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難言之隱」，說穿了，無非是想避免日本以及其他國家借西安事變抨擊「莫斯科魔手」罷了。蘇聯對張、楊的批評，實際上是蘇聯外交政策實用主義的一種表現。
西安事變剛一發生，中共中央便在12日晚12時、13日凌晨4時、13日下午4時三次電告共產國際。
毛澤東在保安的窯洞裡，急切地等待著共產國際的答覆。雖說毛澤東在決策時並不完全照共產國際的意見辦，但共產國際畢竟是中共的上級，尤其是如此重大的事件，不能不聽聽來自莫斯科的聲音。
13日夜，共產國際的復電終於到達。復電頗長，分三大段：
第一，肯定西安事變是日本陰謀所製造，並說在張學良左右一定暗藏著一些日本間諜。蘇聯不會給這種日本朋友以任何支援。
第二，中國目前所急需的，是建立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最重要的是團結與合作，不是分裂與內戰。
第三，應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利用這一時機與蔣介石作友善的商談，促使其贊成抗日，並在和平解決的基礎上自動將蔣釋放。
這三條意見，第一點完全與事實不符，第三點中關於蔣介石的處理與毛澤東當時所主張的相左。
緊接著，斯大林又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轉告中共中央：中國共產黨應該首先瞭解到，蔣介石是抗日的。而打倒蔣介石，必須進行內戰，但內戰只能有利於日本侵略者。
在斯大林看來，作為中國的抗日領袖，張學良不夠格，毛澤東的力量還太小，只有蔣介石才有號召力，能夠成為統率中國各種政治力量進行抗日的領袖。
斯大林反對「倒蔣」，這一見解倒是正確的。
共產國際除了給保安發電報之外，也給上海的潘漢年發電報。
西安事變一發生，不僅陳立夫派杜桐蓀找潘漢年，而且宋美齡也打電話給姐姐宋慶齡，請宋慶齡找潘漢年。宋慶齡約見了潘漢年。
潘漢年去南京時，在宋子文家中，會晤了宋美齡和宋子文。二宋要求潘漢年向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反映：不要殺蔣介石。只要蔣介石的生命安全有保障，什麼問題都可以商量。
潘漢年如實地向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反映了二宋的意見。
16日，共產國際復電潘漢年：「所見甚為正確，已致中共中央，當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也就在1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親自起草並簽署了致中共中央的電報，可以說是共產國際對於處理西安事變的最明確的指示。電報原文如下：
（一）張學良的行動，無論其動機如何，客觀上只能有損干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並鼓勵日本侵略。
（二）既然事變已經發生，中國共產黨應考慮到以上情況，並堅決主張在下列條件基礎上和平解決事變：
甲，通過吸收反日運動的若干代表及擁護中國統一和獨立的人士參加政府的方式來改組政府；
乙，保障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
丙，停止圍剿紅軍的政策並與紅軍在反對日本侵略的鬥爭中合作；
丁，與同情中國人民反抗日本進攻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但不要提聯合蘇聯的口號。
不過，季米特洛夫這一電報發到保安時，卻因密電碼搞錯了，以致譯不出來。中共中央不得不於18日致電共產國際執委會，請求「檢查重發」。20日，中共中央才收到「檢查重發」後的季米特洛夫16日電報。
來自莫斯科的對於張學良的種種批評，使張學良十分不安。尤其是《真理報》的社論，使張學良感受到壓力。
17日，毛澤東致電張學良，不得不向他就「遠方政府」（即蘇聯政府）的態度，作了解釋：「遠方政府目前為應付外交，或尚不能公開贊助我們。」
但是，毛澤東又接著說，若「遠方」知此事及事變後之進展，不是單純軍事行動，而是與民眾聯繫的，「估計當寄以同情」。
「遠方」對於張、楊的態度，直至1937年1月下旬才終於轉變，承認張、楊是「為了正義而起義」，這才不再抨擊張、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