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格達，他們夫婦倆待我很熱情。大家和睦相處，生活過得很愉快。我為自己曾有過身陷樊籬的預感而慚愧。阿爾韋亞現在已成為市區的一部分，汽車和其他交通工具穿流不息，可在當時，它還距離城市中心幾英里遠呢。
一天。我搭車去水牛鎮遊覽。這個鎮子如今乘火車從北面進入巴格達時仍可看到。在陌生人眼中，它看—上去似恐怖之地．破屋陋捨，巨大的圍欄裡滿是水牛及糞便，奇臭難聞，汽油筒搭成的棚捨使人相信這是貧困和恥辱的縮影。但事實卻遠非如此。水牛的主人們生活得滿不錯，儘管他們住得邋裡邋遢，但是一頭水牛價值一百多英鎊，如今就更值錢了。水牛的主人自認為很走運，女人們在爛泥中踽踽而行時．腳踝上飾戴著的漂亮的銀製腳鐲和綠松石顯露可見。
我不久就聽到有人說在近東看到的一切都得打折扣。
一個人生活和行為的準則，觀察和行動，都得顛倒重新研究。看到一個男人粗魯的打手勢叫你走開，你忙跑開了。實際上他在邀你過去。另一方面、假如他向你招手，那就是讓你走開。遠遠地面對面站著兩個人，衝著對方大喊大叫，頗有立刻就殺死對方的架勢，其實不然。這是兄弟倆無聊地打發時光，提高嗓門是因為誰也懶得向前邁那兩步路。
阿爾韋亞的人們待我極為友好。打網球，開車去看賽馬，帶我去觀光，逛商店，我感到就像在英國一樣。從地理上看，我在巴格達，而精神上我仍在英國；我出遊的想法就是離開英國去看看異國風光。我打定主意得改變一下。
我打算去訪問烏爾。我詢問了一下，高興地發現他們並不阻撓我，而是鼓勵我去。旅行都安排好了，而且帶了不少不必要的裝飾品。
我如期出發。對給我背東西的傢伙，我略懷戒心地盯著他。他細高的個子，帶著一副陪著夫人們走遍近東，比她們本人還瞭解應該如何是好的神氣。他穿著鮮艷的衣服，把我安頓在那光禿禿的不太合適的車廂中，對我行了個額手禮，就走了。臨走時向我解釋說，到適當的車站他會來帶我去設在站台上的餐廳用餐。
那些年，我坐車旅行到烏爾車站的鐘點時有變化，可是時間總是不湊巧。這一次大概在早晨五點。在像烏爾這樣的考古發掘頗有成果的地方，人們每分鐘都在疲於奔命地忙碌著，弄來不少興致勃勃的婦女四處閒逛是最可氣的事了。伍利夫婦把日程安排得很緊湊。遊客們結伴觀光，由導遊陪著去值得一看的地方，隨後匆匆返回。我卻被視為貴客受到熱情接待，我應該對此倍加感謝才是。
這種優待完全是由於倫納德·伍利的妻子凱瑟琳·伍利剛剛讀過我的《羅傑·艾克羅伊德謀殺案》的緣故。她對此書津津樂道，所以我也受到像接待重要人物那樣的款待。
她還詢問同行的其他遊客是否看過這本書，如果有誰還沒看過，她就極力地推薦。
倫納德·伍利態度慇勤地陪我參觀，伯羅斯神父是個耶酥會神父和碑銘研究專家，他也帶我四處遊玩。這人是個見解獨特的人物，他描述事物的方法與伍利先生形成有趣的對照。倫納德·伍利用充滿想像力的眼光看待一切：這地方在他看來就是一個一千五百多年前或更早的模樣。我們每到一處，他就能使其活起來。他講解時，我會毫不懷疑地確信某個角落的那間房子就是亞伯拉罕的故居。這是他對歷史的再創造，而且他對此深信不疑，誰聽到他的話都會相信他的解說。伯羅斯神父的口才是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的。他總是以一種充滿辯解味道的語調來形容院落、教堂或商業區。
一次午餐時，他對我談起他覺得我可以寫篇很好的偵探故事，他極力主張我動筆。直到那時，我對他愛看偵探小說還全然不知。他勾勒出的這個故事，雖說實際上還是個輪廓，卻多少描繪出了一個曲折的故事畫面，我拿定主意有一天會動筆的。過了許多年，大概在二十五年後，突然有一天，這個情節完整的故事又重現在我的腦海裡。於是我把它加以組合安排，寫了一篇篇幅很長的短篇小說。伯羅斯神父那時早已去世，但我希望他天上有靈，我是懷著深深的謝意採用他的構思的。像任何作家那樣，我把它融合在我的構思之中，他的痕跡很難看得出來，可他的靈感是這篇小說的源泉。
凱瑟琳·伍利後來與我結成莫逆之交。她是個不同尋常的人。人們總是有一半對她恨之入骨，另一半則為之傾倒，這或許是由於她的情緒飄忽不定，令人難以把握。有一點我可以肯定，這就是如果需要與一位婦女結伴去沙漠，或是其他什麼毫無樂趣可言的地方，那麼她會比任何人都更能使你的旅行情趣盎然。她談論的事決不是一杯白開水，她會促你沿著一個嶄新的思路去考慮問題。地不會矯揉造作，但只要她想博得你的高興，她就辦得到。
我愛上了烏爾這塊地方。傍晚美麗的景色，寶塔式建築聳立著，夕陽半遮半映、浩確的沙海每時每刻都在變幻著顏色，杏黃、瑰紅、湛藍、紫紅，我喜愛那兒的工匠，帶班的，挎籃子的孩子，考古發掘者，他們的手藝和生活。歷史的吸引力攝取了我的心靈。目睹從沙中慢慢發掘出一柄熠熠閃光的匕首，真是富於浪漫色彩。望著從沙中小心翼翼地捧出陶罐和其它器皿使我也心血來潮要做個考古工作者。我想，我一直過著一種無意義的生活是多麼地不幸呵。這時，我羞愧地回想起在開羅我還是個姑娘時，母親極力勸我到盧克蘇爾和阿斯旺一覽埃及的輝煌歷史，我卻醉心於和小伙子們約會跳舞跳到凌晨。我想現在一切還為時不晚。
凱瑟琳·伍利讓我那個傭人先返回巴格達，說我何時回去還不一定。這樣，我可以避開那位熱情的女主人的注意返回巴格達，從而毫無顧忌地住到了底格里斯王宮旅館。
那家旅館毫不遜色。首先穿過一片昏暗，那是休息廳和餐廳，總是掛著窗簾。二層樓每間客房都有陽台、就我所知，任何一個過路人都能從那兒望見屋裡，你躺在床上也罷，整日裡人們總是來來往往的。這家旅館的一側瀕臨底格里斯河，河上千舸競帆．宛如仙境一般。
促成我旅行的那對舉止文雅的豪夫婦曾給我推薦過一兩個人。我估摸這些人不好交際，而只是被介紹給他們自己認為值得結識的人。這些人曾陪他們去看了城市的名勝。儘管阿爾韋亞英國味十足，但巴格達仍是我見到的第一座東方城市，純東方化的。從拉希德大街轉彎，拐進窄小的銜巷，就會來到格調迥異的伊斯蘭集市：銅器攤前鋼匠們敲敲打打，香料市攤放著各種香料。
豪夫婦的一位朋友，莫裡斯·維克斯是個英印混血，自己過著獨居的生活，他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引我去那些不易被人發現的集市閒逛。我倆穿過棕調樹叢和棗園到河邊散步，也許我對他的談吐比眼中所看到的更感興趣。從他那兒我才第一次學會考慮時間的概念。我以前沒有從非人格的角度考慮過時間的問題。但是對他來說，時間以及時間的聯繫具有特殊的意義。
「一旦你考慮到時間及其無限性，個人的東西就不再以同樣的方式影響你了。悲哀、苦難，所有生命中有限的東西部以截然不同的面目出現了。」
他問我是否讀過鄧恩１的《時間試驗》，還借了一本給我，從那時起，我發現自己有了某種變化，不是內心變化，由不是外表的變化，而是我看待事物更客觀了，在一個充滿著內在聯繫的大千世界裡，我自己不過是滄海一粟。人們可以不時地把握自己，從另一個既有的平面上觀察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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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鄧恩（1867—1936）美國幽默作家和新聞記者。－－譯注
開始時會很笨拙，但是從那一刻起，我的確感覺到一種強烈的舒適感和一種從未體驗過的對寧靜的真切理解。
對其裡斯·維克斯，我感謝他引導我心胸開闊地面對生活。他藏書很多，有哲學及其他各方面的，他是個出類拔萃的年輕人。有時我懷疑我倆還能否再次見面，我覺得不見面也知足了。我倆就像黑夜裡撩舷而過的兩艘航船。他遞過一件禮物。我接受了。這是一件不曾有過的禮物，因為它是智慧的禮物。它來自頭腦，而不僅僅來自心靈。
我不能在巴格達再呆下去了，因為我急於趕回家準備過聖誕節。
在旅館裡，我結識了皇家非洲步槍隊的德懷爾上校。他到過世界許多地方。他上了年紀，對中東的事無所不知。我倆的話頭是從肯尼亞和烏干達開始的，我提到我的哥哥曾在那兒住了許多年，並告訴他我哥哥叫米勒。他審視著我，隨之臉上浮現出一種我已熟悉的表情，一種充滿疑問神情。
「你是說你是米勒的妹妹？你哥哥是煙鬼比利·米勒？」我從沒聽說過煙鬼比利這個綽號。
「瘋瘋癲癲的？」他探詢地補充說。
「是這樣，」我很同意他的看法。「他總是瘋瘋癲癲的。」
「你比他年紀小多了，是不是？」
「比他小十歲。」
」他出門時你還是個孩子吧？」
「對。我對他不熟悉，可他放假時常回家來。」
「他後來怎麼樣了？我曾聽說他住進了醫院，後來就沒消息了。」
我介紹了我哥哥的生活的情況，他如何被送回家等死，雖然醫生說他活不多久了，可他又活了幾年。
我和德懷爾上校從此結為好友。有時我去他那裡吃飯，有時他來我旅館進餐；我們的話題總是扯到肯尼亞、乞力馬扎羅山、烏干達和維多利亞湖，以及我哥哥的一些軼事上。
德懷爾上校以一種專橫和軍事化的方式給我安排了下次出國旅行的遊玩日程。「我給你安排了三次旅行，」他說，一旦你合適，我又脫得開身，我就跟你定下時間。我想到埃及什麼地方碰頭。」接著他把旅行計劃講給我聽。
我腦海裡時常出現疑竇：這樣的日程安排我身體吃得消嗎？也許，我們倆人都知道這種安排不過是想想而已。他是個孤僻的人。德懷爾上校行伍出身，過著嚴格的軍旅生活，而且漸漸地與不願離開英國故土的妻子產生了隔閡。據他說，她所關心的就是在幽寂的路邊有所清靜的小房子過日子；他的孩子對他回家休假毫無親熱的表示。他們認為他去原始地區旅行是荒唐的。
這時已經到了十一月，天氣漸漸地變了。炙人的太陽見不到了，甚至偶爾會下場雨。我訂了回國的票，可能我會懷著遺憾之情告別巴格達，但也不盡如此，因為我已經制訂了重返巴格達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