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暑假旅行團」住進博文女校

1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樓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來了九個臨時寓客。樓下女學校，因為暑假休假，學生教員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靜得很，只有廚役一人，弄飯兼看門。他受熟人的委託，每天做飯給樓上的客人吃，並照管門戶。不許閒人到書房裡去，如果沒有他那位熟人介紹的話。他也不知道樓上住的客人是什麼人，言語也不十分聽得懂，因為他們都不會說上海話，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還有的說北方話。……

這是1936年第7卷第4、5期合刊《共產國際》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的開頭一段。篇名為《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作者陳潭秋。

此文用俄文發表。當時，作者在蘇聯莫斯科，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十五週年而作。

這是早期的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大」的紀念文章，頗有史料價值。但是，此文在解放後才被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們發現，譯成中文，刊載於《黨史研究資料》。為了譯成「7月下半月」還是「7月底」，譯者頗費了一番工夫——因為當時流傳甚廣的說法是7月1日召開中國共產黨「一大」。

陳潭秋文章中提及的那「九個臨時寓客」，據稱是「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

其實，這個「旅行團」如陳潭秋所寫的：

「這些人原來就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為了正式組織共產黨，約定到上海來開會。」

那「九個臨時寓客」，是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劉仁靜、包惠僧、張國燾。包惠僧剛到上海那天，是住在漁陽裡二號，張國燾叫他搬到博文女校去。

張國燾常在博文女校，有時也睡在那裡，但他在上海還另有住處。

「二李」住在上海自己家中。陳公博帶著太太來，住在大東旅社。

博文女校雖說是學校，其實不大，相當於三上三下的石庫門房子。坐落在法租界白爾路三九八號（後改蒲柏路，今太倉路一二七號）。也是一幢青紅磚相間的二層房子，典雅大方，屋裡紅漆地板。這所學校不過百把個學生。

博文女校怎麼會成為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們的「招待所」呢？

原來，「二李」都與這所學校校長頗熟。

傅文女校校長黃紹蘭，早年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學堂。辛亥革命後，黃興出任南京留守處主任，黃紹蘭曾在黃興手下工作。1917年，黃紹蘭來上海，擔任博文女校校長，聘請黃興夫人徐宗漢為董事長。黃紹蘭的丈夫黃侃，字季剛，是北京大學文學系教授。

黃紹蘭、黃侃都是湖北人，與李漢俊有著同鄉之誼。

李漢俊的嫂嫂——李書城的續絃薛文淑，當時便是博文女校的學生。李書城、李漢俊都與黃紹蘭校長相熟。博文女校離望志路李公館不過一站路而已。

李達的那位個子嬌小的妻子王會悟，當過黃興夫人徐宗漢的秘書，而徐宗漢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長。李達也與黃紹蘭認識。

黃紹蘭的家，也住在博文女校裡。時值暑假，學校空著。當黃紹蘭聽王會悟說：「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要借此住宿，一口就答應下來——這不光因為黃紹蘭與「二李」有友誼，而且她的丈夫也是北大的。

旅行團陸陸續續到達了。董必武先在湖北善後公會住了些日子。毛澤東在博文女校住了幾天之後，看樣子代表們一下子還到不齊，便到杭州、南京跑了一圈。直到陳公博抵滬，那「九個臨時寓客」才都住進博文女校。

據包惠僧回憶：

當街的兩間中靠東的一間是張國燾、周佛海和我住。張國燾也不常住在這裡，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鄧中夏到重慶參加暑期講習會路過上海，也在這間住了幾天，靠西的後面一間是王盡美、鄧恩銘住，毛澤東是住在靠西的一間。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個人住。……除了毛澤東是睡在一個單人的板床是兩條長凳架起來的，我們都是一人一張蓆子睡在地板上，靠東一邊的幾間房屋當時是空著的。[1]

付了兩個月的租金，只住了20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黃兆蘭（引者註：應為黃紹蘭）校長接洽的。在署假中僅有一個學生，房子很多，學校裡沒有什麼人，很清靜。我們住的是樓上靠西的三間前樓。[2]

就在最後一位代表陳公博來到上海的翌日，即7月22日，在博文女校樓上開過一次碰頭會——包惠僧說「像是預備會」，而陳潭秋則稱之為「開幕式」。

包惠僧在他的回憶錄中說：

在大會開會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間房子內商量過一次（像是預備會），並不是全體代表都參加，我記得李漢俊、張國燾、李達、劉仁靜、陳潭秋、周佛海和我都參加了，其餘的人我記不清楚。李達也把王會悟帶來了，我們在裡間開會，她坐在外間的涼台上。

陳潭秋則在他1936年發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中寫道：

7月底大會開幕了，大會組織非常簡單，只推選張國燾同志為大會主席，毛澤東同志與周佛海任記錄。就在博文女校樓上舉行開幕式……