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女兒的十年

2003年,暑假,女兒回國度假,我從太原趕到北京首都機場接她,對我而言,這是一個最幸福的時刻。「非典」終於過去了,在這之前,我幾乎天天在心裡禱告,祈禱「非典」在暑假時能夠仁慈地放過我們,讓我的孩子能夠平安回家。現在,神聽到了我的祈禱:我的孩子回來了,在人群中,我終於看到了她,穿一件酒紅色的「一生褶」襯衫,安靜而漂亮,卻前所未有地消瘦。就是在回到太原家裡的當晚,她遞給我一個磁盤,說:「媽,我寫了點東西,你看看。」

裡面,就是《姐姐的叢林》。

我不會忘記初讀這篇小說時的震動。說實話,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發現她有寫作的稟賦,雖然,在學校裡,她的作文始終很好,她還是他們那所名校「校刊」的編輯。她也常常把她的文章拿給我看,讀給我聽,可我卻沒有從中看出多少超越性:我總覺得它們瀰漫著某種中學生的流行腔調,我把它們稱作「賀卡體」和「文摘體」。也許,潛意識裡,我拒絕承認一個事實,因為我打心裡不願意讓我的女兒,我最心愛的寶貝做一個以寫作為生的人,一個寫小說的人。我希望她能夠在大學裡教書、做學問,至少,可以去解讀別人的小說,我覺得她很有這方面的才能——這一點,我從來深信不疑。

她從小喜歡讀書,還在初中時,她就讀了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起初,我不相信這本如此難讀的書能夠吸引她,可是我錯了,我不知道她是以什麼方式走進這個又繁複又茂盛的小說世界的,我只知道,她癡迷地愛它。更準確地說,她癡迷地愛著那個動人的、不幸的女主人公凱蒂。一連好幾個夜晚,我們並排躺在她的小床上,聽她給我朗讀她喜歡的那些章節,凱蒂和班吉明,那個白癡弟弟之間宿命的的深情,讓她那麼感動。可能,只有我知道,這一點,這種無法掙脫無可奈何的宿命關係,對她意味著什麼。因為,我從她後來的小說中,從東霓和鄭成功、從雪碧和可樂、從莉莉和獵人的身上,都看到了凱蒂和班吉明的影子,或者說,我從她所有的人物身上,都能看到這種影子:無法掙脫無可奈何的命運關係,像神和黑夜一樣籠罩著那些她愛和不愛的人們。

我一直以為笛安是個幸福的孩子,她是我們全家人的掌上明珠,雖然我也知道她常常不快樂,儘管她笑點很低。她嚴重偏科,而她就讀的那所學校,有百年的歷史,曾經是華北地區的重點中學,卻嚴重地重理輕文。一個數學物理不好的孩子,在這樣的氛圍中,基本被視為廢物。我以為,這就是她全部煩惱和不快的根源。一個中學生,除了這個還能有什麼呢?於是,我們常常寬慰她,給她描繪一個未來的光明前景,那就是,一個再不需要以數學成績論成敗的大學生涯在前面等待著她。也許,我比她還更憧憬和盼望這一天的到來。這一天來了,2002年,1月27日,我十八歲的孩子,隻身一人離開了我們,飄洋過海,飛往遙遠的異國他鄉,從此,這一天,就如同刀痕一樣刻在了我心上:我覺得,那是我又一次的分娩。

她從來沒有跟我們說過「想家」這兩個字,在電話裡,她永遠是快樂的,她快活地告訴我們,同學們給她起了一個外號:櫻桃小丸子,這個外號讓我心裡一陣溫暖和安心。她在信中,這樣描繪著異鄉的生活:

「圖爾是個很棒的城市,美麗而安靜。還有一條看上去很溫暖的盧瓦爾河。我們LABO課的教室就在這條河邊上,每個星期我都得到河邊來,坐一會兒,看看那些在岸上亂跑的狗,還有正在接吻的情人。」

……

「秋天到了。早晨推開窗子,聞見了空氣中涼涼的秋天味。院子裡已經有不少落葉了,可是樹上的葉子依然那麼多。習慣性地看看大門口的信箱,郵遞員還沒來,卻看見了房東貼在大門上的紙條:『請房客們進出時把大門關好,因為小狗埃克托很喜歡逃跑,可是他沒有鑰匙。』很溫暖的細節吧?」

……

爸爸、媽媽:

你們好嗎?

「我很好。今天收到你們的信了。還是老樣子——媽媽依然那麼語無倫次。(笑)菜譜真好,做是沒多大指望了,看看也是好的,小時候的故事是怎麼說來著:『從前呀,有個叫馬良的小孩很會畫畫,他畫什麼什麼就變成真的了……』」

……

她就這樣安慰著我們,安慰著我,她深知我是一個資深的「小資」,我會在心中詩化她的生活:還有什麼能比法蘭西更適合詩化、羅曼蒂克化的嗎?但是,2003年那個夏天,讀完《姐姐的叢林》,我和她的爸爸,我們極其震動,我們倆用眼睛相互詢問,是什麼,是怎樣嚴峻的、嚴酷的東西,讓我們的女兒,一下子就長大了?

是的,她長大了,她的文字長大了,脫胎換骨長成了一個讓我陌生和新鮮的生命。她用這種有生命的語言,開始講述她的故事,她在一個最浪漫的國都,開始講述她和這個世界毫不詩意的關係,講述滾滾紅塵中那些悲涼和卑微的生命,講述大地的骯髒和萬物的蔥籠,講述華美的死亡與青春的殘酷……一個一個和毀滅有關的故事,接踵而至。於是,我知道了,我的女兒,她從來就不僅僅是一個櫻桃小丸子,她還是一個與生俱來的悲觀主義者。可能正是這樣兩種極端的品質在她身上共生共存,所以,她才能毫無障礙和果敢地穿過別人認為是終點的地方,或者,俗世常識的藩籬,到達一個新鮮的、凜冽的、又美又絕望的對岸。那是一種天賦,我沒有。

想想,她所熱愛的作家們,其實都具有矛盾的本質,比如三島由紀夫,比如托斯妥耶夫斯基,比如曹雪芹。她喜歡豐富的、繁茂的、難以盡述和詮釋的文本:又天真、又蒼老,又單純、又犀利,又溫暖、又黑暗,又柔軟、又冷酷,集萬丈紅塵與白茫茫的大地為一體,就像大地本身。所以,她像熱愛戀人一樣熱愛著《豐饒之海》;像敬畏高山一樣,敬畏著《卡拉馬佐夫兄弟》;而《紅樓夢》,我想,那應該是她的理想了——在這一點上,笛安是一個有情懷的浪漫主義者。

就這樣,不管我願不願意,女兒作為一個寫作者,已經走過了近十年的路程。不管別人給她貼上什麼樣的標籤,不知為何,在我眼裡,她都更像是一個獨行的游吟者。這樣的想像總是讓我心疼和心酸。我想這大概也是她很不願意被人稱為「文二代」和父母扯在一起的原因。這篇小文章,是我得知她要出一本十年小說集後,情不自禁寫下來的:十年,這個數字讓我悚然心驚。我不想說女兒這十年有多麼不容易,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形容一個真正嚴肅的、有追求的作家和寫作者,只有一個詞——嘔心瀝血。我想起了女兒高二的時候,她曾經送給過我一個筆記本,封面是那種深海般的、有重量、端莊的藍,我一直捨不得用它,只是當時在它雪白的扉頁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二年五月十四日,泡泡送我這個筆記本作為母親節的禮物,她在『迪迪』挑選了很久,選中了這本沒有修飾的白色內頁的本子,告訴我:『給你就要用,別又收藏起來。』」

「我們聊天,說起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她非常感慨,說:『真奇異呀,美,最初誘惑人,征服人,最後又奴役人,摧毀人,就像愛情。』」

或者,孩子,也可以說,就像寫作。

那年,她十七歲。

蔣韻

2012-11-8日於母親病中

《嫵媚航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