羿,這裡指的是第三個,夏朝諸侯,有窮國君主。當時夏帝太康無道,沉湎於遊獵,經常一走幾個月都不回家。羿就發動政變,把太康擋在界河之外,不讓他回國,立他的弟弟仲康為君,自己實際控制了夏朝政權。但羿自己,也和太康一個毛病,“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於田獸”,也是個打獵控。棄其良臣武羅、伯姻、熊髡(kūn)、尨圉(páng yǔ)而信寒浞(zhuó)。讓寒浞做自己的國相。寒浞發動政變,殺掉了羿,奪了羿的家室,並代夏,自立為帝。所以南宮適說羿仗著自己善射強大,結果卻不得其死。

“奡”,是寒浞的兒子,或者說,是寒浞和羿的妻子所生的兒子,“寒浞襲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奡及豷(yì)”。寒浞跟著羿姓,直接搬進他家去,把他的妻妾家室全接收了,生了奡和豷兩個兒子。

奡是著名的大力士,史書說他能“陸地行舟”。這裡說的“奡盪舟”,蕩,本身是打仗的意思,左右衝殺叫蕩陣,《晉書》上有軍歌:“丈八蛇矛左右盤,十蕩十決無當前。”蕩十下,就刺倒十人,誰也擋不住!這奡能盪舟,一是能水戰,二是能陸地行舟,陸地上也能把船蕩起來,那他的神力不得了!

寒浞“使奡帥師滅斟灌、斟尋,殺夏帝相,封奡於過,封豷於戈”。但奡也有一個毛病,“恃其詐力,不恤民事”。當初奡殺夏帝相國的時候,來自有仍氏的夏妃叫後緡的,回到有仍國,生下一子,叫少康。另外一個夏朝遺臣叫靡的,先跟著羿,羿死後,逃回有鬲氏,收拾忠於夏朝的勢力,殺掉寒浞,立少康為帝,夏朝復國。少康滅奡於過,後杼滅豷於戈,有窮氏就亡了。所以奡也不得其死。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禹治水的禹,他治水有功,舜將帝位禪讓於他。所以禹沒有什麼強力,躬行奉獻,而有天下。稷,是後稷,是最早開始種稷和麥的人,是堯帝的“農師”,負責教民耕種。說後稷耕而有天下,不是他自己,因為堯的帝位是傳給了舜,不是他。是指他的後代周文王,周朝是他的子孫。

南宮適說,羿和奡,仗著自己強大,最後卻都死於非命。大禹和後稷,只是治水耕田,卻擁有了天下。夫子不答,孔子不接他的話。孔子為什麼不接話,有兩種說法,一種說,南宮適這是讚美孔子,意思孔子也和大禹後稷一樣,所以孔子不接話。這差不多也說中了,中國歷代帝王家族走馬燈一樣換,孔子家族作為“素王”,一直到民國,還有“衍聖公”稱號。第二種說法,南宮適是影射批評當時的當權者,仗著強力,也有不得其死的危險,所以孔子心中認同,表面卻不方便接話。

南宮適出去後,孔子就誇讚他:“南宮適這個人,好一個君子!南宮適這個人,真是尚德不尚力!”

大禹和後稷的福報,也不只是德的福報,更在於能力,在於對社會的價值。中華文明的誕生,和成為大一統的國家,與治水有直接關係。因為要馴服黃河這樣一條巨龍,需要整體的規劃,龐大的組織動員,和統籌指揮所有部落的人力、物力、財力,大禹就完成了這一偉業,所以,他不領導國家,真沒人能領導國家。後稷呢,國家即社稷,農業立國,農業第一,而他是舉國第一農業專家,他的子孫有國,也是大家認同接受的了。

我們喜歡喊口號,要做一個“強者”,或者要做一個“與眾不同的人”,那都是誤區。你認為你強,別人不服,非得跟你比比到底誰是強中強,那就容易不得其死。你要與眾不同,幹嗎要與眾不同,怎麼個與眾不同呢?把頭髮染成紅色,還是鼻子上打孔穿個鼻環?與眾不同不是價值。

不要做強者,要做一個對社會有用者;不要做與眾不同的人,要做大家都能接受的人。

仁是滿分,君子也永遠打不了滿分,只能不斷趨近

原文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華杉詳解

“仁”,是全德。君子有志於仁,但是毫忽之間,心不在焉,一沒注意,可能就人欲間發,天理間斷,有不仁之行。顏回那麼完美,也只能“三月不違仁”,堅持三個月,總也得出一回毛病。所以說君子也有不仁的時候,反過來呢,小人就完全不可能成為仁者。後儒有的把後一句解成小人不可能有仁,這太絕對了,小人也是人,是人就有良知,就有天良,怎麼會沒有仁呢?不管君子小人,都是人,只要不犧牲自己利益,都願意做好事。這句斷句不是“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是“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不是小人沒有仁的時候,是小人不可能成為仁者。仁者是100分,君子也永遠打不了100分,只能不斷趨近。小人從來就不及格,不可能僥倖有100分。

原文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華杉詳解

“勞”,是勞苦之事。“誨”,是教誨,是規諫之言。孔子說,愛他,能不教他勞苦嗎?忠於他,能不規諫教導他嗎?張居正說,愛他,比如父母之於子女,不能溺愛,而必須為他的將來著想,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禁其驕奢淫逸之行,責之以憂勤惕厲之事,不可姑息溺愛,反而誤了他的前途。勞之,正所以成其所愛,哪能愛之而不勞之呢?

忠呢,比如忠君,如果阿諛奉承,百依百順,最後陷君於過,以至於覆亡之禍,那不是忠。真正的忠臣,敬君忠君,為君上謀劃也周詳,或陳說古今,或譏評時事,不避拂意犯顏之罪,而務必竭盡勸諫輔德之誠,因為他的心裡非常希望君上能成就堯舜之德,而不忍心以緘默取悅而事之。

反過來,如果我是為人子者,就不要怕勞苦,父母讓我勞苦,那是愛我。我若怕勞怕苦,就是不自愛。如果我是為人君者,是做領導的,就不要拒絕部下的規諫。據諫,就不能勸忠,就是不鼓勵忠誠。做領導,不鼓勵大家忠誠,那還怎麼做領導呢?父子君臣之間,貴在各盡其責、各盡其道而已。

領導者知人善任,小夥伴同心共濟

原文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裡子產潤色之。”

華杉詳解

這裡是說鄭國執政子產,知人善任。為命,是撰寫外交辭命。鄭國在今天河南鄭州一帶,處於晉楚大國之間,四戰之地,用子產的話說,叫“國小而逼”,是擠在大國之間的小國。小國的生存,在大國之間找均衡,講信修睦,解紛息爭,外交就尤其重要。鄭國將有諸侯外交大事的時候,子產先讓裨諶寫草稿,立其大意,因為裨諶善於謀劃計略,讓他先定方向、定原則、定辦法。裨諶寫好之後,給世叔討論,這裡的討論,不是我們現在幾個人一起開會討論,就是他自己研究論證,因為世叔博通典故,他來引經據典,加以義理論斷、歷史證據、理論高度,拔高一下。世叔弄完,再交給行人子羽。行人,是奉使的官,負責出使的外交官,最後辭命是他去送,話是他去說的,子羽將稿子反覆誦讀,在用詞、語氣上進行修飾,讓自己能說順溜了。子羽改完沒問題了,最後再給東裡子產。東裡,是子產居住的地方,就是現在的鄭州市,古人用一個人居住的城市來稱呼他,代表對他的尊敬,這個習慣一直到民國,比如段祺瑞叫段合肥,袁世凱叫袁項城。三位大夫稿子寫完了,最後還要交給子產,最後潤色,令其思想方針,辭藻文采,都能到位,令人信服,還讓人舒服,這才發文出使。所以鄭國的外交,很少有不成功的。

做領導的,知人善任,用人所長,子產不是簡單地把一項工作交給一個人,因為一個人能力有限,長處不同,你只指望他一個人,殺了他他也做不好,怨他又有什麼用呢?但很多領導就有這個毛病,認為我交給你的工作,你就該給我辦好,卻沒有想過自己,我交給他,他沒辦好,首先不是我交錯了人嗎?所以交辦工作時,就要有規劃,誰完成哪一部分,怎麼組合團隊能最好地完成任務。反過來,我們也看到裨諶、世叔、子羽三人,同心共濟,毫無猜忌,裨諶不會覺得你世叔改我的文章,顯得我不如你,我不高興;世叔也用不著跟裨諶說不好意思。每個人都有體國之誠意,忘己之公心,這就是天使團隊。

孔子論子產、子西、管仲

原文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華杉詳解

這是弟子們請孔子評定當時的三個人物。先問子產,孔子說,子產聽鄭國之政,德惠於民,是個惠愛之人。問楚國令尹子西,孔子說,他呀!他呀!別提他了!問管仲。孔子說,這個人呀!是個人物!他奪了伯氏三百戶大邑,歸了自己,但伯氏心服口服,窮困潦倒至死,也沒有怨言。

為什麼要問這三個人呢,因為這三個人,都有點矛盾的事跡,有點爭議。子產是法嚴而掩其德愛,他的德政是沒得說,對鄭國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但是,他嚴刑峻法,又把刑法鑄在鼎上,是第一個把刑法公之於眾的人。對人民,他刑法嚴厲,對貴族,他打擊強宗。開始時大家都不習慣。但子產執政一年,浪蕩子不再輕浮嬉戲,老年人不必手提負重,兒童也不用下田耕種。二年之後,市場上買賣公平。三年過去,人們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四年後,農民收工不必把農具帶回家。五年後,男子無需服兵役,遇有喪事則自覺敬執喪葬之禮。子產治理鄭國二十六年就去世了,青壯年痛哭失聲,老人像孩童一樣哭泣,說:“子產離開我們死去了啊,老百姓將來依靠誰!”孔子也為他垂涕,說他是“古之遺愛也”,是古人仁愛的遺風。

對於為政是該嚴,還是該寬,子產在臨死時對子大叔說:“我死之後,你一定執政。唯有德行極高者,才能以寬服民。咱們德行不夠,就不如嚴刑猛法。那火很烈,人們望而生畏,所以很少有投身到火裡被燒死的。水呢,很溫柔,人都不怕,都想親水、玩水,所以年年都淹死人。所以為政太寬,一定出問題!”

子大叔性格寬厚,沒有聽子產的。子產死後,他執政寬鬆,鄭國很快就亂了,盜賊蜂起,他趕緊又嚴起來,才穩定治安。

子產嚴刑峻法,但對言論卻很寬,留下子產不毀鄉校的典故。鄉校是鄉民聚會議政的地方,有很多不滿的意見。有人想把鄉校毀掉,子產卻不同意,他說:“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正好聽聽大家意見,大家贊同的,咱們施行,大家不贊同的,咱們改正,不正是我的老師嗎?

第二個問楚國令尹子西。子西的事跡呢,首先是有復國之功,吳王闔閭攻陷楚國國都,楚昭王流亡,在復國戰爭中,子西立下大功。其次是有讓國之賢,楚昭王臨死讓位於他,他不接受,與另幾位公子一起立昭王之子章為楚惠王。但是孔子為什麼不評價他呢,就說“他呀!他呀!”別提了!

不提,有兩個原因,一是說,子西能讓國,但是不能勸楚王去除僭越的王號。因為春秋時代,只有周天子是王,其他都是公侯伯子,唯有楚國,自己稱王,孔子認為他是僭越,應該去除王號。楚人先祖鬻熊輔佐周文王滅商有功,周成王念其功勞,封鬻熊曾孫熊繹為子爵。所以孔子著《春秋》,裡面不稱楚王,都叫“楚子”,你們家是子爵嘛。第二個原因,比較具體。當初楚昭王招聘孔子,甚至要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被子西阻攔了。子西對昭王說:“您能出使諸侯的大夫有趕得上子貢的嗎?”答:“沒有。”“您的輔相有趕得上顏回的嗎?”答:“沒有。”“您的將帥有趕得上子路的嗎?”答:“沒有。”“您的官尹有趕得上宰予的嗎?”曰:“沒有。”“那我們楚國的祖先封於周,號為子爵,地方不過五十里。今天孔丘述三皇五帝之法,明周公召公之業,您如果用他,還給他七百里封地,楚國還能安享世世堂堂方數千里大國嗎?當初文王在豐,武王在鎬,不過區區百里之地,而最終王天下。孔丘若得了七百里,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就改主意了,並於當年秋天去世。孔子就失去了這次施展的機會。所以,子西這個人哪,別提了!

第三個人,問管仲。前面我們講,孔子說過:“管仲之器小哉!”他雖然功勳卓著,但是器局德行還是不夠。但是,這裡孔子又說,不能以他器小而昧其大功。舉了一個例子,伯氏犯罪,齊桓公奪了他三百戶的封邑,轉而封給了管仲。伯氏應該怨恨管仲吧?但是他心服口服,至死也沒有怨言。可見他的功德,大家都是服氣的。三國時,諸葛亮有同樣的故事,他廢了兩個人為平民,但兩個人都服氣,諸葛亮死時,兩個人都痛哭流涕。這兩個人,一個是廖立,自稱諸葛亮第二,才高氣傲;另一個是李嚴,也是名臣。他們雖然被廢,一是自己有罪,心裡明白;二是只要諸葛亮執政,需要時還會用他們,他們還有希望。諸葛亮一死,就永遠沒機會了。

用人需要對人對己都有所瞭解

原文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華杉詳解

貧窮的人容易生怨言,怨天地,怨父母,怨社會,怨政府。富貴的人呢,容易驕傲放肆,俗話說:衣裳角擺起來都能打死人。這些都是人之常情,容易犯的毛病。但比較而言,要富貴的人做到不驕縱,比較容易,富而知書禮,稍微懂一點事,就能管住自己。要貧窮的人沒有怨言,就很難,因為畢竟逆境時時在折磨他呀!孔門弟子,顏回很貧窮,子貢很富貴。如果把他們倆角色交換一下,顏回能安享子貢的富貴而不失禮,子貢則不一定能在顏回的破屋子裡安貧樂道。

前面講冉有問孔子如何治理衛國,孔子說“富之,教之,勞之”。可以和這一句相參閱。必須先解決富的問題,否則就是民怨沸騰。富之而後教之,富而知書禮,倉廩實而知禮節,社會就和諧了,還不能讓他們閒著,保持勞動,就不會腐朽。

原文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華杉詳解

孔子說,孟公綽,如果在晉國的趙魏兩家做個家老,那是綽綽有餘。但如果在滕、薛這樣的小國做大夫,他能力還不夠。孟公綽,是魯國大夫,孔子非常敬重的有德之人,為人清淨寡慾,但才幹不足。他若在大國大夫家做一個家老,只是以德服人、垂拱而治而已,具體事都有具體人辦,他正好做個領導。但如果是在滕國、薛國這樣的小國做大夫,那是任一國之政,事務繁多,時時要決策,事事要躬親,那他的才幹就不夠了,非干砸了不可。

用人不僅要用人之所長,還要看你自己,是在什麼階段、什麼環境。這就像我們一些民營企業,創業成功了,開得起高薪了,就馬上想去挖知名大公司的高管來,以為我高大上了,要找高大上的人。高大上的人來了,結果你發現,他在原來公司幹得好好的,到了你這兒,什麼也不會了,為啥?韓魏家老,做不了滕薛大夫呀!

人無完人,完人的標準:智、廉、勇、藝,再加上禮樂

原文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華杉詳解

“成人”,成德之人,相當於完人。子路問老師,完人的標準是什麼。孔子說:能有臧武仲那樣的智慧,公綽那樣的清廉無慾,卞莊子那樣的勇敢,冉求那樣的多才多藝,再能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也可以算完人了吧。

看樣子這完人的標準不低,要把臧武仲、公綽之、卞莊子、冉求四位君子的優點全加起來,還要再加上禮樂,才能算完人,而且孔子最後說的是“亦可以為成人矣”,差不多可以算,還並不是很肯定是。

西漢劉向編的《說苑》裡有一段顏淵問完人: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性情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游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音chì,整頓,整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成德之人的品行,是深明人情、人性之理,通曉萬物發展變化規律,瞭解無形世界與有形世界相互作用之緣故,察知氣息流變之根源。像這樣就可以說是成德之人了。既然知道天地自然規律,就會以仁義指導行動,以禮樂規範自己的言行。身體力行仁義禮樂,是成德之人的品性特徵。窮知事物神妙之理,通曉萬物的發展變化,這是美德隆盛的必然。

可見孔子跟顏回說的,是成德之人的定義標準。給子路說的,是降一等,舉例說明,這幾個人的優點加起來,再加上禮樂,也可以算吧!

我們來看看這幾個人的事跡:

“臧武仲之知”。史稱臧武仲矮小多智,號稱“聖人”。他輔佐魯成公、魯襄公,德才兼備,後來不容於權臣,逃到齊國。齊莊公重用他,要給他田地,他卻能預見到齊莊公不能長久,想辦法拒絕了莊公的賞賜。後來齊國政變,莊公被殺,臧武仲沒有受到牽連。所以臧武仲之智,既能成事,又能避禍。

“公綽之不欲”。孟公綽,也是魯國大夫,前面孔子說孟公綽可以做韓魏家老,不能做滕薛大夫,因為他的廉潔足以服眾,而他的才具不足以在一線處理具體事務。

“卞莊子之勇”。卞莊子特別孝敬,他母親在世的時候,出陣打仗,他三戰三北,三次都先往後躲,逃跑。大家都看不起他,國君也辱罵他。他母親去世後三年,又趕上和齊國打仗,他請戰上陣,先斬了一個首級回來,獻給主將,說,這是還您我第一次逃跑的;又去斬了一首級獻上來,這個還第二次;再去斬一首級獻上來,這個還第三次。主將說,好了好了,注意安全,別那麼拚命。卞莊子說:“我三戰三逃,是因為母親還在,我要給她老人家養老送終。現在母親不在了,我不敢偷生。”重新殺入地陣,殺數十人而死。

“冉求之藝”。冉求多才多藝,長於政事,還有軍事天才。總之他的本事多得很,做季氏家宰,多有軍功政績。但季氏幹好事他幫忙,幹壞事他也相助,所以孔子經常罵他。

這四個人的智、廉、勇、藝加在一起,智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應事,再節之以禮,和之以樂,則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文質彬彬,就是成德之人了。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算了!算了!”孔子跟子路說的,已經比跟顏淵說的降了一等,但還是實在想不出誰能做到,還是算了吧,孔子接著說:“對今天的成德之人,標準也不要定那麼高了!能見到利益的時候,想想自己該得還是不該得;見到危險的時候,肯付出自己生命,就像《禮記》說的,‘臨財勿苟得,臨難勿苟免。’”“久要”,要,就是約。“平生”,少年時候。時間過去了很久的承諾,少年時候說過的話,也不要忘記兌現,這就算完人了!

做人,要的不是做人的智慧,而是做人的誠意

原文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華杉詳解

孔子向公孫賈問公叔文子的為人:“真的嗎?聽說他老人家,不言語,不笑,不取利?”公明賈回答說:“傳話的人說得過了。他老人家不是不說話,是到了該說話的時候才說話,所以人家不討厭他的話;不是不笑,是高興了才笑,所以人家不討厭他的笑;不是不取利,是應該取的才取,所以人家不討厭他的取。”

公叔文子,是衛國名臣,孔子曾說:“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衛國當時在衛靈公治下,靈公有點稀里糊塗,但是君子賢臣甚眾,他也能稀里糊塗地用他們,所以衛國政治還不錯。這裡說到公叔文子的修養,就像《中庸》裡說的致中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公叔文子,就達到中庸的境界了。

孔子說:“其然,豈其然乎?”其然,美其能然;豈其然乎,疑其不能誠然。他能做到這樣,真是不錯!他真的能做到嗎?孔子還是不太相信。

原文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華杉詳解

臧武仲,就是前面說“臧武仲之知”,那個智慧的魯國大夫臧武仲,名字叫臧孫紇。他因為得罪了孟孫氏,逃離魯國,先逃到邾,然後折回他自己的封地防,給國君寫了一封謙卑的信:“我的罪,還不至於不能祭祀家廟,我也沒有想危害國家,只是智慧不夠,讓人猜疑。事到如今,也不敢再提什麼要求,只是希望能讓我的後人,還能守著祖墳和家廟,不要絕了祭祀!請答應我這點小小的請求,我一定離開魯國!”魯君繼續封他的後人在防,他離開魯國,到了齊國,還得到齊國重用,頗有建樹。

孔子說,臧武仲實際上是據城自守,他說他不是要挾國君,我不信。他卑辭請封後人,潛台詞則是你不答應我,我就要鋌而走險,別把我逼急了而已。那封地本是國君給封的,有罪,就該聽憑國君處置,哪能據城請封呢?

孔子的標準,是完全站在國君立場了。不過,從這件事,我們確實可以對臧武仲的智慧,又加深一層認識。他在齊國有功,齊莊公要給他封地,他能看出齊莊公自身難保,要和他保持距離,托辭拒絕了莊公的封地。所以後來莊公被殺,沒他什麼事。而之前在魯國,他又敢據城要挾魯君,為子孫保存家業。這臧武仲的智慧拿捏,誰也比不了!

但是,他那麼大智慧,怎麼還是在魯國混到待不下去的境地呢?《左傳》最後記載孔子評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做人的智慧,是很難的啊!臧武仲智慧到頂了,還是不能在自己的祖國容身,那也是有原因的,原因在哪兒呢?在於他遊走於權臣之間,阿諛謀利,沒有守忠恕之道。所以《夏書》說“念茲在茲”,念念不忘在哪裡啊?在自己身上,處理每件事,都當它是發生在我自己身上,這事如果我是當事人,我希望怎樣,這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忠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做事順著那事理,施之於人者守著恕道。

做人,要的不是做人的智慧,是做人的誠意。智慧再高都不夠,都做不下去,只有誠意能做下去。

王道靠仁義,霸道靠實力

原文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華杉詳解

“譎”,詭詐,玩弄手腕。齊桓晉文,是春秋五霸前兩位,孔子評價說,晉文公詭詐,好耍手腕,作風不正派。齊桓公不耍手腕,行得正。

朱熹註: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齊桓公、晉文公,都是諸侯盟主,都打著尊王攘夷的旗號,保護中華世界,維持國際秩序,尊崇周天子。但以王道霸道的標準,他們都是霸道,不是王道。孟子說王道霸道的區別,霸道靠實力,地方千里,帶甲十萬,有多大實力,就霸多大地盤。王道呢,不靠地盤大小,湯以百里,文王以七十里,都是小國,但行仁義而天下歸心,最終擁有天下。所以朱熹說齊桓也好,晉文也好,尊王攘夷,都是旗號,都是為了自己稱霸,成就霸業,是“以力假仁,心皆不正”。

但霸道也分檔次,檔次就在於是你是靠實力維護公道,還是老耍手腕壓服他人。齊桓公所作所為,光明磊落,讓人沒話說。晉文公呢,手腕就用得太多。

朱熹舉了伐楚的例子。同樣是伐楚,齊桓公興師理由很簡單:“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你不守規矩,該向周天子進貢的青茅,你不進貢。祭祀要用青茅來過濾酒中的渣滓,你不進貢青茅,酒都弄不了。當初周昭王南征,向你興師問罪,卻沒能活著回來,這我也要問問你!楚王回答說,沒有進貢,確有此事,這是我的過錯。昭王為什麼沒回去,就不是我的錯,你去問漢水吧。因為昭王是回國路上自己淹死的,不是在戰陣上。楚國順服,恢復進貢,齊桓公就收兵了。

晉文公也伐過楚,但他的過程就非常複雜,中間手腕繁多,陰謀詭計不斷。先是楚國伐宋,宋國向晉國求救。晉文公開始時猶豫,不敢和楚國硬碰,後來又覺得這是稱霸中原的機會,決定興師。他用了圍魏救趙之計,先是攻打楚國的盟國、姻親,衛國和曹國,把這兩國打服了,又用外交手腕,縱橫捭闔,裹挾了秦國和齊國,形成秦、晉、齊三國同盟,逼得楚軍解宋之圍,來找他決戰,最後在城濮之戰,打敗了楚國。

《孫子兵法》裡有一句話:“兵者,詭道也。”晉文公就是詭道特別多!但從他和齊桓的比較來看,他的實力優勢有所不足。齊桓公有壓倒性的實力優勢,我就是要當你們的大哥!維持秩序,我該打誰就打誰,但我也絕不欺負誰,不佔誰便宜。晉文公沒有那麼大優勢,他就要使出渾身解數、各種手腕了。

齊桓公還有一個事跡,燕國受到山戎攻打,齊桓公無條件馳援,幫助燕國打退山戎,燕國國君非常感激,親自送齊桓公回國,走得高興,不知不覺走出了燕國國境,走到齊國境內了。齊桓公說:“哎呀!壞了規矩!國君送客,是不能出境的,只能送到邊界啊!”怎麼辦呢?齊桓公馬上和燕國重新劃界,把腳下的土地,劃給了燕國。這就是齊桓公的做派。他類似的事跡很多,興滅國、繼絕世,保存弱小諸侯國的血脈,包括為被狄部落攻滅的衛國另築新都,為淪陷的邢國另築新城,收集殘民等等。“尊王攘夷”這口號,是他提出來的,即尊奉周朝天子,抵抗周邊蠻族的侵犯,保衛中華文明與和平。他始終保持對周天子的謙卑,每次會盟和軍事行動,都恭請周天子派特使蒞臨首席,以表示自己的作為是尊奉中央政府的詔命而替天行道。而晉文公呢,他在確定其霸主地位的踐土會盟中,以臣子的身份召令周襄王親自來參加,孔子評論這個違反傳統禮制的行為說:“以臣召君,不可以訓。”

兩人最後的結局呢,齊桓公晚年,沒有聽管仲的話,重用奸臣豎刁、易牙、開方三人,等他病重臨死,諸公子各率黨羽爭位,根本沒人管他,他幾乎是餓死的,屍體在床上放了六十七天,屍蟲都從窗戶爬出來。等公子們爭位仗打完了,新君無虧才把他收殮下葬。齊國的霸業,一世而亡。晉文公呢,他壽終正寢,之後晉國的霸業還持續了一百年。所以世人都認為晉文公比齊桓公成功。孔子說這話,就是不以結果論英雄,尊齊桓而抑晉文,講價值觀。

歷史、思想的解讀因人而異

原文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華杉詳解

這兩段很關鍵,體現了孔子的君臣之義的思想標準,和後來的儒家有很大的不同。

子路問,齊桓公殺了公子糾,召忽為公子糾自殺殉死,管仲卻不死,他這樣做,算是不仁不義吧?孔子說,齊桓公成就霸業,以外交工作,而不以兵車,九合諸侯,維護中原文明秩序,這都是靠管仲的輔佐執政。這就是管仲之仁啊!

子路說的這個事,是齊桓公奪位的事。齊桓公小白和公子糾,都是齊襄公的弟弟,公子糾還比小白年長,公子糾是兄,小白是弟。齊襄公荒淫無道,被另一公子公孫無知所殺。公孫無知自立為君,很快也被殺了。齊國無君,小白和公子糾都從國外火急往回趕,爭奪君位。小白從莒(jǔ)國往回趕,公子糾則因為母親是魯國人,住在魯國,也得到魯國軍事支持。管仲和召忽,都是跟公子糾的。跟隨小白的,則是管仲的好朋友鮑叔牙。管仲先帶兵攔住了小白,並親手一箭射中了小白,但是,射在了衣服帶鉤上,小白大叫一聲,倒地裝死。管仲以為他死了,回去匯報,公子糾以為沒人跟他爭了,就走得慢了。小白則日夜兼程,搶先回國。等公子糾和護送他的魯君抵達,小白已經繼位。小白率軍和魯軍作戰,打敗了公子糾。

鮑叔牙給魯君寫了一封信,說公子糾是我們國君的兄弟,不忍心殺他,麻煩您幫我們把他殺了。他的兩位老師,管仲和召忽,是我們國君的仇人,一定要送回來,國君要親手殺死他們。如果您不能辦到,齊國就要發兵攻打。魯君害怕,把公子糾殺了,召忽自殺。管仲被送回來,在鮑叔牙的舉薦下成為齊國國相,開啟了齊桓公的一代霸業。

後面子貢又問,說齊桓公殺了管仲的主公,他不能殉死,反而“認賊作父”,給小白做相國,他這是仁義嗎?孔子說,管仲做齊桓公的相國,匡扶天下,保衛了中華文明,今天,我們都受惠於他的恩德。如果沒有管仲,我們今天恐怕都披髮左衽了。“披髮左衽”,是北方少數民族的習俗。披髮,是披頭散髮,漢人是把頭髮繫在頭頂,戴帽子,少數民族就披散著。“左衽”,是衣襟向左掩,也就是右邊的衣襟蓋在左邊的衣襟上面,這是北方夷狄的習俗,漢族人是右衽,左邊的衣襟在上,向右掩。今天你如果去日本溫泉旅遊,穿和服,人家教你一定右衽,左邊衣襟在上,掩向右方。如果左衽呢,在日本,是人死之後,就把他的衣襟反過來,右襟在上,左衽。

孔子就說,如果沒有管仲,我們今天在誰的統治下都不知道了,可能北方夷狄打過來了,可能文明斷絕了,我們都披髮左衽了。

孔子接著說:“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匹夫匹婦,前面我們說過,一夫一妻就是匹夫匹婦,意思是普通老百姓。貴族君子,有地位的人,都有妻妾。前面說什麼呢,“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你說他是匹夫,那匹夫之志,匹夫之勇,他也不向你屈服啊!“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諒”,就是信,守信。孔子說:“難道要他像匹夫匹婦那樣,守著小節小信,自己吊死在溝裡都沒人知道嗎?”

孔子說這話,是明確地批評召忽了。他認為召忽為公子糾而死,是不值得的。後儒對孔子這一段,有各種解釋,因為不符合所謂的“儒家忠君思想”。這就要說孔子忠君思想的本質,孔子的思想,忠於君,是忠於國家,忠於秩序,至於誰當國君,你們家族鬥來鬥去,殺來殺去,那是你們的事,你們塵埃落定了,決出勝負了,咱們繼續把國家搞好!所以他沒有後來的那種人身依附、為君死節的愚忠思想。

春秋時代的思想,都是這樣,管仲自己在回答別人對他的這個質疑時說:“我的君臣之義,是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為公子糾而死,不是我的義務。要我死,除非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齊國亡了,那我死。齊國沒亡,我就不能死。有我在,則齊國利。我死了,對齊國不利。”這氣魄大了去了。

晏嬰也有同樣的故事,齊國發生政變內鬥,他為亡君扶屍痛哭,對政變者怒目相向。但是之後,繼續事奉新君,治理齊國。出使楚國時,楚王問他,你為什麼不死啊?他說,我只為國而死,不為君而死。再說,那君,他本身就不是為國而死,我為什麼要為他而死呢?你們楚國這樣政變殺來殺去的事也不少,幹嗎拿來刁難我呢?

良臣死社稷,不死昏君。孔子從來就沒有後世所說的所謂“儒家忠君思想”,那些思想,都是後來演變加上去的一代一代的時代特色,總的說來,從春秋到清朝,以秦朝為分水嶺,權力在一步一步地向君權集中。春秋時代,還有貴族牽制君主,秦朝取消了封建制,形成了集權專制國家。從漢、唐、宋、明等朝,君權、相權還是分明的,皇帝和政府,還有分權,有分工。到了清朝,上書房、軍機處,全部都成了皇帝的助手、奴才,君主集權達到了巔峰。

歷史學家說,歷史會變。歷史本來就是活的,本來就會變,這是個哲學問題。因為歷史要人寫出來,不管是誰寫,是當權者寫,還是學者寫。寫的人就有思想,有立場,有觀點,有目的,他的思想、立場、觀點、目的,就會寫在歷史裡面。換了時代換了人,歷史就會跟著變。

思想更是一樣,同樣是孔子的思想,每個時代,都會被重新發明一次。

始終站在老闆的立場,是最大的職業道德;培養新的領導者,是各級領導者的最主要任務

原文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zhuàn),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華杉詳解

公叔文子,是衛國大夫公孫拔,死後謚號為貞惠文子。謚號,是一種評價機制,是對人的蓋棺論定,也是一種道德約束手段。有美謚,有平謚,有惡謚。

人都關心自己的身後評價,你就是皇帝,也讓你稍微有點顧忌,如果在位時荒淫無道,死後人家給你一個謚號,就讓你遺臭萬年,幾千年後一提你,大家都知道你不是好人。比如最壞的,夏桀和商紂,都是謚號。一查謚法就知道了:“殘人多壘曰桀,殘義損害曰紂。”再比如隋煬帝,查謚法,“去禮遠眾曰煬”,這四個字就把他概括了。

謚號是死後後人評定的,再往後,史書上就不寫他的名字,以他的謚號來稱呼他,謚號信息量很大,濃縮了他的一生。所以謚號是人死後的名字,人沒死,是不知道自己謚號的。看清宮劇,孝莊太后一口一個“我孝莊”如何如何,那就鬧笑話了。

有一個人要反抗謚法制度,就是秦始皇,他說謚法是臣議君、子議父,你們本來都是在我面前跪著,沒資格說話的,我死了,你們倒要對我品頭論足寫考評,豈有此理!他宣佈廢除謚法,自稱秦始皇,並規定下一代叫秦二世、秦三世,一直到秦萬世……他的新規矩,執行了兩世,就是他自己,和秦二世。三世沒有了。到漢朝,又恢復了謚法。

插一句,西點軍校有一句格言:“我們所有人,都終將以失敗結束。”要深刻認識到這一點,接受這一點。你看秦始皇那麼厲害,他也失敗了。劉邦更厲害,他死後,心愛的女人戚夫人,被呂後砍去手足、挖掉眼睛、熏聾耳朵、藥啞嗓子放廁所裡等死,劉邦也失敗了。孔子呢,孔子多麼偉大,他也是一個失敗者。所以秦始皇要和謚法對抗,他失敗也正常。

孔子、孟子、儒家,就希望大大地利用謚法。不能把君權裝進制度的籠子,好歹裝進謚法的籠子吧,總得有點敬畏,有點顧忌。

君王死了,新君和臣子們要給他議定謚號。臣子死了呢,君王也要給他定一個謚號,如果謚號好的話,這也是一種肯定、一種榮譽。公孫拔死的時候,他的兒子向衛靈公請求給定一個謚號。衛靈公說:“以前衛國饑荒,夫子煮粥救濟,這是‘惠’。以前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保衛寡人,這是‘貞’。夫子聽衛國之政,對內搞好組織建設,對外搞好外交,讓衛國社稷不辱,這是‘文’。謚號就定為‘貞惠文子’吧。”

“公孫貞惠文子”,就是公孫拔的謚號。謚法:

經緯天地曰文。成其道。

道德博聞曰文。無不知。

學勤好問曰文。不恥下問。

慈惠愛民曰文。惠以成政。

愍民惠禮曰文。惠而有禮。

賜民爵位曰文。與同升。

孔子這裡所說的事跡,公孫拔有一個家臣,名字叫僎(zhuàn),非常賢能,公孫拔就向國君推薦他,讓他不做自己的家臣,而是到朝廷,與自己同朝為官,做朝廷之臣。孔子聽說這件事,評論說:“可以為文矣。”他死後可以得到“文”的謚號了,上面謚法不是有嗎:“賜民爵位曰文。”朱熹集注裡說,自己的家臣,能舉薦他讓他獲得和自己同等地位,有三個值得讚揚的善處,一是知人,二是忘己,三是忠君,了不起!

從今天我們的現代企業管理來說,也有幾點:

1.始終站在老闆的立場。不是事事考慮自己的權位利祿,而是為老闆實心辦事,為公司舉薦賢才。

2.能僱用比自己更強的人。不是嫉賢妒能,處處顯自己本事,都是我的功勞。

3.組織最大的生命力,在於不斷地培養出新的各級領導人,這也是管理者最主要的任務,或者說,也是一個組織的最大任務。

4.一個不能培養出新領導者的人,就不是一個好的領導者。所以合夥人制度,要把培養新合夥人,作為合夥人的最大任務。

始終站在老闆的立場,是最大的職業道德。培養新的領導者,是各級領導者的最主要任務,也是一個組織的最大任務。希望我們的企業裡出現更多的公孫文子。

世間最大的愛,就是成就他人

孔子曾經罵衛靈公“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衛靈公確實是超級好色,但他其實也是好德的典範,只是好德的程度被好色的聲名掩蓋了。他可能是天下第一好色,但也可能是天下第二好德。世間最大的愛,就是成就他人。

原文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yǔ)治賓客,祝鮀(tuó)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華杉詳解

孔子跟魯國大夫季康子聊天,說衛靈公無道。季康子說:“既然這樣,為什麼他沒有敗亡呢?還是壽終正寢挺不錯的啊!”孔子說:“有仲叔圉管外交,祝鮀管理宗廟祭祀,王孫賈統帥軍隊,他有這樣一批人才,怎麼會敗亡呢?”

衛靈公這個人,有他的兩面性,他自己生活荒淫,喜歡男寵。他的妻子南子,也以淫亂聞名,和宋國公子宋朝私通,衛靈公也不計較,還幫助安排他們相會。所以說起衛靈公夫婦,是各種沒法提。孔子本來希望在衛國執政,衛靈公夫婦把他當門面人物,帶著他招搖過市,他深以為恥,走了,說了一句話:“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衛靈公夫婦,都是以好色聞名。

但衛靈公好不好德呢?也是好的,雖然可能比好色的程度差一點,但是他好德的程度,也是絕對超過大多數國君。他可能是天下第一好色,但也可能是天下第二好德。孔子當初到衛國,衛靈公問他在魯國俸祿多少,孔子說六萬石。衛靈公馬上就給他六萬石,這時候都還沒有安排具體工作,你先待下來再說。當然,孔子也是因為老沒具體工作才離開的。

孔子也誇獎過衛靈公,魯哀公問“當今之君,孰為最賢”時,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沒發現誰最賢,或許是衛靈公吧!所以孔子對他的評價是很高的。

衛靈公的好處,他自己是只管享受生活,但是他知人善任,用了一批賢才。所以當時衛國的政治經濟,在列國比較來看,還是非常好的,只是國家小,沒有實力稱霸罷了,否則他做出一番齊桓晉文的事業來,也未可知。

國家好不好,人口是一個重要指標,前面不是有一段嗎,孔子第一次到衛國,冉有駕車。孔子驚歎:“庶矣哉!”好多人啊!冉有問他人口多了該怎麼辦,這才有了“富之,教之”的一番議論。

衛靈公的後人對他什麼評價呢,看謚號就知道了。謚號靈公,“不勤成名曰靈,任本性,不見賢思齊”。他是個大懶漢,但他交出的成績單並不差!他就是任性,放縱自己,不能見賢思齊。不過,他雖然不見賢思齊,但他是老闆,能用賢才,讓他們自己賢去。

謚法“靈”還有一條:“亂而不損曰靈,不能以治損亂。”國家亂了,但是還沒有傷到根本。他身為國君,卻不去治理。光靠別人,不注意自己修養,時間長了,也是不行的。衛國必亂,大家也都看到了,衛靈公一死,亂事就來了。

以上兩段,先是講公叔文子,能舉薦自己的家臣給國君,提拔他和自己平起平坐,做朝廷大夫;這段講衛靈公能用人;這都說明了我們現代管理學,講領導力,常講的一個道理:“領導者的責任,不是自己創造更大成就,而是成就他人。”一個人能有多大成就呢,你成就的人越多,你的成就越大,千萬不要以為就你行,別人都比你差啊!

《華杉講透論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