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 出門一步,便是江湖

詩人鄭愁予的名句:「出門一步,便是江湖。」離家五百里算是很遠了吧,哪想到後來更遠,更遠……

我一生漂泊無定。十四歲的時候開始「半流亡」,離開家,沒離開鄉。十七歲正式流亡,離開鄉,沒離開國。後來「國」也離開了。滾動的石頭不長青苔,一身之外,只有很多很多故事說不完。

現代中國,有個名詞叫流亡學生,它前後有三個梯次:第一梯次,「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青年入關。第二梯次,「七七」抗戰開始,沿海各省青年內遷。第三梯次,內戰期間,各地青年外逃。我是第二梯次,也就是抗戰時期的流亡學生。那時流亡是一種潮流,流亡的青年千萬百萬,流亡很苦,很孤獨,有時也壯烈,危險。

我在一九四二年夏天離開家鄉,前往安徽阜陽。一九四二,那是個什麼樣的年頭?

那年是民國三十一年,我十七歲。

那是中國對日抗戰第六個年頭,第二次世界大戰(依照歐美人的說法)第三個年頭。那年中日兩軍在浙贛路會戰,在太行山會戰,在湖北宜昌會戰,在湖南長沙第三次會戰。這年中國遠征軍赴緬甸與日軍作戰,英美聯軍在北非登陸,德軍進攻斯大林格勒,與蘇聯苦戰。

那時,山東省鐵路公路沿線的據點,腹地重要的城鎮,都駐紮日軍,我們稱為淪陷區。但日軍以線製麵的構想完全失敗,廣大的農村和山區由兩種武力分治,那就是:國民政府派出的正規軍,老百姓稱為中央軍,加上親國民政府的游擊隊,他們的地盤稱為游擊區;還有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游擊隊,老百姓通稱之為八路軍,開闢了解放區。今日話當年事,這些名稱先要交代一番。

那時,日本的打算是把全中國變成日本的屬國,先用暴力侵略,後用懷柔安撫。但是,民族主義是無法融化的冰。中國人對暴力造成的傷害不忘記,對懷柔施與的恩惠不感激,想加減換算,沒那麼便宜,大家指天為誓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尤其是年輕人,憤懣之情溢於言表,罵「日本鬼子」,唱《中國的青年遍地怒號》。

中國人管日本人叫「鬼子」,一直叫到抗戰勝利,叫到對日和約簽訂,叫到一九七幾年,我在台北進電視公司當編審組長,政府官員以電話指示,電視劇對白的「日本鬼子」一律換成「日軍」或「日本軍閥」,大家才心不甘情不願地改了口。

對日和約簽訂後,日本政府在台北設立大使館,抗戰時期的憤怒青年雖然漸漸老大,胸中怒氣未消,每逢行經館外,總要對著太陽旗罵句髒話。日本在台北舉辦第一次商展,開幕之日,群眾一擁齊上,把日本館的太陽旗扯下來。

且說華北的「淪陷區」裡,日本控制學校,修改文史課程,培養以日本為宗主的思想,辦理各種親日的活動。青年人和他們的家長拒絕這樣的教育,大批失學的青年另尋出路,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都成立了一所又一所戰時學校,收容他們。在日本的高壓之下,中年老年懂得世故分寸,可以苟全,年輕人血氣方剛,看鬼子不順眼,心裡窩一把火,留在家裡很危險。「出門一時難」,但是在家已非千日好,家長們千方百計把孩子送出去。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長篇小說的名字,成了當時流行的一句話。都說那個時代是洪爐,說這話的人自命是鐵匠,他要把人百煉成鋼。現成的燃料,那就是每人胸中的怒火。半個中國給日本佔了,國仇家恨。鐵匠以高明的技術使我們自我熔化,再乒乒乓乓打造。

小時候,我身體孱弱,家鄉話有個很好的形容,叫「病病歪歪」。老師家長從來不督促我用功,而是叮囑不要太用功。有一次,母親帶我去外婆家,一連幾天沒上學,等我回學校上課,跟那些不知情的老師同學見了面,有人問我:「好了吧?」他們以為我又病了。我家雖住在鄉下,但世代重視子女教育,做流亡學生縱然千辛萬苦,父母終於下了決心,我已十七歲,實在不能再拖延了。

這一年,魯籍名將第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李仙洲,率九十二軍駐紮安徽阜陽,就地成立「私立成城中學」(不久改稱國立第二十二中學),收容山東逃出的流亡青年。阜陽離我家五百華里,那時交通不便,人們又安土重遷,我的家鄉蘭陵鎮一帶沒人去過阜陽,沒人聽說過這個地名。只因為李仙洲是山東長清人,山東老百姓相信他;只因為我的二表姐已經早走一步,入學讀書;只因為那時基督教掩護抗日青年,而我家是基督徒。所以我在這年夏天也到了阜陽,從此天涯海角,再無歸路,山東,臨沂,蘭陵,永遠只能在地圖上尋找。

七七事變發生後,有一個青年對他的母親說:「我已經十八歲了,不應該留在家裡,我要去參加抗戰。」

母親非常感動,問他打算跟誰一起。

他說:「我去參加八路軍,您看好不好?」

母親說:「很好!很好!」動手為兒子準備行李。

三年以後,這個青年的弟弟對母親說:「我也十八歲了,我要去參加抗戰。」

母親非常感動,問他打算跟誰一起。

他說:「我去參加中央軍,您看好不好?」

母親說:「很好!很好!」動手為兒子準備行李。

可憐的老百姓,可愛的青年,他們怎能預料,他們以後用很多很多時間互相廝殺。

那時,有人到大後方(後來叫做國統區),有人去解放區(當時也叫共區),大半由因緣決定,人人以為殊途同歸,誰能料到這一步跨出去,後來竟是刀山血海,你死我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二十二中的老同學屢次受到嚴厲的責問:你當年為什麼不投奔解放區?被問的人啞口無言,因為它實在沒有答案。

一九八零年,中國對外開放,內戰期間逃出來的人回鄉探親,回首三十多年,家鄉的親人少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死,歷劫餘生悲憤怨恨,責問歸人:你當年為什麼投奔國統區?這一問,只有一把鼻涕一把淚,也沒有答案。

李仙洲氏辦這所學校,網羅了山東的許多精英,他用人以行政幹部和黨工為主,沒有倚重教育家。以二分校的骨幹而論,戰後有人做濟南市長,做青島市民政局長,做省干訓團教育長,做國大代表,做行政督察專員,窮則辦學,達則做官,教育理念和專業熱忱有局限,似乎談不到春風化雨。

那時國立一中與六中與我們聲氣相通,校長都是教育家。教育家的作風是自由開放,而那時,一中六中都在偏僻的地方,觸角不及於省會,遑論歐風美雨。那時所謂自由開放,只能表現在閱讀左傾書刊、包容中共地下組織、資助學生投奔延安等幾件事情上。這和二十二中可說是大異其趣了。

那時日本侵略中國,中共以聯合抗戰為號召,熱血青年同仇敵愾但各有因緣,不管北上延安或西去重慶,不管進二十二中還是進一中六中,應該說大家都對。不幸後來有了內戰,內戰後又有政治運動,二十二中校友的罪孽沉重。留在大陸上受盡政治運動煎熬的那些同學,頗有人恨自己「走錯一步」。然而那一中和六中的進步青年,後來也多是傷心人。

抗戰勝利後,李仙洲將軍再度入魯,兵敗被俘。從台灣的角度看,他是降將,我在台灣是降將的學生,常常被人多看幾眼。總之,不論在大陸,在台灣,李仙洲的學生都有歷史問題。司馬桑敦的長篇小說《野馬傳》,主角是一個綽號「野馬」的女人,國民政府要捉她,因為她是共產黨,可是共產黨也要捉她,因為她對黨不能絕對服從。一位韓國小說家寫《嗚呼朝鮮》,南北朝鮮交戰,他從北朝鮮逃到南朝鮮,南朝鮮認為他是北朝鮮間諜,連忙逃回北朝鮮,又被認為是南朝鮮間諜。這都是造化弄人,只有哭之笑之。

平心而論,我當初入二十二中讀書,並沒有錯;像我這樣的人,中共要計較階級成分,他也沒錯;台灣操危慮深,處處防患於未然,更沒有錯。推而廣之,中國人的這一場大悲劇,竟以「誰都沒錯」釀成,真是詭異極了!

《怒目少年:回憶錄四部曲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