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工作，很快由國內發展到海外。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之中，出現了旅日共產主義小組。這個小組是所有共產主義小組中最小的一個——只有兩名成員，施存統和周佛海。
施存統在杭州因那篇《非孝》，鬧得沸沸揚揚，無法立足，來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參加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他在1920年6月20日前往日本東京，與周佛海取得聯繫，成立了日本小組。如他所回憶：「陳獨秀來信，指定我為負責人。」[1]
至於那位周佛海，是謎一般的人物：最初他站在中國共產黨的陣營之中，忽地變成中國國民黨的要員，最後又成為汪精衛漢奸政權的顯宦。
在本書序章中，曾寫及周佛海的妻子周楊淑慧幫助尋找中國共產黨「一大」會址。
這個謎一般的人物，究竟當初是怎樣走入中國共產黨的陣營之中的呢？
1897年，周佛海降生於湖南沅水之側的沅陵縣。他家在沅水南岸，離縣城二十多里。在上中學的時候，他便是一個「不安分的青年」，曾在沅水中洲的龍吟寺牆壁上，題了這麼一首詩：
登門把酒飲神龍，拔劍狂歌氣似虹。甘處中流攔巨浪，恥居窮壑伴群峰。怒濤滾滾山河杳，落木蕭蕭宇宙空。不盡沅江東逝水，古今淘盡幾英雄。
那時，他已頗為「留心政治」，所以詩中透露出那雄心勃勃的氣概。
他的《往矣集》中的《苦學記》一文，也寫及小小年紀的政治抱負：
周佛海袁氏（引者註：指袁世凱）死後，內閣常常更動，一下子某甲入閣，一下子某乙入閣，在看報之餘，居然也想將來要入閣了。我們學校擴充，把附近的文昌閣，併入學校做宿舍。我因為常常想將來一定要入閣，替國家做事，所以和同學說到文昌閣去，便說「入閣」……主觀上雖然有這種氣概，客觀上上進發展的機會，可以說是絕對沒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顧茫茫！
一個極為偶然的機會，使他可以跳出那小小的縣城，遠走高飛，去闖大世面。那一天，成了他命運的騰飛點。他在《苦學記》中這麼敘述：
民國六年（引者註：即1917年）五月某日，照例返家，遇著山洪暴發，沅江水漲，不能渡河進城。於是在家住了四天，等著水退。那（哪）曉得我一生的命運，就在這四天決定了，而我還在鄉下，一點不知。等到到了學校，一個朋友對我說：「老周！你可以到日本留學去了，最近就動身。」我以為他是開玩笑。他說：「你不相信，我和你去見校長。」見了校長，果然是真！原來我有個同班的朋友，他的哥哥在東京，前一年把他叫到東京去了。他來信說東京生活程度並不貴，每年只要百五六十元，如果肯用功，一年之後，就可以考取官費。我的好友鄔詩齋便發起湊錢送我去……
父親早亡，周佛海告別老母遠行，口占一首詩：
溟濛江霧暗，寥落曙星稀。世亂民多散，年荒鬼亦亂。心傷慈母線，淚染舊征衣。回首風塵裡，中原血正飛。
他頭一回出遠門，和兩個同學同行。三個人不會講一句日語，居然也從上海來到了日本。經過短期補習日語，他考入了日本第一高等學校，獲得「官費」。在那裡，他開始從雜誌上讀到許多關於俄國革命的文章。
一年之後，預科畢業，他分發到鹿兒島的第七高等學校。
在風景如畫的鹿兒島，他在功課之餘，「專門只看社會主義的書籍」。他開始譯書，寫文章。「當時梁任公一派的人，在上海辦有《解放與改造》半月刊，我常常投稿，都登載出來，稿費非常豐富。這種稿費，大都寄回家養母，一部（分）拿來買書」。
就這樣，他開始鑽研社會主義學說，開始跟梁啟超（即梁任公）、張東蓀有了聯繫。
周佛海在他的《往矣集》的《扶桑笈影溯當年》一文中，十分詳細寫及他進入中國共產黨陣營的經過：
民國九年（引者註：1920年）夏天，決心回沅陵省母。……那晚得一到上海，便不能再往前進了。因為那時張敬堯督湘，我們的湘軍，群起驅張，戰事緊張，道路梗塞。……
既然不能回家，打算到杭州去玩玩。動身之前，去時事新報館訪張東蓀。他是《解放與改造》的主持人，我因為投稿的關係，和他常常通信。我到了報館，他還沒有到。……後來東蓀來了，卻談得非常投機。他們當時組織「共學社」，翻譯名著，請我也譯一本，我便擔任翻譯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
到西湖住在智果寺，每日除譯書、看書外，便和幾個朋友划船、登山……住了三個多星期，因為熱不可耐，仍舊回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張東蓀告訴我，陳仲甫（獨秀）要見我。仲甫本是北大教授，主辦《新青年》鼓吹新思想，為當時的當局所忌，所以棄職來滬，《新青年》也移滬出版。有一天我和張東蓀、沈雁冰，去環龍路漁陽裡二號，去訪仲甫。當時有第三國際代表俄人吳庭斯基（引者註：即維經斯基）在座。……
後來的情況，便如同本書第二章所描述的：維經斯基明確提出，希望組織中國共產黨。張東蓀不願加入。周佛海、沈雁冰同意加入。
這樣，周佛海便成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
周佛海曾在《扶桑岌影溯當年》中，談及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動機：
我為甚麼贊成組織共產黨，而且率先參加？第一，兩年來看到共產主義和俄國革命的書籍很多，對於共產主義的理想，不覺信仰起來；同時，對於中國當時軍閥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滿，而又為俄國革命所刺激，以為非消滅這些支配階級，建設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國。這是公的。第二，就是個人的動機，明人不做暗事，誠人不說假話，我決不隱瞞當時有個人的動機……當時所謂個人的動機，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Political Ambition。在一高的時候，正是巴黎和會的前後，各國外交家都大出鋒（風）頭。所以當時對於凡爾賽，非常神往，抱負著一種野心，將來想做一個折衝樽俎，馳騁於國際舞台，為國家爭光榮的大外交家。後來研究俄國革命史，又抱著一種野心，想做領導廣大民眾，推翻支配階級，樹立革命政權的革命領導者。列寧、特路茨基（引者註：即托洛茨基）等人物的印象，時縈腦際，輾轉反側，夙興夜寐，都想成這樣的人物。……
周佛海和施存統，實際上都是在上海加入了共產主義小組，然後去日本的。他倆在日本組成了一個小組。
周佛海還曾回憶：
回到鹿兒島之後，除掉上課以外，仍舊是研究馬克斯（引者註：即馬克思）、列寧等著述，和發表論文。同時，我想要領導群眾，除卻論文，最要緊的是演說。所以料合十幾個中國同學，組織了一個講演會，每禮拜講演一次。練習演說。當時同學都說我有演說天才，說話很能動人。我聽了這些獎勵，越加自命不凡，居然以中國的列寧自命。現在想起來，雖覺可笑，但是在青年時代，是應該有這樣自命不凡的氣概的。……
1920年周佛海加入中國共產黨之際，不過二十三歲，是一大群熱血青年中的一個。然而，他的政治野心，他的領袖慾，卻為他後來改弦更張、叛離中國共產黨預伏下了思想之根……
[1]施存統：《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載《共產主義小組》（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