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益裡的四支筆投奔陳獨秀

且說陳獨秀在陰曆除夕——2月19日下了那艘掛著「洋旗」的船，躲掉警察的追捕，終於踏上熙熙攘攘的上海，不由得鬆了一口氣。

這一回悄然潛逃，上海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光臨。他叫了一輛黃包車，下榻於一家並不醒目的惠中旅舍。

連日奔波，受了風寒，他有點不適。稍事休息，他便朝五馬路（今廣東路）踱去。

在五馬路棋盤街西首，坐北朝南，原本有一座兩開間的中德藥店。一年前，這裡改換門庭，掛上了「亞東圖書館」五個正楷大字，裝上了四扇玻璃門。門口一塊小招牌上寫著：「經理北京大學出版書籍，發售圖書雜誌儀器文具。」西邊的玻璃大櫥窗裡，陳列著《新青年》樣本，還有錢玄同的《文字學音篇》，楊昌濟著《西洋倫理學史》、《倫理學之根本》，梁漱溟著《新編印度哲學概論》等書。

陳獨秀見到這些書，不由得感到分外親切。推門進去，店堂裡正坐著那回跟他同往北京、同住中西旅館的汪孟鄒。一見陳獨秀突然出現在面前，汪孟鄒驚叫一聲：「仲甫兄！」

陳獨秀朝他搖了搖手，汪孟鄒會意，馬上帶他上樓，細細敘談。

汪孟鄒和陳獨秀是密友，都是安徽人。早在1897年，汪孟鄒人南京江南陸師學堂求學以前，兩人便已密切交往，後來汪孟鄒成為有名的出版商，並與陳獨秀結為莫逆之交。

1913年，汪孟鄒聽從陳獨秀的主意，到上海開辦書店——也就是亞東圖書館。

起初，亞東圖書館坐落在四馬路的小弄堂惠福裡。陳獨秀以為縮在弄堂裡，幹不成大W。於是，汪孟鄒鼓起勇氣，盤下中德藥店的房子，總算上了大馬路。

亞東圖書館成了陳獨秀在上海的一個據點。這家書店「經理北京大學出版書籍」，便全然由於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的關係。

這一回，已經被免除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一職的陳獨秀，在亞東圖書館樓上，跟汪孟鄒說出了自己出逃北京以後的計劃：到廣州去！

在陳獨秀看來，「廣東人民性質活潑勇健，其受腐敗空氣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現在之是想，改造廣州社會，或輕易於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無窮希望也。」[1]

邀請陳獨秀去廣州的是章士釗和汪精衛，到那裡籌建西南大學。因此，這次陳獨秀只是途經上海，小住數日罷了。

在惠中旅舍住了幾天，北京警方似乎並沒有派人追捕，陳獨秀就搬到亞東圖書館來住。樓上有四間房，陳獨秀和汪孟鄒相鄰而居，有時聊天，有時看書，不像旅館裡那麼寂寞。

就在陳獨秀托汪孟鄒購買赴穗船票之際，忽於3月5日接章士釗從廣州打來電報，說是因廣州政潮突起，不宜辦校，校址還是設在上海為宜，他和汪精衛不日來滬面商。

陰差陽錯，原本只是路過上海的陳獨秀，也就在滬滯留了。

亞東圖書館人來人往，非長住之地。何況陳獨秀倉皇離京，家眷尚在箭桿胡同居住，不知那在屋前站崗的警察如何對待他的家眷。陳獨秀希望在上海找一安靜的住所，接來家眷同住，而且把《新青年》雜誌編輯部從北京遷回上海。

汪孟鄒給陳獨秀出了個好主意：柏文蔚在上海的公館正空著——他被委任為「鄂西靖國軍總司令」、「長江上游招討使」，攜眷上任，何不住到柏公館去？

柏文蔚，當年的安徽都督，陳獨秀是他的秘書長——「武有柏，文有陳」。陳獨秀如今要住進柏文蔚的公館，柏家當然一口應承。

柏公館在何處？那便是本書序章中寫及的周佛海之妻找到的第一個目標——環龍路老漁陽裡二號（今南昌路一百弄二號）。那裡是法租界。

這是一幢一樓一底的石庫門房子。樓上成了陳獨秀的臥室。那兒，原本是柏文蔚用的一張考究的大銅床，一隻紅木櫃，一張大書桌，現在都由陳獨秀使用。樓下的客堂間，也就成了陳獨秀的會客室。

陳獨秀是一位富有「磁力」的人物。在北京，他的箭桿胡同的家，高朋滿座，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以及周氏兄弟——魯迅和周作人，是那裡的常客。

眼下，本來頗為冷落的柏公館，由於陳獨秀的到來，變得熱鬧起來。

常常坐著自己專用的黃包車來的，是《民國日報》經理兼總編、副刊《覺悟》主編邵力子。

《覺悟》副刊在當時頗有影響，與北京《晨報》的副刊、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號稱全國「三大副刊」。《覺悟》副刊登過陳獨秀的文章，邵力子跟他算是「文友」。

邵力子的家，離環龍路不太遠——法租界白爾路三益裡五號（今西門路泰和坊）。「三益裡」是因王姓三人出資建造的，「三人得益」，故名三益裡。邵力子是個大忙人，所以包了一輛黃包車，總是來去匆匆。他在陳獨秀那裡坐了片刻，便要離去。他的雜務實在太多，不光是那張《民國日報》要耗去他大部分精力，而且他常常要到各學校發表演說。他甚至還擔任上海河南路商界聯合會會長之職，要參加上海市馬路商界聯合會總會的工作。他是上海著名的國民黨黨員。然而，他卻傾向激進，接受馬克思主義。他曾在《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上發表《主義與時代》一文，聲稱：社會主義已在人們心目中有很大影響，「這決非單為好奇的心理所促成，實在是時代潮流中已有需要這個主義的徵兆」。

也正因為他熱烈讚頌社會主義，他跟陳獨秀有著共同的語言，也就不時光臨漁陽裡二號。

來自三益裡的「高朋」，不光是邵力子，還有他家斜對門的三位「大秀才」。

邵寓斜對門的三益裡十七號，住著李氏兄弟。這「二李」的大名，在本書序章中已經提及——李書城、李漢俊。後來，中國共產黨「一大」便是在李氏兄弟寓所召開的。不過，此時李氏兄弟尚未遷往貝勒路，而是住在此處——三樓三底的寬敞的石庫門房子。

在筆者訪問李書城家屬時，其遺孀薛文淑如此回憶：

在三益裡居住時，書城與外界往來甚少，不大出門，來訪的人也不多，整天在家看書。漢俊則與他相反，每天都很忙。他住在旁邊樓下，我住在中間樓上，常常能見到朋友們找他。經常來的多是與他年齡相仿、穿長袍的先生，也有一兩位比他年長，還有兩位剪短髮、穿裙子的青年女性給我印象較深，但除了邵力子之外，其他來客我都不知道姓名。

我是剛從家鄉（引注者：薛文淑為上海松江縣人）到上海的，對外界一無所知，更不知道革命之類的事。但是我覺得漢俊的這些朋友很異常，他們在一起經常發生爭論，有時像是在吵架，我以為一定是鬧翻了，可是第二天這些人還是照常來，從表情上看不出有什麼不愉快。

他們常深更半夜才出門，總是弄得聲響很大。我對這些人的情況感到奇怪。曾對書城提出，但書城說「漢俊他們的事，你就不要去管」，可見他對漢俊的事是瞭解的。

書城早年投身推翻滿清的革命活動，但他對以後袁世凱篡位、國民黨的退讓及軍閥混戰的狀況深感失望，而將希望寄托在他弟弟身上。早年因家境窮困，漢俊從小就受到書城照料，並隨他去日本讀書。漢俊以優異成績在東京帝國大學工科畢業後，因國內根本沒有搞建設的條件，便從事革命活動，這些都是書城予以支持和鼓勵的。他們兩人的性格都很剛直，脾氣都不好，但他們之間卻很友愛和睦，書城母親的規矩很多，她特別喜歡清靜，對別人走路的要求是「輕手輕腳」，說話的要求是「輕言細語」。我們全家一日三餐都是在一張大桌子上吃飯，大家都遵照母親「食不言，睡不語」的規定，能夠例外輕聲說話的只有書城兄弟，他們總像在討論什麼似的，一般都是漢俊先說什麼，然後書城點頭表示同意，漢俊對他哥哥也十分尊敬。……

李書城家屬贈給筆者一幅珍貴的照片——當年李家在三益裡的合影。這張照片雖然殘缺，但李氏兄弟都在畫面之中。兄弟倆長得很像，個子相仿，都戴一副金絲邊眼鏡，但李書城留著八字鬍，看上去比李漢俊老成得多——雖然他只比弟弟大九歲。

李氏兄弟乃湖北潛江人。父親李金山是潛江縣私塾教師，生三男四女，長子李書麟早逝，次子李書城便儼如長子，照料弟妹。1902年，十二歲的李漢俊在李書城的摯友吳祿貞幫助下，東渡日本。李漢俊極為聰穎，一口日語講得如同「正宗」日本人一般。他還精通英語、德語、法語。尤其是德語，非常流利。

李漢俊最初喜歡數學，後來拜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帝國大學經濟部教授河上肇為師，轉向研究馬克思主義。當時，日文版馬克思主義著作甚多，而他懂德文又使他可以直接閱讀馬克思原版著作。這樣，李漢俊成為當時中國最為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者之一。

李漢俊衣著很隨便，看上去像個鄉下人。在上海，他曾去一家豪華賓館看望一位德國教授，看門的印度人以為他是「癟三」不許他入內。不料，他以英語向看門者說明來意，那位印度人吃了一驚，只得讓他人內。過了一會兒，德國教授送他出門，一路上以德語談笑風生。那位印度人方知自己「以衣取人」，看「扁」了來者，趕緊向他道歉。

李氏兩兄弟之中，李書城不去環龍路漁陽裡，而李漢俊則成了陳獨秀客堂間裡的常客。

李漢俊帶來另兩位「大秀才」拜訪陳獨秀。他們便是戴季陶和沈玄廬。

戴、沈、李乃《星期評論》編輯部的「三駕馬車」。那時候，時興「評論」。在北京影響甚廣的，是陳獨秀、李大釗創辦的《每週評論》，創刊於1918年12月22日。上海這「三駕馬車」效仿《每週評論》，在1919年6月8日創辦了《星期評論》。此後一個多月，毛澤東在長沙創辦了《湘江評論》——7月14日問世。在這些「評論」之中，《星期評論》的發行量最大，達十幾萬份。

《星期評論》的編輯部最初設在上海愛多亞路新民裡五號（今延安東路）。1920年2月，遷往三益裡李漢俊家，難怪有許多「穿長袍的先生」和「穿裙子的青年女性」常常進出李寓。與李漢俊同編《星期評論》的戴季陶，亦非等閒之輩。戴季陶本名良弼，又名傳賢，原籍浙江吳興，生於四川廣漢。他比李漢俊小一歲，而經歷比李漢俊「顯赫」得多。李漢俊十二歲赴日，戴季陶十五歲赴日。戴季陶也是得兄長之助，才得以東渡。戴的長兄賣掉了土地，資助他從遙遠的四川前往日本。事出意外，年幼的戴季陶途經上海時，被流氓盯住，搶去他的錢財。戴季陶痛哭流涕，幸虧一位四川同鄉也去日本，看他實在可憐，帶他踏上了東渡輪船。

囊中空空如也的戴季陶進入日本大學法律系，發奮攻讀，學業優秀，日語流暢。富有社會活動能力的他，發起組織留日同學會，小小年紀，被推選為會長。在艱難困苦之中，度過了留學生涯。

回國之後，擅長文筆的他，考人天鐸報社當記者。由於文章出色，迅即升為主筆。他從「不共戴天」這一與「戴」相關聯的成語中，取「天仇」為筆名，發表眾多抨擊清朝政府的文章。

戴季陶命運的轉折點是1911年12月25日。這天，二十歲的他在上海碼頭，歡迎、採訪自海外歸來的孫中山，心中無限敬佩。孫中山也看中了這位才華橫溢的年輕人，邀他去南京參加中華民國成立大典和大總統就職儀式。

不久，孫中山赴日訪問，戴季陶被任命為翻譯兼機要秘書。從此，他成為孫中山的忠實門徒。

在日本，孫中山與許多日本重要人物密談時，唯戴季陶在他身邊。

此後，孫中山受袁世凱排擠，流亡日本，戴季陶亦侍奉在側。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中華革命黨，戴季陶被任命為浙江支部長。

1917年7月，孫中山在廣州出任大元帥，戴季陶被任命為大元帥府秘書長。

1918年5月4日，因桂系軍閥操縱國會，決議改組軍政府，孫中山憤然宣佈辭去大元帥之職。

5月21日，孫中山離開廣州前往上海，戴季陶同行。孫中山在上海先是住在環龍路六十三號。兩個多月後，遷入華僑們集資購贈的莫利愛路二十九號（今香山路七號）住宅。[2]

於是，戴季陶也就在上海住了下來。他原本讀過許多馬克思主義著作，當李漢俊在1918年底從日本回到上海，便與他過從甚密，一起探討馬克思主義。他們對陳獨秀、李大釗主編的《每週評論》每期必讀，商議在上海創辦《星期評論》。戴季陶的社會聲望比李漢俊高得多、創辦時由戴季陶任主編。

沈玄廬此人，年長於李漢俊和欺季陶七八歲。他本名沈定一，字劍侯，浙江蕭山人。他當過清朝的官——雲南廣通縣知縣、武定知州、省會巡警總辦。後來，他因幫助中國同盟會發動河口起義，被人告發，無法在國內立足，只得流亡日本。

在日本，沈玄廬研讀各種社會政治學說之後，以為社會主義學說最為正確。這樣，他開始鑽研日文版的社會主義理論書籍。

1916年，沈玄廬回國，出任浙江省議會議長。

當《新青年》創辦之後，這位當年的清朝「縣官」，積極為之撰稿。

在戴季陶、李漢俊籌備創辦《星期評論》之際，沈玄廬熱心加入，成為「三駕馬車」之一。

沈玄廬雖說年近四十，倒有許多天真可愛之處。比如，他主張平等，在家中要兒子、兒媳直呼其名，使他的許多朋友驚訝不已！

自從陳獨秀住進了環龍路漁陰裡，相距不遠的三益裡四支筆桿——邵力子、李漢俊、戴季陶、沈玄廬，便不斷被漁陽裡的「磁力」吸引過去了。

此外，還有一位常來拜訪陳獨秀的「筆桿子」，叫張東蓀。他原名萬田，字聖心，浙江餘杭縣人。他早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追隨孫中山。1911年，與梁啟超一起，在上海創辦《時事新報》。1912年，出任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府秘書。此後，他擔任北京大學、中國公部大學、燕京大學教授。1919年在北京創辦《解放與改造》雜誌，南下上海之後，與陳獨秀有舊，故常來敘談。此人也寫得一手好文章，而且也讀過一些日文版社會主義學說著作。張東蓀回上海，依然主編《時事新報》。

不論是邵力子、李漢俊、戴季陶，也不論是沈玄廬、張東蓀以至陳獨秀，都曾在日本留學，都懂日文。這些「秀才」，最初都是從日文版的圖書中，懂得馬克思主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