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仙洲駐軍阜陽，本是準備到山東敵後指揮游擊戰，怎麼會忽然辦學？郭劍青和盧興兩位校友，都曾在一九八五年到濟南探訪李仙洲先生，兩人事後都寫了文章。這年老校長九十五歲，擔任山東省政協常委。依文章記述，老校長告訴他們，從山東逃出來許多青年學生，來到阜陽，向九十二軍軍部求助，他指示軍部暫時收容，管吃管住，更多的青少年聞風而來。李氏覺得「這些十幾歲的孩子正是上學唸書的時候，既不能使他們正式參軍，也不能使他們長期流落，應該有個長久之計」。經過反覆思考，又和當地士紳一再商量，得到他們的支持，於是創辦了專門收容山東流亡青年的「私立成城中學」。依胥平學長主編的《同學錄》後記所述，時為一九四二年春天。
學校成立，山東的國軍和游擊隊首先得到消息，紛紛傳揚，幫助有志者成行。各地家長也紛紛尋覓管道，把孩子送出去。學生人數一天比一天多，校方在距離阜陽縣城三十五華里的柴集設校本部（高中部），在離柴集八華里的後湖設一分校（初中部），在縣城西關打蛋廠設二分校（初中部），在離柴集三華里的三王寨設三分校（師範部）。學校一面發展，一面向重慶申請改為國立。
本來中等教育由省縣辦理，國立中學是抗戰時期的特殊產物，一切經費、包括學生的基本生活，都由教育部負責。一九四二年春，成城中學改製成功，定名國立第二十二中學。二分校教務主任夏岷山先生向我們宣佈，教育部核定全校共四十四班，每班四十人，四四不斷，我記得很清楚。教育部核發經費，以這個人數為準。
緊接著，校方宣佈停收新生，但是後來各班人數都超過了，李仙洲校長想盡辦法教養超收的部分。現在，有些同學為校史編委會提供回憶文章，他們班上有五十多人。
有資料說，二十二中成立時，收容學生兩千二百人，教職員四十二人，學生百分之九十六來自淪陷區，百分之八十五是山東人。台北國立編譯館出版的《中華民國教育史》說，二十二中畢業生的總數是一千七百一十七人。
一九八八年六月，校友程明光也到濟南探望老校長李仙洲先生，事後發表訪問記，談到學校由私立改為國立的經過。老校長對他說，成城中學改國立，國民政府蔣主席——黃埔軍校的老校長沒有興趣，認為既是愛國青年，可以編入軍隊。老校長大驚失色，連忙進言：招兵是招兵，招生是招生，如果山東父老以為他用招生的名義招兵，對政府失去信心，他對不起蔣主席。
據程明光記述，蔣氏要老校長去找陳立夫，陳主管青年政策，長期擔任教育部長。成城中學改制，陳立夫願意促成，山東籍的黨國要人丁淮汾、空軍名將王叔銘也很幫忙，但是管錢的人有異議。從會計觀點看，流亡學生是個無底洞，必須截止。老校長著了急，連聲質問：「你們懂不懂？青年是麥苗谷種，春種一粒粟，秋收萬石谷！」
世往今來，管錢的人壞了多少事，喪失過多少人心，對首長最忠心的是他，可是對首長的理想和長遠目標棄之不顧的也是他。還是教育部有行政經驗，把公費改成「貸金」，錢不是送給學生，是借給學生，將來學生畢了業，能賺錢，再把錢還給政府，或者由政府一個月一個月從他的薪水裡零零碎碎扣回去。管錢的人聽得懂借方和貸方，這才不再留難。
七十年代，我在台北聽立夫先生演講，談到戰時教育。他說他一向主張收容教育陷區青年，當年有一句話遍告政要：「孩子進流亡學校，至少他的父母不會去當漢奸。」他也一向反對把學生編進部隊當兵，又有一句話遍告政要：「現在還沒到送學生上前線的時候。」他這兩句名言作用極大，成全了千萬矢志向學的下一代，功德無量。
一九九四年，陳立夫出版回憶錄《成敗之鑒》，把這一段政績說個詳細。他「不顧當時行政院政務處和財政部內部人員反對」，批准了救濟戰區（也就是陷區）青年的方案，陷區青年在後方中等以上學校讀書，由國庫支給貸金，書中說，「這一筆龐大的費用，在國家財務支出上僅次於軍費」。五萬多名中等學校的學生賴以完成學業，大專學生還沒有計算在內。
校友傅維寧，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那年高中畢業，他在《貸款唸書》一文中說，他的畢業文憑註明欠交貸金四萬八千四百零二元九角三分。這筆錢並未扣回分文。
法幣四萬八千究竟是多少錢？查中國物價出版社出版的《民國價格史》，一九四三年，這筆錢大約是一個中學教員六十一個月的薪水，到一九四五年，依上海市價，只可以買九百六十個雞蛋。一九四八年八月幣制改革，政府廢除老法幣，發行金圓券，以舊幣三百萬元兌換新幣一元，八萬四千元還不到一角錢！扣還與否，已無意義。在通貨膨脹的痛苦煎熬中，流亡學生佔了大便宜。
李仙洲懂「社會角色」，常常對二十二中的主持者說：咱們是辦文學校，不是辦武學校。他以二十二中校長的身份出現時，對地方士紳謙遜，對教師禮遇。學生管他叫總司令，他用更正的語氣說：「我是你們的校長，不是總司令。」學生聚眾起哄時，他表現了忍耐寬容。據二分校同學石磊寫的文章說，他們集會要求改善伙食，李仙洲親自和他們談話。李說：「你們太讓我傷心，我就要到山東去了，你們還鬧事，讓我放心不下。我對你們，就像兩手捧個刺蝟，要丟是塊肉，捧著又扎手。」今天我讀這段話，不免淒然動容。
當然，他不可能使師生如坐春風，不能拿他跟胡適之、張伯苓比，你得拿他跟同時代的總司令比。那年月，淪陷區青年抗戰熱情高漲，迫不及待地四出投效，那年月，鄰近陷區的各省都設立了接待站，學生說要抗戰，接待人員就把他們送進軍隊，軍隊成立學生隊或學兵連訓練他們。那年月，部隊長對能看報會寫字的士兵有戒心，但是「疑人要用」，來者不拒。部隊長又派人打進他們的圈子偵聽伺察，謂之「用人要疑」，處理可疑的分子，原則上又是「寧枉勿縱」。可憐那些大孩子小孩子怎懂得憂讒避嫌，今天這一個，明天那一個，學生隊也就是他們今生最後一站了。
且休說抗戰時期瑣瑣碎碎的悲慘了，一九四九年有一樁大慘案，昭昭在人耳目。不怕不識人，就怕人比人，你會知道李仙洲這個人難得。
那是內戰末期，八千山東青年流亡到廣州，山東父老為他們尋找出路，想起李仙洲將軍。李仙洲那樣盡心照顧山東的流亡青年，同鄉的鄉情也是一道保障，就把這群大孩子交給另一個山東籍的將領，人家管他叫「小李仙洲」。大家以為大李能做到的、小李也能做到。
估計完全錯誤！「小李仙洲」把這群孩子接到台灣的澎湖，以鐵腕強迫他們當兵，出現了相當規模的暗殺和冤獄。戒嚴軍管之下，流落到台灣的山東父老什麼也不能做，什麼也不能說，只能感念抗戰時期那個大李仙洲。這件事和我有間接關係，等我在下一本自述中再加細說。
李仙洲校長在阜陽準備入魯的那兩年，是國民政府的紅人，他要辦個中學，也就辦成了，要改國立，也就改成了。可是他入魯失敗了，老校長一生功業鏡花水月，唯有「偶然」辦了這麼一個學校，遺澤綿綿，去思悠悠。我輩何幸，好像他到阜陽來專門為了辦這個中學似的！國立第二十二中學「消失」第五十一年，老校長逝世第三年，兩岸三地的老校友，「從灰燼下覓永恆」，以西安校友會為中心，編撰國立第二十二中學的校史。善哉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