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10 將門子弟品嚐抗戰滋味

阜陽大軍雲集,高級軍官很多,地利人和,紛紛把子女送進二十二中讀書,我們這批「叫花子學生」竟有許多同學是權貴子弟。

我入學後第一學期和蔡景明同桌,他父親是九十二軍的軍務處長。景明兄的臉形圓而近方,有一雙誠懇明亮的大眼睛,口大唇薄,辯才無礙,為人敦厚熱情而又敏捷,助人無數。只是身材中等,臉上又有幾粒雀斑,未能成為「大哥」。

第二學期重排座位,我跟聶錫珊同桌,他的叔父聶松溪是一位師長。錫珊瘦高清秀而煙癮頗大,看他青枝綠葉往上長,一身煙味,我們叫他「煙葉」。

有一天,我出入校門,看見張秀峰主任站在門口迎接客人,來者是一位姓柴的師長,親送他的兒子柴國垣入學。又有一天,李仙洲校長來二分校視察,他走進行列注視每一個學生,張主任緊跟在後面。他們走到王孝敏面前,張主任特別介紹:「這就是王××先生的女兒,」李校長停下腳步,露出微笑。她的父親也是高官。

那時有個牛錫齡,一身肌肉豐滿,彈性極好,我們還不知道那就是「性感」,戲稱他「女孩子的墳墓」。他每天睡眼惺忪,睡眠嚴重不足,因為晚間約會太多了。他的哥哥是師長。有一個同學病了,躺在宿舍裡發燒,也不知哪一軍哪一師的參謀長來看他,送他進醫院。聽他們交談,參謀長居然是他本家的侄子。

那時阜陽警備司令叫李鴻慈,他的小弟弟叫李鴻志,瘦小伶仃,沉默寡言。常有殺人的佈告貼在校門旁邊的圍牆上,由李鴻慈署名,你怎麼也沒法和鴻志聯想在一起。有個女孩,據說是李仙洲的孫女,或者並非嫡親,但是她的方臉,厚唇,黑皮膚,長相頗有繼承之處,教人一看見她就想起她的祖父。

最出色的一個,當推於學忠上將的侄女於允蘭,身材高挑,有古典美,是眾家男生心魂所繫。那年代,漂亮女孩子多半不用功,而於允蘭功課很好;功課好的女孩子多半脾氣大,目中無人,而於允蘭屢次幫助陷入困境的同學。

除了抽煙,將門子弟還有幾項特徵,例如,他們不捉虱子。

星期天,我們捉虱子。

虱子的形象似乎不壞,一位亡國之君說「形似琵琶」,我說似芝麻,似皮囊,尖牙利口插進衣縫裡,白胖飽滿的肚子留在外面,似一粒上品的白米。它們腳上有鉤子,想把它拉出來還真不容易,性急的人就用牙齒咬衣縫,咬炸了它們的肚子,爆竹似的連聲響,嘴角一抹血痕。

那時我們穿軍服,人民手中線,丘九身上衣。把軍衣翻過來看裡子,衣縫寬,針腳大,正是理想的虱子窩。這個星期天清場,下星期天又滿座。

在一個產生虱子的環境裡,虱子是捉不完的,這層道理,我們那時倒也懂得。虱子不但前仆後繼,而且把幼蟲和卵藏在棉絮裡,如果你把虱子消滅得乾乾淨淨,也就沒有棉衣可穿了。所以,捉虱子也像日本人掃蕩游擊隊,或是警備司令部取締奸商那樣,不求甚解,明其道不計其功。

有些將軍把家眷安置在城裡,他們的子女每天走讀,不必住在學校的宿舍裡,這些人身上可能沒有虱子。有些將軍在任所帶眷,子女住校,這些同學週末回家,洗熱水澡,換內衣,母親替他們捉虱子,每個月換一套新軍服,這些人身上偶然有虱子,不足為患。

沒虱子的人對滿身虱子的人觀感如何?他們從來沒有拋下白眼或皺幾下眉頭,也沒有故意躲閃隔離。回想起來他們都有嚴格的家教。

星期天,我們寫家信。當然,「他們」不寫。

說實話,那年齡,並不懂得想家。但是家信依然想寫,非常想寫,想用家信來確定我已離家,來「享受」我已離家。想像家裡沒有你,家人在空蕩蕩的客廳裡讀你的信,來證明自己長大。

那時日本人佔領了中國好多好多土地。政府撤退的時候,吩咐郵局留下,日本人來了,也仍然讓郵局原有的員工照常工作。日本佔領區(淪陷區)和國府統治區(後方)繼續通信,只是斷了匯兌。想必這是經過萬國郵聯的安排。

日本軍隊只知攻城略地,殺人放火,它的統治技術卻非常粗劣,法網恢恢,疏而多漏。佔領軍對我們這些流亡學生的家庭從未舉行調查登記。郵檢制度當然有,我們也畏忌,生病的虎狼依然是虎狼,家長希望收到孩子的信,卻又叮囑孩子不要寫信;我們愛寫家信,卻又忍著,戒煙似的猶疑不決,發誓這是抗戰勝利前最後一封,但是第二天……

總得有個地方讓家長回信。當然不能寫二十二中學。可以寫打蛋廠,可是這麼多信向打蛋廠集中,萬一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呢。有些同學就自立門戶,例如我,捏造了一個「德茂茶莊」,信來了,阜陽郵局一看,並沒有這個茶莊,就知道是我們搞鬼。

家長經過的憂患多,寫信更小心。有個同學收到信,地名不相干,筆跡沒見過,拆開看,白紙一頁,包著大鈔一張。這同學一看就明白了,父子連心,無須言傳。大鈔代信,既安全又實惠,這就是「萬金家書」。

阜陽是非之地,「邪門歪道」多多。有人告訴我,用明礬水寫信,看不見字跡,經過煙熏火烤,筆畫才顯露出來。有人說用阿司匹林的溶液寫信,依然白紙一張,對方拿蘸了酒精的棉花一擦,文句清清楚楚。還有人主張用尿液寫信。我覺得用這個辦法到小學去表演魔術倒是很討好。不過我從來沒有試驗過。

那時寄封平信也得到郵局,偌大西關並沒有一個郵筒。我們的家信是托星期一進城買菜的同學行個方便,郵費交給他,他沒有買些郵票存在手邊的習慣。有一次,笑話發生了,某一位受托的採買同學把所有的郵費集中起來,好好地吃了一頓阜陽有名的劉家燒餅,動機很「雅」:他從國文老師那裡聽到殷洪喬為人寄信的故事。(洪喬把所有的信丟進河裡。)這是我第一次發覺,教育的「結果」未必就是施教者預期的「效果」。

那時我們生虱子,喂蚊子,蹲在風沙中吃抗戰八寶飯,敲開護城河的冰層洗臉,我們對這些「系出名門」的同學並沒有什麼期待,我們都不知道選擇前景開闊的人曲意結交,他們也沒有結合成小集團製造影響。那時,我們在長大,但是年紀還小,還不夠大。

《怒目少年:回憶錄四部曲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