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是素材，新聞是產品，而媒體是解決方案。
信息如同化學基。而「基」的概念，在有機化學裡，你可以理解成是一種不帶電荷的活潑原子團，它不穩定，很難獨立存在，非常容易與其他「基」或者原子結合，從而成為某種物質。
信息，事實上它最原始的狀態只存在於我們的意識中。當它被表達出來——被組織成語言、文字、圖像，變成一條微博、一篇文章、一段聲音，是因為它總是急不可待地需要和媒介形態相結合，從而成為一種內容產品。
新的媒體技術，正是在將信息從文字的「木乃伊」裡釋放出來，在新的產品形態中得以「復活」。
當音樂從膠質唱片、磁帶、光盤中像姜戈一樣被解救出來，從而以數字化的形式飛速地附著於互聯網上，才可以順利遷移到受眾生活中的新媒體、新角色和新位置中去。
互聯網對內容的革命性的影響，不僅是促進了表達，更重要的是它讓內容盡可能快速、無障礙地流動，並讓流動的內容更易於重新與載體相結合。
新媒體革命的三個代際
從生產者和分發方式的維度，我們一起來認識和界定三個新媒體代際的範式轉換。
從莎草紙到互聯網史前時期的兩千年裡，從第一本書籍以手抄的形式出現，第一份報紙開始發行，第一個電台開始廣播，第一家電視台開始傳輸信號，都從當年的新媒體淪為今日所見的古典媒體。書籍、新聞、廣播、電視節目正是內容的一種產品形式，而出版它們的機構/組織正是滿足這一時期受眾對信息獲取需求的解決方案提供商。
因為真實世界的信息過於紛繁、過於細碎，所以它們需要過濾、需要打包成為郵遞包裹——一份報紙不就是數十篇文章的集合麼？讀者以訂閱的方式，每天早上和牛奶一起收到它。
在社交媒體時代，社交網絡不僅是一種連接方式，同時也成為信息分發的一種邏輯。
首先是內容產品被拆細了。從音樂專輯到一首一首歌；從一張報紙、一本雜誌變成訂閱號上的一篇篇更新，更細碎到一條微博；從電視節目到短視頻……拆細的結果，不僅是利於碎片化閱讀，而且讓內容更易於流動，更易於與新技術相結合。
古典媒體是讓信息世界從複雜到簡單，而社交媒體則是從簡單到複雜化。古典媒體總是讓人們努力從已被過濾、編修的內容之外聯想起更多豐富的信息；社交媒體則是逼得人們努力從那些已經被瞭解的信息中弄清楚混雜其間的真相和邏輯。
從訂閱變成轉發，是從古典媒體時代邁入社交媒體時代的重要特徵。而微信訂閱號，則是這一邁進過程的一種過渡性形態。正如其名稱所示的，它仍需要受眾首先去訂閱它，它有出版週期，有頭條有欄目，接近於過去的雜誌形態。
內容的生產，已經從DIY到DIWO（Do It With Others），從專業人士造車到大家動手。尤其是在社交媒體時代，新的知識媒介已經沒辦法區隔信息、通信和社交性，它們混雜於一個管道中流淌。信息恢復它的原始天性：社交性。
而今天，當數據成為新的石油，當機器成為新的石油工人，當人工智能成為新的鑽井平台，我們的問題是——
如何進入算法媒體時代？
也許，我們首先是要理解什麼是「無窮」。
數據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永久性，可複製性，即時性，高效性，傾向秩序性，動態性，無限可分性。其實信息也一樣。
數據在增長，我們開始在其中建立起秩序。但是數據還會突破秩序，混亂會一直延續到新秩序建立為止。這就是數據的循環——從秩序到混沌再到新的秩序。
信息也一樣。秩序，其實是人的大腦所需要的一種檢索信息的方式。媒體，是古典媒體時期建立信息世界秩序的方式。很快地，互聯網時代所謂的「信息大爆炸」就突破了這一秩序，直到社交媒體成為再次紓解混亂的一種新秩序。儘管如此，我們目前其實仍處於這種混亂的狀態中。
信息像數據一樣，在不斷地被拆細——並且可以繼續被拆細，進而越來越接近無窮。在膨脹的信息宇宙中，若想建立起新的檢索秩序，首先需要的就是所有信息被「打點」。可利用的數字化信息不僅正變得更加顆粒化，而且要增加時間和位置等其他元素。顯然，能夠被打上的標籤越豐富越好。
只有可標記，才能被檢索。
回顧一下最近 20 年我們使用互聯網工具以及激發創新的行為進程：瀏覽——選擇太多——搜索——排序——選擇太多——應用程序管理——選擇太多——算法……信息世界一次次突破邊界，然後一次次重建秩序。
只有可檢索，信息才能被重新組織，而組織的方式，就是指數型增長的豐富鏈接。
這就是我對於算法時代媒體型態一種想像：下一代媒體，是匹配。
它所基於的第一項基本原則是，信息不分貴賤，信息是生而平等的。 不存在絕對的高價值信息和垃圾信息，只有相對於信息接收者而言，所謂的有用信息或無用噪聲。你之所謂蜜糖，是他人之砒霜。匹配，是關於時間、地點、接收者等一系列限制性條件的匹配，最終讓所有信息都能夠產生價值。
第二項基本原則是，信息匹配的最終目的仍是服務於人，是以人的尺度而非機器的尺度來重建新秩序。 就像我們今天熱烈討論的無人駕駛汽車、VR眼鏡、無人機等新事物一樣，所謂速度、亮度和準確度等指標，只有在談到使用者的目標甚至是人類社會的價值觀時才有意義。道理很簡單：機器可以撰寫新聞消息，但不是為撰寫而撰寫，而是為了有人閱讀。
所以，由用戶來決定對內容的編排方式和使用方式。它是真正的完全個性化的。世界上不存在兩片相同的葉子，未來也不會存在兩份一模一樣的個人信息流。
第三項基本原則是，信息若想匹配得精準，需要向最終服務對象也就是人索取信息。 在越來越算法化的信息分發的邏輯鏈中，人才是最大的變量。人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既會有目的地閱讀，又經常是漫無目的；偶爾是明主，偶爾卻是暴君。
機器只能扮演假裝懂你的角色。事實上，是我們越來越弄懂了自己而已。通過一次次選擇，我們越來越明白自己想要什麼，不想要什麼，機器只不過記錄了反饋，但卻永遠無法知道人的下一個選擇是什麼，硬幣落下出現正反面的概率仍然是50%。
如果機器真的弄懂了人類，那就是人被機器所馴服、被奴役的時刻。
互聯網對古典媒體時期最重要的顛覆性影響是對守門人角色的排除。守門（Gatekeeping）這一概念由社會學家庫爾特·勒溫（Kurt Lewin）在1947年提出：社會的表達渠道通常擁有許多關鍵點，守門人在那裡濾除一些事項而同時允許另外一些事項通過。這一理論最初運用於食品供應，勒溫指出它在解釋信息流程方面也特別有用。
作為守門人的主編、記者失業了，但門並沒有被拆除，它換上了新裝，有了別的名字，比如搜索引擎、門戶網站、社交網絡樞紐以及人工智能算法。你會發現，即使在社交媒體時代，門和守門人仍然是信息版圖中的關鍵部分，它把眾人做出的成千上萬單個的過濾選擇聚合在一起，由此對信息的優先程度和所謂重要性進行某種排序。簡言之，算法讓守門的設置從信息的「生產」轉移到「過濾」層面。即人人均可表達，但被聽見卻並不那麼容易。[《數字民主的迷思》（The Myth of Digital Democracy），馬修·辛德曼（Matthew Hindman），2008]
由於匹配不精準，所以信息仍然存在不平等，每個人仍然處在狹窄的視界黑域裡，處在自以為透明的過濾罩內。
古典媒體時代的守門是刪除，由媒體精英決定受眾能看到什麼、應該看到什麼；
社交媒體時代的守門是過濾，不管是通過社交關係還是興趣推薦，都是通過某種排序機制決定了某些信息更具有優先性；
算法媒體時代的守門是導流，更像是交通警察，讓每條信息都到達它該去的地方，更快速、無障礙地流淌。
如果算法能夠實現信息對人的匹配，我們每個人所得到的完全個性化的信息流將是什麼樣子？
用一個形象的比喻就是，宛如時裝。
從某種程度上說，時裝尤其生動地闡釋了什麼叫「媒介即信息」。正如法國符號學理論大師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指出的，通過服飾來傳播的意象意義及其結構猶如語言，可以生成精緻的「文本」，並表達人與人之間極為細緻的區別。即使我們從手工縫製的衣服過渡到大規模時裝工業時代，消費者仍會通過不同的搭配穿出個人風格。更何況一種新的成衣定制風潮正在捲土重來。這種演變像極了我們從口頭傳播時期到大眾媒介時期，再到今天社交媒體的回歸。
特別是，每個人穿著的時裝其實不是「設計」出來的，而是服飾文化進化的結果。每個人都希望在整體文化流行的基礎上盡可能表達個性，並希望自己的選擇反映了潮流系統中最高層次的價值主張。而這一整體文化系統反過來又是建立在眾多個人選擇之上，就像是我們對於社交網絡的定義，那麼這個系統必然是動態的，不斷變化的，建立在新式基礎之上的。[《數字時代的文化》（The Uses Of Digital Literacy），約翰·哈特利（John Hartley），2010]
以此作喻，算法媒體時代的信息匹配，既高度個性定制化，由受眾自我決定；同時又受整個系統中其他人選擇的影響，並同時也影響著其他人和整個系統。看似千人千面、完全迥異，卻也在共同塑造著整體的文化價值觀。
如果內容可由機器寫作，傳播可由算法匹配，傳統的內容專業生產者還有用武之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